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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库全书总目》对宋末元初庐陵五位文人，刘辰翁、赵文、刘将孙、刘岳申、刘诜分别有所评价，且基本上都是从人品性格论其文学。这些文人的个性化人格精神使其文学具有某种个性色彩，不同流俗，而在元初文坛有所树立。《总目》反映出这批文人的思想和文学共性，以及其流派基础。其中整体肯定，而又亦褒亦贬的态度，又反映了四库学者的正统文学观。在清代四库馆臣的正统观照下，元初庐陵文学亦具有较大成就和价值，更可见此派的成立和影响之大。
关键词：庐陵文派 四库全书总目 评论 文章 气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6）01-78-85
元代初期，江西庐陵一地，文风大盛，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如由宋入元的刘辰翁，以及颇受其影响的赵文、刘将孙、刘岳申、刘诜等人。四库馆臣对他们的评价，反映在这些文人别集的提要中。将提要的评价综合联系来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四库馆臣已经注意到元初这批文人基于地域文化性格上的一些文学共性。元初庐陵文人的个性突出，人格磊落，使得他们的文学也往往不拘一格，不同流俗。然而《四库全书总目》还是秉持正统文脉的立场，在隐含地认可庐陵文人个性的同时，有意地将其归源于儒家节义正统的一路，让他们成为在元初眷怀麦秀的一个群体，而整体具有遗民节操。对于庐陵文人文学的评价，《总目》也一边回护他们的个性文风，一边又对其有所抑词。这种两面态度和评价反映出清代学者在对宋末元初思想比较特立的文人群体的一种矛盾心理，他们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思想和文学上都坚持正统正道，而又出于文人的心态和眼光对有异端倾向的文学表示某种程度上的赞许。他们由人及文，知人论世的基本批评方法，也从某个方面反映出庐陵文学的一些现象，即个性化的人格精神与特殊文风互相影响。对于刘辰翁、赵文、刘将孙、刘岳申、刘诜及其集子的评价，有某种共性，这也是清代学者对这批文人文学共性的意识，而证明了他们作为一个自成流派而存在的文学团体的思想和文学依据。关于元初庐陵文学的整体研究，本来就很少。除查先生外，有陈水根先生将刘辰翁、赵文、刘将孙结合考察，认为“赵文、刘辰翁、刘将孙的文章学问对庐陵欧阳守道的文章学问有继承也有创新”，具有流派的眼光。另外，黄世明的硕士论文《宋末元初江西庐陵遗民词人群体研究》第三章第一节《群体成员考略》中也举出“占籍为庐陵的有文天祥、刘辰翁、赵文、刘将孙、赵功可、王从叔、刘贵翁、李天骥、尹济翁共9人”。李超《刘诜、刘岳申与元中后期庐陵文学》论及“刘诜、刘岳申就是当时江西文学的维护”，即在元中后期在馆阁文臣的批判的回应。然综合考察各集提要，对元初庐陵文人及其文学进行考察，证明其作为元初一个文学流派的存在基础，并据此考察清代学者对其的评价态度，至今还没有过，此篇文章则略加尝试。
一、刘辰翁：“耿直”和“奇怪磊落”
《四库全书》收刘辰翁的作品两部，《须溪集》和《须溪四景诗》。《四库全书总目·须溪集》提要对于刘辰翁及其文学的评价首先基于其“耿直”的人品，引刘辰翁当贾似道当国时的对策之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残害可伤，风节不竟可憾”，隐含着对刘辰翁的美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四库馆臣的一个基本的忠良政治立场，以及他们对于政治风节的重视。刘辰翁在宋以亲老而辞仕，人元更不仕，这也表明其淡泊于仕途名利的人品风格，以及其作为儒者文人对自己的风节要求，而表现为不仕二朝的鲜明的政治取向。当然，这里没有过多的拔高，而刘辰翁的人品气节也具有地域个性色彩。可以说“耿直”本就是庐陵人的性格；不仕二主，也是庐陵人坚持自我，认定执一的性格使然；参加科考，是庐陵人重视教学和积极体现自我的性格体现；而不汲汲于仕，也是庐陵地方适宜生存，庐陵人自给自足悠然心态的体现。刘辰翁人元后自己不仕，而积极教其子刘将孙科举，《总目》说《须溪四景诗》“殆亦授刘之子备科举之用者欤”③，可见他并非机械地守节。然而，四库馆臣对刘辰翁的人品还是十分赞许的，并在评论其文学时主要看到他的精神的可取，而对其文学所短有所理解和回护，《总目》云：“且其于宗邦沦覆之后，睠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礼格绳之矣。”
对于刘辰翁的文学，《总目》多隐含批评之意。吴承学先生就看到“《总目》对他的批评比较多”。刘辰翁、罗椅所选《放翁诗选》，提要说“详其词意，确实为须溪门径”，吴承学引刘辰翁评点《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提要解析到，“‘须溪门径’就是‘以幽隽为宗’，‘舍其大而求其细一’，且说“《总目》在批评明人一些评点著作时，也认为是受了刘辰翁的影响”。诚然，如《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提要云“辰翁论诗，以幽隽为宗，逗后来竟陵弊体”，其“须溪门径”开明代竟陵派之弊。然其实四库馆臣对此多有理解和回护，《须溪集》提要云：
文章亦见重于世，其门生王梦应作祭文，至称韩欧后，惟先生卓然秦汉巨笔。然辰翁论诗评文往往意取尖新，太伤佻巧。其批点如《杜甫集》、《世说新语》及《班马异同》诸书，今尚有传本，大率破碎纤仄，无裨来学。即其所作诗文，亦专以奇怪磊落为宗，务在艰涩其词，甚或至于不可句读，尤不免轶于绳墨之外。特其蹊径本是蒙庄，故惝恍迷离，亦间有意趣，不尽堕牛鬼蛇神。且其于宗邦沦覆之后，略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礼格绳之矣。
