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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之前，曾经有记者问黎是否有可能将广东的三大报业集团合并。黎马上回答这是一个“非常浪漫大胆的设像想”，但是如果上级有这一考虑并成立一个合并小组的话，“我会主动请缨担任合并小组组长”。
评点中国传媒30年得失成败。黎元江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
四年前，身为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他，因受贿罪而被判处12年徒刑。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他被认定为“1991年8月至2001年6月，被告人黎元江在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广州报社编委会总编辑、广州日报社社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3万元、美金1.9万元、港币1万元”。
正是在他的任上，广州日报成功实现了狂飙突进式的转型。从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转型为中国最赚钱的报纸。广州日报也在1996年成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一举开创了中国报业集团之路。
在广州日报的“鲶鱼效应”下，身处广州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三大报业集团相继发力，引领了中国报业改革先河。
知名作家张欣曾以那时广州报业竞争风云为素材写过一本畅销小说《深喉》，时至今日，三大报业集团竞争时发生的一幕幕传媒故事，就像是一出永远没有落幕的戏剧。而不论是小说还是现实生活中，黎元江都是那个红极一时的主角。
今天，身处广东省四会监狱，黎依然在坚持办报，他是监狱的优秀通讯员，负责报纸一版的评论，每个月能发10.5篇稿件。他仔细计算着自己每个月在狱中的发稿量，因为这关系到他的服刑积分与减刑。
办报的疯子
在没有从事报业工作之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78级大学生黎元江更多是以一个理论明星的姿态出现在广东政坛。
1985年到1986年间，黎元江与人利用业余时间合作撰写了章回体政论小说《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本普及政治读物糅合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特色，用演义的方法讲述社会主义运动史。此书出版后，吸引了包括时任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在内的很多人的注意。此书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也为作者赢得了“才子”声誉。
1991年，黎元江担任了广州日报总编辑，此时，他还不满40岁，行政级别属于厅局级干部，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媒体领军人。
据广州日报的老人讲，这时的广州日报衙门作风依然强烈，报纸的发行量不超过10万，固定资产在3000万左右，记者编辑队伍中一半人没有正规大学的文凭。
其实，这不单是当时广州日报的情况，当时中国的媒体大都如此。
黎元江入主广州日报后，很快就给这份党委机关报打上了黎氏烙印。他按照国际惯例建立总编辑直接控制下的“大编辑中心”，即集中的统编报纸几乎全部新闻版面的编辑部，将产业中的“质量”概念引入新闻的加工过程，保证了报纸一半以上的版面“当夜即拼”，大大提高了稿件的新鲜性。在办报业务中，黎元江还常年坚持评报、坚持剪报、坚持评好稿。
为改变报纸的人才结构，广州日报大举北上揽才，大把引入名牌高校的毕业生，其中不乏硕士、博士，每年年底，他都要飞到北京亲自游说大学生。
“他是办报的疯子”，一位当年的广州日报中层干部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作为总编辑的黎元江。“看报纸简直成了他的爱好。有的领导出国考察纯粹就是游玩，但他不一样，他是真正去看去想。”
为保证新闻的新鲜性，广州日报把报纸的截稿时间一再推迟，深夜一点多，黎元江亲自在编辑中心看大样。
此时的编辑部无比安静，编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一旦黎看到不满意的版面。当即“唰唰”撕掉，编辑必须马上回去重新拼版。
版面交付印刷厂后，一般就到了凌晨三点多，此时的黎元江依然精力旺盛，还会召集手下的中层干部们开会讨论业务。
更可怕的是当这些骨干回家刚刚喘息没几个小时，早晨七点多又会接到黎元江秘书的电话，大家又要赶回报社开新的业务会议。这一开就可能到了中午十二点。
黎元江有句名言：“如果你做了一年报纸，都没让上头(指宣传部)批评一回，那就说明你一年什么都没干!”
