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经济学从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观点纷争，应是学术争鸣的应有之义。这些论争，如果卷入风云莫测的政治斗争或人事诬陷中，加上旁观者的误读甚至搅和，正常的学术争鸣，亦会变色，蜕变为名利场的角斗。
温和之战：门户之见与学术争鸣
在第一代经济学人，因为时逢百废俱兴，个人的学术发展与单位的地位挂钩，服从组织，服务大局，基本抑制了经济学家内争的可能。真有价值的经济学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学术开阔地，即使争论，多是改革的声音与保守的声音之间的交锋。私人名利与恩怨，在其间基本不太突出。
在第二代经济学家，因学术的争论而导致彼此感情的疏离现象，开始出现。大经济学家成为改革的英雄，他们亦成为日益发达的媒体宠儿。大众舆论的加入，使得这种学术辩论容易走火伤人。
吴敬琏与厉以宁的学术纷争是经济界人尽皆知的事情。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最早发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时厉以宁认为企业改制势在必托吴敬琏则认为应优先考虑价格改革。2001年2月，由于对股票市场的状况和发展看法不同，两人的矛盾白热化，引发了一场为国人所瞩目的争论。自此，两人争论不断，甚至鲜少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
尽管事后，吴敬琏表示，为了维护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大家都有责任维护一种不用意见争论的氛围。厉以宁亦公开表示：“我和吴敬琏有过几次争论，其实我们俩关系挺好的。我们俩是高中同学，我们俩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但至为惋惜的是，这种不能成为朋友的学术论争，还是被外界解读为两人不和的原因。
孙冶方是我国老资格的经济学人，他执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时，先后将吴敬琏、董辅礽招至麾下。“先生生前说他与这位经济学家从无宿怨，改革前的困难年代相互还帮过一点小忙。”董辅礽的得意弟子华生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将他与师傅的共同“论敌”——吴敬琏，称为“这位经济学家”。华生曾因双规制度增量渐进改革论与吴敬琏为代表的综合配套改革派发生过唇枪舌剑。
在华生看来，恩师最为看重的中国证券市场，在2000底、2001年初遭遇了吴敬琏的痛击。董辅礽的“婴儿论”与吴敬琏的“赌场论”针锋相对。华生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认为这次争论，“第一次把道德、良心、利益映射和大众情绪带进独立的学术研讨和争论，从而使得独立的学术研究和讨论没办法正常进行下去。”董辅礽与吴敬琏的学术分歧，因参与者的情感因素，旁观者的误读，最终伤害了论争双方的私人关系。董辅礽与厉以宁，萧灼基向来交好。他们经常出门结伴调研，厉以宁萧灼基亦是董辅初的弟子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常客。董辅初去世后，两人均写文悼念。厉以宁也是董辅礽追思会积极的召集人。
在第三代经济学家中，关于价格双轨制理论的第一发明者，出现了过多个版本，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华生、张维迎、罗小朋均卷入纷争。在2011年11月26日的颁奖致辞中，华生反复强调这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想法完全是在会议上通宵达旦碰撞出来的。”张维迎则如此追述：“大概在莫干山会议之前的4个多月，在莫干山会议之前，我有了(价格双轨制)第二稿，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公开的刊物。”
其实，排除学术上的纷争，张维迎和华生，在师承上还有源渊。张维迎在西北大学的硕士导师何炼成是武汉大学张培刚的高足，而华生的恩师董辅礽亦是张培刚的门生。张培刚在武汉大学先后培养出董辅礽曾启贤、何炼成等。董辅视门生成名者众，而曾启贤又培养出邹恒甫、杨再平等一流学者：何炼成领导下的偏居一方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居然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享有“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美誉。当时经济学界许多重量级人物都与武汉大学有着或显或隐的关系，一时圈内有“武大学派”之称。
尽管是师承有关系，但抵挡不住利益与声名的利剑。与张维迎同是张培刚弟子的弟子邹恒甫就曾因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辞退，在博客上破口大骂时任院长的张维迎。
致命之战：学术评价体系之异见
经历了大破大立、英雄辈出的1980年代，经济学家的论争基本被纳入更学术的轨道，他们开始走下“神殿”，被动或主动地还原为更纯粹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一历程伴随着时代阵痛，但昔日的“英雄”随时有被枪挑下马的“惊吓”。关于经济学人的评价体系，遭遇前所惟有的险情。在武汉大学教授邹恒甫眼里，这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中国经济学大家，“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他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在他的学术评价体系里，国际一流学术期刊才是展示实力的舞台。
2005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北京某媒体上发表“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观点后，引起媒体强烈关注。面对批评，经济学家集体沉默。