对于门生王梦应对刘辰翁的称美，四库馆臣持一种保留态度，不完全赞成，但还是认可刘辰翁确有所成就和地位。其实，“秦汉巨笔”是相对宋末颓靡文风而言。而刘辰翁在当时振起文风，文学上有自树立，在这个意义上则可说是韩欧之后的又一大家。同时，这里的“巨笔”，其实也是就刘辰翁在文学批点上相对突出的成就而论的。
《总目》对刘辰翁文章的批判，主要在于其“尖新”“佻巧”“艰涩”，字句形式上的求新太过，和流人佻巧。这在刘辰翁的文学批点上反映为批点的“破碎纤仄”，流人细巧仄径。而在其文学创作上则导致词句的“艰涩”和文风的“奇怪磊落”，“轶于绳墨之外”。其实这本就是刘辰翁开始的元初庐陵文风不同于其它文风的核心之处，则不因文学规则而泯灭个性，反而是不拘于绳墨，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文学形式上的求新求变只是个性彰显的一种途径，而不是为形式的求新而求新。对于此，《总目》也表现出理解和宽容，将刘辰翁的文学方法归源于庄子手法，认为虽然“惝恍迷离”，还是“间有意趣”，有可取的精神内涵，而不是没有意义的玩弄形式花样，意走偏途而“牛鬼蛇神。”这种肯定和回护还是基于对刘辰翁的人品节义、儒家精神正统的定性上的，即刘辰翁在其“奇怪磊落”之文中所寄托的是“忠爱之忱”，而不是异质思想。因而四库馆臣对其文学形式上的过于求新和个性不满，但还是肯定其文学思想内容的儒家正统。 从《总目》的批评和回护，可以看出四库馆臣还是秉持正统的文学眼光，而对过于形式上的求新和异质思想，多有排斥。《总目》对刘辰翁《须溪四景诗》，认为“所作皆气韵生动，无堆排涂饰之习，在程试诗中最为高格”。在刘辰翁如此注重字句形式的文学主张下，他也不可能有“堆排涂饰之习”，而“气韵生动”则又说明了作者功力和文学成就。
二、赵文：“庾信之流亚”和“君子”言行
清代四库馆臣对赵文由宋人元，跟随文天祥抗元而又老食元禄的行为颇有微词，然又不重，且对其言行文章整体上还是肯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中《青山集》提要言“文与谢翱、王炎午同人文天祥幕府，沧桑以后，独不能深自晦匿，以迟暮余年，重餐元禄，出处之际，实不能无愧于诸人”。认为赵文既人文天祥幕府，以赵宋为主，如不能像文天祥等人那样死节，至少也应该拒仕元朝，不食元禄。然四库馆臣对此批判并不重，而且以其文章言行来为其略加辩护。《总目》又说：
然其文章则时有《哀江南赋》之余音，拟以古人，其庾信之流亚乎？文尝自言，行事使人皆可知可见者，为君子之行；为文使人读之可晓，考之有证者，为君子之言。今观其诗文，皆自抒胸臆，绝无粉餙，亦可谓能践其言矣。
其实，宋元易代之际的文人，如果不是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文坛上的领袖，作为食宋禄、受宋恩，并为表率的知名宋臣，其节义操守在历史的评判中并不是那么重要。一般的百姓和文人，并不会面对仕宋或仕元的思想争斗和艰难抉择，更不会背负很重的道德包袱。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在上层易主、政治变革的社会里，被动地接受社会制度，适应新的社会形态而已。赵文在当时的名气远不如文天祥、谢翱等人，他的仕元对社会构不成多大的舆论影响，所以他的仕元行为也就没有太大论争的意义。
四库馆臣论及其仕元，其实也是由其官方话语的价值取向和形态而定的。四库馆臣为清代乾隆帝御用，其提要的写作中也必然带有不仕二主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评判。即使这在赵文那里并不重要，但赵文作为一个在宋朝做过官的人，更重要的是随文天祥参加过抗元活动，四库馆臣对其它入元后食元禄的现实也就不得不提到并加以批判。
四库馆臣评其为人“庾信之流亚”，是由认为赵文的文章“时有《哀江南赋》之余音”而来。赵文的文章有自己的风格，不能是等同于《哀江南赋》的风格和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为了将赵文的为人和文章与由宋仕元，是否仕二主这个话题扯上关系。他们可以从赵文的文章中拈出一些情感化、深晦隐匿的因素来比况《哀江南赋》，再以赵文其人比况庾信。也就是，在这里，文章风格的比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便于进行文人事迹和人品的比况。
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风格，使得四库馆臣感觉到了“《哀江南赋》之余音”？这就需要在赵文的文章中去具体寻绎。赵文的文章不等同于庾信的文章，但毕竟有一些和庾信文章相似的。考察两者的相似点，除了仕于新朝而又心有不甘，话语晦涩，多用典故之外，另外都具有深切和真切的情感。这是赵文文章的一个特点，也是他同于庾信之处。
这种情感的深沉和真切，在赵文那里是以“君子”来表征的。《总目》说其自言的君子言行，在于“使人皆可知可见”，“使人读之可晓，考之有证据”。真实不伪，无所遮掩，提炼出来的文学风格即是“自抒胸臆，绝无粉饰”。
赵文的“君子”之论，及其文风的背后，其实体现还是江西文人的耿介气质。是什么说什么，言意对受众透明。这不同于北方文人由质朴性格而产生的求实不隐饰的文风，而是一个个性人格的体现，即坚持自我，喜欢与众不同，不屑于隐饰作伪，而不是他们不擅长隐饰。
三、刘将孙：“文章之一格”
对于刘将孙及其《养吾斋集》，《四库全书总目》该集提要末尾总结说“以备文章之一格，亦欧阳修偶思螺蛤之意耳”。承认其风格的特殊性，认为这是在宋末元初诸多文章风格中的“一格”，然不认为是文章正宗和正统文风，所以是如“欧阳修偶思螺蛤之意耳。”关于“螺蛤”，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赏析举隅》六《情景与主从》：
