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时期士阶层从统治阶级阵营里独立出来以后，隐与仕、出世与入世、独善与兼济的矛盾便如同形与影一样，始终困扰着中国的一代代知识分子，从而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处世的双重人格。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中，真正的隐士是很少的，即使像孟浩然那样的“迷花不事君”的高洁之士，也是苦于“欲济无舟楫”的缘故，才不得不“白首卧松云”的。而作为一代哲人的庄周，当然也不例外，他也曾想“与万物皆昌”，然而，由于“处昏上乱相之间”，才能无所用，抱负无所施，不仅如此，且“当今之世，仅免刑焉”，所以，为了保持高洁人格，全身远害，他只有做远离尘世与是非之地的“逍遥游”了。然而，由于“无适而非君，无可逃于天地之间”，无奈何于“君臣之义，子亲之爱”的自然关系之网，又不得不“入其俗，从其俗”，一个以布衣而笑傲王侯的庄子，摇身变成了一个好好先生，真是“谁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本文拟就庄子出世与入世的思想及他前后不同的处世态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庄子的人生处世哲学是以避世、顺乎自然和精神的独立自由为要义的。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庄子处世的哲学思想也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个人遭际有密切的关系。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庄子也是曾经有过济世抱负的，消极避世和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是他对现实失望后为自己建构的一个虚幻的理想王国。在《庄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欲用世的思想和有志不得施的怨愤。在《山木》篇中有“非遭时”之怨，由于“非遭时”，导致他穷困潦倒，衣食无着。这里的是否“遭时”，实际上便是古代士人所强调的“遇”与“不遇”，或者说是否受到统治者的重用。如果遇到开明君主，受到赏识，他就会“遭治世不避其任”（《让王》）。然而，庄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乱世，这就决定了他无法行其道，不能实现自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隐者，是迫不得已而隐，按王先谦的解释，是“遭道隐之世，不必自隐而已隐也”。①所谓的“时命大谬”，便是“世与道交相丧”，也即“邦无道”，命背时乖，在这样的乱世里，如成玄英所说：“使圣人降迹尘俗，混同群生，韬藏圣德，莫能见用，虽居朝市，无异山林。”此语道出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兼济不能的情况下而走向独善的苦衷。由于隐是不自愿的，即使逃入山林或退耕田野，他们也大多如李泽厚所说的“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已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艺术意念”。②在中国历史上，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周粟”的隐士是很少的，他们大多怀有“一朝出山”的希冀，更何况那些以隐居为“终南捷径”的隐士，就更不是真正的隐士了。王先谦说：“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内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魏梁；说剑赵王之殿，竟犹存乎救世。”③此语即说他虽处贫贱困顿之中，仍不忘结交王侯，拜谒君主，不泯救世之理想。
　　从上面所引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庄子们的避世隐居，是天下无道所造成的，是社会、历史的大环境使然，因此，他们的隐居，是违心的，不是他们的初衷。若“遭世”的话，就会“不避其任”。其二，庄子们虽然做了隐士，然而始终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盼望着遇到治世与明君，施展抱负，“与万物皆昌”。可惜的是，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梦想，又都没能实现，这实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用世梦想破灭了，后一代的知识分子又产生新的梦想，就这样，梦想一个接着一个，悲剧也一个接着一个，前仆后继，永不停息。正是这样的一个个梦想和悲剧，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奋斗史，也写就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壮丽诗篇。
　　如上所述，庄子的隐居避世，完全是由于“天下无道”，生不逢时。那么，到底庄子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当时正值混乱的战国中期，礼崩乐坏，战争频仍，国与国之间互相兼并，弱肉强食，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延缓了社会的进步。孟子描绘当时的情形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造成“道殣相望”、“饿殍遍野”的凄惨局面，致使民不聊生。
　　二
　　为了摆脱隐居带来的物质方面的不自由，庄子不得不在精神上去提升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精神贵族、这即是高蹈于物外，或“外物”。不但“外物”，更要齐生死、等是非，一切顺应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正如《德充符》篇中所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他把一切都看成是命中注定的、不可违背和改变的事，这像一种让人们放弃主观努力的宿命论，但是实际上，这正是庄子的道家思想所体现的顺应自然的“天道”观，这种“天道”是自然规律，是万物生成之本。自然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都是它运行变化的产物，是不可避免的，你只有处之泰然、安之若命，不必为之耿耿于怀。
