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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缘,他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生活了25个春秋,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金日成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深情地写道:“东北的山野,是我度过二十多年的地方,是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历尽千辛万苦的地方。这个无异于我的故乡的山野,有着许许多多我怀念的往事。”与几位中国朋友的特殊情谊,也一直被金日成深情地珍藏着,怀念着。
尚钺:“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15日生于朝鲜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今平壤市万景台)一个农户家庭。父亲金亨稷是一位爱国志士,曾因从事抗日活动坐牢。1917年,金日成全家迁往中国吉林临江县。
1926 年初,金日成进入吉林毓文中学读书,并在此加入了朝鲜共产青年同盟。金日成在毓文中学组织了秘密读书会,用马列主义思想去武装进步的青年,并建立了青年的革命组织,这段时间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毓文中学有一位叫尚钺(当时化名谢仲武)的教员,很欣赏金日成,对他帮助很大。金日成称尚钺是自己“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多年来对尚钺念念不忘,特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一节来介绍他。其中有一张尚钺的照片,一张尚钺手稿的复印件,可见金日成对这段学习生活多么重视。
尚钺,原名宗武,字健庵,1902年3月23日生于河南罗山。1917年,尚钺考入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并随鲁迅学习文学创作,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27年尚钺南下投身革命，同年9月,尚钺在开封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赴豫南发动武装暴动。1929~1936年,尚钺先后在吉林﹑上海﹑宁夏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经楚图南介绍,尚钺被派到吉林省毓文中学教书。
据金日成后来回忆,“尚钺在毓文中学上的第一节课非常成功。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120回的《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挈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细节,讲得那么洗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传统家长制支配下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真正的好老师。”此外,尚钺还在学生中组织秘密读书会,办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和学校中的反动分子作斗争。他的学生中包括一些后来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骨干,也包括金日成。
尚钺家的藏书非常丰富,让金日成羡慕不已,他问:“老师,如果我要限期三年把这些书都读完,那么您可以把书架对我开放吗?”“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只要您肯借书给我看,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不是别的,成柱(金日成)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作家,这就是条件。我很早就想培养一两个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成柱是不是可以做其中的一人呢?”“老师,您这样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课特别喜爱,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十分憧憬，祖国独立后也许会选择文学的道路。可是老师,我们是被人家霸占了祖国的亡国民族的子弟，我父亲为光复祖国奔走一生,在苦难中去世了。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献身于独立斗争，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解放民族的斗争,就将是我的职业。”
尚钺把手放在金日成的肩上,轻声说:“好样的,成柱,如果你的理想是独立斗争,我就以你这个理想为条件,把我的书架统统向你开放!”