论及对经济学家之间的直言批评，《经济学消息报》创办人高小勇提及这样一件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与吴敬琏在一个市场化改革方案设计组的才子刘吉瑞，从英国普茨茅斯给高小勇传真来一篇稿子。刘在文章中感慨“在中国当个经济学家，比当木匠容易”。当时高小勇很喜欢这篇文章，打电话给樊纲。樊纲的回答却是：谨慎些，中国经济学进步需要一个过程。
第一代与第二代经济学家，因关注改革热点问题，身处体制内，影响决策，往往被大众定格为“庙堂”经济学家。而新成长起来的第四代经济学家们，往往以学术的深度、在一流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来与第二代、第三代经济学家论衡。这些很早吮吸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后来者往往“不服”或“轻视”前辈经济学家。
这种对于经济学家的重估浪潮，开始挑战一个传统定论：经济学家的价值，在于现实的参与度，学说的“经世致用”性。但无论如何，在新的评价体系面前，有的经济学家开始了默默自省，更多地关注自我的学术创新。
艰难之战：为“道德”与“良心”交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市场经济起步与高速发展的时代，公平与效率成为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国退民进”、产权改革等论战中，道德与良心、公正与良知，成为批评者娴熟使用的词汇。这一阶段中，郎成平持续处于旋涡之中，这个郎旋风，先后与中国经济学界大腕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交过手。
如果说这些发生在顶级经济学家之间的裂隙，大致诱因是学术观点的差异与名利的纷争，那么在媒体发达时代，大众对顶级经济学家的围观与批判，则发酵了经济学界最为复杂的唾沫狂欢。一时间，追求学术独立与营造健康的学术氛围，亦被知识界一再呼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一度生气地说，经济学界不算健康的争论风气让他开始怀念多年前关于改革细节的争辩，和“不争论”、“多实践” 的日子。
樊纲的宽厚和理性一直给予高小勇很深的印象。“说樊纲理性、懂科学，是因为他是最早提出把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分开的经济学家。”樊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在《经济学消息报》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直到如今都争议不休的观点：经济学和道德无关。高小勇认为这一观点，有助于在一个有着感情用事传统的国度里，充分理解经济学的科学实质。
在财经作家苏小和看来，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唯有周其仁挨骂最少。“当茅于轼、张维迎，甚至还有吴敬琏被各路人马破口大骂之时，周其仁却在各种场合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林毅夫被人们讥笑为“政府御用经济学家”，而当周其仁接替林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掌门人之位时，却被人们评价为，“周将会为这所高级别的经济研究机构带去真正独立的学术之风”。
“周其仁之所以能不陷入大众的谩骂声中，是因为他一方面将自己的言论场域仅仅锁定在学院经济学之内，他的文章之专业、学问之严谨，一般不围绕大众关心的经济热点问题作惊人之语。另一方面，听过周先生演讲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控制力，他的演讲从不大声呼喊；句子在某种有意克制的节奏和氛围中娓娓说出，目光凝聚，脸面生动，在有形无形之间感染受众”。这涉及到书斋学术与庙堂学术的问题，同时又牵扯个人的做学术的姿态、传播学问的方式。
媒体的发达，让经济学家群体出现明显分野。一类更加专业性，走向书斋，看重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这类经济学家强调学术独立与学术的国际性，譬如邹恒甫。他们基本财务独立，不迷恋各种论坛与商界活动，沉潜于学术教育与研究；一类是明星式学者。他们善于针对社会热点问题，接受媒体访问：频繁穿梭于各种活动，曝光率奇高，亦被评价为“媒体经济学家”，譬如郎咸平；最为大众诟病的则是任职于各类商业机构的经济学家，他们常被讥讽为利益集团的“帮凶”。
恒久议题：庙堂之争与学术独立
至于学术独立，在毛振华看来，其实，身处“庙堂”，如果违背自己的理论良知，追风、骑墙，肯定不会有杰出成就。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项的颁布，正是证明了三代经济学家关注现实、坚持真理的学术勇气和人格操守。
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家，从董辅礽、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华生、邹恒甫，或因学术或因人事改革或因个人性情、修养，沉人际关系泥沼。学术是非，可以时间来检验，而名利是非，恐怕终生无解。为政策背书，为利益集团代言，在权力与商业轮番侵蚀的时代，经济学家继续走向分化，似乎不可避免。学术自由与思想独立，仍是中国经济学家常读常新的必修课。
“老一辈经济学家，人和人之间很熟，一起共事过，各有各的观点，个人之间，经过那么长的社会矛盾，有各种交集，也有分歧，但最终都参与进来，也不容易。”毛振华说，开始吴敬琏和刘国光老师对他们的邀请，基本保持沉默，“现在他们都是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委会的名誉主席，这也反映出他们学术大家的胸怀。”
在毛振华等董门弟子看来，董辅礽经济学发展基金会联合高校学术机构，创设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就是要弘扬学术民主，不论你对谁的学术观点有意见，对不起，你只有一票：你对谁有成见，在两百多票中，永远只是少数。经济学这么大的学科，观点纷争是正常的，落实到评奖上，关键是要公平公正。”
