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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哲人说过:人生之路,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
她,从一个没有名字的童养媳,到长征路上为数寥寥的红军女战士;从目不识丁的文盲,到能娴熟收发密码的报务人才;从囿于闭塞的穷乡僻壤,到转战大江南北的广阔天地。多么大的跨越,多么不平凡的历程!
她,就是江西籍老红军、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同志的夫人钟月林。
童养媳投身革命 新起点定新坐标
土地革命时期的江西省于都县,摧毁旧世界的星星之火,猛烈地燃烧。早在1928年,该县就发生了桥头暴动,撒下革命火种。翌年,毛泽东、朱德率领工农红军来到于都,毛泽东亲自指导中共于都县委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从此,红色浪潮风起云涌。
1930年春天,正是万物更新的季节。红军的一支队伍来到桥头乡,发动穷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自己当家作主,不再受剥削、受压迫。昔日寂静的山村沸腾起来了,农会、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一天,妇女会的报名处人声鼎沸,前来报名的妇女络绎不绝。一位少女一进门就对负责登记的女红军说:我想参加妇女会。她约莫十四五岁,红扑扑的脸蛋略带几分羞涩,一对明亮的眼睛深情地望着红军女干部。
红军女干部看她纯朴善良的样子,便说:“好啊,欢迎你参加。你叫什么名字?”
不料,这平平常常的问话却难住了这位姑娘。她迟疑了一下说:“我是赖家的,没有名字。”
红军女干部为之一愣:“没有名字?”
经仔细询问,原来她是个童养媳,娘家是桥头乡火草坑村一户贫苦农民。因家庭贫穷、食不果腹,在她8岁时,父母就把她许给同乡老屋场一户姓赖的人家做童养媳。好在这户人家心地善良,把她当闺女看待,没受虐待。这家人生活虽比娘家稍好一些,但仍十分拮据;比她大两岁一直在外读书的未婚夫,思想也比较活跃,回家时常说些各地“闹红”的情况,讲些革命道理。因此,全家人对红军的主张很拥护。对她出来参加红军组织的活动,也给予支持。
了解原委后,那位红军女干部说:“你娘家和婆家都是穷苦人出身,都拥护红军,你要求参加妇女会,这很好,但总得有个名字。”女红军沉思了一会儿,问道:“你娘家贵姓?”“姓钟。”“那就给你起个名字,叫钟玉林吧!”红军女干部如是说。
童养媳有了自己的名字,犹如生命中注入了新鲜血液。获得新生的她,仿佛变了个人。后来,她嫌玉字或许有点娇气,干脆改叫钟月林。
新的精神面貌,新的人生起点。钟月林,风风火火地投身红军和妇女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她走村串户,以亲身经历宣传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新思想;她学着红军干部和妇女会大姐们的样子,以所见所闻所感揭露旧社会为什么穷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入情入理地传播红军的革命主张,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为维护穷人的利益而斗争。站岗放哨,她手持梭镖威风凛凛;慰劳红军,她忙着端茶送水,抢着为行军劳顿的红军战士浆洗衣服。
1931年春,钟月林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夏秋之交的一个夜晚,钟月林突然接到通知,让她第二天到平安寨区委去接受重要任务。她兴奋极了,连忙收拾随身的衣物。姓赖一家人这时都参加了革命活动,对她也很支持。第二天清晨,她急如星火地赶到区委。原来是共青团中央的负责同志来这里视察后要挑选五六个优秀团员到县上工作。她很高兴自己被选上,毫不犹豫地跟着团中央的同志上了路,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天,抵达于都县城。这一来,钟月林活动的天地更广了,眼界更加开阔。她满腔热情地到各区去宣讲,动员青年参加红军,组织妇女拥军支前,渐渐地磨练得老练了、成熟了。