从尚钺家,金日成借了曹雪芹的《红楼梦》、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高尔基的《母亲》以及《陈独秀选集》等书。不管是什么书,凡是金日成要看的,尚钺都借给了他。如果金日成要的书书架上没有,尚钺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他弄来。金日成每读完一本书,尚钺都一定要他谈读后感,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尚钺后来因为反对教育厅无理开除学生学籍而斗争,因此被撤职离开了毓文中学。他给金日成留下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我在同军阀的斗争中失败,离开这里，可是将来我们一定会战胜军阀;成柱你决心做祖国和民众的好儿子,为了你的这一信念,我无论到哪里,都衷心为你祝福。
抗日战争爆发后,尚钺开始研究历史,1978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198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1953年,金日成托楚图南请尚钺老师为他的中学时期写一篇文章,尚钺欣然答应。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说:“每当中国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时,我都问他的情况。可惜,同先生的会晤到底未能实现。对我来说,我没有尽到作为弟子应尽的道义……”
1989年，尚钺的大女儿尚佳兰和三女儿尚晓援应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访问。当金日成从她们的面孔上找到了60年前离别的老师的面容时,心情无比高兴。他感慨地说:“一个人能有一辈子时刻缅怀的老师,那他无疑是幸福的人。那么,我可以说也是幸福的人了。每当想念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尚钺先生时,我的心就走进了毓文中学的校园。”
“没有张蔚华送的枪,就没有今天的朝鲜人民军”
在吉林抚松县,有个叫张万程的开明绅士,他与金亨稷认识后成为知己。他12岁的儿子张蔚华和13岁的金日成当时都在抚松第一小学就读,是同桌好友。在之后长达十几年的岁月里,受金日成革命思想的影响,张蔚华从一个富家子弟逐渐成为一个革命战士。金日成回忆说:“从我在抚松念小学的时候起,张蔚华就不分贫富、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差别,跟我亲密相处。他比谁都深切地理解和同情我们亡国的悲痛,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光复祖国的决心和理想。”
1926年6月5日,金亨稷因病去世，金日成强忍悲痛,继续革命。1928年1月15日,金日成、张蔚华等人创办了革命报刊《新日》,成为朝鲜现代革命史中第一份革命刊物。1929年10月,金日成因进行反日宣传被捕。金日成回忆说:“那时,小学时期的同学张蔚华为了争取我的释放,作了很大努力。他说服自己的父亲,让他对军阀当局施加压力,不许他们搜查我的家。因为有张蔚华的父亲这样有权有势的人施加压力,又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军阀当局也就拿我没有办法了。”在张万程的营救下,金日成得以在1930年5月出狱。
1930年夏,金日成在火车上遭密探跟踪而处境危险,张蔚华挺身而出,掩护金日成躲过密探。在张蔚华的安排下,张万程用带蓬的马车在火车站接走了金日成,使他摆脱了日本鬼子的追捕。1930年秋,张蔚华送给金日成12支手枪,这是金日成开展抗日活动以来得到的第一批武器。1931年,张蔚华又给金日成送去了40条枪。为了搞到这些枪,在父亲张万程的支持下,张蔚华从家里拿了一大笔钱。张万程很理解金日成,知道他要这些枪是为了抗日,而日本鬼子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张蔚华送给金日成的枪,对金日成建立抗日游击队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7年10月 27日,为了给金日成传递朝鲜人郑学海叛变、敌人正准备围剿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的消息,张蔚华不幸牺牲。金日成在回忆录中写道:“接到张蔚华自尽的噩耗,我一连几天夜不能寐,食不下咽。我感到空虚,仿佛苍天哗啦一声在我身边崩塌下来;我感到胸口郁闷疼痛,好像重重地挨了一记闷棍;我神魂摇荡,犹如从万丈悬崖坠入无底的深渊。他为了我,为了朝鲜革命的司令部,为了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撇下了父母妻子和彩虹般美丽的全部理想,壮烈地牺牲了。”“我和张蔚华的友情,在张蔚华死后仍继续保持着,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
金日成在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以后,时刻不忘寻找张蔚华的遗属。1959年,在中国方面的帮助下,金日成得知了张蔚华遗属的下落。张万程于1954年去世,张蔚华的夫人和他的儿子张金泉、女儿张金禄仍在抚松旧居过着俭朴的生活。1984年5月,在金日成的盛情邀请下,张金泉带着妹妹张金禄和长子张琅踏上了富有历史意义的访朝之路,受到金日成的热情款待。在接见张金泉时,金日成用一句话评价了张蔚华一家的功绩:“你的爷爷帮助了朝鲜的独立运动,你的父亲帮助了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此后,张金泉一家数次访朝。1993年,金日成在接见张金泉时特别指出:“没有张蔚华送的枪,就没有今天的朝鲜人民军。”同罗盛教和黄继光一样,张蔚华也是朝鲜人民无人不知的著名的国际主义烈士。