洪驹甫《诗话》云：“丹阳殷璠，撰《河岳英灵集》，首列常建诗，爱其‘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为警策。欧公又爱建‘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数语，竟不能得，以为恨。余谓建此诗全篇皆工，不独此两联而已。其诗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闻钟磬音。’”此诗主在写一种“幽寂”之情，而其景从如骖靳；试观其所用“清、古、高、幽、深、悦、空、寂”等字，当可仿佛其一二；最后“但闻钟磬音”，动而愈形其静矣。东坡云：“常建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欧阳文忠公最爱赏，以为不可及。此语诚可人意，然于公何足道？岂非厌饫刍豢，反思螺蛤也？”是所以褒欧公，意非在贬常建也。
又，王阮亭《论诗绝句》云：“苦学昌黎未赏音，偶思螺蛤见公心。平生自负庐山作，才尽禅房花木深。”四库馆臣对刘将孙的整体评价首先在于他对其父刘辰翁的文学继承和所受影响，同时也举例说明了刘将孙的文风相对于其父的独立性。《总目》云：
辰翁已以文名于宋末，当文体冗滥之余，欲矫以清新幽隽，故所著书多标举纤巧，而所作亦多以诘屈为奇。然蹊径独开，亦遂别自成家，不可磨灭。将孙濡染家学，颇习父风，故当日有小须之目。吴澄为作集序，谓其浩瀚演迤，自成为尚友之文，如苏洵之有苏轼。曾以立序则谓渊源所自，淹贯千古。
四库馆臣对刘辰翁在文学批评上“标举纤巧”，在创作上“以诘屈为奇”并不赞同，然还是在整体上从两个方面给予其肯定：一是刘辰翁这种文风的文学史意义，也即对宋末“文体冗滥”的矫正，注入“清新幽隽”之风；二是其“别自成家”的开创独特风格的意义，也即其个性意义。
《总目》看到刘将孙的家学影响，又不认为刘将孙之文全由辰翁而来，而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其中引用吴澄为刘将孙集所作《序》，言下是赞同评价刘将孙“自成为尚友之文”，另又引用曾以立《序》，隐含地认为刘将孙之文，学于古代各家，而非只出辰翁家学。而从吴澄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刘将孙之异于刘辰翁处，则在于其文风的开阔尚大，也即“浩瀚演迤”，而在刘辰翁“纤巧”“诘屈”的语言小境上有所发展和进步。 对于刘将孙的独特个性，四库馆臣通过对《养吾斋集》的评价来进行了申发。评价主要集中于诗歌中古体《感遇》诸作、近体诗。于文章则在于其序、记、碑、志。于刘将孙的文论及文学思想则主要在其文、理之论，和时、古文之论，其言：
今观其感遇诸作，效陈子昂、张九龄，虽音节不同，而寄托深远，时有名理。近体亦多佳句。序、记、碑、志诸文，虽伤于繁富，字句亦间涉钩棘，然叙事婉曲，善言情款，具有其父之所短，亦未尝不具有其父之所长。又宋元之际，故老遗民如胡求鱼、聂济之问学，赵文、刘岳申之文章，郭汝介、涂世俊之孝行，多不见于他书，独是集能具其颠末，亦颇赖以传。至所云欧苏起而常变极于化，伊洛兴而讲贯达于粹，然尚文者不能畅于理，说理者不能推之文。其言深中宋人之弊。又云时文之精，即古文之理，韩柳欧苏皆以时文擅名，其后为古文，如取之固有。皇甫浞、樊绍述、尹洙、穆修诸家，宁无隽字妙句，幽情苦思，所以不得与韩欧并，时文有不及焉故也。其言尤足以砭高语奇古而不能文从字顺之病。虽所作不尽践其言，要不能不谓之通论也。
关于刘将孙的诗歌，这里面体现出四库馆臣对于刘将孙诗歌创作的整体评价，同时也反映出刘将孙诗作的一些特点，即古体较近体更为成熟，而近体诗的成就则仅限于一些佳句。《感遇》主要是古体诗。《总目》认为刘将孙古诗学初唐陈子昂、张九龄的寄托深远。寄托的内容关乎家国之感、时移代换的历史沧桑之感。四库馆臣将刘将孙与初唐两位大诗人比较，看到他们的相同相似之处，和刘将孙对前人的学习，其实也是一种下意识的以诗人所处社会历史背景为参照，也即，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王朝建立之初的文人，饱含历史沧桑感慨，并且具有个性革新意识。“音节不同”是从古诗具体的语言形式和韵味风貌而言。毕竟，元初刘将孙以古诗所“寄托”的内容、形式、风味都不能等同于初唐作家，他有其寄托的个性特点，对于社会历史的改换更多冷静旁观，并且具有宋学影响而成的“名理”思维，而不是像唐人那样身在其中、不能自主、慷慨悲歌的情绪化的寄托。
关于其文章，四库馆臣看到刘将孙文章在刘辰翁影响下的优缺点，也是其文章的主要风格特点，并看到其存史价值。四库馆臣主要论其序、记、碑、志文体，可见刘将孙的文章成就主要在于这四种文体。《总目》说：“序、记、碑、志诸文，虽伤于繁富，字句亦间涉钩棘，然叙事婉曲，善言情欺。具有其父之所短，亦未尝不具有其父之所长。”这里既看到其短处，又看到其长处，同时看到刘将孙对刘辰翁文章优缺点的继承，也表达了对刘辰翁文章所长和缺点的认识。所长在于“叙事婉曲，善言情”，所短在于“繁富”和字句“钩棘”。这可以说直接说到了刘辰翁文章的要害。不过“钩棘”之病在其子身上已有改善，只是“间涉”而已。“钩棘”“字句”不仅是刘将孙的为文特点，也是刘辰翁奇崛文风和在宋末元初颓靡文风之中力求新异的主张在文章字句样式上的具体形式表现。“繁富”也是“叙事婉曲”和“言情”的结果，充沛的情思表现在字句形式上即表现出繁富之态。所以，四库馆臣所看到的刘辰翁父子文风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外在文学形式上的奇崛钩棘，二是内在文学内容上的情思充沛。
另外，《总目》还看到刘将孙文章的存史意义：“又宋元之际，故老遗民如胡求鱼、聂济之问学，赵文、刘岳申之文章，郭汝介、涂世俊之孝行，多不见于他书，独是集能具其颠末，亦颇赖以传。”
关于刘将孙的文论，《总目》引用了两段，反映出四库馆臣的一些思想。首先，他们肯定刘将孙的提法，言下也是提倡文、理结合，并重视时文练笔在文章创作提高上的作用。其次，他们也看到宋代文章的弊病在于理与文的背离，而这也反映出宋文的一大特点，即理的突出。再者，四库馆臣也看到宋末元初为文的一种弊病，即在追求高语奇古的过程中，忽视为文基本功底锻炼，而出现“不能文从字顺”的低级毛病。另外，《总目》也对刘将孙的“不尽践其言”有隐含的批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刘将孙虽然在理论上认识到为文的这些问题，而也未免受当时风气弊病的影响，而不能在自己为文过程中将自己的文论主张付诸实践。“高语奇古”本就是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个性奇崛文风的一种追求，而刘辰翁在文章字句上的追求和苛责，也隐含地存在“不能文从字顺之病”。
