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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102岁的杜润生在北京逝世。他的离去引发了广泛的追思，关于他贡献的评述和思考将他的名字再次推到聚光灯下。
杜润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被认为是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
杜润生1913年生人，出生于山西太古县，北京师范大学文史系毕业。1936年入党，解放战争期间开始进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建国后一直负责中央农业方面的工作。
“一号文件”
1980年中共中央第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出台时，中国农村正处在一个时代改革的转折点上。彼时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走入困境，“手中无粮，心中发慌”是很多农民需要面对的问题。农产品供给的匮乏、农民的贫困以及国内市场的限制，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的现代化似乎走入了一条“死胡同”。
在1980年的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但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意见的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杜润生就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他巧妙地改写文件，提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一著名的“杜氏公式”，从而获得了各界的认可。在那个路线斗争惯性犹在的时期，能够推动这样饱受争议的政策落地，需要的是高超的政治智慧。万里就曾由衷地感慨道：“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
一年后，杜润生带领团队根据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这一天发布的1982年第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也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文件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给予其合法地位，尊重群众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自由选择。通俗地说，就是为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户口。从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引领了80年代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
九号院的回忆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旧址位于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中，正是在这里20世纪80年代一条条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政策被讨论制定并开始走向全国。九号院是个神奇的院子，一栋3层灰色办公楼坐落在南区，农研室大多人员就在那儿办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无数次走进小楼，研究或是争辩。
和推动改革的智慧一样，杜润生对年轻人的发掘和培养也为人们津津乐道。王岐山、翁永曦、陈锡文、周其仁等当年的改革青年，都是在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中开始聆听杜润生的。“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级官员”翁永曦这样回忆道：“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在杜润生手下，他们阅读、思考，到农村去，收集最真实的细节，杜润生则总是重复毛泽东那句著名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向杜润生做汇报。汇报之前，年轻人都很重视，常整宿熬夜准备材料，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对于农村事务的认知层次提升了。“杜老的办法就是跟你提问题，跟你讨论，说得你心服口服，从来没有批评我们小组当中任何人，就是问问题。”同样是杜润生爱将的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曾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表示，杜润生是那种从来不占山头，却弟子遍地的包容并蓄式人物。1982年冬天，时年32岁的陈锡文对“责任制，统分结合”的说法提出疑问，杜润生回答道：“小青年，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
杜润生为一大批年轻人创造了为农民办事、改变现实的机会和平台，引导他们投身改革洪流，而他们在变革国家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当年，跟杜润生一起在九号院工作的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称号“杜润生的弟子”。离开九号院后，他们分别走上了国家领导人、企业家、学者等不同岗位。九号院，还有80年代的改革气氛成为了那些年轻人们无法磨灭的记忆。
心系土地
“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这是杜润生老人在农村问题上恪守的原则。这位自20世纪40年代年便开始着手土地改革工作的老同志，他的一生与农村、农业、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特别关爱，毕生都在为争取农民权利鼓与呼。可以说，杜润生老人的百年人生是和中国农村制度变革紧紧相连的。尽管成绩斐然，但杜润生不愿过多回顾自己在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中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说，包产到户不是他的发明，是中国的农户自发发明的，是在生产关系踢了生产力的屁股下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中国，“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才是第一位的。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76岁的杜润生也正式退休，告别了“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改革时代”。但是现代化过程中备受苦难的中国农民让杜润生停不下来，他继续以悲悯的目光关注着农民，观察并思考他们的命运。这位耄耋老人自愿担任着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他呼吁免农业税，呼吁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呼吁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呼吁“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在他90岁生日时，他依然还有两件事放不下：一是转移农民，再有一件就是组织农民。即便是在最后时刻，多数时间在昏睡之中的他，听到感兴趣的“农口”问题，又能“兴奋地醒着”。
杜润生以他的智慧、坚持与隐忍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和赞美。他的门生写道，在出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时，封底清样的介绍曾包括“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然而杜润生看后，却把这句一笔划掉，几番劝说，杜润生仍只有两个字：“不行”。
2012年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举办时，正值杜润生虚岁100岁生日。会上，该奖项的发起者杜润生被授予“特别贡献奖”。陈锡文代表专家评审委员会用这样的颁奖词向老人致敬：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
