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我的父亲因突发脑溢血病故。作为一个父亲，他给我留下过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感动。
　　我12岁生日那天，父亲忽然递给我一本存折，让我把里面仅剩的1元钱取出来。在那个年代，1元钱，是银行开户的基数。因此，小储蓄所里的营业员问我：“都取了？销户吗？”我含含糊糊地“啊”了一声，拿了钱，匆匆离开。
　　回到家，我把1元钱交给父亲。父亲却从口袋里又拿出1元钱来，给我和姐姐一人一张，说：“你们到商店去，一人买一块桃酥吃吧。”那是20世纪60年代，不堪回首的“三年困难”时期。那也是月底，家里正缺钱的时候。可那又是多么香美的桃酥啊，我把它细细地含在嘴里，让那酥香的渣渣儿一点一点在舌尖上融化……父亲就这样取出了存折里的最后1块钱，给儿子过了12岁的生日。
　　现在，当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泪水止不住地流淌。然而，13年前，看着父亲躺在火化炉前的铁匣里，被缓缓地推进去的时候，尽管有无数类似的细节就像身后被风卷起的银杏叶一样，在我的周遭飞舞起来，我还是像一个陌路人一样站在父亲遗体旁。最后一刻，火化工问：“家属还看最后一眼吗？”我默默地摇了摇头。我瞥见了妻子投来的诧异目光，只有我自己知道这铁石心肠的来由。
　　我在家乡广西北海市出生的时候，父亲游学广州，随后又走得更远，到北京做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直到1957年他回到家乡接全家移居北京时，我才见到他，那时我已经8岁。屈指算来，那一年，他也才28岁。父亲归来前，我已经无数次翻开祖母抽屉里的相册，偷偷看过他挺拔的身影。父亲归来在那小小的城市无疑引起了轰动，因为我看到他一次一次应邀赴宴。尽管在父亲面前，我仍然是羞怯的，内心却希望父亲为自己所“独霸”。这就成为他每一次出门我都要偷偷尾随其后的原因。
　　我在家里是两世单传，祖母的溺爱和娇纵是不消说的。一次尾随的结果，我发现请我父亲一起进酒楼的，是我的姨父，这使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撒泼使性儿的理由，我回来跟祖母又哭又闹，责问父亲为什么和姨父吃饭都不带上我。父亲回来后，祖母便把儿子“训斥”一番，“命令”他以后不得擅自行动。父亲没有回应祖母的话，冷冷地看了看我，突然一把把我从祖母手中夺过，扯到院子里便打。长大后我才知道，大概中国的儿子们都难逃这一劫的。唯其如此，这个家才可奠定父严母慈的伦常基石。
　　就这样，父亲终于成长为一个中国的父亲；而我，则永远远远地站在鸿沟的另一端，肃然地看着他，甚至直到阴阳两隔的最后时刻。
　　不过最终，我还是要感谢我的父亲，因为是他，使我决心做一个别样的父亲。至少我没有对自己的女儿有过丝毫的斥责，现在她活得健康、快乐，学业优秀。
　　阿弥陀佛，她应该感谢她祖父对她爹的那顿暴打。
　　梁衍军摘自《家庭》 编辑/静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