四、刘岳申：文章“气骨”之“骏洁”
四库馆臣对刘岳申及其《申斋集》，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文章风格。二是碑志之作的存史价值和刘岳申其人的写实不谀的人格。《四库全书总目·申斋集》提要云：“岳申为文，根柢六经，而以韩苏为圭臬，故其气骨遒上，无后来卑冗之习。《豫章人物志》以简约峻洁许之，殆非虚美。至集中碑志之作，居什之四五，尤可据以考证史事。如文天祥传，比宋史所载为详。夏贵墓志称其出奇计，立战功，甚悉，而贵之失节，并不为之讳，且深致惋惜之词，亦非曲笔谀墓者可比，洵可谓知作文之体要者也。”
《总目》论及刘岳申的文章风格，同时也反映四库馆臣自己的文风取向，而且也侧面反映了元初庐陵文学发展到元代中后期，文风渐趋“卑冗”的趋势。他们认同文章根柢六经，取学韩愈、苏轼，重气骨，走向上一路，反对卑冗之习。他们所说的“后来卑冗之习”，可以有不同的所指，一是刘岳申所属庐陵文章的后学习气，二是刘岳申之后元代中后期的主流文风，也即以虞集等人为代表的盛世文风。具体考虑，这里所说的“后来卑冗之习”，在元代中后期已经成为一种文风普遍“习”气，多了平缓和易之势，词平意缓，而不如元初庐陵刘岳申等人个性突出、锋芒毕露的“骏洁”“气骨”，在比较之中，则显得卑冗。
那么它到底是否“卑冗”，各家所见不同，这种定性还有待考究。但《总目》的这个论调却很明显反映了四库馆臣在文风认识上的一些观点，甚至带有一些主观的偏见。一是对于“气骨”“骏洁”文风的认同，这里面有文意向上，文气富有力度和文词简洁的问题，同时具有作者个体的个性色彩。二是对于盛世文风平易卑冗的批判。可见《总目》所代表的四库馆臣的文论观点虽然主流为官方意识，但还是不时体现出他们个性化的主张和个人的观点喜好。在文风的问题上，他们更趋向于文章中个性的灌注，而不是一味地冗辞美世、和易平缓的馆阁文风。而且对于各朝代的文风发展，他们有一种学者通贯眼光的认识，即从一个朝代从开始建立到社会安定升平的过程中，文风也从往往渐趋卑冗向下，由个性突出、富有气骨走向平易。而他们对于朝代中期，具有谀世颂主性质，而渐消了文章个性气骨的盛世文风往往还是持一种批判的眼光。当然，这只是在文风问题上，而不关涉政治。这也可以说是四库馆臣的文人个性和政治易途在文风问题上的一种隐含诉求。 《总目》还反映了四库馆臣对碑志体文章认识和对历来碑志文风的批判。在清代四库馆臣的眼里，作者需知碑志文章的“体要”，也就是文章中核心关键。而这个“体要”在碑志一类文章中，一是保存史实，二是不“曲笔谀墓”和为碑志主人讳。从中也可见四库馆臣对碑志这类文体性质的认识和要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或者说历代碑志体文章中的一个通病，即作者常为墓主讳。这也是文人之间的一种互相捧扬，并在通过这类总结逝者一生的应用类文章，阿谀失实，加入浓郁的主观色彩，表达个人爱憎疏近的反映。总之，在古代各种文体中，碑志类文体尤其失实，并且整体有“谀墓”之风，这也是这个文体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然而，这种风气本身是需要纠正的。
五、刘诜：诗文“自出机轴”
刘诜的文学成就在当时比较突出，之后王荣禄为之请谥号“文敏”，罗如篪编《桂隐文集》，虞集、欧阳玄为他作序、墓志铭，《元史·儒学传》也有记载。
刘诜生年比赵文晚，生于宋末，但依然能见宋代遗老，并受他们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宋遗民对宋王朝的忠贞守节，而是更多庐陵人的现实。在元代延祐开科之后，他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只是“十年不第，乃刻意于诗古文”。在学术上他重视实学考证，“肆力于名物度数训诂笺注之学”。同时，他也有着庐陵人的个性和气性，这里面也有着现实考虑的因素。虽然“江南行御史台屡以教官馆职遗逸荐，皆不报”，但他不是真的不愿为官，他参加科举也是想由此人仕，只是教官馆职遗逸仅是虚有其名的头衔，刘诜并不着意。
《总目》说“盖其文章宗旨主于自出机轴”，而刘诜自己也反对“委怯”、“迂挠”，其实就是不能压抑自我和个性。四库馆臣还引欧阳玄论刘诜的文学思想“非相师，非不相师”，而认为欧阳玄是“深得诜之用意”，其实四库馆臣亦是看到了刘诜的个性特出。对于刘诜的文学成就，元人欧阳玄认为“其尤长于诗，诗尤长于五言古体，短篇所论亦允”。清人顾嗣立则认为其律诗多佳句。而《总目》则认为“近体格力颇遒，实不仅以佳句见”。而顾嗣立所摘律诗佳句在四库馆臣眼里是有些是“近小词”者和“江湖习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刘诜律诗中的一些模拟习气。
作为同一个地域的文人，其文学的共性主要在于其地域文化个性上。刘辰翁、赵文，以及晚出的三刘，他们的文学成就多在于文，诗词则稍逊。他们的文学思想和主张具有鲜明的个性，然都基于个性人格精神之上，具有了庐陵性格。然而他们的具体文学主张也有不同，从刘辰翁到刘诜，也反映出这一流派的发展流脉。刘辰翁以遗民的“耿直”开始庐陵文风的“奇怪磊落”。赵文由宋人元且为官的尴尬，以“庾信”心态，作为求真的“君子”之文。而晚出而基本生活于元代的刘将孙，已少了遗民之不平，而追求文学本身的成熟尚大，他将庐陵的个性文风推到顶峰，言情叙事，文章“浩瀚演迤”，更加成熟，自成“一格”，成为庐陵文风的代表。而更后的刘岳申和刘诜，其人格精神更趋向个体个性，而不是出于遗民之思，他们维护庐陵文脉，然又有自追求，在文学上成就斐然。刘岳申对刘将孙的“繁富”为文有所纠正，而以形式的精简“骏洁”和文学内在精神的“气骨”胜。刘诜更是反对文章的“委怯”、“迂挠”。总之，这一派由遗民的不平情绪和个性张扬，文学形式上标新立异；发展为以情而胜，文风浩瀚；最后而走向文学样式渐趋精致，和文学情感的渐趋和平，而靠近元代中后期馆阁文风。文学整体上是由形式求新的仄境走向语言繁富和情思开阔，最后又回归于形式，但变为了精致。深入观照则是由社会性的情绪诉求渐向个体性个性申张，由激烈趋向平和。清代四库馆臣看到这批文人的共性，对于文学成就整体还是予以肯定，从中也可以寻绎其作为流派的存在依据。
