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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历史上，有一个组织——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而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蒋介石一提及此人，牙就发酸；戴笠一听说这个人露面了，第一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汪精卫体内的子弹就是王亚樵派去的杀手射中的；连上海滩的“大佬”黄金荣、杜月笙遇上这位“暗杀之王”，都绕着道儿走……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他是赫赫有名的“斧头帮”头领，拥有数千门徒。因出身贫寒，他同情劳苦大众，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以革命者自居。遗憾的是，王亚樵脑子里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江湖义气，为了寻找出路，为了朋友义气，他常常用暴力和暗杀的手段去对抗社会、对抗权贵。
在上海滩“砍”出一片天
1887年6月，王亚樵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普通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年轻气盛的他在安徽都督、老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勉励下，雄心勃勃地组织过地方武装；后又加入“中国社会党”，在上海接触到“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并和其中的几个激进分子组织了“安那其学会暗杀小组”；他还随柏文蔚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参加过“二次讨袁”运动……
种种尝试失败后，穷困潦倒的王亚樵，在柏文蔚的支持下，接管了上海“安徽同乡会馆”，生活才算安定下来。这期间，王亚樵深深体会到上海劳工的辛酸，成立了“安徽旅沪劳工会”。王亚樵买来100多把斧头，组成“斧头队”，为饱受欺压盘剥的劳工撑腰出气。只要哪个工会会员被资本家或地痞流氓欺负了，他的“斧头队”就一拥而去，或砍或杀，异常凶猛。他们高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普通人都避而远之，连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也惧其几分。王亚樵的“斧头队”在上海“砍”出了一片天地，拜在他之下的门徒越来越多，会员达十几万，门徒增加到数千人。
1923年11月，王亚樵受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川之托，暗杀了盘踞在上海的直系亲信——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得到了卢永祥的赏识。卢永祥除赠给他重金外，还委任他为浙江别纵队司令，把湖州地区划给他做据点，让他招兵买马，练兵备战。
王亚樵欣喜若狂，立即把总工会丢给几个手下管理，自己带着其他部下到了湖州。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当时正在江山县自任保安乡自卫团团长，被王亚樵招了进来，任命为纵队长。而后来成为“西北王”的胡宗南，以及投奔了冯玉祥的方振武、余亚农等人也加入了别动队，成为纵队长。他们与王亚樵交往甚密，结拜成了把兄弟。
被蒋介石看中
1925年，卢永祥兵败，通电下野，王亚樵部只好解散。戴笠、胡宗南等各自回乡后不久，便报考了黄埔军校，王亚樵返回上海。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几个拜把兄弟日后却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对头。
在上海，王亚樵重操旧业，他率人暗杀了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还有与柏文蔚作对的安徽建设厅厅长张秋白，并和杜月笙的门徒争夺江轮。王亚樵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作派，深得柏文蔚等国民党内部西南派人士的赏识，因此被邀加入西南派在上海成立的秘密反蒋组织。此后，王亚樵带领门徒多次策划暗杀蒋介石、宋子文，均因戒备森严未能得手。
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得知日军驻上海的指挥官白川大将，于4月29日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园，为日本天皇诞辰举行盛大“庆功”会，国人无不气愤。十九路军总指挥陈铭枢更是气得拍桌子大骂。他亲自跑到上海，让王亚樵破坏此次大会。由于日军规定，此次大会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不得入内。王亚樵便联络了原“安那其学会”成员中流亡上海的朝鲜独立党党人安昌浩等三人。请他们携定时炸弹混入会场。