在具体的办报理念上，黎元江的态度又是务实而创新的。他曾提出一个三段论：大前提是报纸必须导向正确才能生存下去，小前提是报纸必须吸引读者才能扩大发行，最后的结论是——报纸必须兼顾这两者才能存在和扩大发行。
他还是一个重视亲历亲为的老总，对细节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潇湘晨报》执行总编龚晓跃回忆当年的黎元江特别提到这一点：“此君当真是虎头虎脑，不苟言笑，所到之处，人皆噤若寒蝉。他一般不讲什么大道理，只说细节。他读报细致入微。记得1995年初的时候，他一连三天炮轰某版某标题下铺的灰网，第一天是‘我不喜欢这种网’，第二天是‘请不要用这种网’，第三天是‘我早说过了，不准用这种网，为什么还要用?谁还在用?’雷霆震怒，山河变色。”
尽管身处报社一把手，黎元江依然常年坚持亲自评报、剪报、评好稿，更把这种手段作为面向全体采编人员交流的一种工作方法。
一位北京的记者曾经写过一篇钱锺书拒当“东方之子”的新闻，这篇报道随后迅速转载到广州日报上。该作者致电广州日报，得知此文是黎元江看到后，觉得非常漂亮，马上剪下来，交给值班编辑。
当广州沙面地区的建筑群被评为文物建筑时，黎当即指挥采编做出八个版来报道这一事件，他明白，对于广州人来说，这是最好也是最吸引人的新闻。
黎元江升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仍然会经常回到报社看大样，指导采编人员。
在对待人才上，黎元江又有着一种豪放的江湖习气。他会严格控制成本，会经常和手下计算报纸加一个印张需要付出多少成本，但是当手下做出好的成绩时，又是大笔一挥，不吝重奖。
当年他挖来一位业务骨干，曾许诺给一套房子，市区内，80平方米，但可能会是旧房。随后这位记者做出了一次非常出彩的报道，被某位国家领导人看到后都说好。第二天，时任总编何向芹就带着这位记者去旭日大厦看房，把一套147平方米的新房的钥匙交给了这位记者。
新闻生意人
黎元江能够带领广州日报闯出一条报业改革之路，不单在新闻业务上，在报纸的经营管理上更是开创了中国报业的一片独到天地。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报纸中层给他的定义是——“新闻生意人，他首先是一个商人，然后再是传媒人，但他又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在黎元江时代，广州日报开创了报纸连锁店模式，并率先实现自办发行。
在发行上，他甚至会发动全体员工齐上阵，到广州各大住宅小区逐家逐户地搞推销，被称为“洗楼”。
当时广州最为火爆的报纸是《羊城晚报》，甚至到了要登广告都要推后若干周 的地步。黎元江瞄准这一点，迅速扩版，把别人没办法刊登的广告拉入自己怀中。
广州日报此时还大举进军房地产，利用自身资金储备，和一些要从市区搬迁至郊区的企业达成交易，以资金换地皮，使得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为广州大房地产商之一。比如早年他们曾在闹市区得到一块地，盖了19层的大楼，光靠卖掉底层的商业用房就赚回了投资，另外还剩几千平米的大面积可供自己使用。
此时的广州日报社面积并不大，黎元江开始了自己把新广州日报建设成“地标”的宏大设想，他的理由是——只要我们像纽约时报那样在时代广场旁拥有了自己的地盘，广州其他媒体就很难再制造困难。
只是未等到这一设想成立，他就已经失去了自由。
回首当年辉煌，狱中的黎给自己的定位是“起了25％的作用”——“我大胆地给自己抬高一点。就是说，我在，可以带动报纸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功劳是一半；我不在，报纸照样发展，所以我不能占一半，只能说是一半的一半。”
罪与罚
报业枭雄黎元江命运戛然而变，令传媒界人士扼腕叹息。
其实早在广州日报狂飙突进之时，就已埋下了若干伏笔。强势的黎元江在报社内根本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唯我独尊的状态让他渐渐失去了理性的判断，而党报这种既带有政府机关色彩、又有企业本质的组织形态，又很难让外界监督这位老总。
知名报人李大同在《冰点故事》中曾提到了当年黎的一个举动。他去采访广州的报业竞争，广州日报给了李大同两份不同的材料，一份是1997年年收入16亿元，另一份是1997年每秒钟收入70元。李大同换算下来是23亿元，当他拿着这两组数据来询问黎时，黎无话可说。