关键词：庐陵文派 四库全书总目 评论 文章 气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6）01-78-85
元代初期，江西庐陵一地，文风大盛，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如由宋入元的刘辰翁，以及颇受其影响的赵文、刘将孙、刘岳申、刘诜等人。四库馆臣对他们的评价，反映在这些文人别集的提要中。将提要的评价综合联系来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四库馆臣已经注意到元初这批文人基于地域文化性格上的一些文学共性。元初庐陵文人的个性突出，人格磊落，使得他们的文学也往往不拘一格，不同流俗。然而《四库全书总目》还是秉持正统文脉的立场，在隐含地认可庐陵文人个性的同时，有意地将其归源于儒家节义正统的一路，让他们成为在元初眷怀麦秀的一个群体，而整体具有遗民节操。对于庐陵文人文学的评价，《总目》也一边回护他们的个性文风，一边又对其有所抑词。这种两面态度和评价反映出清代学者在对宋末元初思想比较特立的文人群体的一种矛盾心理，他们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思想和文学上都坚持正统正道，而又出于文人的心态和眼光对有异端倾向的文学表示某种程度上的赞许。他们由人及文，知人论世的基本批评方法，也从某个方面反映出庐陵文学的一些现象，即个性化的人格精神与特殊文风互相影响。对于刘辰翁、赵文、刘将孙、刘岳申、刘诜及其集子的评价，有某种共性，这也是清代学者对这批文人文学共性的意识，而证明了他们作为一个自成流派而存在的文学团体的思想和文学依据。关于元初庐陵文学的整体研究，本来就很少。除查先生外，有陈水根先生将刘辰翁、赵文、刘将孙结合考察，认为“赵文、刘辰翁、刘将孙的文章学问对庐陵欧阳守道的文章学问有继承也有创新”，具有流派的眼光。另外，黄世明的硕士论文《宋末元初江西庐陵遗民词人群体研究》第三章第一节《群体成员考略》中也举出“占籍为庐陵的有文天祥、刘辰翁、赵文、刘将孙、赵功可、王从叔、刘贵翁、李天骥、尹济翁共9人”。李超《刘诜、刘岳申与元中后期庐陵文学》论及“刘诜、刘岳申就是当时江西文学的维护”，即在元中后期在馆阁文臣的批判的回应。然综合考察各集提要，对元初庐陵文人及其文学进行考察，证明其作为元初一个文学流派的存在基础，并据此考察清代学者对其的评价态度，至今还没有过，此篇文章则略加尝试。
一、刘辰翁：“耿直”和“奇怪磊落”
《四库全书》收刘辰翁的作品两部，《须溪集》和《须溪四景诗》。《四库全书总目·须溪集》提要对于刘辰翁及其文学的评价首先基于其“耿直”的人品，引刘辰翁当贾似道当国时的对策之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残害可伤，风节不竟可憾”，隐含着对刘辰翁的美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四库馆臣的一个基本的忠良政治立场，以及他们对于政治风节的重视。刘辰翁在宋以亲老而辞仕，人元更不仕，这也表明其淡泊于仕途名利的人品风格，以及其作为儒者文人对自己的风节要求，而表现为不仕二朝的鲜明的政治取向。当然，这里没有过多的拔高，而刘辰翁的人品气节也具有地域个性色彩。可以说“耿直”本就是庐陵人的性格；不仕二主，也是庐陵人坚持自我，认定执一的性格使然；参加科考，是庐陵人重视教学和积极体现自我的性格体现；而不汲汲于仕，也是庐陵地方适宜生存，庐陵人自给自足悠然心态的体现。刘辰翁人元后自己不仕，而积极教其子刘将孙科举，《总目》说《须溪四景诗》“殆亦授刘之子备科举之用者欤”③，可见他并非机械地守节。然而，四库馆臣对刘辰翁的人品还是十分赞许的，并在评论其文学时主要看到他的精神的可取，而对其文学所短有所理解和回护，《总目》云：“且其于宗邦沦覆之后，睠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礼格绳之矣。”
对于刘辰翁的文学，《总目》多隐含批评之意。吴承学先生就看到“《总目》对他的批评比较多”。刘辰翁、罗椅所选《放翁诗选》，提要说“详其词意，确实为须溪门径”，吴承学引刘辰翁评点《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提要解析到，“‘须溪门径’就是‘以幽隽为宗’，‘舍其大而求其细一’，且说“《总目》在批评明人一些评点著作时，也认为是受了刘辰翁的影响”。诚然，如《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提要云“辰翁论诗，以幽隽为宗，逗后来竟陵弊体”，其“须溪门径”开明代竟陵派之弊。然其实四库馆臣对此多有理解和回护，《须溪集》提要云：
文章亦见重于世，其门生王梦应作祭文，至称韩欧后，惟先生卓然秦汉巨笔。然辰翁论诗评文往往意取尖新，太伤佻巧。其批点如《杜甫集》、《世说新语》及《班马异同》诸书，今尚有传本，大率破碎纤仄，无裨来学。即其所作诗文，亦专以奇怪磊落为宗，务在艰涩其词，甚或至于不可句读，尤不免轶于绳墨之外。特其蹊径本是蒙庄，故惝恍迷离，亦间有意趣，不尽堕牛鬼蛇神。且其于宗邦沦覆之后，略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礼格绳之矣。
对于门生王梦应对刘辰翁的称美，四库馆臣持一种保留态度，不完全赞成，但还是认可刘辰翁确有所成就和地位。其实，“秦汉巨笔”是相对宋末颓靡文风而言。而刘辰翁在当时振起文风，文学上有自树立，在这个意义上则可说是韩欧之后的又一大家。同时，这里的“巨笔”，其实也是就刘辰翁在文学批点上相对突出的成就而论的。
