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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晨散文浅说
“辽东老兵苏晨”之与文学结缘，实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是他的人生行旅听从革命调遣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迫使他成为一个作家。形成了老兵与学者的统一，革命与文学的结合。
苏晨少年参加革命部队。他的散文创作，始于一九四六年。描绘革命风云，撰写朝鲜战地通讯(曾得到《人民日报》刊登短评表扬)。一九五○年由东北和武汉两地的出版社搜集编印成三本散文小集。尔后在频繁的工作变换中，他仍用各种笔名写了不少文章。但比较集中的散文创作，是从一九八一年前后开始的。于今凡五、六十万字，已编成《野芳集》、《常砺集》、《野石子集》、《夹竹桃集》。从这四个集子看来，苏晨的散文创作已明显地趋于成熟老到，自成风格，走着一条既师承传统而又别调继起，旧旨全非的自己的路子。
苏晨少年入伍之前，在“满洲”受过奴化教育，读过工业化学，参加革命之后，带过兵，编过报纸杂志，钻研过经济和技术，当过厂长，管过文艺。各种截然不同的工作内容和领导艺术，要求他在各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中摸索探求各种专门知识。在用以祈学，学以致用的同时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事实——以其老兵的情怀和眼光，吮吸了广博多样的知识，锤炼了学人的风致，三者杂揉成功了苏晨散文创作的特征：别具一格的学者文章。
中国文学的正宗是散文，而学者散文，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中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等七类，里面就有不少。唐末“放了光辉”的小品，如罗隐的《谗书》，皮日休、陆龟蒙的《皮子文薮》、《笠泽丛书》。明清笔记包括主张考据、义理、辞章合而为一的桐城公安等名士派的文章，如梅曾亮的《游小盘谷记》、《山余霞阁记》。尤其是现代文学的早期作家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话》，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梁遇春的《春醪集》，周作人的《谈虎集》等。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这种重重氛围，苏晨有所借鉴又不师旧辙。他的散文从题材、形式、手法和风格都力戒因袭，不拘一格，没有模式和偶像，也很难说有多少抒情和诗意。基本上不很讲究艺术上的藏锋，也无意于文人的雕琢，无拘无束，无遮无藏，而力求把憋在胸中的话说出来，因而具有更明显的人格色彩。这也许是他的散文创作并非从“创作”出发，而大都是因为“工作的急切需要”或是“遇上了某种情况，便这里挤出一茎，那里钻出一苞”(《野芳集·自序》)，皆有明确的宗旨。或者是“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或是在现实的芥末中，看到尘封了的历史积淀，前者在那些描述老文艺家的散文中尤其精神，后者如《聪明琐记》、《无边的遐思》、《晚来的花圈》等。而这一切，其生发又大多是在常人所不留意，不流连之处，寻人生之理趣，发一己之见地。所以，他的散文既有现实的紧迫感，又有着历史的纵深度。不管是那些写与前辈、朋友交往的文章，还是笔记类散文，或者是旅游文字，无不渗透着大量确凿详实的历史知识以及自己的见地。博识，对散文作家说是非常重要的，但知之多并非知之深，从广博到精深还有一段路程。苏晨对凡入文的物事，不停留在传闻，也不在于说明书式的交代或泛泛的介绍，而是穷根溯源，重考据实证，重辨析引申。尤见功夫的是，对一些史料的错讹能给予纠正：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李延寿《南史》、张勃《吴录》关于红棉记载的错谬。与所引有关的散见于其它史籍的东西，都尽可能搜罗拢来，寻找内在联系，注意所写物事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如《雕手》、《图章》、《田黄》三篇蝉联之文，对寿山雕刻艺术的发展演化、规律、技法乃至原料品种、雕刻过程的特殊问题、相关的民间传说等，作了全面的考察和介绍。它们固然有着“天工开物”的科学价值，但毕竟大异其趣，弥漫文章的是学者的渊博和谨严，是对现实人生、文艺、学术诸问题的探索。这是苏晨散文的重要特点。
