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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新闻纸略论》，是近代中文报刊刊登的第一篇新闻学专论，对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关它的发表时间，却说法不一。
其一：１８３３年１２月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第２版）第４８～４９页指出：“１８３３年８月，外人在广州的办报活动有了新进展，伦敦会传教士郭士立创办了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该刊第５期曾发表《新闻纸略论》一文，简介近代报纸的产生、现状及出版自由观念，是中文报刊中第一篇新闻学专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月刊，第一期刊于１８３３年８月，推算下去，那么第５期应当刊于１８３３年１２月。
其二：道光十三年十二月
丁淦林等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第１版）第３５～３６页指出：“《东西洋考》于１８３３年８月创刊……该刊所载《新闻纸略论》一文为中文报刊上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此话后有页下注：“见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年）十二月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而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为公历纪年的何年何月，则未注明。
其三：１８３４年１月
卓南生（新加坡）著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１８１５～１８７４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第４７页指出：“《东西洋考》创刊于１８３３年８月１日。”第５１页明确指出：“癸巳十二月（１８３４年１月），该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还刊登了一篇题为《新闻纸略论》的文章，简略介绍西方报纸的起源、发展以及有关新闻自由的法律和制度。”
其四：道光癸巳十二月
１９９７年６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根据黄时鉴整理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而影印的。黄时鉴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第５页指出：“《东西洋考》的创刊号‘道光癸巳年六月’，问世地点是广州。当时也在广州出版的英文《中国丛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一八三三年八月号上这样报道：‘一种中文月刊——其第一号本月一日在广州出版。’确切地说，阳历的八月一日，或阴历的六月十六日，这就是《东西洋考》创刊的日子。”在导言第１９页黄时鉴进一步指出：“在《东西洋考》癸巳十二月这一期上刊出《新闻纸略论》一文，简介新闻纸的产生，新闻纸的西方语词是‘加西打’（ｇａｚｅｔｔｅ），民办新闻纸的送官审查与‘随自意论’，新闻纸的种类，以及英、美、法三国的种数。此当是中文撰写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
其五：１８３４年３月
《中国新闻事业史》（丁淦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第６７页：“１８３４年３月，《东西洋考》发表的《新闻纸略论》一文，全文只有３００多字，简要地介绍了西方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刊的文章。”
其六：“综合说”
最让人费解的是，一本书的同一章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的第二章（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月第１版）就是如此。该书２６７页则指出：“《东西洋考》是１８３３年８月１日在广州创刊的。”第２７１页则明确写道：“该刊１８３３年１２月所载《新闻纸略论》一文简介了报纸的产生、当前状况和出版自由问题，当为中文报刊上登载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该书第３９５页的页下注却为：“《新闻纸略论》，刊于１８３４年１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综上所述，有关《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刊时间，大家并无异议。但《新闻纸略论》发表的确切时间，存在着分歧，主要表现为两点：
第一，《新闻纸略论》是在第五期发表的，还是在第七期发表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思路是一致的，实际上都认定《新闻纸略论》是在第五期发表的，所以得出１８３３年１２月的结论。而黄时鉴认为《新闻纸略论》刊登在十二月号上，而六月号是创刊号，那么《新闻纸略论》应当刊登在第七期上。
第二，道光癸巳十二月到底是公历纪年的何年何月？《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所说的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实际上就是道光癸巳年十二月，遗憾的是括号中加上了“１８３３”，就使得注释反而变得不准确了。笼统地说道光十三年是１８３３年未尝不可，但按照我国阴历纪年和公历纪年存在的时差来看，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应当是公历纪年的１８３４年，而不是１８３３年。
黄时鉴指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时间为癸巳年的六月十六，即公历的１８３３年８月１日。如果癸巳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都于每月十六日出版，那么阴历与公历的换算结果如下：七月十六（８月３０日）、八月十六（９月２９日）、九月十六（１０月２８日）、十月十六（１１月２７日）、十一月十六（１２月２６日）、十二月十六（１月２５日），《新闻纸略论》刊登于癸巳年十二月，那么其发表时间应当在１８３４年１月，这与卓南生的说法是一致的。卓南生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第６５页第４４～４７注释中还注明：“《东西洋考》癸巳七月（１８３３年８月），第１１～１２页”，“同上，癸巳八月（１８３３年９月），第１５页”，“同上，癸巳九月（１８３３年１０月），第２９页”，“同上，癸巳十月（１８３３年１１月）第５４页”，与上面的换算结果也是一致的。当然，这有一个假设前提，即《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严格以月刊形式准时出版，出版日期若是推迟二至六天，若干月份的换算结果都要发生较大的变化。
黄时鉴在披览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馆藏三十九册（不计复本）《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之余，又与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康乃尔大学图书馆、英国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等所藏《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情况进行核对后，指出：“据现在可以见到的《东西洋考》以及其他有关文献，我们只能确定，该刊的创刊号印了三次，而且有三种版式，即横式版（道光癸巳年六月）、直式二版（癸巳七月）和直式三版（癸巳七月）……实际情况更可能是：在六月创刊号获得成功后，七月再版并改用了直式版（即直式二版），后来出合订本进而又有了直式三版；而且从八月号开始到十二月号，都采用了直式版，后来与七月号一起出了合订本。”（《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第６页）《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七月号与创刊号六月号相比，除了封面的版式有所区别外，内容是一样的。如果误认七月号是创刊号，也会影响到时间的换算结果。另外，按照黄时鉴的考证，《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甲午正月的内容（１８３４年２月）与癸巳十二月相比，除了增加“市价篇”以外，其余的内容完全一致。这就表明，《新闻纸略论》首次发表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时间是道光癸巳十二月，即１８３４年１月，而重刊于甲午正月，即１８３４年２月。因此，１８３３年１２月、１８３４年３月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其一：１８３３年１２月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第２版）第４８～４９页指出：“１８３３年８月，外人在广州的办报活动有了新进展，伦敦会传教士郭士立创办了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该刊第５期曾发表《新闻纸略论》一文，简介近代报纸的产生、现状及出版自由观念，是中文报刊中第一篇新闻学专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月刊，第一期刊于１８３３年８月，推算下去，那么第５期应当刊于１８３３年１２月。