雪中送炭:金日成与魏拯民、杨靖宇的特殊情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金日成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1932年4月25日,20岁的金日成在吉林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县抗日游击队,并担任游击队队长兼政委。1934年3月,金日成将反日游击队改组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建立了师、团、连、排、班等整齐的具有正规武装力量体系的建制。
根据朝中抗日联合军的性质,金日成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时就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到朝鲜则把名称换为朝鲜人民革命军,从而部队所到之处都能在朝中两国人民的拥护中生活和斗争。金日成游击队以朝鲜族聚居的东满为根据地,多次粉碎日伪军的“围剿”,声名大震。在共同战斗的岁月中,金日成与东北抗联将领魏拯民、杨靖宇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宣布组建,魏拯民任抗联第二军政委兼党委书记,金日成任第二军第六师师长。金日成知道魏拯民患有严重的胃病,特意让后勤部为他专修了密营,并多次派人送去药品和食品。魏拯民对金日成也是关心备至,得知金日成脚冻伤后,也多次探望。为了让金日成吃上冷面,魏拯民亲自把罐头盒子扎出眼,压出了粗细不等的冷面。
1941年3月8日,魏拯民不幸病逝,时年仅32岁。金日成后来念念不忘地说:“魏拯民是中国的革命家,是支持朝鲜的革命家,为朝鲜革命煞费苦心的人。”“是在朝鲜革命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候,真诚地支持了我们的好战友,所以我常常怀念他”。50年代,金日成对中国访朝团官员说:“魏拯民同志对朝鲜革命是有功的,大家应该很好地纪念他。”1984年10月26日,金日成通过朝鲜驻华使馆，派人前往山西省长治钢铁厂子弟学校看望了魏拯民的儿子关民珠,并转达了金日成同志对老领导、老战友的一片敬慕、缅怀之情。
共同的抗日斗争,也把杨靖宇和金日成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1936年到1937年,是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发展壮大的时期,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和杨靖宇领导的第一军,成为东南满地区的两大武装力量。敌人的绝密文件以及报纸和杂志,常常把金日成和杨靖宇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南满各部队曾向朝鲜人民革命军要了好多人,金日成给他们派去了许多精心培养的军政干部。杨靖宇通过各种渠道对朝鲜同志给予南满各部队的真诚帮助表示感谢，金日成也经常托人向杨靖宇问好。这样,金日成和杨靖宇在共同战斗中不断地加深了友谊。
1938年11月25日,杨靖宇与金日成这两位神交已久的抗日英雄,终于在濛江县(1946年2月,为纪念在此牺牲的杨靖宇,更名靖宇县)南牌子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目的是为了扭转革命面临的困难局面,制定对付敌人攻势的新战术,并采取措施清除左倾冒险主义。
金日成急切地盼望着杨靖宇的到来,因为第一军在西征热河的战役中损失惨重。他先派了一批人去接杨靖宇的部队,还为他们准备了食宿和衣被。在杨靖宇最困难的时候的相会,杨靖宇和金日成都格外激动。杨靖宇的眼睛炯炯有神,金日成一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一个忠厚而热情的好汉，他们烤着篝火交谈。杨靖宇谈起第一军里的朝鲜同志时说:“第一军里有许多朝鲜人,都是有名的战将，可是他们没能都来。”杨靖宇痛心地表示,失去了许多好同志,并为失去的那些朝鲜同志难过。
后来,金日成把杨靖宇一行领到宿营地。当第一军的同志们看到朝鲜人民军井然有序的帐篷时,都惊叹不已。杨靖宇激动地说:“我早就听说金司令的部队好客,但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么个山沟里会受到这样的款待,特别是这个冬天是多么严峻的冬天啊！”金日成劝他快进帐篷,好解解几个月来的疲劳,好好睡一觉。杨靖宇说:“那怎么行,还没有向贵部战友们打招呼,怎么能先想到休息呢！”金日成感到杨靖宇的确是一个不同一般的人,以前也有许多友邻部队的客人来过,但像杨靖宇这样还没有卸下行装就先要向朝鲜指战员打招呼的人,却是很少见的。
金日成听了杨靖宇的要求,带他到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密营。杨靖宇对朝鲜人民革命军全体指战员说:“我们多次远征热河,各部都遭受了严重损失。但贵部毫无损失,保存了力量,这都是因为金司令有主见,领导有方。而我,却几乎失去了所有的部下，在远征热河的路上,他们一直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都在半路上倒下去了。一想到他们,我就禁不住流泪。今天要是我能把他们都带到这里来该多好！”说着,杨靖宇热泪盈眶。
看到杨靖宇为牺牲的战士流泪,金日成十分感动。他设了便宴为杨靖宇洗尘。杨靖宇把手枪和挎包解下来放在一边,说他好久没有松过皮带了。同杨靖宇一道来的徐哲(时任第一军总部军医处长,后为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朝鲜人民军大将)悄悄对金日成耳语说:“这是破例的,杨司令任何时候都军容严整,注意保持军人的威严,今天却完全打破了常规。”