苏晨散文中最亮的晨星，我以为是他那些写老专家、老教授的文章。这是苏晨从事散文创作以来的一贯特点，文革前就写了不少，而近年所写尤见功力和特色。万叶散文丛刊第二辑发的《甲辰探花》写了与商衍鎏、容庚、杨荣国的交往，“落意在对老人们要求要宽厚”(给笔者信)，《落霞》写了钱君；《艳秋》写了许麟庐；《壮美》、《常砺》写了九十多岁的国画大师朱屺瞻；《老伴》、《六米斋》、《积微》写了端木蕻良；《田黄》、《雕手》、《图章》、《寿山十章》写了周哲文、郭功森，《精神》、《不舍》、《夹竹桃》、《播种》、《余热》写了宋世明、高马得、陈洞庭、曹辛之、臧克家；《心花》、《细事》写了曹靖华、巴金。这些文章写得动情，与老人们忘年而心心相印，有学术，有衷情，有评说，尤其是老人们岁暮之年的心境，智者的高风亮节，耕耘者的兢兢业业，不是传记式的实录，而是交往中的真切感受，是人生评价，也是艺术探幽，从中自然托出老艺术家们的人生命运与艺术道路，在有限的篇幅里浓缩了他们人生艺术的精微，从这点说，它又倍功于传记。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会倍感这类散文堪足珍贵的价值。
苏晨的散文重考据、重古训，领读者漫游于几千年中外文化的海洋之中，力求言之有物，物在言先。他写人、记事、笔记，仿佛都和古代文化结了缘，仿佛都溶入了历史的反刍与感知，让人领会事物发展的延续性，使立言凿凿。他推崇汪中的文风：主张“所行归乎平实，于学观其会通”(汪中与孙星衍尺牍)，在会通史料的同时，以其平实的文风：以口语为基本，文言和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象大白话，又不失雅致，有着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流贯着自然朴实、大方的语言风度。所以，尽管旁征博引者古奥繁缛，在他笔下却显得简易和峻洁，读来亲切生动。如《开卷小札》，写了史籍中木棉的各种记载，铜鼓的家世，电白番著庙的传说，越南李朝的历史等等，虽然通篇史料，不乏引文，但并无多少艰涩感。
在苏晨散文里，凡古奥的引文多被译成浅近的白话，引证和阐述务求平易简洁，除祛艰深，形象的比况和事理的详切，得力于活泼泼的“雅致的俗语文”。这种艺术表达也直接地体现着苏晨散文真诚直言的思想风貌，是有感而发的有为之文，是现实生活的触觉，是文艺色彩颇浓的人生“墓志铭”。用平淡的谈话包含深刻的内容，有时看似平白笨拙，其实却是若愚的大智，和另一些立意重在艺术欣赏的美文式散文有着不同的功利和艺术的特殊追求。这里，可以看出作为悍的“辽东老兵”的苏晨和作为心境并不粗糙的学者的苏晨，两者由革命功利之奇妙结合所形成的散文风格。若用他评论古今笔记的话来议论他散文的这种特点是颇为恰切的：“作者往往不首在刻意为文，而多是于工作、学习、生活中实有所得，确有所会，才提笔随手写来，故为文风格外朴实自然，常以‘质胜’见长而受到欢迎”(《笔记文学二议》)。
此外，苏晨散文在会通史料、古为今用上，还融会了司马迁史论的特点。司马迁的《史记》，往往在全篇终了时，铺以精彩的史论。而苏晨的一些散文往往在开篇便入考据征引，从远处说起，或直截了当地开台。铺陈描写完一段仿佛无关文章宏旨的意思之后，旋而来了一段结语式的议论，将考据和描述的义析扣上文章主题。《海边杂拾》是为代表。在《未可想当然》题下，通篇谈的几乎都是关于小小鱼卵世界的形形色色，令人疑惑这鱼卵与题旨有何关系？殊不知文末作者骤来一笔：“……对这沧海一粟不甚了了，倒也未可是非，可是我们若能从这鱼卵世界中得到点启发，以警惕自己遇事多来点儿每事问，少来点‘想当然’，那还是有好处的。”其它各题以及《聪明琐言》、《晚来的花圈》、《呼唤》均如是写法。“由于中国吸收西方文化是从英国开始的，因此就很容易熟悉英国文学中颇为盛行的随笔这种体裁。而且英国的随笔和中国古典散文中比较发达的小品和笔记，也有它相近的地方”(林非《五四以来散文发展的轮廓》)。苏晨散文尤其是写人记事的随笔，均可看到英国随笔特点与中国古典小品的融合。通常是开头直截了当，文中是情绪的急转，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随着时空或笔触的转换，也就是说，作家用笔上相当灵活。没有固定的章法，喜欢跑野马，起讫十分方便，决不摆好一个架子，也不一定要有头有尾，看似是毫无节制的放笔狂言，实际上意味着思路的迅捷和文气的跌宕，正所谓“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即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正是笔法断续之妙。
