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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7日，俄罗斯著名外交家、汉学家罗高寿(中国名，原名“罗加乔夫”)刚过完80大寿，因病在莫斯科去世。一些逝者的中国老朋友，纷纷给其遗孀发去唁电。李or三、李莎之女李英男等罗高寿生前友好，参加了4月11日举行的罗高寿送别仪式。在仪式上，我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同志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罗高寿就在中国当大使，长达13个春秋。在北京外交使团中，这位俄罗斯大使在任时间之长，与中国缘分之大，对中国了解之深，到过我国城镇之多，在我国知名度之高，可谓绝无仅有。有人称他为“亲华派”，其实，一国大使是其派出国的最高正式代表，对于驻在国，无所谓“亲”与“不亲”。如果非要把罗高寿划到哪个“派”的话，我觉得，称他为“知华派”比较恰当。他这个人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中国人的感情、爱憎、性格。
罗高寿的言行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对中国有感情，而这种感情是一种自然流露，且又比较深沉，它有别于那些一般性的客套话或华丽的词藻，而是源于对中国悠久历史的钦佩，对灿烂中华文化之热忱。
“水到渠成”“你我都有福”
我知道“罗高寿”此名，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60年秋，我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翻译班学习时，汉译俄教材中，就有俄文版《水浒传》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故事的片段。翻译老师高铭对我们说，这部小说是由阿历克赛·罗加乔夫译成俄文的，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高雅吉祥的中国名，叫“罗高寿”。高老师还说，法兰西有两个“仲马”，一大一小，俄罗斯则有两个“罗高寿”，也一大一小，大的就是这位《水浒传》译者，小的那一个，也是翻译出身，“子承父业”，用的是同一个中国名，他曾任苏联驻华大使翻译，听说还给毛主席当过翻译。从这个时候起，小罗高寿这个人，就进入到我的视野。不过，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两党进行“真假马列”大论战，“文革”期间，中苏关系从政治上对立演变为军事上对抗。在长达十六七年时间内，中苏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整整过了24年，即1984年，我才见到了“真人”罗高寿。那时，他已经是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了，我在驻苏联使馆任政务参赞。他50刚出头，高个子，身材匀称，举止儒雅，看上去有点像德国人。他汉语讲得流利，略带山东口音。听他说，他的父亲，即老罗高寿，3年前过世了。又过了3年，即1987年，我才与罗高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零距离”接触。
1987年春，中断达9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得以恢复。我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钱其琛同志，其谈判对手正是这个罗高寿，他当时是苏联副外长。那时，我是中方代表团团员、中苏划界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两国团长的谈判，轮流在北京、莫斯科两地举行。
在谈判中，罗高寿态度温和，用语平稳，不纠缠细节，遇到分歧时，常常用汉语淡定地说：“让咱们再好好想一想。”他与其前任(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苏方团长)伊利切夫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在谈判中东拉西扯，软磨硬抗。也与此人谈过边界的韩念龙副外长，在内部曾多次称他为“谈判扯皮高手”，并感慨地说：“同此公谈，同志们啊，实在是白白浪费生命!”
谈判之余，罗高寿与钱其琛副外长有过不少私下接触，有些不便在谈判桌旁说的话，就在这种非正式场合通通气，甚至“亮亮牌”。也许因为我的汉俄双语记录还不错，钱副外长常常让我跟着他当记录，有时，还当当翻译。
钱副外长第一次宴请罗高寿后喝茶时，这位苏方团长一坐下就用汉语说：“从前，我们两国的代表总是‘务虚’”，曾在苏联中央团校学习过的钱副外长，一听就立刻接上话茬儿，用俄语跟进：“我们俩现在可以‘务实’”了，此言一出，两位团长即相视而笑：一句话刚出，另一句话即接上，而且，一句汉语，另一句俄语，连接得严丝合缝，但均话中有话。中苏边界谈判已进行过两次，长达将近10年，有人想出这样一句俏皮话，来形容这种马拉松式谈判：“用子弹还没上膛的毛瑟枪打飞鸟，空对空”。
面对这种“务虚”“务实”的默契对话，罗高寿显得很兴奋，顺口来了这么一句：“钱部长，你说得真好，咱们现在可以务实了。汉语有句四个字成语，叫‘水到渠成’。现如今，水到渠成了，你我都有福啊!”