正当她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活动时,一个突如其来的选择又摆在她面前。1933年春,党中央发出一个通知,凡属中央或中央所属部门派出的干部要尽快到瑞金去。中央苏维埃政府红都瑞金,是钟月林久已向往的地方,她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到她的怀抱。可是,等了好几天,她都未接到通知。她急不可待地找到团县委组织部长,部长犹豫好一会才告诉她实情。原来是设在于都的赣南军区的一位负责同志看上了她,要与她建立感情,结为伴侣。钟月林猛地吃了一惊。她敬重这位负责同志,但她觉得在革命形势紧迫的情况下,不想匆忙地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最后,组织上尊重了她的意愿,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去了瑞金。
志坚如钢战病魔 万水千山踩脚下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举世无双的壮举,是钟月林亮丽人生中的又一闪光段。但她却差一点没去成。
钟月林到达瑞金时,形势已很紧迫。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招致失利。为扭转被动局面,被安排在中央妇女部工作的钟月林,曾先后两次参加“扩红”突击队,下乡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在数十万敌军向根据地步步紧逼的危急时刻,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中央机关也随之行动。
关山重重、敌军拦阻,各种凶险横亘在前,你能经得住吗?领导同志这样问钟月林。
此时的钟月林经过火热革命斗争的锻炼,早已把个人的命运融入到革命事业中。她斩钉截铁地表示:我跟定了红军,任何艰难困苦都不怕!这样,她就成了被批准随中央红军行动的30名女同志中的一员。
可是,临出发前钟月林突然患病,拉痢不止,浑身乏力,脸色蜡黄。一天,董必武同志碰见了她。董老是中央纵队直属队的负责人,他一看钟月林的脸色不对头,便问是不是得病了。钟月林支吾着实在瞒不过,只好实情相告。董老劝她留下:“路上太艰苦,你身体有病,恐怕跟不上队伍。”
“我决心下定了,一定要跟部队走,就是死在路上也无怨无悔。”钟月林如是说。
董老见她态度坚决,不再坚持让她留下,随即叫来医务人员给她看病。钟月林服了几次药,战胜了病魔,抖擞精神,随中央纵队开拔。
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急忙调集重兵围追堵截。红军为了避免遭遇敌人,常常急行军,翻山越岭,一天走100多里。虽说钟月林在乡下工作时少不了走山路,但这样连续行军还是头一次。她脚上磨起一串串血泡,钻心般疼痛,她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坚持跟上队伍。途中,红军与敌交战伤亡较大,需要请民夫抬担架、运输弹药物资。钟月林和直属队的其他女同志沿途担负做群众工作、请民夫的任务。由于敌人的威胁恫吓,民夫很难找到。钟月林就耐心说服,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从而动员出一批批青壮年给红军当民夫,解决了红军长途跋涉的急需。
红军长征,时而跨过大江激流,时而翻越空气稀薄的茫茫雪山,时而跋涉满目荒凉的沼泽草地,重重困难考验着钟月林的意志和信念。红军强渡大渡河后,刚刚甩掉敌人的追兵,眼前却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海拔四五千米的夹金山。正值六月盛夏,山下天气炎热,山上却白雪皑皑。钟月林在山下穿单衣还嫌热,越往山上爬,空气越稀薄。高寒缺氧,每爬一步,都呼哧呼哧。她冻得双脚麻木,头晕沉沉,真想停下来歇一会,喘一口气。这时,耳边响起“快走啊,不能停下”的喊声。她看见山上有的战士一坐下就冻僵了,变成了“雪人”,牺牲在雪山上。她叮嘱自己:“一定要坚持住!”咬着牙,拄着拐杖一步步爬上山。上山艰难,下山更危险。由于寒冷、疲惫,双脚不听使唤,不时有人掉进雪谷,被积雪淹没。钟月林一步一步地踩着前面的脚印迈过雪线,把雪山抛到了身后。
爬过雪山,荒无人烟的草地又横亘在前。体力已消耗殆尽,饥肠辘辘,干粮袋空空如也。钟月林只好拔几根草放到嘴里嚼嚼,泛出一点唾液,生出丁点气力,拄着拐杖,艰难地在沼泽中跋涉。有好几次,她的腿陷进烂泥中,她奋力挣扎,拔呀拔。每当遇到险境,她总是鼓励自己:越是艰难越要坚强、越要挺住。她终于走出了草地,迎来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
同宋任穷结良缘 艰巨任务无穷尽
长征到达陕北后,20岁的钟月林有两件大喜事:一是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二是与长征途中相识的宋任穷结为伴侣。
