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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间洋商在山东进行了猖獗的私采盗挖矿产活动，地方官员不得不藉“深闭固拒”以应时。《胶澳租界条约》签订之后，为了帮助德商山东矿务制造公司圈占山东大片矿产，德国驻华外交机构不惜死缠硬磨，步步紧逼。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则尽可能地进行了抗拒，其策略也从“深闲固拒”上升到“依法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清政府官员在国际化趋势下涉外办法与理念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