　　摆脱污浊的环境、混乱的社会，达到一种绝对的自由，这是庄子所追求的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即庄子的逍遥游。所谓的“逍遥”，就是要人们摆脱周围的限制、束缚，做到无所待，无所依凭，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绝对自由。在《逍遥游》中，庄子所描述的大鹏，虽然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却要依风力才能实现；列子御风而行，十五日后返回地面，虽然飞得也很高，仍要借助于风才能飞行。如果不靠风力，能够搭乘天地云气，驾御阴阳风雨晦明动力变化的法则，云游于无穷无尽的宇宙间，这样就不再受风的制约，达到无所凭依，获得绝对自由，完全彻底地超脱红尘。这种逍遥游无疑是让人们进入一个幻想的境界，用精神上的上天入地，冲破时空限制，逍遥自由，来补充对现实失望的失落感和迷茫情绪。这实际上是庄子们的自我安慰，自我陶醉。有的学者认为：“庄子游来游去，无非是破‘成心’，破独断论，毫无神秘可言。”④此说仅就问题的一个方面论，亦深中肯綮；但笔者认为，庄子的逍遥游，不单指游心于观念世界，打破是非观念的界限，也指游身于客观世界，如他坚辞楚王的国相之聘，优闲地垂钓于濮水，这才是真正的逍遥。只做内心的精神逍遥不算是真正的逍遥，倒有点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了，有自欺欺人之嫌。因为身是精神的载体，身体逍遥不起来，心自然也逍遥不起来。正如一个人掉进冰窟窿里，他的内心感受必然是冷而不是热；如果他非要游心于观念世界，打破对应范畴的逻辑限制，硬要说热得受不了，就非常荒唐了。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所以，我们说，庄子的逍遥游，不但指心游于无是无非的观念世界，也指身游于远离是非、远离红尘的清静之境，那就是像椿树那样，“树于广莫之野，无何有之乡”，这样，什么东西都伤害不了它，既可保全生命，又可做到精神上的逍遥、人格上的独立。庄子辞去漆园吏不做，在穷巷织履，在濮水垂钓，正是游身于清静之境的最好明证。
　　庄子的避世思想，除了追求一种精神的逍遥，一种生命的逍遥，还肯定一种无生的逍遥。这种为了解脱而去否定生命存在的做法，其实质则走向了虚无与幻灭。庄子认为，“人之生也，与忧俱生”，“有人者累，有于人者忧”（《山木》），在他看来，无论统治别人还是被别人统治，都不自在，人只要活着，就会有忧患存在；只有生命不存在了，忧患也就没有了。所以，庄子们就否定生的忧患，肯定死的快乐。在《至乐》篇中，写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髑髅半夜来见庄子，告诉他：“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这就成了歌颂死亡与幻灭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达观的表现，达观到了“齐生死，等福祸”、“无可无不可”的地步。
　　三
　　庄子认为，“人伦虽难，所以相齿。圣人遭之而不违，过之而不守”（《知北游》）。也即是说，这些人伦关系虽然难处，圣人也要顺从于它，与之相推移，而不能相违背。
　　既然回到了现实中，那么应该如何去“从其俗”呢？庄子提出了他的一套从俗之法，即是“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涯，亦与之为无涯”（《人间世》），即是说，他们无知得像婴儿一样，我也照着做；他们无法无天，我也无法无天。这简直到了毫无原则的地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两个极端处世人格。难怪闻一多先生称庄子为“中国历史上最古怪、最伟大的情种”（《古典新义·庄子》）。之所以称其为“古怪”、“伟大”，是因其思想境界已远远超出尘俗、不同凡响而登峰造极，当其出世时，可心游万仞、高蹈红尘；当其入世时，则亦步亦趋、随波逐流。而他的入世随俗也正像《淮南子》中的大禹从俗一样：“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冠而出”。连大禹这样的圣人到了裸国，也要脱得一丝不挂地随俗。可见，若要生存的话，随俗谁也不能免，生存才是硬道理，这也反映了社会现实对人性的一种扭曲，社会关系对人的异化。这种扭曲和异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且超出了一定的时空界限。两千多年前的庄子被扭曲，个性被世俗所同化，棱角被现实所削平，直到现在，作为个体的人，生存的法则也要求他去适应环境、适应社会，否则，他就会被社会所淘汰、被世俗所吞没。这不是庄子个人的悲剧，也不是哪一个特定时代的悲剧，这是带有普遍性的，每一个具有批判精神、叛逆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个体与社会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就会存在。而当这种矛盾产生的时候，或者两方发生激烈碰撞的时候，必然有一方作出妥协、让步，这便是个体服从于社会，于是，理想被现实所击碎又与现实抱成一团而浑沌莫辨，于是世界又浑然一体，归于平静。然而，平静与矛盾的消解只是表面的、暂时的，这种格局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因为，从哲学的角度讲，没有对应物便不成为世界，更何况两个矛盾的对应物毕竟有质的不同，这种质的不同由于量化的积累，又必然会导致对立进而产生新的矛盾、新的激烈冲突。从庄子从俗的登峰造极程度，我们可以看出他不得已而为之的心理和对这种从俗的嘲弄与不恭，也即是说，他绝非是虔诚地或心悦诚服地从俗。“他们是无知的婴儿，我也学着做无知的婴儿；他们胡作非为，我也跟着胡作非为”，这难道是一代圣哲庄子做得到的吗？从这种自嘲自谑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内心深处的极大痛苦，这种痛苦是他的人性被扭曲、人格被践踏、理想被毁灭之后的结果，而这种戏谑之语也正是庄子内心深处的痛苦呻吟，这种痛苦呻吟，正是对当时“仅免刑焉”的社会现实的控诉，是对一代圣哲“非遭时”后自暴自弃的惋惜，也是庄子们才无所用、志无所施的牢骚。从庄子出世时的飘逸潇洒和入世时的满腹牢骚，后代的知识分子也许会悟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来。这即是，作为人类精华和手握真理的知识分子都是梦想改造社会、创造世界，然而这种梦想只是像夜里的一只光亮微弱的萤火虫，当它用力闪耀几下之后，便随风而逝，被黑暗所吞没，消失在那茫茫无边的长夜里——黑暗仍旧是黑暗，但是它虽然没能照亮黑夜，赶走黑暗，却让人们看到了星火，给人以光明的憧憬，这也许就是萤火虫的全部生命价值，这也许就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在历史长河中的终极使命。
　　
　　注 释：
　　①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
　　②李泽厚：《华夏美学》，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82页。
　　③王先谦：《庄子集解·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4页。
　　④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