陕北瓦窑堡一孔不足8平方米的窑洞,原是宋任穷的宿舍,成了他们的新房。战争年代一切从简,钟月林把随身的东西拿去,就算入洞房了。婚后没几天,宋任穷就到刘志丹任军长的红28军担任军政治委员,离开那刚刚称为家的小窑洞,上前线去了。数日后,钟月林也参加了农村工作队,深入基层为扩大红军做宣传动员工作。那时,农村的卫生条件很差,钟月林患了疟疾,连日高烧,被用担架抬回瓦窑堡住进医院。宋任穷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只好派警卫员去看望正烧得昏迷不醒的她。
到陕北后的头一个冬天,凛冽的寒风,如同小刀钻心,冰凉刺骨。在南方土生土长的钟月林,长征后身体十分虚弱,又患一场重病,连御寒的棉衣都没有,怎么过冬?幸好毛泽民同志了解到她的困难,给她开了张条子,到后勤部门领了一块蓝布和边区政府发行的几元钱币。她做了一件棉衣,才暖和地度过寒冬。
后来,延安办起了党校,钟月林在党校学习了几个月,提高文化、理论水平。然后,她在靖边、定边、保安等地做妇女工作。在陕北老乡的窑洞里,和妇女们拉家常、谈形势,宣传革命道理。这段时间她工作的地方离宋任穷所在的部队比较近,夫妻俩见面的机会多一点。乡亲们知道她是军政委的妻子,待人和蔼可亲,讲话入情入理,很配合她做好支援红军的工作。
钟月林生第一个孩子时,孩子的脐带上落了窑洞顶上的尘土而得了破伤风,只活了7天。丧子后,钟月林忍住悲痛,进了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钟月林热切盼望能奔赴前线,为抗日出力。此时,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的宋任穷早已出师东渡黄河,转战太行山区,继而挺进冀南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一天,宋任穷接到一份电报:钟月林已从无线电学校毕业,要到前方工作。宋任穷现在何处?请回电。宋任穷感到意外,因为那时前方部队几乎清一色都是男同志。
原来,钟月林壮着胆子找了毛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于是,在1938年8月,她自延安出发来到西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搭乘一辆铁道闷罐车向东疾驰。列车巅巅晃晃,车内闷热得像个蒸笼,她全然不顾,她的心已飞到前线。列车到山西境内,她下车向一二九师师部进发。途中,遇到师政委邓小平,小平告诉她:宋任穷最近病得很重,正需要照顾。
钟月林心急如焚昼夜兼程赶往宋任穷的住地,看到丈夫被病魔折磨得脸庞凹陷、瘦骨伶仃,大家以为他没救了,还准备了后事,她心如刀绞。在钟月林和其他同志的精心照料下,宋任穷的高烧渐渐退去,奇迹般离开病床,重返战斗一线。
从此,钟月林在宋任穷所在部队的电台当报务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敌我之间经常处于拉锯状态,前线和总部相距遥远,关山阻隔,沟通情况,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作战命令全靠电台。钟月林和电台的其他同志日夜值守,一丝不苟、准确无误地抄、发电文,为夺取战斗、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
毕生为党作奉献 回望一生无遗憾
时局的发展迅猛异常,刘邓大军打完淮海战役又挥师进军大西南。战斗在无线电台的钟月林飞快地敲击电键,传递胜利捷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钟月林的工作岗位也顺应革命事业的需要多次转换。1951年,宋任穷担任云南省委书记,钟月林就忙着筹建省保育院,为培育祖国的花朵而忙碌。1954年,宋任穷调北京相继担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钟月林即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馆工作。当二机部研制原子弹快要进行实爆时,宋任穷又被任命为东北局第一书记,钟月林又跟随到沈阳做机要秘书。无论干什么工作,她都尽心尽职、兢兢业业。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钟月林受到迫害,身处逆境。她信念坚定,乐观面对。粉碎“四人帮”后,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迷茫中选择正确的道路,走出一串串闪光的足迹。钟月林回望一生,信念改写人生,奋斗成就价值。她身体力行教育子女亲属,勉励故乡的老表们在改革开放中继承光荣传统,让老区焕发新光彩。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责编/木艮
她,从一个没有名字的童养媳,到长征路上为数寥寥的红军女战士;从目不识丁的文盲,到能娴熟收发密码的报务人才;从囿于闭塞的穷乡僻壤,到转战大江南北的广阔天地。多么大的跨越,多么不平凡的历程!