4月29日那天，安昌浩等人把定时炸弹装在暖水瓶里，带入会场，放在了讲台桌下，迅速离去。两分钟后，炸弹爆炸，日席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飞了一条腿，白川重伤后死在了医院，其他十几名日本文武官员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喜讯传来，人心大快，南京政府官员也深受鼓舞。蒋介石对此事极为关注。他立即派刚刚担任特务处头子的戴笠去了解内情。戴笠很快就了解到：此事系王亚樵所为。蒋介石觉得王亚樵干了政府官员所不能干的事，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蒋介石急于把王亚樵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先后派戴笠、胡宗南等人去拉拢、收买王亚樵。王亚樵担心自己曾多次暗杀蒋、宋之事被查明，便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认为他不识抬举，非常气愤。不久，王亚樵的几个门徒被捕，供出了他曾策划暗杀蒋、宋未果之事。蒋介石怒不可遏，立即命令戴笠缉拿王亚樵。王亚樵不得不混上了开往香港的货轮，逃离戴笠的追捕。
刺杀汪精卫
1935年，王亚樵和部分门徒聚集香港，在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继续酝酿暗杀蒋介石以及汪精卫等政府首脑人物的计划。王亚樵认为，可以在南京设立一个通讯社，以记者的身份去调查蒋介石等人的行踪。他派得意门徒华克之负责，带领孙凤鸣、张玉华等人前往南京，申办“晨光通讯社”。
同年10月，得知国民党将于11月1日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他们认为这是刺杀蒋介石、汪精卫的大好时机。孙凤鸣主动要求承担此次刺杀任务。华克之即让张玉华以“晨光通讯社”的名义去申请六中全会的记者出入证，他自己负责善后工作。11月1日，孙风鸣以记者身份进入了中央党部大院，只见汪精卫率中央委员们在礼堂大门口合影留念，可是却不见他要刺杀的主要对象——蒋介石。
原来，委员们开完会走出礼堂，准备合影时，蒋介石见记者蜂拥而上，不悦地退回了礼堂。汪精卫曾返回礼堂去催请，蒋介石谎称身体不适，汪精卫只好返回，率委员们合影。孙风鸣见蒋介石没有露面，委员们合影后开始走动，就毫不犹豫地举枪射向汪精卫。汪精卫连中三枪倒地；孙风鸣电被卫士开枪击倒在地，当晚便死在了医院。事发后，蒋介石非常气愤，把戴笠叫去大骂一顿，命他三天内查出线索。戴笠几经周折，终于抓到了张玉华。在特务们的严刑拷打下，张玉华供出了王亚樵、华克之等人，而且说出此次刺杀的对象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气急败坏，命戴笠速速缉拿王亚樵。
王亚樵初到香港时，胡汉民曾请香港总督关照他，说他是反蒋人士，不是刑事犯。刺汪案件发生后，大批特务涌到了香港。香港情报处立即告知王亚樵，让他谨慎行事，所以特务们在香港多日，也未能找到王亚樵的行踪。戴笠情急之下，亲自带人赴港。因为走得匆忙，他随身携带的两支手枪没有办理入港携带证，所以一下飞机，就被香港情报处在旅馆里拘禁了3天，直到南京政府把公文送来，才得以释放。
戴笠受此侮辱，羞愤交加，发誓要干掉王亚樵。此时，—个叫陈 亦川的特务混到了王亚樵身边。成为他的门徒。陈亦川先是打听到王亚樵妻子的胞弟在香港开了个“茂源绸布庄”，他便常常化了妆在绸布庄附近转悠。一天，王亚樵等人去绸布庄阁楼上开会，陈亦川立即报告香港警察局，谎称一伙匪徒在绸布庄聚会，要求协助拘捕。当警察们冲进绸布庄时，王亚樵听见楼下掌柜大喊：“站住!站住!你们要干什么?”便立即飞身越窗跳到了阁楼外面的房顶上。警察破门而入，将他的亲信余立奎等人抓捕。
戴笠得知后，指控余立奎等人曾是上海斧头帮人，专门做暗杀绑票的勾当，要求以刑事犯引渡。当时中英双方正在大谈“中英友善”，英国政府便电令香港总督将杂立奎引渡，并协助逮捕、引渡王亚樵。王亚樵万般无奈，只好带部分亲信逃往西南派人士李济深的老家——广西梧州。
余立奎被捕后，他的夫人余婉君常去探监。余婉君年轻貌美，又酷爱跳舞。陈亦川暗地跟踪她，还给她送礼、送钱，企图打听王亚樵的去处。余婉君一直很尊重王亚樵，怎么都不肯说。这时，远在南京的戴笠设计了一出“戏”，他让特务混进监狱，与余立奎关在一起，故意造谣说余婉君和王亚樵有染：
看余立奎正在气头上，陈亦川便“热心”劝说余婉君去探监，余立奎一见她就破口大骂“不要脸”。还给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踢了出来。余婉君委屈地伏地大哭，躲在暗处的陈亦川立即上前相劝。另一位特务更是装好人：“余先生对你有误会。他听人说，你在外面与王亚樵关系暧昧，所以很生气!”一旁的警官说：“你看，你要是说出王亚樵的地址，抓住他，你丈夫就没事了，你不也就证明了你的清白?”