中苏边界问题有两大难点：东段的黑瞎子岛和西段的帕米尔归属。罗高寿用汉语称之为两块“硬骨头”。他私下告诉钱副外长：他本人完全理解中国同志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关切，不过，苏方在未来三五年内，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问题在于其内部。他进一步解释说，苏联在帕米尔地区“存在”已经100多年，而开发黑瞎子岛，也有60年历史了。戈尔巴乔夫(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时任苏联外长)得在内部做工作，而这项工作又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时间。这位苏方团长还说，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钥匙，在于双方相向而行，做出妥协，以便找到都能接受的划界方案。
罗高寿还向钱副外长讲了两段“题外”的话，很值得回味。一段讲的是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反思。他认为，中苏关系那一大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缺的是历史地、客观地、理性地看待和处理两国间积累下来的问题。另一段则涉及邓小平同志。罗高寿一说起邓小平同志，敬佩之情便油然而生。他说：“文革”后中国的局面，能有魄力扭转过来的，只有邓小平一人。他还说，苏联要是也有个“他”(指类似邓小平的人)，那就好办得多!
“划界大臣”是个“难缠的对手”
中苏划界联合专家组会谈，也在北京、莫斯科两地轮流举行，双方有个默契，在一轮会谈结束后，接待方的团长就会见对方专家组组长。罗高寿第一次见我时，用汉语轻松地交谈。他称我为“李”，表示亲切，我则以其名字和父名相称，以示尊敬。他一落座，就来了这么一句：“李，你的官可不小啊，比我这个官大出一大块儿”，见我不解其意，便说：“要是放在清朝，你可是个‘划界大臣’哪!”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我与苏方组长魏列夏金，各手执一张张大比例尺地图，谈一块块边界地段的划法。我们二人谈得有时比较顺利，有时则相当艰苦，往往是你批我驳的，“火力”相当猛。例如，在黑瞎子岛归属问题上，我总是據理力争，寸土不让，有一次，一口气讲了70分钟，破了单次发言时长的纪录。为此，罗高寿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李，我们外长对你这个组长‘很不满意’，称你为‘难缠的对手’。”
罗高寿爱幽默，也喜被幽默。有一次，我国一位领导人当面称他为“大旅行家”，说他几乎游遍了整个中国。我的一位老朋友当时当的翻译，她立即突发奇想，把“大旅行家”形象地译为“60”(“大青蛙”)。罗高寿一听就乐了，不过，尽量憋住笑。谈话一结束，他就对这位高翻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把我译为“大青蛙”，真是太绝了!日后，这位“被幽默者”见到我的朋友，多次美滋滋地提及此乐事。 我多次有机会与罗高寿闲聊，因此，对他的中国情缘，多少有些了解。罗高寿对我说过，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甚至还是“第一故乡”，因为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出生后刚满月(1932年4月)，就随母亲到了乌鲁木齐，其父当时在苏联总领馆任职。五岁时，父亲转到驻哈尔滨总领馆工作，他于是又到了这个“东方小莫斯科”，八岁时才随父母回到苏联。他先后3次到苏联驻华使馆长驻，共十六七年，任过职员、政务参赞、大使。