知名媒介管理研究者、经济日报研究部副主任曹鹏对黎元江有着多年的观察，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广州日报为基础撰写的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
曹鹏对黎的判定是——“体制的牺牲品”。在他看来，黎与何向芹的悲剧不是单纯个人原因，更大程度上是体制性牺牲品，因为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告收入连续多年雄踞国内报业榜首，俨然已是一个大型公司。当媒介机构的产值利润接近甚至超过很多大型企业时，如果再不按企业的模式进行管理，就会造成体制性的错位。
2002年1月，广州日报总编辑何向芹被“双规”。
就在何被双规前一天，黎元江显得焦躁不安，在那一天里，黎先去从化为农民送温暖，然后带着一大批报社骨干去了广州北二环，指着正在建设的道路要求记者必须提前介入报道，一定要扑下去，长期关注，因为这是广州人所关心的。接着又去了番禺等广州各个地区，每到一处就给这些业务骨干指出哪些事情是一定要跟进的。同行的人们都很诧异他的表现，因为黎明显有一种急不可待的情绪。
事后有记者回忆起这段往事，才理解了黎的心情，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或许会出事，种种安排带有一种托孤的心态。
曹鹏见证了黎元江最后的亮相：2001年12月，黎与何向芹高姿态参加央视《对话》节目，曹鹏问了总编辑何向芹一个问题：宣传部长黎元江是否还在广州日报拿工资。何给予了25万元一年的肯定回答。
黎元江和某些国企负责人犯罪有着相似之处：都是企业的创始人以个人超强能力，借助时势，把组织做大做强，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完善的制约监督机制，个人迷失了方向，在经济和作风问题上没能控制住自己，终于东窗事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黎元江和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殊途同归。
在案件审判后，黎元江在表示愿意接受组织上给予的任何处罚的同时，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要求：由于其家庭具有癌症家族病史，父母兄长都因患癌动过手术或业已去世，他认定自己的时日也不会太多，“惟一能做的是再做点著述工作，我从本科到博士生攻读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专业目前在中国人才已不多了。我手头正在做《社会主义400年》第三卷，这一卷内容比前两卷更重要……希望给予从宽处理。”
2007年9月，囚犯黎元江再一次引来外界关注。正在四会监狱服刑的黎元江在狱中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结业证书。这是广东监狱系统自1949年建监以来首例。他的结业论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报业跨国化》获导师高度评价。
此前他曾表示自己的一生就跟报纸拴在一起了，一直到死，也会拴在一起。不一定能够再做所谓报业的领导人，但是可以做一个很有能力的骨干。
正在服刑的黎元江说自己不能不想两样东西：一个不可以不想《广州日报》，另一个就是儿子，儿子的成长历程是没有办法挽回的，真希望儿子永远是13岁(黎入狱时儿子的年龄)。
事发之前。曾经有记者问黎，是否有可能将广东的三大报业集团合并。黎马上回答这是个“非常浪漫大胆的设想”，但如果上级有这一考虑并成立合并小组的话，“我会主动请缨担任合并小组组长。”
八年后才能获得自由的黎元江在监狱里用散文一样的语言对自己做了总结：“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驾驶一艘比较大的船，我是船长，本来要开向胜利彼岸的，结果因为自己的主观原因，让浪潮一个浪把我打下水了。我现在是在水里游泳，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还会爬上另外一艘船继续前进吧，我不会淹死。原来那艘船继续前进，我跟不上，但将来还有一些后面的小船跟上来，我想爬上那些小船继续走吧……”
评点中国传媒30年得失成败。黎元江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