她,就是江西籍老红军、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同志的夫人钟月林。
童养媳投身革命 新起点定新坐标
土地革命时期的江西省于都县,摧毁旧世界的星星之火,猛烈地燃烧。早在1928年,该县就发生了桥头暴动,撒下革命火种。翌年,毛泽东、朱德率领工农红军来到于都,毛泽东亲自指导中共于都县委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从此,红色浪潮风起云涌。
1930年春天,正是万物更新的季节。红军的一支队伍来到桥头乡,发动穷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自己当家作主,不再受剥削、受压迫。昔日寂静的山村沸腾起来了,农会、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一天,妇女会的报名处人声鼎沸,前来报名的妇女络绎不绝。一位少女一进门就对负责登记的女红军说:我想参加妇女会。她约莫十四五岁,红扑扑的脸蛋略带几分羞涩,一对明亮的眼睛深情地望着红军女干部。
红军女干部看她纯朴善良的样子,便说:“好啊,欢迎你参加。你叫什么名字?”
不料,这平平常常的问话却难住了这位姑娘。她迟疑了一下说:“我是赖家的,没有名字。”
红军女干部为之一愣:“没有名字?”
经仔细询问,原来她是个童养媳,娘家是桥头乡火草坑村一户贫苦农民。因家庭贫穷、食不果腹,在她8岁时,父母就把她许给同乡老屋场一户姓赖的人家做童养媳。好在这户人家心地善良,把她当闺女看待,没受虐待。这家人生活虽比娘家稍好一些,但仍十分拮据;比她大两岁一直在外读书的未婚夫,思想也比较活跃,回家时常说些各地“闹红”的情况,讲些革命道理。因此,全家人对红军的主张很拥护。对她出来参加红军组织的活动,也给予支持。
了解原委后,那位红军女干部说:“你娘家和婆家都是穷苦人出身,都拥护红军,你要求参加妇女会,这很好,但总得有个名字。”女红军沉思了一会儿,问道:“你娘家贵姓?”“姓钟。”“那就给你起个名字,叫钟玉林吧!”红军女干部如是说。
童养媳有了自己的名字,犹如生命中注入了新鲜血液。获得新生的她,仿佛变了个人。后来,她嫌玉字或许有点娇气,干脆改叫钟月林。
新的精神面貌,新的人生起点。钟月林,风风火火地投身红军和妇女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她走村串户,以亲身经历宣传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新思想;她学着红军干部和妇女会大姐们的样子,以所见所闻所感揭露旧社会为什么穷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入情入理地传播红军的革命主张,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为维护穷人的利益而斗争。站岗放哨,她手持梭镖威风凛凛;慰劳红军,她忙着端茶送水,抢着为行军劳顿的红军战士浆洗衣服。
1931年春,钟月林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夏秋之交的一个夜晚,钟月林突然接到通知,让她第二天到平安寨区委去接受重要任务。她兴奋极了,连忙收拾随身的衣物。姓赖一家人这时都参加了革命活动,对她也很支持。第二天清晨,她急如星火地赶到区委。原来是共青团中央的负责同志来这里视察后要挑选五六个优秀团员到县上工作。她很高兴自己被选上,毫不犹豫地跟着团中央的同志上了路,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天,抵达于都县城。这一来,钟月林活动的天地更广了,眼界更加开阔。她满腔热情地到各区去宣讲,动员青年参加红军,组织妇女拥军支前,渐渐地磨练得老练了、成熟了。
正当她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活动时,一个突如其来的选择又摆在她面前。1933年春,党中央发出一个通知,凡属中央或中央所属部门派出的干部要尽快到瑞金去。中央苏维埃政府红都瑞金,是钟月林久已向往的地方,她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到她的怀抱。可是,等了好几天,她都未接到通知。她急不可待地找到团县委组织部长,部长犹豫好一会才告诉她实情。原来是设在于都的赣南军区的一位负责同志看上了她,要与她建立感情,结为伴侣。钟月林猛地吃了一惊。她敬重这位负责同志,但她觉得在革命形势紧迫的情况下,不想匆忙地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最后,组织上尊重了她的意愿,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去了瑞金。