其二：道光十三年十二月
丁淦林等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第１版）第３５～３６页指出：“《东西洋考》于１８３３年８月创刊……该刊所载《新闻纸略论》一文为中文报刊上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此话后有页下注：“见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年）十二月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而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为公历纪年的何年何月，则未注明。
其三：１８３４年１月
卓南生（新加坡）著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１８１５～１８７４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第４７页指出：“《东西洋考》创刊于１８３３年８月１日。”第５１页明确指出：“癸巳十二月（１８３４年１月），该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还刊登了一篇题为《新闻纸略论》的文章，简略介绍西方报纸的起源、发展以及有关新闻自由的法律和制度。”
其四：道光癸巳十二月
１９９７年６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根据黄时鉴整理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而影印的。黄时鉴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第５页指出：“《东西洋考》的创刊号‘道光癸巳年六月’，问世地点是广州。当时也在广州出版的英文《中国丛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一八三三年八月号上这样报道：‘一种中文月刊——其第一号本月一日在广州出版。’确切地说，阳历的八月一日，或阴历的六月十六日，这就是《东西洋考》创刊的日子。”在导言第１９页黄时鉴进一步指出：“在《东西洋考》癸巳十二月这一期上刊出《新闻纸略论》一文，简介新闻纸的产生，新闻纸的西方语词是‘加西打’（ｇａｚｅｔｔｅ），民办新闻纸的送官审查与‘随自意论’，新闻纸的种类，以及英、美、法三国的种数。此当是中文撰写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
其五：１８３４年３月
《中国新闻事业史》（丁淦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第６７页：“１８３４年３月，《东西洋考》发表的《新闻纸略论》一文，全文只有３００多字，简要地介绍了西方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刊的文章。”
其六：“综合说”
最让人费解的是，一本书的同一章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的第二章（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月第１版）就是如此。该书２６７页则指出：“《东西洋考》是１８３３年８月１日在广州创刊的。”第２７１页则明确写道：“该刊１８３３年１２月所载《新闻纸略论》一文简介了报纸的产生、当前状况和出版自由问题，当为中文报刊上登载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该书第３９５页的页下注却为：“《新闻纸略论》，刊于１８３４年１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综上所述，有关《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刊时间，大家并无异议。但《新闻纸略论》发表的确切时间，存在着分歧，主要表现为两点：
第一，《新闻纸略论》是在第五期发表的，还是在第七期发表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思路是一致的，实际上都认定《新闻纸略论》是在第五期发表的，所以得出１８３３年１２月的结论。而黄时鉴认为《新闻纸略论》刊登在十二月号上，而六月号是创刊号，那么《新闻纸略论》应当刊登在第七期上。
第二，道光癸巳十二月到底是公历纪年的何年何月？《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所说的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实际上就是道光癸巳年十二月，遗憾的是括号中加上了“１８３３”，就使得注释反而变得不准确了。笼统地说道光十三年是１８３３年未尝不可，但按照我国阴历纪年和公历纪年存在的时差来看，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应当是公历纪年的１８３４年，而不是１８３３年。
黄时鉴指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时间为癸巳年的六月十六，即公历的１８３３年８月１日。如果癸巳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都于每月十六日出版，那么阴历与公历的换算结果如下：七月十六（８月３０日）、八月十六（９月２９日）、九月十六（１０月２８日）、十月十六（１１月２７日）、十一月十六（１２月２６日）、十二月十六（１月２５日），《新闻纸略论》刊登于癸巳年十二月，那么其发表时间应当在１８３４年１月，这与卓南生的说法是一致的。卓南生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第６５页第４４～４７注释中还注明：“《东西洋考》癸巳七月（１８３３年８月），第１１～１２页”，“同上，癸巳八月（１８３３年９月），第１５页”，“同上，癸巳九月（１８３３年１０月），第２９页”，“同上，癸巳十月（１８３３年１１月）第５４页”，与上面的换算结果也是一致的。当然，这有一个假设前提，即《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严格以月刊形式准时出版，出版日期若是推迟二至六天，若干月份的换算结果都要发生较大的变化。
黄时鉴在披览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馆藏三十九册（不计复本）《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之余，又与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康乃尔大学图书馆、英国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等所藏《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情况进行核对后，指出：“据现在可以见到的《东西洋考》以及其他有关文献，我们只能确定，该刊的创刊号印了三次，而且有三种版式，即横式版（道光癸巳年六月）、直式二版（癸巳七月）和直式三版（癸巳七月）……实际情况更可能是：在六月创刊号获得成功后，七月再版并改用了直式版（即直式二版），后来出合订本进而又有了直式三版；而且从八月号开始到十二月号，都采用了直式版，后来与七月号一起出了合订本。”（《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第６页）《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七月号与创刊号六月号相比，除了封面的版式有所区别外，内容是一样的。如果误认七月号是创刊号，也会影响到时间的换算结果。另外，按照黄时鉴的考证，《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甲午正月的内容（１８３４年２月）与癸巳十二月相比，除了增加“市价篇”以外，其余的内容完全一致。这就表明，《新闻纸略论》首次发表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时间是道光癸巳十二月，即１８３４年１月，而重刊于甲午正月，即１８３４年２月。因此，１８３３年１２月、１８３４年３月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