四年前，身为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他，因受贿罪而被判处12年徒刑。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他被认定为“1991年8月至2001年6月，被告人黎元江在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广州报社编委会总编辑、广州日报社社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3万元、美金1.9万元、港币1万元”。
正是在他的任上，广州日报成功实现了狂飙突进式的转型。从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转型为中国最赚钱的报纸。广州日报也在1996年成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一举开创了中国报业集团之路。
在广州日报的“鲶鱼效应”下，身处广州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三大报业集团相继发力，引领了中国报业改革先河。
知名作家张欣曾以那时广州报业竞争风云为素材写过一本畅销小说《深喉》，时至今日，三大报业集团竞争时发生的一幕幕传媒故事，就像是一出永远没有落幕的戏剧。而不论是小说还是现实生活中，黎元江都是那个红极一时的主角。
今天，身处广东省四会监狱，黎依然在坚持办报，他是监狱的优秀通讯员，负责报纸一版的评论，每个月能发10.5篇稿件。他仔细计算着自己每个月在狱中的发稿量，因为这关系到他的服刑积分与减刑。
办报的疯子
在没有从事报业工作之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78级大学生黎元江更多是以一个理论明星的姿态出现在广东政坛。
1985年到1986年间，黎元江与人利用业余时间合作撰写了章回体政论小说《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本普及政治读物糅合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特色，用演义的方法讲述社会主义运动史。此书出版后，吸引了包括时任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在内的很多人的注意。此书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也为作者赢得了“才子”声誉。
1991年，黎元江担任了广州日报总编辑，此时，他还不满40岁，行政级别属于厅局级干部，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媒体领军人。
据广州日报的老人讲，这时的广州日报衙门作风依然强烈，报纸的发行量不超过10万，固定资产在3000万左右，记者编辑队伍中一半人没有正规大学的文凭。
其实，这不单是当时广州日报的情况，当时中国的媒体大都如此。
黎元江入主广州日报后，很快就给这份党委机关报打上了黎氏烙印。他按照国际惯例建立总编辑直接控制下的“大编辑中心”，即集中的统编报纸几乎全部新闻版面的编辑部，将产业中的“质量”概念引入新闻的加工过程，保证了报纸一半以上的版面“当夜即拼”，大大提高了稿件的新鲜性。在办报业务中，黎元江还常年坚持评报、坚持剪报、坚持评好稿。
为改变报纸的人才结构，广州日报大举北上揽才，大把引入名牌高校的毕业生，其中不乏硕士、博士，每年年底，他都要飞到北京亲自游说大学生。
“他是办报的疯子”，一位当年的广州日报中层干部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作为总编辑的黎元江。“看报纸简直成了他的爱好。有的领导出国考察纯粹就是游玩，但他不一样，他是真正去看去想。”
为保证新闻的新鲜性，广州日报把报纸的截稿时间一再推迟，深夜一点多，黎元江亲自在编辑中心看大样。
此时的编辑部无比安静，编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一旦黎看到不满意的版面。当即“唰唰”撕掉，编辑必须马上回去重新拼版。
版面交付印刷厂后，一般就到了凌晨三点多，此时的黎元江依然精力旺盛，还会召集手下的中层干部们开会讨论业务。
更可怕的是当这些骨干回家刚刚喘息没几个小时，早晨七点多又会接到黎元江秘书的电话，大家又要赶回报社开新的业务会议。这一开就可能到了中午十二点。
黎元江有句名言：“如果你做了一年报纸，都没让上头(指宣传部)批评一回，那就说明你一年什么都没干!”
