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是最简单的信息检索途径，却容易犯错，还非常有限。因而在不同时代，人们都希望获得更好的记忆方法，包括文本信息转化为图像、韵文或者特定的符号，借以缩短记忆和检索的时间，增强效率。
　　即便借助这些方法，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要想成为一个博闻强识的人，也越来越难了。信息和知识的数量接近于指数型增长，编目分类越来越复杂。1841年，大英博物馆馆长安东尼·帕尼气设计出新式编目条例。到了19世纪末期，各国政府承揽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大量增加，需要保存的文档资料也翻番增长，这驱动了现代意义上的档案学、档案管理方式出现。到了二战以后，计算机开始用于数据和档案整理。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可以更为简便的检索获得，但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却似乎变得更难，人们开始面对此前很少遇到过的艰难选择。社交媒体进一步放纵了人们的懒惰，这也是社交媒体频繁流传低劣可笑的谣言，却每每引发大量恐慌性传播的根本原因。
　　检索信息是为了获得有用的信息、知识。“有用的知识（usefulknowledge）”18世纪末在英语等语言中成为标准用语。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实用知识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19世纪，英国迎来了“日不落帝国”的鼎盛岁月，陆军与海军都支持科学界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实用知识。而這个世纪崛起的美国、德国也非常重视“有用的知识”。围绕这方面的国家竞争，19世纪末开始大批量地涌现科学技术刊物、社团、工业实验室，企业和资本也更愿意在这方面投入赞助资金。全球第一所建在大学之外的重要研究机构是著名啤酒企业嘉士伯在1875年设立的，而美国的通用电气、标准石油、柯达、贝尔电话也都成立了各自的实验室。
　　发现并更好地应用知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及之后的很多年里，加速了工业国家的科技革命进程，使得分工更趋细化的科学更加注意为产业界和创新需要服务。而为了让转化科学发现新知识的企业发挥更好的效益，学者推出了科学管理模型，之后美国企业界的订单促使更多专业化的管理咨询和营销咨询机构出现，使得知识的使用更具效益。
　　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初以来，各国政府在知识获得和应用上也投入了大量资源，重点不仅包括了军事情报信息和知识，而且还涉及到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统计学、计算机、互联网的应用变得普遍之后，让政府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彼得·伯克长期致力于西方史学思想、欧洲文化史、史学与社会理论研究。彼得·伯克2000年推出了《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详细考量了欧洲中世纪末期到18世纪中期的几个世纪内，知识生产、传播、国家控制和商业化等不同进程，并提供了一个全球各地的知识、知识生产者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卷入世界体系的观察视角。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大众读者的积极好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彼得·伯克2012年的新作《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这本书延续上卷的形式，从宏观的、全球性的视角来考量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变迁，主题涵盖了众多过程，如数量化、世俗化、职业化、专门化等。向读者展示了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是如何从近代晚期的相对不足，一步步发展到现代、当代的信息过剩以及知识筛选困难，这一过程中，跨学科、跨文化领域的博学者变得越来越少，而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又将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及负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