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题名为五代时卫贤所作的界画作品《闸口盘车图》。此图横119.2厘米，纵53.3厘米，尺幅不小，作品通篇展现的是宋代的一座官营水磨坊劳作的场景。
　　这是一幅典型的界画作品。界画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一个画科，最早产生于工匠营建时的建筑草图，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绘画中，专门绘制亭台楼阁、舟车器物等内容的精细画科。因为绘画时需要使用界尺来辅助平直线条的绘画，因而被称之为界画。
　　看图说话
　　《闸口盘车图》，通篇望去，河流两岸，处处是建筑。画面上方是一座占地面积不小的官营磨坊，画面上方左右两侧，各有一处对称的略覆青瓦的茅草望亭。左侧望亭中的两人，一坐一立，头戴典型宋代风格长翅幞头。坐姿官员面前的桌子上，放有纸张，今天一般认为这位官人是这处磨坊的管理人员，而他面前的纸张主要用来记录磨坊粮食进出的情况。
　　画面的下方，与磨坊一河之隔的道路尽头，是一处酒肆。酒肆门口扎着彩楼欢门。彩楼欢门之后，进出酒肆大堂的红色屏风上，挂有书写“新酒”二字的木板。
　　顯然，这幅图应该归属界画范畴。绘画者对画面上方磨坊建筑的描绘，或者是对画面下方酒肆、依旧往来于道中的各种牛车、河流中的船只这些物象的描绘，均属于界画画科的表现范围。
　　占据这幅图最主要部分的自然是画面上方居中的两层水磨坊。这处磨坊立于水流之上，规模宏大，并仿佛是一座桥梁一样连接了画面的上方部分，左侧和右侧的建筑、场景。
　　这幅画所描绘的，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劳作场景，画家通过精细的用笔，将画面中的每一个细节描绘到位。在没有影像资料的宋代，显然，这幅作品所呈现给我们的，是最直观的宋代生活的画面。
　　作者与年代之谜
　　围绕这幅作品的学术讨论，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而对此图的研究过程，同样也是谜团重重。
　　首先，这幅作品的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为止仍然不明确。
　　将此图定于卫贤名下，是因为画面左侧的河流尽头的岩石上，有“卫贤恭绘”四字的右侧部分残存，依稀可辨。五代及宋初，画家很少有专门落款在画作上的情况。即便有，落款也相当隐晦，让人难以发现。比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便是如此。即便是南宋时梁楷的《八高僧图》，其于画面落款也相当不易被发现，这也才导致此图刚出现时无人问津，仅作为南宋梁楷传派作品来看待，若不是上海博物馆大胆购入，作为梁楷真迹的此图究竟何时才能重见天日，真是不得而知的事情。
　　因为有“卫贤恭绘”的字样，所以此图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卫贤的画作。然而，一直到1978年，此图在重新装裱时，意外发现了另一行文字，其中有两个字可以辨识，一为“张”字，一为“进”字。从文字大概位置推断，这段话大概是说，一位姓张的人，进呈此图。为了不推翻此前卫贤为此图作者的论断，维护者认为此图是北宋末年张择端进呈。张择端是北宋末年的界画名手，那么他师从卫贤的界画技法，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这种说法很可能是自圆其说的说法。因为这段“张”姓进呈此图的文字记载存在，此图的作者是否为卫贤，已经不肯定了。此外，“卫贤恭绘”四字有勾填痕迹，不排除是后人添写上来的。当然，加之此图现有的图像分析，尽管大多数学者依旧认为此图归于北宋初年，但实际就此图作者的归属和成作时间问题，今天依旧充满疑团。收藏此图的博物馆，在展出此图时，也在名卡中卫贤的字样后，加了个“（传）”，标明画作真实作者的归属实际是不确定的。
　　其次，从画面图像的研究分析来说，这幅图的成图时间，似乎也有不确定性。
　　从现存的装裱格式来说，这幅画卷的装裱，还保存着宋徽宗时期御府藏画的格式。画心两端有黄绢隔水，作品的前隔水黄绢已经失去。后隔水黄绢还保存完整。黄绢前边上下钤有“政和”“宣和”朱文印；后边中央有“政龢”连珠印。这种钤印方式表明此图是经过宋徽宗宣和内府收藏。《宣和画谱》中所记载的《闸口盘车图》，或许就是此卷。这些印章的存在，显然说明此图成作时代不会晚于宋徽宗朝。
　　上文我们提到，今天大多学者以为此图成图时间是在宋代初年。当然，若时间定在宋代初年，自然与图上有宋徽宗朝的印章比较吻合。不过，从画面左侧上方望亭中官员头戴硬脚长翅幞头的情况来看，此图应当是北宋中期的作品。因为这种硬脚长翅幞头在北宋中期才产生。如果此图为北宋初年的作品，如何解释官员官帽在北宋中期才出现的问题？