在具体的办报理念上，黎元江的态度又是务实而创新的。他曾提出一个三段论：大前提是报纸必须导向正确才能生存下去，小前提是报纸必须吸引读者才能扩大发行，最后的结论是——报纸必须兼顾这两者才能存在和扩大发行。
他还是一个重视亲历亲为的老总，对细节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潇湘晨报》执行总编龚晓跃回忆当年的黎元江特别提到这一点：“此君当真是虎头虎脑，不苟言笑，所到之处，人皆噤若寒蝉。他一般不讲什么大道理，只说细节。他读报细致入微。记得1995年初的时候，他一连三天炮轰某版某标题下铺的灰网，第一天是‘我不喜欢这种网’，第二天是‘请不要用这种网’，第三天是‘我早说过了，不准用这种网，为什么还要用?谁还在用?’雷霆震怒，山河变色。”
尽管身处报社一把手，黎元江依然常年坚持亲自评报、剪报、评好稿，更把这种手段作为面向全体采编人员交流的一种工作方法。
一位北京的记者曾经写过一篇钱锺书拒当“东方之子”的新闻，这篇报道随后迅速转载到广州日报上。该作者致电广州日报，得知此文是黎元江看到后，觉得非常漂亮，马上剪下来，交给值班编辑。
当广州沙面地区的建筑群被评为文物建筑时，黎当即指挥采编做出八个版来报道这一事件，他明白，对于广州人来说，这是最好也是最吸引人的新闻。
黎元江升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仍然会经常回到报社看大样，指导采编人员。
在对待人才上，黎元江又有着一种豪放的江湖习气。他会严格控制成本，会经常和手下计算报纸加一个印张需要付出多少成本，但是当手下做出好的成绩时，又是大笔一挥，不吝重奖。
当年他挖来一位业务骨干，曾许诺给一套房子，市区内，80平方米，但可能会是旧房。随后这位记者做出了一次非常出彩的报道，被某位国家领导人看到后都说好。第二天，时任总编何向芹就带着这位记者去旭日大厦看房，把一套147平方米的新房的钥匙交给了这位记者。
新闻生意人
黎元江能够带领广州日报闯出一条报业改革之路，不单在新闻业务上，在报纸的经营管理上更是开创了中国报业的一片独到天地。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报纸中层给他的定义是——“新闻生意人，他首先是一个商人，然后再是传媒人，但他又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在黎元江时代，广州日报开创了报纸连锁店模式，并率先实现自办发行。
在发行上，他甚至会发动全体员工齐上阵，到广州各大住宅小区逐家逐户地搞推销，被称为“洗楼”。
当时广州最为火爆的报纸是《羊城晚报》，甚至到了要登广告都要推后若干周 的地步。黎元江瞄准这一点，迅速扩版，把别人没办法刊登的广告拉入自己怀中。
广州日报此时还大举进军房地产，利用自身资金储备，和一些要从市区搬迁至郊区的企业达成交易，以资金换地皮，使得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为广州大房地产商之一。比如早年他们曾在闹市区得到一块地，盖了19层的大楼，光靠卖掉底层的商业用房就赚回了投资，另外还剩几千平米的大面积可供自己使用。
此时的广州日报社面积并不大，黎元江开始了自己把新广州日报建设成“地标”的宏大设想，他的理由是——只要我们像纽约时报那样在时代广场旁拥有了自己的地盘，广州其他媒体就很难再制造困难。
只是未等到这一设想成立，他就已经失去了自由。
回首当年辉煌，狱中的黎给自己的定位是“起了25％的作用”——“我大胆地给自己抬高一点。就是说，我在，可以带动报纸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功劳是一半；我不在，报纸照样发展，所以我不能占一半，只能说是一半的一半。”
罪与罚
报业枭雄黎元江命运戛然而变，令传媒界人士扼腕叹息。
其实早在广州日报狂飙突进之时，就已埋下了若干伏笔。强势的黎元江在报社内根本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唯我独尊的状态让他渐渐失去了理性的判断，而党报这种既带有政府机关色彩、又有企业本质的组织形态，又很难让外界监督这位老总。
知名报人李大同在《冰点故事》中曾提到了当年黎的一个举动。他去采访广州的报业竞争，广州日报给了李大同两份不同的材料，一份是1997年年收入16亿元，另一份是1997年每秒钟收入70元。李大同换算下来是23亿元，当他拿着这两组数据来询问黎时，黎无话可说。