温和之战：门户之见与学术争鸣
在第一代经济学人，因为时逢百废俱兴，个人的学术发展与单位的地位挂钩，服从组织，服务大局，基本抑制了经济学家内争的可能。真有价值的经济学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学术开阔地，即使争论，多是改革的声音与保守的声音之间的交锋。私人名利与恩怨，在其间基本不太突出。
在第二代经济学家，因学术的争论而导致彼此感情的疏离现象，开始出现。大经济学家成为改革的英雄，他们亦成为日益发达的媒体宠儿。大众舆论的加入，使得这种学术辩论容易走火伤人。
吴敬琏与厉以宁的学术纷争是经济界人尽皆知的事情。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最早发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时厉以宁认为企业改制势在必托吴敬琏则认为应优先考虑价格改革。2001年2月，由于对股票市场的状况和发展看法不同，两人的矛盾白热化，引发了一场为国人所瞩目的争论。自此，两人争论不断，甚至鲜少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
尽管事后，吴敬琏表示，为了维护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大家都有责任维护一种不用意见争论的氛围。厉以宁亦公开表示：“我和吴敬琏有过几次争论，其实我们俩关系挺好的。我们俩是高中同学，我们俩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但至为惋惜的是，这种不能成为朋友的学术论争，还是被外界解读为两人不和的原因。
孙冶方是我国老资格的经济学人，他执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时，先后将吴敬琏、董辅礽招至麾下。“先生生前说他与这位经济学家从无宿怨，改革前的困难年代相互还帮过一点小忙。”董辅礽的得意弟子华生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将他与师傅的共同“论敌”——吴敬琏，称为“这位经济学家”。华生曾因双规制度增量渐进改革论与吴敬琏为代表的综合配套改革派发生过唇枪舌剑。
在华生看来，恩师最为看重的中国证券市场，在2000底、2001年初遭遇了吴敬琏的痛击。董辅礽的“婴儿论”与吴敬琏的“赌场论”针锋相对。华生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认为这次争论，“第一次把道德、良心、利益映射和大众情绪带进独立的学术研讨和争论，从而使得独立的学术研究和讨论没办法正常进行下去。”董辅礽与吴敬琏的学术分歧，因参与者的情感因素，旁观者的误读，最终伤害了论争双方的私人关系。董辅礽与厉以宁，萧灼基向来交好。他们经常出门结伴调研，厉以宁萧灼基亦是董辅初的弟子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常客。董辅初去世后，两人均写文悼念。厉以宁也是董辅礽追思会积极的召集人。
在第三代经济学家中，关于价格双轨制理论的第一发明者，出现了过多个版本，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华生、张维迎、罗小朋均卷入纷争。在2011年11月26日的颁奖致辞中，华生反复强调这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想法完全是在会议上通宵达旦碰撞出来的。”张维迎则如此追述：“大概在莫干山会议之前的4个多月，在莫干山会议之前，我有了(价格双轨制)第二稿，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公开的刊物。”
其实，排除学术上的纷争，张维迎和华生，在师承上还有源渊。张维迎在西北大学的硕士导师何炼成是武汉大学张培刚的高足，而华生的恩师董辅礽亦是张培刚的门生。张培刚在武汉大学先后培养出董辅礽曾启贤、何炼成等。董辅视门生成名者众，而曾启贤又培养出邹恒甫、杨再平等一流学者：何炼成领导下的偏居一方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居然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享有“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美誉。当时经济学界许多重量级人物都与武汉大学有着或显或隐的关系，一时圈内有“武大学派”之称。
尽管是师承有关系，但抵挡不住利益与声名的利剑。与张维迎同是张培刚弟子的弟子邹恒甫就曾因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辞退，在博客上破口大骂时任院长的张维迎。
致命之战：学术评价体系之异见
经历了大破大立、英雄辈出的1980年代，经济学家的论争基本被纳入更学术的轨道，他们开始走下“神殿”，被动或主动地还原为更纯粹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一历程伴随着时代阵痛，但昔日的“英雄”随时有被枪挑下马的“惊吓”。关于经济学人的评价体系，遭遇前所惟有的险情。在武汉大学教授邹恒甫眼里，这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中国经济学大家，“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他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在他的学术评价体系里，国际一流学术期刊才是展示实力的舞台。
2005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北京某媒体上发表“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观点后，引起媒体强烈关注。面对批评，经济学家集体沉默。