南牌子会议即将结束时，金日成用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给杨靖宇和魏拯民组编了新的警卫团,补充了许多人员,任命了指挥员,还给杨靖宇配备了一个传令兵。通过警卫团的改编,中朝两国革命者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了。南牌子会议结束后,各部队向所分担的作战地区开拔了。临别的时候,金日成与杨靖宇以两国革命者的名义约定:一定要转祸为福,成为胜利者时再会。可惜的是,由于杨靖宇的牺牲,金日成此后没能再见到他。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濛江县三道崴子壮烈牺牲,终年35岁。1958年2月23日,杨靖宇殉国十八周年,中国各界代表9000余人在通化市靖宇陵园举行公祭安葬大会,已经是朝鲜首相的金日成送来了花圈。金日成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和杨司令,民族不同,出身也不同,但我想起同他相逢时的种种情景,仍然久久地暗自流泪,好几天吃不下饭。”
尚钺:“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15日生于朝鲜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今平壤市万景台)一个农户家庭。父亲金亨稷是一位爱国志士,曾因从事抗日活动坐牢。1917年,金日成全家迁往中国吉林临江县。
1926 年初,金日成进入吉林毓文中学读书,并在此加入了朝鲜共产青年同盟。金日成在毓文中学组织了秘密读书会,用马列主义思想去武装进步的青年,并建立了青年的革命组织,这段时间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毓文中学有一位叫尚钺(当时化名谢仲武)的教员,很欣赏金日成,对他帮助很大。金日成称尚钺是自己“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多年来对尚钺念念不忘,特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一节来介绍他。其中有一张尚钺的照片,一张尚钺手稿的复印件,可见金日成对这段学习生活多么重视。
尚钺,原名宗武,字健庵,1902年3月23日生于河南罗山。1917年,尚钺考入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并随鲁迅学习文学创作,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27年尚钺南下投身革命，同年9月,尚钺在开封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赴豫南发动武装暴动。1929~1936年,尚钺先后在吉林﹑上海﹑宁夏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经楚图南介绍,尚钺被派到吉林省毓文中学教书。
据金日成后来回忆,“尚钺在毓文中学上的第一节课非常成功。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120回的《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挈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细节,讲得那么洗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传统家长制支配下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真正的好老师。”此外,尚钺还在学生中组织秘密读书会,办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和学校中的反动分子作斗争。他的学生中包括一些后来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骨干,也包括金日成。
尚钺家的藏书非常丰富,让金日成羡慕不已,他问:“老师,如果我要限期三年把这些书都读完,那么您可以把书架对我开放吗?”“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只要您肯借书给我看,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不是别的,成柱(金日成)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作家,这就是条件。我很早就想培养一两个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成柱是不是可以做其中的一人呢?”“老师,您这样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课特别喜爱,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十分憧憬，祖国独立后也许会选择文学的道路。可是老师,我们是被人家霸占了祖国的亡国民族的子弟，我父亲为光复祖国奔走一生,在苦难中去世了。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献身于独立斗争，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解放民族的斗争,就将是我的职业。”
尚钺把手放在金日成的肩上,轻声说:“好样的,成柱,如果你的理想是独立斗争,我就以你这个理想为条件,把我的书架统统向你开放!”