　　根据刘和平的研究论文，此图中官员坐镇望亭的场景，实际反映了北宋政府对于商业活动的介入情况。然而，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官府对于商业的管理和介入情况，远超过宋初时代。若此画所暗指的时代正是历史上做记录的那般，则此图是否就为王安石变法之后的作品？可是，熙丰以来变法失败，这种政治题材的画作应当不会再有人去画了。
　　实际上，宋初太宗朝在970年曾颁布大力推广水磨作坊的政令，太宗皇帝曾十一次驾临水磨坊、造船厂、校场、皇家藏书机构以及作坊、水利灌溉工程视察，以显示朝廷对这些事务的关心。在这种风气下，北宋初年至中期，许多水磨坊被建立起来。
　　然而，970年，宋廷颁布的政令中明确规定“东西水磨务”的负责官吏必须是宫中内臣。可如图所示，图中官员模样的两人均有胡须，显然并非宦官。若此图为宋初作品，这种人物情况很难解释清楚。
　　再次，作为界画，这幅作品中的建筑细节，实在让人无法认为此图是宋代初年的作品：
　　其一，画面正中，大型两层水磨第二层的地板上，有明显的装饰性白色五边形图案。这种装饰或许是一种板层，用以保护地板木头免遭雨水湿润而腐坏。但从现存的文物情况来说，这种图案在北宋末年才出现，而南宋的寺庙和宫廷绘画中倒是时常出现这种图案。
　　其二，在图中磨坊下方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四根方柱用于支撑磨坊。在柱子的上端，均有“X”型图案。这个图案可能是包裹柱头的金属装饰。这种建筑的装饰形态，属于典型的南宋建筑装饰的特征。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画面右下角酒肆门口的的彩楼欢门上。欢门四根立柱上端，也有如此图案。只不过这里的图案所表现的是绳索缠绕的模样。若对比成画与北宋时期的《清明上河图》中的那处彩楼，我们会明显发现其绳索捆扎方法与《闸口盘车图》上的情况完全不同。 　　其三，水磨坊的屋顶装饰花纹，是一种大圆圈旁边有两个小圆圈共同组成的纹样。根据记载，这种纹样实际是屋顶的黏土未干时刻划而成，并非瓦片的图案。然而，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情况，北宋时代的建筑，屋顶的正脊上都是没有装饰的。这种情况甚至也未见于南宋中期和初期的建筑中。
　　其四，水磨坊左右两侧平台临河处的两条台阶。右侧台阶上的钻石型图案仅出现在元代某些画作中，其他时代不曾见到；左侧的菱形图案则完全不见于两宋，在元代之前的界画中很少见到。这种图案的出现，是否又将此图成作时间推迟？
　　这些问题都为此图的断代带来了疑惑。这就不仅仅是此图的作者是谁的问题了，更涉及到此图究竟成作于什么时候的疑问。
　　宋代界画的写实性
　　但是，有人或许会问：作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一个分支，界画艺术为什么就不能出现有虚幻的、符合艺术需要的花纹、图案的出现呢？
　　问这个问题的读者，显然是没有考虑中国古代绘画中，界画画科的实际情况——界画通常具有很强的写实性。
　　虽然从今天对元代界画的研究来说，元代界画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写实性，甚至包含一些想象性的建筑。然而，在宋代的界画中，尤其是北宋时代的界画中，界画的写实性和科学性是当时界画的一大特征。有一则史料记载，大概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北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文字学家郭忠恕，他本人也是一名长于界画的宫廷官员。他的《雪霁江行图》是一幅展现他高超界画水平的名作。此图上有宋徽宗御笔“雪霁江行图，郭忠恕真迹”的字样。根据《德隅堂画品》的记载，郭忠恕的界画完全可以做到“以毫计寸，以分计尺，以寸计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字，皆中规度，曾无少差。非至详至悉委曲于法度之内，皆不能也。”这说明郭忠恕界画的严谨性。另一则史料则更说明问题：宋太宗任命郭忠恕审校开宝寺宝塔的设计图纸，结果郭忠恕以其界画的专业性，发现了宝塔设计图纸有一尺五寸的错误。设计宝塔的是当时著名的工匠喻皓，他仔细核算了数据之后，发现自己确实错误。经由郭忠恕的勘察，才避免了工程上的大问题产生。
　　郭忠恕并非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他却可以发现建筑上的专业性问题，必然与其精于界画算计有直接关联，这无疑从侧面更证实了北宋界画，尤其是北宋初年的界画的精准性。正是如此，《閘口盘车图》中的这些建筑形式上的疑点，才让人怀疑至今。显然，若非画家的创造性发挥，这些形态、图案是不可能出现在北宋初年的界画作品中的。而这种个人的艺术发挥、创作，在北宋初年的界画中也很难出现。
　　综上所述，《闸口盘车图》在作者并不明确的情况下，若判定为北宋初年的作品，颇有难处。至于此作是否成作于北宋中期以后，或者是南宋初年，依旧有待进一步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