当我问到给毛泽东主席当翻译的情景和感受时，他笑着说：“这个机会纯属偶然。1958年初，我第一次到苏联驻华使馆工作。11月7日晚7时，我们大使在使馆举行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你们的礼宾官事先通知使馆：周总理作为主宾出席招待会。我陪着大使早早就站在使馆主楼前，恭候总理的到来。总理一下车就兴奋地说：毛主席一会儿就到。大使一听喜出望外，而我呢，既高兴，又害怕，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翻译，可怎么给主席他老人家翻啊?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其实，主席很随和，人又幽默，只是他的湖南口音听不大懂，幸好那天李越然同志在场，是他给主席当的翻译，而我呢，只译我们大使讲的话。”
有一次，罗高寿告诉我一个“秘密”：他信中医，遇到头痛脑热，就吃中药。他说，中医讲辨证，可治本，而西藥吃了，虽一时有效，但治标不治本。
有一次，我也告诉罗高寿一个“秘密”：苏联边防军司令将派他的“坐骑”，送我们专家组一行13人去外地参观。这位苏方团长一听就惊呆了，说不出话来。我连忙解释道：“这是你手下的尼钦将军(苏方代表团团员，来自边防军)出的招，向司令‘借’来了他的专机。”罗高寿还是将信将疑，过了好一会儿才用汉语说：“尼钦这个家伙的确很厉害，他有后门，而且还很硬。”
“光荣的归宿”
1992年12月11日，我到驻俄罗斯使馆出任公使，正好在此前不久，这一年4月，罗高寿被俄总统叶利钦派往中国出任大使。有一次，他回国述职，我作为使馆临时代办，邀请他到使馆做客。罗高寿一见到我，就激动地用汉语说：“真感谢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指叶利钦)对我的信任!我得尽心尽力，以不辜负总统的期望!”又说：“今年是我的本命年，60年来，我在国内外担任过多个职务，而‘驻华大使’这个职务分量最重，这是本人一个光荣的归宿!”罗高寿见证了中俄关系在3年多时间内上了3个台阶，并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罗高寿大使的离任招待会上，时任中国外长的李肇里同志真诚地说：“中俄两国从历经波折到战略协作伙伴，罗高寿大使在这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2005年春，罗高寿卸任驻华大使时，已过了古稀之年。不过，他退而不休，作为俄罗斯议会阿穆尔州(与黑龙江省毗邻)代表，为中俄间交流合作牵线搭桥，长期奔波于莫斯科——北京之间。前两年，他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依然乐此不疲。有一次，他对我一位朋友“神秘地”说：“你大概不会相信，我和老伴把家安在北京城了。女儿学的也是汉语，在这里当常驻记者，已经好几年了。孙子在莫斯科上大学，读的是法律，第一外语亦选择了汉语。他同我与女儿一样，也是个‘老北京’，来你们这个古都，大概有二三十次了。”他还感慨地说：“从我的父亲到我的孙子，整整四代人，都有一份厚厚的中国缘，而且还是个‘汉语世家’。而我本人呢，此缘则更深，从一出生直到现在，都七八十年了，其中有三分之一时间，即二十四五年，是在乌鲁木齐、哈尔滨和北京度过的。”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大使岗位退下来当天，参照“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一中国名句，用中文写下这样一张条幅：“我的朋友遍中国”。
罗高寿在北京当大使七八年之后，在莫斯科，曾数度传出他“即将被替换”的说法。不过，从俄总统叶利钦和继任的普京那里，却迟迟不见“动静”。在俄罗斯驻外大使中，罗高寿创下了任期最长的纪录：13年又23天。有一次，曾任叶利钦外事顾问的留利科夫，向我开玩笑说：“在我们俄罗斯，换总理易，换罗高寿难!”