志坚如钢战病魔 万水千山踩脚下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举世无双的壮举,是钟月林亮丽人生中的又一闪光段。但她却差一点没去成。
钟月林到达瑞金时,形势已很紧迫。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招致失利。为扭转被动局面,被安排在中央妇女部工作的钟月林,曾先后两次参加“扩红”突击队,下乡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在数十万敌军向根据地步步紧逼的危急时刻,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中央机关也随之行动。
关山重重、敌军拦阻,各种凶险横亘在前,你能经得住吗?领导同志这样问钟月林。
此时的钟月林经过火热革命斗争的锻炼,早已把个人的命运融入到革命事业中。她斩钉截铁地表示:我跟定了红军,任何艰难困苦都不怕!这样,她就成了被批准随中央红军行动的30名女同志中的一员。
可是,临出发前钟月林突然患病,拉痢不止,浑身乏力,脸色蜡黄。一天,董必武同志碰见了她。董老是中央纵队直属队的负责人,他一看钟月林的脸色不对头,便问是不是得病了。钟月林支吾着实在瞒不过,只好实情相告。董老劝她留下:“路上太艰苦,你身体有病,恐怕跟不上队伍。”
“我决心下定了,一定要跟部队走,就是死在路上也无怨无悔。”钟月林如是说。
董老见她态度坚决,不再坚持让她留下,随即叫来医务人员给她看病。钟月林服了几次药,战胜了病魔,抖擞精神,随中央纵队开拔。
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急忙调集重兵围追堵截。红军为了避免遭遇敌人,常常急行军,翻山越岭,一天走100多里。虽说钟月林在乡下工作时少不了走山路,但这样连续行军还是头一次。她脚上磨起一串串血泡,钻心般疼痛,她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坚持跟上队伍。途中,红军与敌交战伤亡较大,需要请民夫抬担架、运输弹药物资。钟月林和直属队的其他女同志沿途担负做群众工作、请民夫的任务。由于敌人的威胁恫吓,民夫很难找到。钟月林就耐心说服,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从而动员出一批批青壮年给红军当民夫,解决了红军长途跋涉的急需。
红军长征,时而跨过大江激流,时而翻越空气稀薄的茫茫雪山,时而跋涉满目荒凉的沼泽草地,重重困难考验着钟月林的意志和信念。红军强渡大渡河后,刚刚甩掉敌人的追兵,眼前却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海拔四五千米的夹金山。正值六月盛夏,山下天气炎热,山上却白雪皑皑。钟月林在山下穿单衣还嫌热,越往山上爬,空气越稀薄。高寒缺氧,每爬一步,都呼哧呼哧。她冻得双脚麻木,头晕沉沉,真想停下来歇一会,喘一口气。这时,耳边响起“快走啊,不能停下”的喊声。她看见山上有的战士一坐下就冻僵了,变成了“雪人”,牺牲在雪山上。她叮嘱自己:“一定要坚持住!”咬着牙,拄着拐杖一步步爬上山。上山艰难,下山更危险。由于寒冷、疲惫,双脚不听使唤,不时有人掉进雪谷,被积雪淹没。钟月林一步一步地踩着前面的脚印迈过雪线,把雪山抛到了身后。
爬过雪山,荒无人烟的草地又横亘在前。体力已消耗殆尽,饥肠辘辘,干粮袋空空如也。钟月林只好拔几根草放到嘴里嚼嚼,泛出一点唾液,生出丁点气力,拄着拐杖,艰难地在沼泽中跋涉。有好几次,她的腿陷进烂泥中,她奋力挣扎,拔呀拔。每当遇到险境,她总是鼓励自己:越是艰难越要坚强、越要挺住。她终于走出了草地,迎来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
同宋任穷结良缘 艰巨任务无穷尽
长征到达陕北后,20岁的钟月林有两件大喜事:一是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二是与长征途中相识的宋任穷结为伴侣。