苏晨散文之谓学者散文，还与他的为人为文的学者风度紧密相连。于人于己，严肃认真，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极富科学态度。他曾发表文章，批评了“想当然”的思想方法。受到别人撰文批评。他在进一步学习、披阅材料之后，认识自己的文章不幸而言中的正是自己的思想方法的偏执一是，于是，老老实实的承认“批评是对的”。并写了《多识而少惑》一文公开作了自我批评，并征引资料来论证自己的错误，表现了“知过必改的治学精神”和“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读书》短评：《归来吧，学者风度》。《新闻业务》也发了类似评论)。这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风格。他那些谈文论画写人记事，或为人作序跋的文字，尽管笔下均为德高望重的老人，但他下笔有分寸，不卑不亢，努力在笔下托出老人们平凡而又不凡的真实性格。在《看涨》中，对广东画展，在艺术分析中肯定若干之后，感叹于“苦心经营之作终究还嫌太少”。为彦火的《醉人的旅程》作序，并不隐其弊病，如对《岛国风情》一辑批评道：“是景物描写变化嫌少，写来写去多不出友谊两字”，而且纵观全集“也有些我感到稍显浮泛之作”。
作为学者和老兵的散文，苏晨的创作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随着人们欣赏习惯的提高，我们的确需要更多谈玄说奥、追根溯源，引证和论说现实人生问题、学术问题的学者散文，与其它美文式散文一起并行齐驱。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辽东老兵苏晨”之与文学结缘，实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是他的人生行旅听从革命调遣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迫使他成为一个作家。形成了老兵与学者的统一，革命与文学的结合。
苏晨少年参加革命部队。他的散文创作，始于一九四六年。描绘革命风云，撰写朝鲜战地通讯(曾得到《人民日报》刊登短评表扬)。一九五○年由东北和武汉两地的出版社搜集编印成三本散文小集。尔后在频繁的工作变换中，他仍用各种笔名写了不少文章。但比较集中的散文创作，是从一九八一年前后开始的。于今凡五、六十万字，已编成《野芳集》、《常砺集》、《野石子集》、《夹竹桃集》。从这四个集子看来，苏晨的散文创作已明显地趋于成熟老到，自成风格，走着一条既师承传统而又别调继起，旧旨全非的自己的路子。
苏晨少年入伍之前，在“满洲”受过奴化教育，读过工业化学，参加革命之后，带过兵，编过报纸杂志，钻研过经济和技术，当过厂长，管过文艺。各种截然不同的工作内容和领导艺术，要求他在各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中摸索探求各种专门知识。在用以祈学，学以致用的同时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事实——以其老兵的情怀和眼光，吮吸了广博多样的知识，锤炼了学人的风致，三者杂揉成功了苏晨散文创作的特征：别具一格的学者文章。
中国文学的正宗是散文，而学者散文，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中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等七类，里面就有不少。唐末“放了光辉”的小品，如罗隐的《谗书》，皮日休、陆龟蒙的《皮子文薮》、《笠泽丛书》。明清笔记包括主张考据、义理、辞章合而为一的桐城公安等名士派的文章，如梅曾亮的《游小盘谷记》、《
苏晨散文中最亮的晨星，我以为是他那些写老专家、老教授的文章。这是苏晨从事散文创作以来的一贯特点，文革前就写了不少，而近年所写尤见功力和特色。万叶散文丛刊第二辑发的《甲辰探花》写了与商衍鎏、容庚、杨荣国的交往，“落意在对老人们要求要宽厚”(给笔者信)，《落霞》写了钱君