余婉君知道特务们是想套她的话，便连连摇头说不知道王亚樵的地址。陈亦川陪她回家后又一再劝她说：“蒋介石是爱惜人才的，绝不会杀他。抓到他后，开导开导他，日后还会重用他。”
头脑简单的余婉君半信半疑地问：“他们真的不会杀他?”
陈亦川装着十分认真的样子说：“这谁还骗你?我在军统里认识的朋友不少，他们都这么说。”
余婉君信以为真，说出了王亚樵在梧州。陈亦川立即和十几个特务，带着余婉君去了梧州。
余婉君通过李济深找到了王亚樵。她抱着孩子向王亚樵哭诉：“立奎被判了死刑，我们母子在香港生活不下去了，望您容我们母子住在这里，也好有个依靠。”
王亚樵见状，立即答应，并马上派人给她租了房子。余婉君说，过几天，她打算让佣人张妈去南京看望丈夫。王亚樵毫无疑心地说：“到时候我写个条子，让她设法转交给立奎。”
1936年10月20日，李济深请王亚樵吃晚饭。余婉君找到李家对王亚樵说：“张妈(佣人)明天就去南京。”夜幕刚刚降临，王亚樵等告辞回家，走到半路上，他突然想起要让余婉君带字条的事，便独自去了余家。不料刚一进门，躲在门后的特务立即往他脸上撒了把石灰，一拥而上，想活捉王亚樵。
可王亚樵绝非等闲之辈，他臂力过人，虽然眼睛被迷住了，但手脚还是不停地挥舞，与特务搏斗起来。特务不是他的对手，慌忙掏抢射击，王亚樵当场毙命。这位名震一时的上海“暗杀大王”，就这样死在了军统特务的枪口下，终年49岁。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他是赫赫有名的“斧头帮”头领，拥有数千门徒。因出身贫寒，他同情劳苦大众，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以革命者自居。遗憾的是，王亚樵脑子里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江湖义气，为了寻找出路，为了朋友义气，他常常用暴力和暗杀的手段去对抗社会、对抗权贵。
在上海滩“砍”出一片天
1887年6月，王亚樵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普通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年轻气盛的他在安徽都督、老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勉励下，雄心勃勃地组织过地方武装；后又加入“中国社会党”，在上海接触到“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并和其中的几个激进分子组织了“安那其学会暗杀小组”；他还随柏文蔚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参加过“二次讨袁”运动……
种种尝试失败后，穷困潦倒的王亚樵，在柏文蔚的支持下，接管了上海“安徽同乡会馆”，生活才算安定下来。这期间，王亚樵深深体会到上海劳工的辛酸，成立了“安徽旅沪劳工会”。王亚樵买来100多把斧头，组成“斧头队”，为饱受欺压盘剥的劳工撑腰出气。只要哪个工会会员被资本家或地痞流氓欺负了，他的“斧头队”就一拥而去，或砍或杀，异常凶猛。他们高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普通人都避而远之，连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也惧其几分。王亚樵的“斧头队”在上海“砍”出了一片天地，拜在他之下的门徒越来越多，会员达十几万，门徒增加到数千人。
1923年11月，王亚樵受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川之托，暗杀了盘踞在上海的直系亲信——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得到了卢永祥的赏识。卢永祥除赠给他重金外，还委任他为浙江别纵队司令，把湖州地区划给他做据点，让他招兵买马，练兵备战。