知名媒介管理研究者、经济日报研究部副主任曹鹏对黎元江有着多年的观察，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广州日报为基础撰写的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
曹鹏对黎的判定是——“体制的牺牲品”。在他看来，黎与何向芹的悲剧不是单纯个人原因，更大程度上是体制性牺牲品，因为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告收入连续多年雄踞国内报业榜首，俨然已是一个大型公司。当媒介机构的产值利润接近甚至超过很多大型企业时，如果再不按企业的模式进行管理，就会造成体制性的错位。
2002年1月，广州日报总编辑何向芹被“双规”。
就在何被双规前一天，黎元江显得焦躁不安，在那一天里，黎先去从化为农民送温暖，然后带着一大批报社骨干去了广州北二环，指着正在建设的道路要求记者必须提前介入报道，一定要扑下去，长期关注，因为这是广州人所关心的。接着又去了番禺等广州各个地区，每到一处就给这些业务骨干指出哪些事情是一定要跟进的。同行的人们都很诧异他的表现，因为黎明显有一种急不可待的情绪。
事后有记者回忆起这段往事，才理解了黎的心情，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或许会出事，种种安排带有一种托孤的心态。
曹鹏见证了黎元江最后的亮相：2001年12月，黎与何向芹高姿态参加央视《对话》节目，曹鹏问了总编辑何向芹一个问题：宣传部长黎元江是否还在广州日报拿工资。何给予了25万元一年的肯定回答。
黎元江和某些国企负责人犯罪有着相似之处：都是企业的创始人以个人超强能力，借助时势，把组织做大做强，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完善的制约监督机制，个人迷失了方向，在经济和作风问题上没能控制住自己，终于东窗事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黎元江和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殊途同归。
在案件审判后，黎元江在表示愿意接受组织上给予的任何处罚的同时，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要求：由于其家庭具有癌症家族病史，父母兄长都因患癌动过手术或业已去世，他认定自己的时日也不会太多，“惟一能做的是再做点著述工作，我从本科到博士生攻读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专业目前在中国人才已不多了。我手头正在做《社会主义400年》第三卷，这一卷内容比前两卷更重要……希望给予从宽处理。”
2007年9月，囚犯黎元江再一次引来外界关注。正在四会监狱服刑的黎元江在狱中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结业证书。这是广东监狱系统自1949年建监以来首例。他的结业论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报业跨国化》获导师高度评价。
此前他曾表示自己的一生就跟报纸拴在一起了，一直到死，也会拴在一起。不一定能够再做所谓报业的领导人，但是可以做一个很有能力的骨干。
正在服刑的黎元江说自己不能不想两样东西：一个不可以不想《广州日报》，另一个就是儿子，儿子的成长历程是没有办法挽回的，真希望儿子永远是13岁(黎入狱时儿子的年龄)。
事发之前。曾经有记者问黎，是否有可能将广东的三大报业集团合并。黎马上回答这是个“非常浪漫大胆的设想”，但如果上级有这一考虑并成立合并小组的话，“我会主动请缨担任合并小组组长。”
八年后才能获得自由的黎元江在监狱里用散文一样的语言对自己做了总结：“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驾驶一艘比较大的船，我是船长，本来要开向胜利彼岸的，结果因为自己的主观原因，让浪潮一个浪把我打下水了。我现在是在水里游泳，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还会爬上另外一艘船继续前进吧，我不会淹死。原来那艘船继续前进，我跟不上，但将来还有一些后面的小船跟上来，我想爬上那些小船继续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