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期间离婚,都是蓄谋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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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武汉的婚姻情感心理咨询师田子君,新冠疫情期间接到当地一对年轻夫妻的来电。电话中,小两口为应不应该支持自称治愈多名新冠病人的“神医”李跃华,争论得不可开交。
   妻子赞赏李跃华有爱心,疫期不顾个人安危治病救人,进而责怪丈夫质疑其行医能力,“总把人想得这么坏”。丈夫则抢过电话抱怨:“我怎么就和一个没见识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呢?”
   “他们争的其实不是怎么看待‘神医’,而是作为夫妻,对方没有理解与认同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为此感到难过。”从业二十余年,田子君旁观过许多婚姻,她发现,能携手走过风雨的夫妻,总是拥有相近的价值观。
   而2020年开年至今的新冠疫情,将许多“以前没空较真”的夫妻长时间困在家里,彼此间的观念冲突暴露无遗。
   疫情侵入日常生活,许多原以为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其中是否包括婚姻?网友们查询到一些城市近期离婚预约爆满,并以此证明疫情中婚姻关系的脆弱。
   但田子君有不尽相同的解读。3月22日,她对记者表示,“疫情推高离婚率”更像是蹭热点的说法,“这些年,中国的离婚率一直持续走高,并不是由某一个突发事件引起的。大疫情更多只是把家庭中固有的矛盾激化了”。
  
   1.婚预约爆满虚实
   离开门还有十来分钟,3月21日早上八点多,北京市海淀区婚姻登记中心门外已经排起一条稀疏的队伍。队伍中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自觉与前面的人保持一米以上的间距。
   为了避免登记大厅人员聚集,北京市民政局在1月底发出通知,规定各区婚姻登记中心全部实施网上预约制。无论是登记结婚还是离婚,当事人必须在室外等候,按照提前预约的时段叫号进入。结婚宣誓、新婚讲堂等程序全部暂停,目的是缩短滞留时间,当事人的亲朋好友也不能陪同进入大厅。
   3月21日是周六,但从黄历上看,这不是结婚的“吉日”。门口叫号的工作人员统计,当天预约办理婚姻登记的有一百多对,结婚和离婚的大约各占一半,“平常还是结婚的多一些”。
   来离婚的大多沉默寡言。9:40左右,一对办理完离婚登记的男女走出来,各自骑上街边的共享单车,分道扬镳。女方告诉记者,选择这天来登记只因为是周六,网上预约也仅提前了两三天。
   和北京相比,上海人办理离婚几乎要提前一个月预约,但原因未必是离婚人数增多。
   上海市徐汇区婚姻登记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称,平常虽然也以办理预约登记为主,但有些年纪大的人不会预约,直接来了现场,他们也会酌情办理。现在因为疫情,必须控制来访总量,没预约的不再办理。而该中心每天预约离婚的上限设置为15对,这样才能保证大厅里同一时间最多只有两对人在办手续。
   “肯定和之前不能比,之前一个上午就有这个量。”总量控制后,每天能接待的离婚人数下降,势必造成想离婚的人员积压。“民政局通告是预约要提早一个月,据当事人反映已经约满了。但想离婚的人有没有(比以前)多,我这边是看不出来的。”上述工作人员说。
   西安市17个婚姻登记处从3月2日起正常上班,比往年晚了一个月。当地媒体报道称,离婚出现“小高峰”。雁塔区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在该报道中分析,一部分是因为前段时间积压的存量,还有一部分是受疫情影响,“在家里时间太久,夫妻间矛盾冲突下的冲动离婚”。
   “平常一天二十多对(离婚)的也有,但特别少,一天办十多对就算高产了。现在因为是预约,每一天都是满的。但有没有增长,看不出来。”西安市新城区婚姻登记处一共有3位工作人员办理离婚业务,胡丽(化名)是其中之一。
   离婚比结婚的登记手续更繁琐,胡丽说,一般一个小时只能办理一对。而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所以他们现在一天只开放6对离婚预约。
   与胡丽通话是3月18日,记者当天在网上查询,发现新城区离婚预约已经排到4月7日,且只剩下14:00~15:00这一个时间段。而结婚预约则相对宽松。
   胡丽解释,因为结婚登记的房间比较大,可以隔开几个窗口,所以一天开放20对。“我们离婚这个房子小,呼啦啦进来一堆人也不好。一对走了再进来下一对,中间还有消毒的过程。”而且,“结婚的事情不能等,离婚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再考虑下。”
   在胡丽看来,最近来离婚的人绝大多数并非受到疫情影响,都是蓄谋已久的。其中有的态度坚决,从起意离婚到登记已经过去五年,“不是因为疫情在家才找事”。也有的和和气气,手拉手走进来,登记完又手拉手离开。
  