《总目》对刘辰翁文章的批判，主要在于其“尖新”“佻巧”“艰涩”，字句形式上的求新太过，和流人佻巧。这在刘辰翁的文学批点上反映为批点的“破碎纤仄”，流人细巧仄径。而在其文学创作上则导致词句的“艰涩”和文风的“奇怪磊落”，“轶于绳墨之外”。其实这本就是刘辰翁开始的元初庐陵文风不同于其它文风的核心之处，则不因文学规则而泯灭个性，反而是不拘于绳墨，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文学形式上的求新求变只是个性彰显的一种途径，而不是为形式的求新而求新。对于此，《总目》也表现出理解和宽容，将刘辰翁的文学方法归源于庄子手法，认为虽然“惝恍迷离”，还是“间有意趣”，有可取的精神内涵，而不是没有意义的玩弄形式花样，意走偏途而“牛鬼蛇神。”这种肯定和回护还是基于对刘辰翁的人品节义、儒家精神正统的定性上的，即刘辰翁在其“奇怪磊落”之文中所寄托的是“忠爱之忱”，而不是异质思想。因而四库馆臣对其文学形式上的过于求新和个性不满，但还是肯定其文学思想内容的儒家正统。 从《总目》的批评和回护，可以看出四库馆臣还是秉持正统的文学眼光，而对过于形式上的求新和异质思想，多有排斥。《总目》对刘辰翁《须溪四景诗》，认为“所作皆气韵生动，无堆排涂饰之习，在程试诗中最为高格”。在刘辰翁如此注重字句形式的文学主张下，他也不可能有“堆排涂饰之习”，而“气韵生动”则又说明了作者功力和文学成就。
二、赵文：“庾信之流亚”和“君子”言行
清代四库馆臣对赵文由宋人元，跟随文天祥抗元而又老食元禄的行为颇有微词，然又不重，且对其言行文章整体上还是肯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中《青山集》提要言“文与谢翱、王炎午同人文天祥幕府，沧桑以后，独不能深自晦匿，以迟暮余年，重餐元禄，出处之际，实不能无愧于诸人”。认为赵文既人文天祥幕府，以赵宋为主，如不能像文天祥等人那样死节，至少也应该拒仕元朝，不食元禄。然四库馆臣对此批判并不重，而且以其文章言行来为其略加辩护。《总目》又说：
然其文章则时有《哀江南赋》之余音，拟以古人，其庾信之流亚乎？文尝自言，行事使人皆可知可见者，为君子之行；为文使人读之可晓，考之有证者，为君子之言。今观其诗文，皆自抒胸臆，绝无粉餙，亦可谓能践其言矣。
其实，宋元易代之际的文人，如果不是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文坛上的领袖，作为食宋禄、受宋恩，并为表率的知名宋臣，其节义操守在历史的评判中并不是那么重要。一般的百姓和文人，并不会面对仕宋或仕元的思想争斗和艰难抉择，更不会背负很重的道德包袱。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在上层易主、政治变革的社会里，被动地接受社会制度，适应新的社会形态而已。赵文在当时的名气远不如文天祥、谢翱等人，他的仕元对社会构不成多大的舆论影响，所以他的仕元行为也就没有太大论争的意义。
四库馆臣论及其仕元，其实也是由其官方话语的价值取向和形态而定的。四库馆臣为清代乾隆帝御用，其提要的写作中也必然带有不仕二主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评判。即使这在赵文那里并不重要，但赵文作为一个在宋朝做过官的人，更重要的是随文天祥参加过抗元活动，四库馆臣对其它入元后食元禄的现实也就不得不提到并加以批判。
四库馆臣评其为人“庾信之流亚”，是由认为赵文的文章“时有《哀江南赋》之余音”而来。赵文的文章有自己的风格，不能是等同于《哀江南赋》的风格和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为了将赵文的为人和文章与由宋仕元，是否仕二主这个话题扯上关系。他们可以从赵文的文章中拈出一些情感化、深晦隐匿的因素来比况《哀江南赋》，再以赵文其人比况庾信。也就是，在这里，文章风格的比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便于进行文人事迹和人品的比况。
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风格，使得四库馆臣感觉到了“《哀江南赋》之余音”？这就需要在赵文的文章中去具体寻绎。赵文的文章不等同于庾信的文章，但毕竟有一些和庾信文章相似的。考察两者的相似点，除了仕于新朝而又心有不甘，话语晦涩，多用典故之外，另外都具有深切和真切的情感。这是赵文文章的一个特点，也是他同于庾信之处。
这种情感的深沉和真切，在赵文那里是以“君子”来表征的。《总目》说其自言的君子言行，在于“使人皆可知可见”，“使人读之可晓，考之有证据”。真实不伪，无所遮掩，提炼出来的文学风格即是“自抒胸臆，绝无粉饰”。
赵文的“君子”之论，及其文风的背后，其实体现还是江西文人的耿介气质。是什么说什么，言意对受众透明。这不同于北方文人由质朴性格而产生的求实不隐饰的文风，而是一个个性人格的体现，即坚持自我，喜欢与众不同，不屑于隐饰作伪，而不是他们不擅长隐饰。
三、刘将孙：“文章之一格”
对于刘将孙及其《养吾斋集》，《四库全书总目》该集提要末尾总结说“以备文章之一格，亦欧阳修偶思螺蛤之意耳”。承认其风格的特殊性，认为这是在宋末元初诸多文章风格中的“一格”，然不认为是文章正宗和正统文风，所以是如“欧阳修偶思螺蛤之意耳。”关于“螺蛤”，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赏析举隅》六《情景与主从》：
洪驹甫《诗话》云：“丹阳殷璠，撰《河岳英灵集》，首列常建诗，爱其‘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为警策。欧公又爱建‘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数语，竟不能得，以为恨。余谓建此诗全篇皆工，不独此两联而已。其诗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闻钟磬音。’”此诗主在写一种“幽寂”之情，而其景从如骖靳；试观其所用“清、古、高、幽、深、悦、空、寂”等字，当可仿佛其一二；最后“但闻钟磬音”，动而愈形其静矣。东坡云：“常建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欧阳文忠公最爱赏，以为不可及。此语诚可人意，然于公何足道？岂非厌饫刍豢，反思螺蛤也？”是所以褒欧公，意非在贬常建也。