陕北瓦窑堡一孔不足8平方米的窑洞,原是宋任穷的宿舍,成了他们的新房。战争年代一切从简,钟月林把随身的东西拿去,就算入洞房了。婚后没几天,宋任穷就到刘志丹任军长的红28军担任军政治委员,离开那刚刚称为家的小窑洞,上前线去了。数日后,钟月林也参加了农村工作队,深入基层为扩大红军做宣传动员工作。那时,农村的卫生条件很差,钟月林患了疟疾,连日高烧,被用担架抬回瓦窑堡住进医院。宋任穷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只好派警卫员去看望正烧得昏迷不醒的她。
到陕北后的头一个冬天,凛冽的寒风,如同小刀钻心,冰凉刺骨。在南方土生土长的钟月林,长征后身体十分虚弱,又患一场重病,连御寒的棉衣都没有,怎么过冬?幸好毛泽民同志了解到她的困难,给她开了张条子,到后勤部门领了一块蓝布和边区政府发行的几元钱币。她做了一件棉衣,才暖和地度过寒冬。
后来,延安办起了党校,钟月林在党校学习了几个月,提高文化、理论水平。然后,她在靖边、定边、保安等地做妇女工作。在陕北老乡的窑洞里,和妇女们拉家常、谈形势,宣传革命道理。这段时间她工作的地方离宋任穷所在的部队比较近,夫妻俩见面的机会多一点。乡亲们知道她是军政委的妻子,待人和蔼可亲,讲话入情入理,很配合她做好支援红军的工作。
钟月林生第一个孩子时,孩子的脐带上落了窑洞顶上的尘土而得了破伤风,只活了7天。丧子后,钟月林忍住悲痛,进了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钟月林热切盼望能奔赴前线,为抗日出力。此时,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的宋任穷早已出师东渡黄河,转战太行山区,继而挺进冀南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一天,宋任穷接到一份电报:钟月林已从无线电学校毕业,要到前方工作。宋任穷现在何处?请回电。宋任穷感到意外,因为那时前方部队几乎清一色都是男同志。
原来,钟月林壮着胆子找了毛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于是,在1938年8月,她自延安出发来到西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搭乘一辆铁道闷罐车向东疾驰。列车巅巅晃晃,车内闷热得像个蒸笼,她全然不顾,她的心已飞到前线。列车到山西境内,她下车向一二九师师部进发。途中,遇到师政委邓小平,小平告诉她:宋任穷最近病得很重,正需要照顾。
钟月林心急如焚昼夜兼程赶往宋任穷的住地,看到丈夫被病魔折磨得脸庞凹陷、瘦骨伶仃,大家以为他没救了,还准备了后事,她心如刀绞。在钟月林和其他同志的精心照料下,宋任穷的高烧渐渐退去,奇迹般离开病床,重返战斗一线。
从此,钟月林在宋任穷所在部队的电台当报务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敌我之间经常处于拉锯状态,前线和总部相距遥远,关山阻隔,沟通情况,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作战命令全靠电台。钟月林和电台的其他同志日夜值守,一丝不苟、准确无误地抄、发电文,为夺取战斗、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
毕生为党作奉献 回望一生无遗憾
时局的发展迅猛异常,刘邓大军打完淮海战役又挥师进军大西南。战斗在无线电台的钟月林飞快地敲击电键,传递胜利捷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钟月林的工作岗位也顺应革命事业的需要多次转换。1951年,宋任穷担任云南省委书记,钟月林就忙着筹建省保育院,为培育祖国的花朵而忙碌。1954年,宋任穷调北京相继担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钟月林即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馆工作。当二机部研制原子弹快要进行实爆时,宋任穷又被任命为东北局第一书记,钟月林又跟随到沈阳做机要秘书。无论干什么工作,她都尽心尽职、兢兢业业。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钟月林受到迫害,身处逆境。她信念坚定,乐观面对。粉碎“四人帮”后,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迷茫中选择正确的道路,走出一串串闪光的足迹。钟月林回望一生,信念改写人生,奋斗成就价值。她身体力行教育子女亲属,勉励故乡的老表们在改革开放中继承光荣传统,让老区焕发新光彩。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