   2.冒著生死也要离婚
   银川市兴庆区民政局设有一间婚姻家庭辅导室,往常,咨询师王斌海会在这里为打算离婚的夫妻提供免费调解。
   受疫情影响,兴庆区的婚姻登记业务迟至3月15日才恢复。但早在2月中旬,民政局官员担心人们闷在家里情绪不稳定,要求王斌海公布手机号码,开通婚姻咨询服务。
   最多的一天,王斌海接到五十多个咨询电话,少的时候也有将近二十个。打来电话的未必就是要离婚,有的只是抱怨丈夫脾气不好,婆婆对自己有成见。“该发生的矛盾,没有疫情也会发生。只是这段时间大家比较焦虑,把情绪放大了”。
   也有心急火燎地询问什么时候恢复离婚登记的。王斌海就劝他们,不妨等一等,将疫情这段时间当作“离婚冷静期”。
   离婚律师易轶在疫情期间接到好几个朋友的咨询电话,“他们说在家里打得不可开交”。这些夫妻之间本身已有矛盾,但放在平常,易轶估计他们还能拖个两三年才下定决心离婚。而疫情的突然暴发如同催化剂,“以前上班可能是在回避,现在憋在家出不去,没法回避了,等疫情结束就想要个解脱”。
   虽说咨询的是朋友,但易轶很少劝和。根据她过往的经验,想离婚的夫妻即便一时被拦住,过一段日子还是要离。疫情只不过缩短了双方勉力维持婚姻的最后时光。    易轶是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自从2月20日复工,一个月时间,这家专打离婚官司的律所已经签下五十多个案件代理。“案件量不能说比往年多,毕竟今年很多地方停工停产。但也算是挺多的了,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有的客户没见着面就签合同了,急迫成这样。”
   大部分案件中,当事人想离婚的理由与疫情关联不大,“家暴、婚外情、婆媳矛盾……常见的不外乎这几种,和平常一样”。不过,有的“锅”还是得疫情来背,比如一位当事人告诉易轶,正是被困在家里的这些天,她无意间发现了丈夫和第三者的暧昧聊天记录。
   该所另一位律师金增玉,过年前手上还有三十多个案子未完结。她本来想看看,有没有当事人在经历疫情后改变想法,和另一半关系缓和——“结果一对都没有”。
   “这帮人冒着生死也要来离婚。”金增玉回忆,正月十五她还在黑龙江老家,已经有当事人预约要来律所面谈,“那会儿疫情正严,到处都停工,一般人的认知都是没事别出门。”
   不能面谈,确实给离婚律师的工作带来不少麻烦。金增玉说,婚姻家事案件当事人对律师的依赖度要高于其他案件,“见面才有安全感,见面才能聊更深的东西”。复工后的一天下午,她与一位因为家暴想离婚的当事人足足面谈了五个小时,俩人全程都戴着口罩。
   特殊时期,一些法院将离婚官司的庭审挪到线上,金增玉感觉不太适应。比如她的当事人主张对方出轨,对方不承认,如果是线下开庭,法官出示证据时可以观察对方的神态、语气,形成自由心证。“但现在大家都在网上,信号也不太稳定。法官说你看看这照片,对方说我看不清,就没办法了。”
  
   3.经济压力越大,家里气氛越压抑
   在疫情重灾区湖北,3月17日,湖北省民政厅公告称,全省婚姻登记机关将分级分区逐步恢复办理婚姻登记。截至目前,具体恢复时间尚未可知。
   17年前SARS疫情的亲历者龙梅提醒,这次疫情对于患者家庭的影响值得关注。
   龙梅的前夫曾感染SARS,并因为治疗过程中激素运用不当产生了后遗症。“后遗症一半在身体,一半在心理。他本来是天之骄子,生病后落差很大,就会把感染SARS的不幸归咎于我,把怨气撒在我身上。对于家属来说,那是地狱一般的生活,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2006年,龙梅与前夫协议离婚。当时还在媒体工作的龙梅做过一项调查:北京登记有SARS后遗症的患者三百多人,其中60%出现了家庭变故。
   不过,在吸取SARS治疗的经验教训之后,这次对新冠患者的治疗更注重合理运用激素。龙梅希望,新冠患者未来能够避免因后遗症导致的家庭悲剧。
   但与SARS时并未大面积停工停产不一样的是,田子君注意到,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正在逐渐侵蚀家庭的根基。有武汉市的年轻夫妻向她诉苦,说双方都两个多月没工作,家里养了两个孩子,还背着房贷车贷,“连团购菜都吃不起”。
   “越到后期,他们经济压力越大,家里气氛越压抑,随便一点小事就拌嘴。这已经不是靠心理咨询能解决的问题了。”田子君說。
   上海市疫情防控社会心理疏导专家团队成员林紫发现,很多家庭中的亲子关系问题也转化为夫妻关系问题。孩子一直在家,还要看着上网课,很多妈妈都觉得自己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状态,“只有把老公骂一顿,才能感觉好一点。疫情期间情绪的迁移、泛化、‘传染’,在每个家庭里都比较明显”。
   “这场疫情,已经构成群体性灾难。灾难中,如果人们的应激状态没有及时得到干预,就有可能转化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在疫情暴发后的三到六个月出现心理危机的高发。”林紫和她的团队参与过汶川地震、韩亚航空空难、马航失联事件等重大灾难的心理救援,她告诉记者,这些灾难之后相关群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而这次疫情带来的群体性应激反应更强烈。
   林紫建议,作为个体,尤其是面临婚姻困扰的夫妻,最好能够觉察到大的心理环境和背景,避免在应激反应之下做任何重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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