罗高寿“把家安在北京城”后，常去莫斯科，他戏称为“回乡探亲”。他自称为“中餐美食家”，说在莫斯科，每周至少去“金凤凰”或“北京饭店”(莫市两个有名的中餐馆)一趟，以便“解解馋”。
罗高寿晚年因车祸伤了右腿，走路得靠拐杖，有中国朋友见到此情景时，便过去搀扶，他总是不让，说：“不用，不用，还不到80哪，能算老吗?尽管拄拐了，我并不服‘残’!”有一次，他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说：“小平同志不是说过吗，‘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说给我们两个国家听的。就拿贸易额来说吧，韩国并不大，可你们同它的生意做得那么大，都两千多亿美元了，而同我们呢，才不过六七百个亿，只有三、四分之一。可见，我们双方的胆子还不够大，步子还不够快……而我呢，年纪大了，体质弱了，而且走路又不利索，不过，亦要记住小平同志的话，‘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边说边拄着拐杖往前迈大步，做出快走的样子。
故人已西去，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心间。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罗高寿就在中国当大使，长达13个春秋。在北京外交使团中，这位俄罗斯大使在任时间之长，与中国缘分之大，对中国了解之深，到过我国城镇之多，在我国知名度之高，可谓绝无仅有。有人称他为“亲华派”，其实，一国大使是其派出国的最高正式代表，对于驻在国，无所谓“亲”与“不亲”。如果非要把罗高寿划到哪个“派”的话，我觉得，称他为“知华派”比较恰当。他这个人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中国人的感情、爱憎、性格。
罗高寿的言行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对中国有感情，而这种感情是一种自然流露，且又比较深沉，它有别于那些一般性的客套话或华丽的词藻，而是源于对中国悠久历史的钦佩，对灿烂中华文化之热忱。
“水到渠成”“你我都有福”
我知道“罗高寿”此名，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60年秋，我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翻译班学习时，汉译俄教材中，就有俄文版《水浒传》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故事的片段。翻译老师高铭对我们说，这部小说是由阿历克赛·罗加乔夫译成俄文的，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高雅吉祥的中国名，叫“罗高寿”。高老师还说，法兰西有两个“仲马”，一大一小，俄罗斯则有两个“罗高寿”，也一大一小，大的就是这位《水浒传》译者，小的那一个，也是翻译出身，“子承父业”，用的是同一个中国名，他曾任苏联驻华大使翻译，听说还给毛主席当过翻译。从这个时候起，小罗高寿这个人，就进入到我的视野。不过，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两党进行“真假马列”大论战，“文革”期间，中苏关系从政治上对立演变为军事上对抗。在长达十六七年时间内，中苏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整整过了24年，即1984年，我才见到了“真人”罗高寿。那时，他已经是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了，我在驻苏联使馆任政务参赞。他50刚出头，高个子，身材匀称，举止儒雅，看上去有点像德国人。他汉语讲得流利，略带山东口音。听他说，他的父亲，即老罗高寿，3年前过世了。又过了3年，即1987年，我才与罗高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零距离”接触。
1987年春，中断达9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得以恢复。我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钱其琛同志，其谈判对手正是这个罗高寿，他当时是苏联副外长。那时，我是中方代表团团员、中苏划界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两国团长的谈判，轮流在北京、莫斯科两地举行。
在谈判中，罗高寿态度温和，用语平稳，不纠缠细节，遇到分歧时，常常用汉语淡定地说：“让咱们再好好想一想。”他与其前任(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苏方团长)伊利切夫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在谈判中东拉西扯，软磨硬抗。也与此人谈过边界的韩念龙副外长，在内部曾多次称他为“谈判扯皮高手”，并感慨地说：“同此公谈，同志们啊，实在是白白浪费生命!”
谈判之余，罗高寿与钱其琛副外长有过不少私下接触，有些不便在谈判桌旁说的话，就在这种非正式场合通通气，甚至“亮亮牌”。也许因为我的汉俄双语记录还不错，钱副外长常常让我跟着他当记录，有时，还当当翻译。
钱副外长第一次宴请罗高寿后喝茶时，这位苏方团长一坐下就用汉语说：“从前，我们两国的代表总是‘务虚’”，曾在苏联中央团校学习过的钱副外长，一听就立刻接上话茬儿，用俄语跟进：“我们俩现在可以‘务实’”了，此言一出，两位团长即相视而笑：一句话刚出，另一句话即接上，而且，一句汉语，另一句俄语，连接得严丝合缝，但均话中有话。中苏边界谈判已进行过两次，长达将近10年，有人想出这样一句俏皮话，来形容这种马拉松式谈判：“用子弹还没上膛的毛瑟枪打飞鸟，空对空”。
面对这种“务虚”“务实”的默契对话，罗高寿显得很兴奋，顺口来了这么一句：“钱部长，你说得真好，咱们现在可以务实了。汉语有句四个字成语，叫‘水到渠成’。现如今，水到渠成了，你我都有福啊!”