王亚樵欣喜若狂，立即把总工会丢给几个手下管理，自己带着其他部下到了湖州。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当时正在江山县自任保安乡自卫团团长，被王亚樵招了进来，任命为纵队长。而后来成为“西北王”的胡宗南，以及投奔了冯玉祥的方振武、余亚农等人也加入了别动队，成为纵队长。他们与王亚樵交往甚密，结拜成了把兄弟。
被蒋介石看中
1925年，卢永祥兵败，通电下野，王亚樵部只好解散。戴笠、胡宗南等各自回乡后不久，便报考了黄埔军校，王亚樵返回上海。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几个拜把兄弟日后却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对头。
在上海，王亚樵重操旧业，他率人暗杀了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还有与柏文蔚作对的安徽建设厅厅长张秋白，并和杜月笙的门徒争夺江轮。王亚樵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作派，深得柏文蔚等国民党内部西南派人士的赏识，因此被邀加入西南派在上海成立的秘密反蒋组织。此后，王亚樵带领门徒多次策划暗杀蒋介石、宋子文，均因戒备森严未能得手。
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得知日军驻上海的指挥官白川大将，于4月29日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园，为日本天皇诞辰举行盛大“庆功”会，国人无不气愤。十九路军总指挥陈铭枢更是气得拍桌子大骂。他亲自跑到上海，让王亚樵破坏此次大会。由于日军规定，此次大会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不得入内。王亚樵便联络了原“安那其学会”成员中流亡上海的朝鲜独立党党人安昌浩等三人。请他们携定时炸弹混入会场。
4月29日那天，安昌浩等人把定时炸弹装在暖水瓶里，带入会场，放在了讲台桌下，迅速离去。两分钟后，炸弹爆炸，日席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飞了一条腿，白川重伤后死在了医院，其他十几名日本文武官员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喜讯传来，人心大快，南京政府官员也深受鼓舞。蒋介石对此事极为关注。他立即派刚刚担任特务处头子的戴笠去了解内情。戴笠很快就了解到：此事系王亚樵所为。蒋介石觉得王亚樵干了政府官员所不能干的事，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蒋介石急于把王亚樵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先后派戴笠、胡宗南等人去拉拢、收买王亚樵。王亚樵担心自己曾多次暗杀蒋、宋之事被查明，便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认为他不识抬举，非常气愤。不久，王亚樵的几个门徒被捕，供出了他曾策划暗杀蒋、宋未果之事。蒋介石怒不可遏，立即命令戴笠缉拿王亚樵。王亚樵不得不混上了开往香港的货轮，逃离戴笠的追捕。
刺杀汪精卫
1935年，王亚樵和部分门徒聚集香港，在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继续酝酿暗杀蒋介石以及汪精卫等政府首脑人物的计划。王亚樵认为，可以在南京设立一个通讯社，以记者的身份去调查蒋介石等人的行踪。他派得意门徒华克之负责，带领孙凤鸣、张玉华等人前往南京，申办“晨光通讯社”。
同年10月，得知国民党将于11月1日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他们认为这是刺杀蒋介石、汪精卫的大好时机。孙凤鸣主动要求承担此次刺杀任务。华克之即让张玉华以“晨光通讯社”的名义去申请六中全会的记者出入证，他自己负责善后工作。11月1日，孙风鸣以记者身份进入了中央党部大院，只见汪精卫率中央委员们在礼堂大门口合影留念，可是却不见他要刺杀的主要对象——蒋介石。