从尚钺家,金日成借了曹雪芹的《红楼梦》、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高尔基的《母亲》以及《陈独秀选集》等书。不管是什么书,凡是金日成要看的,尚钺都借给了他。如果金日成要的书书架上没有,尚钺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他弄来。金日成每读完一本书,尚钺都一定要他谈读后感,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尚钺后来因为反对教育厅无理开除学生学籍而斗争,因此被撤职离开了毓文中学。他给金日成留下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我在同军阀的斗争中失败,离开这里，可是将来我们一定会战胜军阀;成柱你决心做祖国和民众的好儿子,为了你的这一信念,我无论到哪里,都衷心为你祝福。
抗日战争爆发后,尚钺开始研究历史,1978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198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1953年,金日成托楚图南请尚钺老师为他的中学时期写一篇文章,尚钺欣然答应。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说:“每当中国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时,我都问他的情况。可惜,同先生的会晤到底未能实现。对我来说,我没有尽到作为弟子应尽的道义……”
1989年，尚钺的大女儿尚佳兰和三女儿尚晓援应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访问。当金日成从她们的面孔上找到了60年前离别的老师的面容时,心情无比高兴。他感慨地说:“一个人能有一辈子时刻缅怀的老师,那他无疑是幸福的人。那么,我可以说也是幸福的人了。每当想念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尚钺先生时,我的心就走进了毓文中学的校园。”
“没有张蔚华送的枪,就没有今天的朝鲜人民军”
在吉林抚松县,有个叫张万程的开明绅士,他与金亨稷认识后成为知己。他12岁的儿子张蔚华和13岁的金日成当时都在抚松第一小学就读,是同桌好友。在之后长达十几年的岁月里,受金日成革命思想的影响,张蔚华从一个富家子弟逐渐成为一个革命战士。金日成回忆说:“从我在抚松念小学的时候起,张蔚华就不分贫富、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差别,跟我亲密相处。他比谁都深切地理解和同情我们亡国的悲痛,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光复祖国的决心和理想。”
1926年6月5日,金亨稷因病去世，金日成强忍悲痛,继续革命。1928年1月15日,金日成、张蔚华等人创办了革命报刊《新日》,成为朝鲜现代革命史中第一份革命刊物。1929年10月,金日成因进行反日宣传被捕。金日成回忆说:“那时,小学时期的同学张蔚华为了争取我的释放,作了很大努力。他说服自己的父亲,让他对军阀当局施加压力,不许他们搜查我的家。因为有张蔚华的父亲这样有权有势的人施加压力,又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军阀当局也就拿我没有办法了。”在张万程的营救下,金日成得以在1930年5月出狱。
1930年夏,金日成在火车上遭密探跟踪而处境危险,张蔚华挺身而出,掩护金日成躲过密探。在张蔚华的安排下,张万程用带蓬的马车在火车站接走了金日成,使他摆脱了日本鬼子的追捕。1930年秋,张蔚华送给金日成12支手枪,这是金日成开展抗日活动以来得到的第一批武器。1931年,张蔚华又给金日成送去了40条枪。为了搞到这些枪,在父亲张万程的支持下,张蔚华从家里拿了一大笔钱。张万程很理解金日成,知道他要这些枪是为了抗日,而日本鬼子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张蔚华送给金日成的枪,对金日成建立抗日游击队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7年10月 27日,为了给金日成传递朝鲜人郑学海叛变、敌人正准备围剿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的消息,张蔚华不幸牺牲。金日成在回忆录中写道:“接到张蔚华自尽的噩耗,我一连几天夜不能寐,食不下咽。我感到空虚,仿佛苍天哗啦一声在我身边崩塌下来;我感到胸口郁闷疼痛,好像重重地挨了一记闷棍;我神魂摇荡,犹如从万丈悬崖坠入无底的深渊。他为了我,为了朝鲜革命的司令部,为了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撇下了父母妻子和彩虹般美丽的全部理想,壮烈地牺牲了。”“我和张蔚华的友情,在张蔚华死后仍继续保持着,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