又，王阮亭《论诗绝句》云：“苦学昌黎未赏音，偶思螺蛤见公心。平生自负庐山作，才尽禅房花木深。”四库馆臣对刘将孙的整体评价首先在于他对其父刘辰翁的文学继承和所受影响，同时也举例说明了刘将孙的文风相对于其父的独立性。《总目》云：
辰翁已以文名于宋末，当文体冗滥之余，欲矫以清新幽隽，故所著书多标举纤巧，而所作亦多以诘屈为奇。然蹊径独开，亦遂别自成家，不可磨灭。将孙濡染家学，颇习父风，故当日有小须之目。吴澄为作集序，谓其浩瀚演迤，自成为尚友之文，如苏洵之有苏轼。曾以立序则谓渊源所自，淹贯千古。
四库馆臣对刘辰翁在文学批评上“标举纤巧”，在创作上“以诘屈为奇”并不赞同，然还是在整体上从两个方面给予其肯定：一是刘辰翁这种文风的文学史意义，也即对宋末“文体冗滥”的矫正，注入“清新幽隽”之风；二是其“别自成家”的开创独特风格的意义，也即其个性意义。
《总目》看到刘将孙的家学影响，又不认为刘将孙之文全由辰翁而来，而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其中引用吴澄为刘将孙集所作《序》，言下是赞同评价刘将孙“自成为尚友之文”，另又引用曾以立《序》，隐含地认为刘将孙之文，学于古代各家，而非只出辰翁家学。而从吴澄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刘将孙之异于刘辰翁处，则在于其文风的开阔尚大，也即“浩瀚演迤”，而在刘辰翁“纤巧”“诘屈”的语言小境上有所发展和进步。 对于刘将孙的独特个性，四库馆臣通过对《养吾斋集》的评价来进行了申发。评价主要集中于诗歌中古体《感遇》诸作、近体诗。于文章则在于其序、记、碑、志。于刘将孙的文论及文学思想则主要在其文、理之论，和时、古文之论，其言：
今观其感遇诸作，效陈子昂、张九龄，虽音节不同，而寄托深远，时有名理。近体亦多佳句。序、记、碑、志诸文，虽伤于繁富，字句亦间涉钩棘，然叙事婉曲，善言情款，具有其父之所短，亦未尝不具有其父之所长。又宋元之际，故老遗民如胡求鱼、聂济之问学，赵文、刘岳申之文章，郭汝介、涂世俊之孝行，多不见于他书，独是集能具其颠末，亦颇赖以传。至所云欧苏起而常变极于化，伊洛兴而讲贯达于粹，然尚文者不能畅于理，说理者不能推之文。其言深中宋人之弊。又云时文之精，即古文之理，韩柳欧苏皆以时文擅名，其后为古文，如取之固有。皇甫浞、樊绍述、尹洙、穆修诸家，宁无隽字妙句，幽情苦思，所以不得与韩欧并，时文有不及焉故也。其言尤足以砭高语奇古而不能文从字顺之病。虽所作不尽践其言，要不能不谓之通论也。
关于刘将孙的诗歌，这里面体现出四库馆臣对于刘将孙诗歌创作的整体评价，同时也反映出刘将孙诗作的一些特点，即古体较近体更为成熟，而近体诗的成就则仅限于一些佳句。《感遇》主要是古体诗。《总目》认为刘将孙古诗学初唐陈子昂、张九龄的寄托深远。寄托的内容关乎家国之感、时移代换的历史沧桑之感。四库馆臣将刘将孙与初唐两位大诗人比较，看到他们的相同相似之处，和刘将孙对前人的学习，其实也是一种下意识的以诗人所处社会历史背景为参照，也即，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王朝建立之初的文人，饱含历史沧桑感慨，并且具有个性革新意识。“音节不同”是从古诗具体的语言形式和韵味风貌而言。毕竟，元初刘将孙以古诗所“寄托”的内容、形式、风味都不能等同于初唐作家，他有其寄托的个性特点，对于社会历史的改换更多冷静旁观，并且具有宋学影响而成的“名理”思维，而不是像唐人那样身在其中、不能自主、慷慨悲歌的情绪化的寄托。
关于其文章，四库馆臣看到刘将孙文章在刘辰翁影响下的优缺点，也是其文章的主要风格特点，并看到其存史价值。四库馆臣主要论其序、记、碑、志文体，可见刘将孙的文章成就主要在于这四种文体。《总目》说：“序、记、碑、志诸文，虽伤于繁富，字句亦间涉钩棘，然叙事婉曲，善言情欺。具有其父之所短，亦未尝不具有其父之所长。”这里既看到其短处，又看到其长处，同时看到刘将孙对刘辰翁文章优缺点的继承，也表达了对刘辰翁文章所长和缺点的认识。所长在于“叙事婉曲，善言情”，所短在于“繁富”和字句“钩棘”。这可以说直接说到了刘辰翁文章的要害。不过“钩棘”之病在其子身上已有改善，只是“间涉”而已。“钩棘”“字句”不仅是刘将孙的为文特点，也是刘辰翁奇崛文风和在宋末元初颓靡文风之中力求新异的主张在文章字句样式上的具体形式表现。“繁富”也是“叙事婉曲”和“言情”的结果，充沛的情思表现在字句形式上即表现出繁富之态。所以，四库馆臣所看到的刘辰翁父子文风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外在文学形式上的奇崛钩棘，二是内在文学内容上的情思充沛。
另外，《总目》还看到刘将孙文章的存史意义：“又宋元之际，故老遗民如胡求鱼、聂济之问学，赵文、刘岳申之文章，郭汝介、涂世俊之孝行，多不见于他书，独是集能具其颠末，亦颇赖以传。”
关于刘将孙的文论，《总目》引用了两段，反映出四库馆臣的一些思想。首先，他们肯定刘将孙的提法，言下也是提倡文、理结合，并重视时文练笔在文章创作提高上的作用。其次，他们也看到宋代文章的弊病在于理与文的背离，而这也反映出宋文的一大特点，即理的突出。再者，四库馆臣也看到宋末元初为文的一种弊病，即在追求高语奇古的过程中，忽视为文基本功底锻炼，而出现“不能文从字顺”的低级毛病。另外，《总目》也对刘将孙的“不尽践其言”有隐含的批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刘将孙虽然在理论上认识到为文的这些问题，而也未免受当时风气弊病的影响，而不能在自己为文过程中将自己的文论主张付诸实践。“高语奇古”本就是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个性奇崛文风的一种追求，而刘辰翁在文章字句上的追求和苛责，也隐含地存在“不能文从字顺之病”。
四、刘岳申：文章“气骨”之“骏洁”