杜润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被认为是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
杜润生1913年生人，出生于山西太古县，北京师范大学文史系毕业。1936年入党，解放战争期间开始进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建国后一直负责中央农业方面的工作。
“一号文件”
1980年中共中央第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出台时，中国农村正处在一个时代改革的转折点上。彼时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走入困境，“手中无粮，心中发慌”是很多农民需要面对的问题。农产品供给的匮乏、农民的贫困以及国内市场的限制，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的现代化似乎走入了一条“死胡同”。
在1980年的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但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意见的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杜润生就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他巧妙地改写文件，提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一著名的“杜氏公式”，从而获得了各界的认可。在那个路线斗争惯性犹在的时期，能够推动这样饱受争议的政策落地，需要的是高超的政治智慧。万里就曾由衷地感慨道：“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
一年后，杜润生带领团队根据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这一天发布的1982年第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也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文件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给予其合法地位，尊重群众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自由选择。通俗地说，就是为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户口。从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引领了80年代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
九号院的回忆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旧址位于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中，正是在这里20世纪80年代一条条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政策被讨论制定并开始走向全国。九号院是个神奇的院子，一栋3层灰色办公楼坐落在南区，农研室大多人员就在那儿办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无数次走进小楼，研究或是争辩。
和推动改革的智慧一样，杜润生对年轻人的发掘和培养也为人们津津乐道。王岐山、翁永曦、陈锡文、周其仁等当年的改革青年，都是在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中开始聆听杜润生的。“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级官员”翁永曦这样回忆道：“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在杜润生手下，他们阅读、思考，到农村去，收集最真实的细节，杜润生则总是重复毛泽东那句著名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向杜润生做汇报。汇报之前，年轻人都很重视，常整宿熬夜准备材料，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对于农村事务的认知层次提升了。“杜老的办法就是跟你提问题，跟你讨论，说得你心服口服，从来没有批评我们小组当中任何人，就是问问题。”同样是杜润生爱将的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曾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表示，杜润生是那种从来不占山头，却弟子遍地的包容并蓄式人物。1982年冬天，时年32岁的陈锡文对“责任制，统分结合”的说法提出疑问，杜润生回答道：“小青年，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
杜润生为一大批年轻人创造了为农民办事、改变现实的机会和平台，引导他们投身改革洪流，而他们在变革国家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当年，跟杜润生一起在九号院工作的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称号“杜润生的弟子”。离开九号院后，他们分别走上了国家领导人、企业家、学者等不同岗位。九号院，还有80年代的改革气氛成为了那些年轻人们无法磨灭的记忆。
心系土地
“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这是杜润生老人在农村问题上恪守的原则。这位自20世纪40年代年便开始着手土地改革工作的老同志，他的一生与农村、农业、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特别关爱，毕生都在为争取农民权利鼓与呼。可以说，杜润生老人的百年人生是和中国农村制度变革紧紧相连的。尽管成绩斐然，但杜润生不愿过多回顾自己在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中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说，包产到户不是他的发明，是中国的农户自发发明的，是在生产关系踢了生产力的屁股下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中国，“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才是第一位的。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76岁的杜润生也正式退休，告别了“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改革时代”。但是现代化过程中备受苦难的中国农民让杜润生停不下来，他继续以悲悯的目光关注着农民，观察并思考他们的命运。这位耄耋老人自愿担任着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他呼吁免农业税，呼吁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呼吁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呼吁“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在他90岁生日时，他依然还有两件事放不下：一是转移农民，再有一件就是组织农民。即便是在最后时刻，多数时间在昏睡之中的他，听到感兴趣的“农口”问题，又能“兴奋地醒着”。
杜润生以他的智慧、坚持与隐忍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和赞美。他的门生写道，在出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时，封底清样的介绍曾包括“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然而杜润生看后，却把这句一笔划掉，几番劝说，杜润生仍只有两个字：“不行”。
2012年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举办时，正值杜润生虚岁100岁生日。会上，该奖项的发起者杜润生被授予“特别贡献奖”。陈锡文代表专家评审委员会用这样的颁奖词向老人致敬：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