论及对经济学家之间的直言批评，《经济学消息报》创办人高小勇提及这样一件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与吴敬琏在一个市场化改革方案设计组的才子刘吉瑞，从英国普茨茅斯给高小勇传真来一篇稿子。刘在文章中感慨“在中国当个经济学家，比当木匠容易”。当时高小勇很喜欢这篇文章，打电话给樊纲。樊纲的回答却是：谨慎些，中国经济学进步需要一个过程。
第一代与第二代经济学家，因关注改革热点问题，身处体制内，影响决策，往往被大众定格为“庙堂”经济学家。而新成长起来的第四代经济学家们，往往以学术的深度、在一流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来与第二代、第三代经济学家论衡。这些很早吮吸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后来者往往“不服”或“轻视”前辈经济学家。
这种对于经济学家的重估浪潮，开始挑战一个传统定论：经济学家的价值，在于现实的参与度，学说的“经世致用”性。但无论如何，在新的评价体系面前，有的经济学家开始了默默自省，更多地关注自我的学术创新。
艰难之战：为“道德”与“良心”交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市场经济起步与高速发展的时代，公平与效率成为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国退民进”、产权改革等论战中，道德与良心、公正与良知，成为批评者娴熟使用的词汇。这一阶段中，郎成平持续处于旋涡之中，这个郎旋风，先后与中国经济学界大腕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交过手。
如果说这些发生在顶级经济学家之间的裂隙，大致诱因是学术观点的差异与名利的纷争，那么在媒体发达时代，大众对顶级经济学家的围观与批判，则发酵了经济学界最为复杂的唾沫狂欢。一时间，追求学术独立与营造健康的学术氛围，亦被知识界一再呼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一度生气地说，经济学界不算健康的争论风气让他开始怀念多年前关于改革细节的争辩，和“不争论”、“多实践” 的日子。
樊纲的宽厚和理性一直给予高小勇很深的印象。“说樊纲理性、懂科学，是因为他是最早提出把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分开的经济学家。”樊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在《经济学消息报》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直到如今都争议不休的观点：经济学和道德无关。高小勇认为这一观点，有助于在一个有着感情用事传统的国度里，充分理解经济学的科学实质。
在财经作家苏小和看来，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唯有周其仁挨骂最少。“当茅于轼、张维迎，甚至还有吴敬琏被各路人马破口大骂之时，周其仁却在各种场合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林毅夫被人们讥笑为“政府御用经济学家”，而当周其仁接替林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掌门人之位时，却被人们评价为，“周将会为这所高级别的经济研究机构带去真正独立的学术之风”。
“周其仁之所以能不陷入大众的谩骂声中，是因为他一方面将自己的言论场域仅仅锁定在学院经济学之内，他的文章之专业、学问之严谨，一般不围绕大众关心的经济热点问题作惊人之语。另一方面，听过周先生演讲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控制力，他的演讲从不大声呼喊；句子在某种有意克制的节奏和氛围中娓娓说出，目光凝聚，脸面生动，在有形无形之间感染受众”。这涉及到书斋学术与庙堂学术的问题，同时又牵扯个人的做学术的姿态、传播学问的方式。
媒体的发达，让经济学家群体出现明显分野。一类更加专业性，走向书斋，看重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这类经济学家强调学术独立与学术的国际性，譬如邹恒甫。他们基本财务独立，不迷恋各种论坛与商界活动，沉潜于学术教育与研究；一类是明星式学者。他们善于针对社会热点问题，接受媒体访问：频繁穿梭于各种活动，曝光率奇高，亦被评价为“媒体经济学家”，譬如郎咸平；最为大众诟病的则是任职于各类商业机构的经济学家，他们常被讥讽为利益集团的“帮凶”。
恒久议题：庙堂之争与学术独立
至于学术独立，在毛振华看来，其实，身处“庙堂”，如果违背自己的理论良知，追风、骑墙，肯定不会有杰出成就。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项的颁布，正是证明了三代经济学家关注现实、坚持真理的学术勇气和人格操守。
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家，从董辅礽、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华生、邹恒甫，或因学术或因人事改革或因个人性情、修养，沉人际关系泥沼。学术是非，可以时间来检验，而名利是非，恐怕终生无解。为政策背书，为利益集团代言，在权力与商业轮番侵蚀的时代，经济学家继续走向分化，似乎不可避免。学术自由与思想独立，仍是中国经济学家常读常新的必修课。
“老一辈经济学家，人和人之间很熟，一起共事过，各有各的观点，个人之间，经过那么长的社会矛盾，有各种交集，也有分歧，但最终都参与进来，也不容易。”毛振华说，开始吴敬琏和刘国光老师对他们的邀请，基本保持沉默，“现在他们都是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委会的名誉主席，这也反映出他们学术大家的胸怀。”
在毛振华等董门弟子看来，董辅礽经济学发展基金会联合高校学术机构，创设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就是要弘扬学术民主，不论你对谁的学术观点有意见，对不起，你只有一票：你对谁有成见，在两百多票中，永远只是少数。经济学这么大的学科，观点纷争是正常的，落实到评奖上，关键是要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