苏晨的散文重考据、重古训，领读者漫游于几千年中外文化的海洋之中，力求言之有物，物在言先。他写人、记事、笔记，仿佛都和古代文化结了缘，仿佛都溶入了历史的反刍与感知，让人领会事物发展的延续性，使立言凿凿。他推崇汪中的文风：主张“所行归乎平实，于学观其会通”(汪中与孙星衍尺牍)，在会通史料的同时，以其平实的文风：以口语为基本，文言和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象大白话，又不失雅致，有着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流贯着自然朴实、大方的语言风度。所以，尽管旁征博引者古奥繁缛，在他笔下却显得简易和峻洁，读来亲切生动。如《开卷小札》，写了史籍中木棉的各种记载，铜鼓的家世，电白番著庙的传说，越南李朝的历史等等，虽然通篇史料，不乏引文，但并无多少艰涩感。
在苏晨散文里，凡古奥的引文多被译成浅近的白话，引证和阐述务求平易简洁，除祛艰深，形象的比况和事理的详切，得力于活泼泼的“雅致的俗语文”。这种艺术表达也直接地体现着苏晨散文真诚直言的思想风貌，是有感而发的有为之文，是现实生活的触觉，是文艺色彩颇浓的人生“墓志铭”。用平淡的谈话包含深刻的内容，有时看似平白笨拙，其实却是若愚的大智，和另一些立意重在艺术欣赏的美文式散文有着不同的功利和艺术的特殊追求。这里，可以看出作为
此外，苏晨散文在会通史料、古为今用上，还融会了司马迁史论的特点。司马迁的《史记》，往往在全篇终了时，铺以精彩的史论。而苏晨的一些散文往往在开篇便入考据征引，从远处说起，或直截了当地开台。铺陈描写完一段仿佛无关文章宏旨的意思之后，旋而来了一段结语式的议论，将考据和描述的义析扣上文章主题。《海边杂拾》是为代表。在《未可想当然》题下，通篇谈的几乎都是关于小小鱼卵世界的形形色色，令人疑惑这鱼卵与题旨有何关系？殊不知文末作者骤来一笔：“……对这沧海一粟不甚了了，倒也未可是非，可是我们若能从这鱼卵世界中得到点启发，以警惕自己遇事多来点儿每事问，少来点‘想当然’，那还是有好处的。”其它各题以及《聪明琐言》、《晚来的花圈》、《呼唤》均如是写法。“由于中国吸收西方文化是从英国开始的，因此就很容易熟悉英国文学中颇为盛行的随笔这种体裁。而且英国的随笔和中国古典散文中比较发达的小品和笔记，也有它相近的地方”(林非《五四以来散文发展的轮廓》)。苏晨散文尤其是写人记事的随笔，均可看到英国随笔特点与中国古典小品的融合。通常是开头直截了当，文中是情绪的急转，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随着时空或笔触的转换，也就是说，作家用笔上相当灵活。没有固定的章法，喜欢跑野马，起讫十分方便，决不摆好一个架子，也不一定要有头有尾，看似是毫无节制的放笔狂言，实际上意味着思路的迅捷和文气的跌宕，正所谓“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即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正是笔法断续之妙。
苏晨散文之谓学者散文，还与他的为人为文的学者风度紧密相连。于人于己，严肃认真，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极富科学态度。他曾发表文章，批评了“想当然”的思想方法。受到别人撰文批评。他在进一步学习、披阅材料之后，认识自己的文章不幸而言中的正是自己的思想方法的偏执一是，于是，老老实实的承认“批评是对的”。并写了《多识而少惑》一文公开作了自我批评，并征引资料来论证自己的错误，表现了“知过必改的治学精神”和“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读书》短评：《归来吧，学者风度》。《新闻业务》也发了类似评论)。这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风格。他那些谈文论画写人记事，或为人作序跋的文字，尽管笔下均为德高望重的老人，但他下笔有分寸，不卑不亢，努力在笔下托出老人们平凡而又不凡的真实性格。在《看涨》中，对广东画展，在艺术分析中肯定若干之后，感叹于“苦心经营之作终究还嫌太少”。为彦火的《醉人的旅程》作序，并不隐其弊病，如对《岛国风情》一辑批评道：“是景物描写变化嫌少，写来写去多不出友谊两字”，而且纵观全集“也有些我感到稍显浮泛之作”。
作为学者和老兵的散文，苏晨的创作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随着人们欣赏习惯的提高，我们的确需要更多谈玄说奥、追根溯源，引证和论说现实人生问题、学术问题的学者散文，与其它美文式散文一起并行齐驱。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