中苏边界问题有两大难点：东段的黑瞎子岛和西段的帕米尔归属。罗高寿用汉语称之为两块“硬骨头”。他私下告诉钱副外长：他本人完全理解中国同志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关切，不过，苏方在未来三五年内，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问题在于其内部。他进一步解释说，苏联在帕米尔地区“存在”已经100多年，而开发黑瞎子岛，也有60年历史了。戈尔巴乔夫(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时任苏联外长)得在内部做工作，而这项工作又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时间。这位苏方团长还说，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钥匙，在于双方相向而行，做出妥协，以便找到都能接受的划界方案。
罗高寿还向钱副外长讲了两段“题外”的话，很值得回味。一段讲的是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反思。他认为，中苏关系那一大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缺的是历史地、客观地、理性地看待和处理两国间积累下来的问题。另一段则涉及邓小平同志。罗高寿一说起邓小平同志，敬佩之情便油然而生。他说：“文革”后中国的局面，能有魄力扭转过来的，只有邓小平一人。他还说，苏联要是也有个“他”(指类似邓小平的人)，那就好办得多!
“划界大臣”是个“难缠的对手”
中苏划界联合专家组会谈，也在北京、莫斯科两地轮流举行，双方有个默契，在一轮会谈结束后，接待方的团长就会见对方专家组组长。罗高寿第一次见我时，用汉语轻松地交谈。他称我为“李”，表示亲切，我则以其名字和父名相称，以示尊敬。他一落座，就来了这么一句：“李，你的官可不小啊，比我这个官大出一大块儿”，见我不解其意，便说：“要是放在清朝，你可是个‘划界大臣’哪!”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我与苏方组长魏列夏金，各手执一张张大比例尺地图，谈一块块边界地段的划法。我们二人谈得有时比较顺利，有时则相当艰苦，往往是你批我驳的，“火力”相当猛。例如，在黑瞎子岛归属问题上，我总是據理力争，寸土不让，有一次，一口气讲了70分钟，破了单次发言时长的纪录。为此，罗高寿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李，我们外长对你这个组长‘很不满意’，称你为‘难缠的对手’。”
罗高寿爱幽默，也喜被幽默。有一次，我国一位领导人当面称他为“大旅行家”，说他几乎游遍了整个中国。我的一位老朋友当时当的翻译，她立即突发奇想，把“大旅行家”形象地译为“60”(“大青蛙”)。罗高寿一听就乐了，不过，尽量憋住笑。谈话一结束，他就对这位高翻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把我译为“大青蛙”，真是太绝了!日后，这位“被幽默者”见到我的朋友，多次美滋滋地提及此乐事。 我多次有机会与罗高寿闲聊，因此，对他的中国情缘，多少有些了解。罗高寿对我说过，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甚至还是“第一故乡”，因为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出生后刚满月(1932年4月)，就随母亲到了乌鲁木齐，其父当时在苏联总领馆任职。五岁时，父亲转到驻哈尔滨总领馆工作，他于是又到了这个“东方小莫斯科”，八岁时才随父母回到苏联。他先后3次到苏联驻华使馆长驻，共十六七年，任过职员、政务参赞、大使。
当我问到给毛泽东主席当翻译的情景和感受时，他笑着说：“这个机会纯属偶然。1958年初，我第一次到苏联驻华使馆工作。11月7日晚7时，我们大使在使馆举行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你们的礼宾官事先通知使馆：周总理作为主宾出席招待会。我陪着大使早早就站在使馆主楼前，恭候总理的到来。总理一下车就兴奋地说：毛主席一会儿就到。大使一听喜出望外，而我呢，既高兴，又害怕，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翻译，可怎么给主席他老人家翻啊?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其实，主席很随和，人又幽默，只是他的湖南口音听不大懂，幸好那天李越然同志在场，是他给主席当的翻译，而我呢，只译我们大使讲的话。”