原来，委员们开完会走出礼堂，准备合影时，蒋介石见记者蜂拥而上，不悦地退回了礼堂。汪精卫曾返回礼堂去催请，蒋介石谎称身体不适，汪精卫只好返回，率委员们合影。孙风鸣见蒋介石没有露面，委员们合影后开始走动，就毫不犹豫地举枪射向汪精卫。汪精卫连中三枪倒地；孙风鸣电被卫士开枪击倒在地，当晚便死在了医院。事发后，蒋介石非常气愤，把戴笠叫去大骂一顿，命他三天内查出线索。戴笠几经周折，终于抓到了张玉华。在特务们的严刑拷打下，张玉华供出了王亚樵、华克之等人，而且说出此次刺杀的对象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气急败坏，命戴笠速速缉拿王亚樵。
王亚樵初到香港时，胡汉民曾请香港总督关照他，说他是反蒋人士，不是刑事犯。刺汪案件发生后，大批特务涌到了香港。香港情报处立即告知王亚樵，让他谨慎行事，所以特务们在香港多日，也未能找到王亚樵的行踪。戴笠情急之下，亲自带人赴港。因为走得匆忙，他随身携带的两支手枪没有办理入港携带证，所以一下飞机，就被香港情报处在旅馆里拘禁了3天，直到南京政府把公文送来，才得以释放。
戴笠受此侮辱，羞愤交加，发誓要干掉王亚樵。此时，—个叫陈 亦川的特务混到了王亚樵身边。成为他的门徒。陈亦川先是打听到王亚樵妻子的胞弟在香港开了个“茂源绸布庄”，他便常常化了妆在绸布庄附近转悠。一天，王亚樵等人去绸布庄阁楼上开会，陈亦川立即报告香港警察局，谎称一伙匪徒在绸布庄聚会，要求协助拘捕。当警察们冲进绸布庄时，王亚樵听见楼下掌柜大喊：“站住!站住!你们要干什么?”便立即飞身越窗跳到了阁楼外面的房顶上。警察破门而入，将他的亲信余立奎等人抓捕。
戴笠得知后，指控余立奎等人曾是上海斧头帮人，专门做暗杀绑票的勾当，要求以刑事犯引渡。当时中英双方正在大谈“中英友善”，英国政府便电令香港总督将杂立奎引渡，并协助逮捕、引渡王亚樵。王亚樵万般无奈，只好带部分亲信逃往西南派人士李济深的老家——广西梧州。
余立奎被捕后，他的夫人余婉君常去探监。余婉君年轻貌美，又酷爱跳舞。陈亦川暗地跟踪她，还给她送礼、送钱，企图打听王亚樵的去处。余婉君一直很尊重王亚樵，怎么都不肯说。这时，远在南京的戴笠设计了一出“戏”，他让特务混进监狱，与余立奎关在一起，故意造谣说余婉君和王亚樵有染：
看余立奎正在气头上，陈亦川便“热心”劝说余婉君去探监，余立奎一见她就破口大骂“不要脸”。还给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踢了出来。余婉君委屈地伏地大哭，躲在暗处的陈亦川立即上前相劝。另一位特务更是装好人：“余先生对你有误会。他听人说，你在外面与王亚樵关系暧昧，所以很生气!”一旁的警官说：“你看，你要是说出王亚樵的地址，抓住他，你丈夫就没事了，你不也就证明了你的清白?”
余婉君知道特务们是想套她的话，便连连摇头说不知道王亚樵的地址。陈亦川陪她回家后又一再劝她说：“蒋介石是爱惜人才的，绝不会杀他。抓到他后，开导开导他，日后还会重用他。”
头脑简单的余婉君半信半疑地问：“他们真的不会杀他?”
陈亦川装着十分认真的样子说：“这谁还骗你?我在军统里认识的朋友不少，他们都这么说。”
余婉君信以为真，说出了王亚樵在梧州。陈亦川立即和十几个特务，带着余婉君去了梧州。
余婉君通过李济深找到了王亚樵。她抱着孩子向王亚樵哭诉：“立奎被判了死刑，我们母子在香港生活不下去了，望您容我们母子住在这里，也好有个依靠。”
王亚樵见状，立即答应，并马上派人给她租了房子。余婉君说，过几天，她打算让佣人张妈去南京看望丈夫。王亚樵毫无疑心地说：“到时候我写个条子，让她设法转交给立奎。”
1936年10月20日，李济深请王亚樵吃晚饭。余婉君找到李家对王亚樵说：“张妈(佣人)明天就去南京。”夜幕刚刚降临，王亚樵等告辞回家，走到半路上，他突然想起要让余婉君带字条的事，便独自去了余家。不料刚一进门，躲在门后的特务立即往他脸上撒了把石灰，一拥而上，想活捉王亚樵。
可王亚樵绝非等闲之辈，他臂力过人，虽然眼睛被迷住了，但手脚还是不停地挥舞，与特务搏斗起来。特务不是他的对手，慌忙掏抢射击，王亚樵当场毙命。这位名震一时的上海“暗杀大王”，就这样死在了军统特务的枪口下，终年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