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起来，士大夫被皇帝不当回事，以奴才视之，是打元代开始的。没法子，所谓元朝的皇帝，其实是蒙古的大汗，做汉人的皇帝只是一个兼职。这个在马上打下半个地球的勇猛民族，跟中土所有的王朝都不一样，它根本看不起汉人和汉文化，当然也不明白历代皇帝跟士大夫共天下的苦心。士大夫之地位低贱，莫过于此朝。说是“十儒九丐”，也许有点过，但读书人肯定赶不上服侍蒙古人的猎手和為蒙古人做玩意的工匠，所以只好弄弄小曲，聊以度日。那年月，真正有地位的“知识人”，是翻译，当时叫通事。别看这些人汉文功夫一塌糊涂，把皇帝的诏书译得乱七八糟，鄙俚不堪，跟市井闲话似的，但人家说话就是有分量，管用。
　　既然元朝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土王朝，那么，士大夫们走霉运，也没法子可想。其后的明清两朝，从形式上看，已经回归传统，相对老实地尊奉孔夫子，恢复礼制，推崇科举，依赖官僚机器进行统治。但是，士大夫却依然没有恢复宋时的地位，在皇权面前，怎么看，都还像奴才。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从朱元璋开始，不仅要杀，而且要辱。后来居然有了廷杖，把朝臣当众剥了裤子打屁股。打得轻重倒在其次，关键是羞辱，让众人看看讲究脸面的士大夫的屁股。这一打，把士大夫打成了两派，一派硬撑，把脱裤子挨打变成了光荣，前赴后继。一派务实，跟实际操作廷杖的人——太监们搞好关系，甚至投效做他们的干儿子干孙子也在所不惜。
　　明亡之后，面对异族统治，务实派和硬撑派想在行动上达成一致：承认现实，积极入世。“齐把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可惜，满清的皇帝，却一直没把身为汉人的士大夫当自家人。用汉人，无非是用他们办事，除此之外，甭想。
　　所以，臣子见皇帝，就永远得跪着。接驾，提前就得跪着，皇帝走了，还得再跪一会儿，直到皇帝的仪仗过完了，才能起身。平时召见，无论谈多长时间，无论皇帝是立着还是坐着，臣子都得跪在地上。皇帝再怂，总是跟跪着的人讲话，也会感觉好得不得了。在清人笔记上，经常看见时人抱怨，说是跪时间长了，膝盖受不了。所以有经验的臣子，事先会在裤子里的膝盖处缝上一块皮子或者棉花，权当护膝，可以扛得时间长一点。
　　这样的朝仪，也就明清才盛行。宋代的时候，皇帝跟大臣开小会，大臣还有座位。明朝皇帝不大见人，所以，这样的机会不多。唯有清朝，皇帝号称勤政，频繁接见臣子，见了就让人跪着讲话，他居高临下。可以理解，为何单单清朝，有曹振镛传经，多磕头，少说话。皇帝不问，他就不回答。话多不仅易有闪失，而且容易让会面时间加长，最后还是自己受苦。单单清朝，有人把磕头下跪当体操，即使不上朝，在家也天天操练，练出一副好身手，以后皇帝无论见多长时间，也可以应付自如。
　　以天下为己任，是士大夫的传统。一旦不让他们如此作想，他们也就没有积极性了。政治上得过且过，如算盘珠一般，皇帝不拨，就不动。幸好，在进入王朝末年之际，太平天国闹得满人坐不住江山，不得已，放手发动士大夫，士大夫也真就发挥了一点积极性，救了清朝，迎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不幸的是，欧风美雨也来了，洗染了丁点新思想的某些人，开始对自身奴才的状态有所反思。甲午年，是年的恩科状元张謇，刚点了翰林，入衙第一遭，就赶上西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全体京官跪接。老太婆磨磨蹭蹭，众官一跪就跪了两个多小时。又赶上大风雨，跪在泥水里，状元变成了泥猪。这让毫无经验，也毫无准备的张謇苦不堪言。回去一想，自己几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金榜题名，最后就是为的这个吗？越想越气，干脆，挂冠而去，回家乡南通做实业，当老板去也。同时代的另一个翰林蔡元培做得更绝，干脆回家教书，最后投革命党了。
　　按清朝的体制，翰林，尤其是状元出身的翰林，前程远大，即使为官平庸，也不难出将入相，平步青云。但是，我们知道，在清朝，有很多的状元、更多的翰林没有作这样的选择，最有名的，一个是张謇，一个是蔡元培。后来的中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不肯跪的人，才得到了改变。不跪，士才有尊严。找回了尊严，也就找回了士大夫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