有一次，罗高寿告诉我一个“秘密”：他信中医，遇到头痛脑热，就吃中药。他说，中医讲辨证，可治本，而西藥吃了，虽一时有效，但治标不治本。
有一次，我也告诉罗高寿一个“秘密”：苏联边防军司令将派他的“坐骑”，送我们专家组一行13人去外地参观。这位苏方团长一听就惊呆了，说不出话来。我连忙解释道：“这是你手下的尼钦将军(苏方代表团团员，来自边防军)出的招，向司令‘借’来了他的专机。”罗高寿还是将信将疑，过了好一会儿才用汉语说：“尼钦这个家伙的确很厉害，他有后门，而且还很硬。”
“光荣的归宿”
1992年12月11日，我到驻俄罗斯使馆出任公使，正好在此前不久，这一年4月，罗高寿被俄总统叶利钦派往中国出任大使。有一次，他回国述职，我作为使馆临时代办，邀请他到使馆做客。罗高寿一见到我，就激动地用汉语说：“真感谢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指叶利钦)对我的信任!我得尽心尽力，以不辜负总统的期望!”又说：“今年是我的本命年，60年来，我在国内外担任过多个职务，而‘驻华大使’这个职务分量最重，这是本人一个光荣的归宿!”罗高寿见证了中俄关系在3年多时间内上了3个台阶，并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罗高寿大使的离任招待会上，时任中国外长的李肇里同志真诚地说：“中俄两国从历经波折到战略协作伙伴，罗高寿大使在这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2005年春，罗高寿卸任驻华大使时，已过了古稀之年。不过，他退而不休，作为俄罗斯议会阿穆尔州(与黑龙江省毗邻)代表，为中俄间交流合作牵线搭桥，长期奔波于莫斯科——北京之间。前两年，他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依然乐此不疲。有一次，他对我一位朋友“神秘地”说：“你大概不会相信，我和老伴把家安在北京城了。女儿学的也是汉语，在这里当常驻记者，已经好几年了。孙子在莫斯科上大学，读的是法律，第一外语亦选择了汉语。他同我与女儿一样，也是个‘老北京’，来你们这个古都，大概有二三十次了。”他还感慨地说：“从我的父亲到我的孙子，整整四代人，都有一份厚厚的中国缘，而且还是个‘汉语世家’。而我本人呢，此缘则更深，从一出生直到现在，都七八十年了，其中有三分之一时间，即二十四五年，是在乌鲁木齐、哈尔滨和北京度过的。”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大使岗位退下来当天，参照“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一中国名句，用中文写下这样一张条幅：“我的朋友遍中国”。
罗高寿在北京当大使七八年之后，在莫斯科，曾数度传出他“即将被替换”的说法。不过，从俄总统叶利钦和继任的普京那里，却迟迟不见“动静”。在俄罗斯驻外大使中，罗高寿创下了任期最长的纪录：13年又23天。有一次，曾任叶利钦外事顾问的留利科夫，向我开玩笑说：“在我们俄罗斯，换总理易，换罗高寿难!”
罗高寿“把家安在北京城”后，常去莫斯科，他戏称为“回乡探亲”。他自称为“中餐美食家”，说在莫斯科，每周至少去“金凤凰”或“北京饭店”(莫市两个有名的中餐馆)一趟，以便“解解馋”。
罗高寿晚年因车祸伤了右腿，走路得靠拐杖，有中国朋友见到此情景时，便过去搀扶，他总是不让，说：“不用，不用，还不到80哪，能算老吗?尽管拄拐了，我并不服‘残’!”有一次，他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说：“小平同志不是说过吗，‘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说给我们两个国家听的。就拿贸易额来说吧，韩国并不大，可你们同它的生意做得那么大，都两千多亿美元了，而同我们呢，才不过六七百个亿，只有三、四分之一。可见，我们双方的胆子还不够大，步子还不够快……而我呢，年纪大了，体质弱了，而且走路又不利索，不过，亦要记住小平同志的话，‘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边说边拄着拐杖往前迈大步，做出快走的样子。
故人已西去，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