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依宪立法不仅是立法原则,也是宪法实施行为。由立法机关依据宪法进行立法是宪法实施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常态化方式。实施宪法文本中“由法律规定”的条款是立法机关实施宪法的直接体现。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由法律规定”共出现十三处,主要是四类情形:自然资源和土地所有权归属、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国家机构内部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基层政权的关系。“由法律规定”在性质上属于宪法的直接授权,也是国家立法机关的义务条款,具有排他性。立法机关实施“由法律规定”需要在宪法明确授权的事项范围里、在合适的期限里予以立
【基金项目】
：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20ZDA018),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项目“加强宪法实施、教育和监督研究”(18JZ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依宪立法不仅是立法原则,也是宪法实施行为。由立法机关依据宪法进行立法是宪法实施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常态化方式。实施宪法文本中“由法律规定”的条款是立法机关实施宪法的直接体现。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由法律规定”共出现十三处,主要是四类情形:自然资源和土地所有权归属、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国家机构内部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基层政权的关系。“由法律规定”在性质上属于宪法的直接授权,也是国家立法机关的义务条款,具有排他性。立法机关实施“由法律规定”需要在宪法明确授权的事项范围里、在合适的期限里予以立
其他文献
宪法实施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与人民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民主有着本质关联。随着宪法实施在技术层面日益转向宪法审查制度建构,有必要深入分析公民在宪法审查程序中的地位。公民参与宪法审查机制是宪法本身民主化的必然结果,《立法法》规定的公民审查建议体现了审查提请资格向个人倾斜的普遍趋势,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公民审查建议的规范性质和功能应当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以维护法制统一为主兼容权利救济,最终在法治续造中落实人民主权原则。公民审查建议具有巨大潜力,但具体制度不足限制了其功能发挥。未
信用司法是一种“取信于民”的司法,取信于民意味着司法能够输出正义的产品并得到公众的认同和信赖。信用司法是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性赖以产生的基础,目前信用司法建设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如实行“失信黑名单”制度、虚假诉讼惩戒制度、司法责任制度、监督制度、司法公开制度等等,上述制度对推进信用司法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信用司法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信用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会助推中国司法文明的进步,还会为促进中国道德文明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可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行政协议效力认定的过程中应当同时审查其合法性与合意性,但司法实践中,存
民法典人格尊严及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权的规定为未成年人医疗决定问题中尊重未成年人意愿、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奠定了法理基础。依民法典监护制度及婚姻家庭制度,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医疗享有代理决定权。依民法典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限制行为能力的“成熟的”未成年人享有对“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特定类别医疗事项的自己决定权,应明确未成年人得独立决定的医疗类别。依民法典国家监护制度,处于国家监护机构监护的未成年人,监护机构有医疗决定权,应明确监护机构对未成年人非常规医疗决定权行使的法定条件
“中央事权—省级统管”是当前司法改革中正在建设的司法体制新模式,涉及国家结构、事权划分、权力实现方式、司法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也涉及司法改革的政策、实施等操作性问题。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决定了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但终因司法权的实现方式与事权属性不相匹配而引发不少误解,需要澄清。同时,可以考虑将“省级统管”升级为“两级分管”,即中央管理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省管理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以实现公正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最佳效应。
宅基地“三权分置”旨在坚持集体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宅基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实现其财产价值和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农户资格权本质上属于农民集体成员权的组成部分,是取得用益物权性质宅基地使用权的基础。但是,农户资格权隶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部结构,不应该进入“三权”体系。政策文本中的宅基地使用权应该界定为债权性质权利。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对农户资格权进行构建既理论自洽,又实践可行。“三权分置”下的宅基地权利体系表达可以从内、外两个层面展开。内部结构宜表达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成员权-农
以裁判者的信任困境为代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信任塑造难题由来已久。从国内法院法官到国际投资仲裁员,裁判者依然面临独立性、代表性以及专业性方面的质疑,并形成了有关仲裁员行为规范、利益冲突规则、遴选机制完善,裁判者任命机制变革,以及裁判者裁判权与东道国规制权关系协调的不同改革路径。这些改革是国际投资治理范式转变的一部分,背后是国际投资治理的控制之争。虽然在中欧双边层面,我国对欧盟投资法庭模式具备让步的空间,但在多边和更广泛的双边层面,我国应采取平衡化的立场,警惕裁判者任命权转移可能带来的过度政治化风险,在
区域协同立法存在同宪法序言相契合但与总纲和国家机构有关规定相冲突、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生内在紧张、同现行立法体制形式上相抵牾的合宪合法性困境,但从区域协同立法的本质、形式与内容出发,可以发现其合宪合法性的证成理路。长三角区域协同立法应按此逻辑展开:遵循“共同协商、分别立法”原则,构建起以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和协同立法工作协议为导向、以立法主体多元化为基础、以立法事项重点攻关和均衡化为核心、以立法信息共享和利益补偿为保障、以法规规章清理和立法后评估为补充的“协商互补型”立法模式。
随着行政国家的强化、网络社会的发轫与风险社会的兴起,社会治理对刑法的倚赖日益加重。为了落实行政目的,并对新兴领域进行有效规制,刑法呈现出刑事处罚弥散化与刑罚介入早期化的特征,并开始出现过度犯罪化的倾向。立法的这一姿态也催生出司法的惯性与惰性,不少司法解释与司法判例对刑法条文任意进行扩大解释,模糊了类推与扩张解释的界限。罪刑法定原则也因此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双重挑战。当下,立法应当秉持积极审慎的刑法观,及时遏制过度犯罪化的潜在趋势,并以明确性原则作为立法的旨归。司法在进行刑法解释时,应当保持理性克制,从而实现
以网络爬虫为代表的现代网络技术在带来数据分享与利用的公开性与便捷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技术滥用的风险.对此,“技术中立”的口号亦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从刑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