四库馆臣对刘岳申及其《申斋集》，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文章风格。二是碑志之作的存史价值和刘岳申其人的写实不谀的人格。《四库全书总目·申斋集》提要云：“岳申为文，根柢六经，而以韩苏为圭臬，故其气骨遒上，无后来卑冗之习。《豫章人物志》以简约峻洁许之，殆非虚美。至集中碑志之作，居什之四五，尤可据以考证史事。如文天祥传，比宋史所载为详。夏贵墓志称其出奇计，立战功，甚悉，而贵之失节，并不为之讳，且深致惋惜之词，亦非曲笔谀墓者可比，洵可谓知作文之体要者也。”
《总目》论及刘岳申的文章风格，同时也反映四库馆臣自己的文风取向，而且也侧面反映了元初庐陵文学发展到元代中后期，文风渐趋“卑冗”的趋势。他们认同文章根柢六经，取学韩愈、苏轼，重气骨，走向上一路，反对卑冗之习。他们所说的“后来卑冗之习”，可以有不同的所指，一是刘岳申所属庐陵文章的后学习气，二是刘岳申之后元代中后期的主流文风，也即以虞集等人为代表的盛世文风。具体考虑，这里所说的“后来卑冗之习”，在元代中后期已经成为一种文风普遍“习”气，多了平缓和易之势，词平意缓，而不如元初庐陵刘岳申等人个性突出、锋芒毕露的“骏洁”“气骨”，在比较之中，则显得卑冗。
那么它到底是否“卑冗”，各家所见不同，这种定性还有待考究。但《总目》的这个论调却很明显反映了四库馆臣在文风认识上的一些观点，甚至带有一些主观的偏见。一是对于“气骨”“骏洁”文风的认同，这里面有文意向上，文气富有力度和文词简洁的问题，同时具有作者个体的个性色彩。二是对于盛世文风平易卑冗的批判。可见《总目》所代表的四库馆臣的文论观点虽然主流为官方意识，但还是不时体现出他们个性化的主张和个人的观点喜好。在文风的问题上，他们更趋向于文章中个性的灌注，而不是一味地冗辞美世、和易平缓的馆阁文风。而且对于各朝代的文风发展，他们有一种学者通贯眼光的认识，即从一个朝代从开始建立到社会安定升平的过程中，文风也从往往渐趋卑冗向下，由个性突出、富有气骨走向平易。而他们对于朝代中期，具有谀世颂主性质，而渐消了文章个性气骨的盛世文风往往还是持一种批判的眼光。当然，这只是在文风问题上，而不关涉政治。这也可以说是四库馆臣的文人个性和政治易途在文风问题上的一种隐含诉求。 《总目》还反映了四库馆臣对碑志体文章认识和对历来碑志文风的批判。在清代四库馆臣的眼里，作者需知碑志文章的“体要”，也就是文章中核心关键。而这个“体要”在碑志一类文章中，一是保存史实，二是不“曲笔谀墓”和为碑志主人讳。从中也可见四库馆臣对碑志这类文体性质的认识和要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或者说历代碑志体文章中的一个通病，即作者常为墓主讳。这也是文人之间的一种互相捧扬，并在通过这类总结逝者一生的应用类文章，阿谀失实，加入浓郁的主观色彩，表达个人爱憎疏近的反映。总之，在古代各种文体中，碑志类文体尤其失实，并且整体有“谀墓”之风，这也是这个文体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然而，这种风气本身是需要纠正的。
五、刘诜：诗文“自出机轴”
刘诜的文学成就在当时比较突出，之后王荣禄为之请谥号“文敏”，罗如篪编《桂隐文集》，虞集、欧阳玄为他作序、墓志铭，《元史·儒学传》也有记载。
刘诜生年比赵文晚，生于宋末，但依然能见宋代遗老，并受他们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宋遗民对宋王朝的忠贞守节，而是更多庐陵人的现实。在元代延祐开科之后，他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只是“十年不第，乃刻意于诗古文”。在学术上他重视实学考证，“肆力于名物度数训诂笺注之学”。同时，他也有着庐陵人的个性和气性，这里面也有着现实考虑的因素。虽然“江南行御史台屡以教官馆职遗逸荐，皆不报”，但他不是真的不愿为官，他参加科举也是想由此人仕，只是教官馆职遗逸仅是虚有其名的头衔，刘诜并不着意。
《总目》说“盖其文章宗旨主于自出机轴”，而刘诜自己也反对“委怯”、“迂挠”，其实就是不能压抑自我和个性。四库馆臣还引欧阳玄论刘诜的文学思想“非相师，非不相师”，而认为欧阳玄是“深得诜之用意”，其实四库馆臣亦是看到了刘诜的个性特出。对于刘诜的文学成就，元人欧阳玄认为“其尤长于诗，诗尤长于五言古体，短篇所论亦允”。清人顾嗣立则认为其律诗多佳句。而《总目》则认为“近体格力颇遒，实不仅以佳句见”。而顾嗣立所摘律诗佳句在四库馆臣眼里是有些是“近小词”者和“江湖习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刘诜律诗中的一些模拟习气。
作为同一个地域的文人，其文学的共性主要在于其地域文化个性上。刘辰翁、赵文，以及晚出的三刘，他们的文学成就多在于文，诗词则稍逊。他们的文学思想和主张具有鲜明的个性，然都基于个性人格精神之上，具有了庐陵性格。然而他们的具体文学主张也有不同，从刘辰翁到刘诜，也反映出这一流派的发展流脉。刘辰翁以遗民的“耿直”开始庐陵文风的“奇怪磊落”。赵文由宋人元且为官的尴尬，以“庾信”心态，作为求真的“君子”之文。而晚出而基本生活于元代的刘将孙，已少了遗民之不平，而追求文学本身的成熟尚大，他将庐陵的个性文风推到顶峰，言情叙事，文章“浩瀚演迤”，更加成熟，自成“一格”，成为庐陵文风的代表。而更后的刘岳申和刘诜，其人格精神更趋向个体个性，而不是出于遗民之思，他们维护庐陵文脉，然又有自追求，在文学上成就斐然。刘岳申对刘将孙的“繁富”为文有所纠正，而以形式的精简“骏洁”和文学内在精神的“气骨”胜。刘诜更是反对文章的“委怯”、“迂挠”。总之，这一派由遗民的不平情绪和个性张扬，文学形式上标新立异；发展为以情而胜，文风浩瀚；最后而走向文学样式渐趋精致，和文学情感的渐趋和平，而靠近元代中后期馆阁文风。文学整体上是由形式求新的仄境走向语言繁富和情思开阔，最后又回归于形式，但变为了精致。深入观照则是由社会性的情绪诉求渐向个体性个性申张，由激烈趋向平和。清代四库馆臣看到这批文人的共性，对于文学成就整体还是予以肯定，从中也可以寻绎其作为流派的存在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