金日成在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以后,时刻不忘寻找张蔚华的遗属。1959年,在中国方面的帮助下,金日成得知了张蔚华遗属的下落。张万程于1954年去世,张蔚华的夫人和他的儿子张金泉、女儿张金禄仍在抚松旧居过着俭朴的生活。1984年5月,在金日成的盛情邀请下,张金泉带着妹妹张金禄和长子张琅踏上了富有历史意义的访朝之路,受到金日成的热情款待。在接见张金泉时,金日成用一句话评价了张蔚华一家的功绩:“你的爷爷帮助了朝鲜的独立运动,你的父亲帮助了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此后,张金泉一家数次访朝。1993年,金日成在接见张金泉时特别指出:“没有张蔚华送的枪,就没有今天的朝鲜人民军。”同罗盛教和黄继光一样,张蔚华也是朝鲜人民无人不知的著名的国际主义烈士。
雪中送炭:金日成与魏拯民、杨靖宇的特殊情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金日成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1932年4月25日,20岁的金日成在吉林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县抗日游击队,并担任游击队队长兼政委。1934年3月,金日成将反日游击队改组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建立了师、团、连、排、班等整齐的具有正规武装力量体系的建制。
根据朝中抗日联合军的性质,金日成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时就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到朝鲜则把名称换为朝鲜人民革命军,从而部队所到之处都能在朝中两国人民的拥护中生活和斗争。金日成游击队以朝鲜族聚居的东满为根据地,多次粉碎日伪军的“围剿”,声名大震。在共同战斗的岁月中,金日成与东北抗联将领魏拯民、杨靖宇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宣布组建,魏拯民任抗联第二军政委兼党委书记,金日成任第二军第六师师长。金日成知道魏拯民患有严重的胃病,特意让后勤部为他专修了密营,并多次派人送去药品和食品。魏拯民对金日成也是关心备至,得知金日成脚冻伤后,也多次探望。为了让金日成吃上冷面,魏拯民亲自把罐头盒子扎出眼,压出了粗细不等的冷面。
1941年3月8日,魏拯民不幸病逝,时年仅32岁。金日成后来念念不忘地说:“魏拯民是中国的革命家,是支持朝鲜的革命家,为朝鲜革命煞费苦心的人。”“是在朝鲜革命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候,真诚地支持了我们的好战友,所以我常常怀念他”。50年代,金日成对中国访朝团官员说:“魏拯民同志对朝鲜革命是有功的,大家应该很好地纪念他。”1984年10月26日,金日成通过朝鲜驻华使馆，派人前往山西省长治钢铁厂子弟学校看望了魏拯民的儿子关民珠,并转达了金日成同志对老领导、老战友的一片敬慕、缅怀之情。
共同的抗日斗争,也把杨靖宇和金日成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1936年到1937年,是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发展壮大的时期,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和杨靖宇领导的第一军,成为东南满地区的两大武装力量。敌人的绝密文件以及报纸和杂志,常常把金日成和杨靖宇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南满各部队曾向朝鲜人民革命军要了好多人,金日成给他们派去了许多精心培养的军政干部。杨靖宇通过各种渠道对朝鲜同志给予南满各部队的真诚帮助表示感谢，金日成也经常托人向杨靖宇问好。这样,金日成和杨靖宇在共同战斗中不断地加深了友谊。
1938年11月25日,杨靖宇与金日成这两位神交已久的抗日英雄,终于在濛江县(1946年2月,为纪念在此牺牲的杨靖宇,更名靖宇县)南牌子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目的是为了扭转革命面临的困难局面,制定对付敌人攻势的新战术,并采取措施清除左倾冒险主义。
金日成急切地盼望着杨靖宇的到来,因为第一军在西征热河的战役中损失惨重。他先派了一批人去接杨靖宇的部队,还为他们准备了食宿和衣被。在杨靖宇最困难的时候的相会,杨靖宇和金日成都格外激动。杨靖宇的眼睛炯炯有神,金日成一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一个忠厚而热情的好汉，他们烤着篝火交谈。杨靖宇谈起第一军里的朝鲜同志时说:“第一军里有许多朝鲜人,都是有名的战将，可是他们没能都来。”杨靖宇痛心地表示,失去了许多好同志,并为失去的那些朝鲜同志难过。
后来,金日成把杨靖宇一行领到宿营地。当第一军的同志们看到朝鲜人民军井然有序的帐篷时,都惊叹不已。杨靖宇激动地说:“我早就听说金司令的部队好客,但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么个山沟里会受到这样的款待,特别是这个冬天是多么严峻的冬天啊！”金日成劝他快进帐篷,好解解几个月来的疲劳,好好睡一觉。杨靖宇说:“那怎么行,还没有向贵部战友们打招呼,怎么能先想到休息呢！”金日成感到杨靖宇的确是一个不同一般的人,以前也有许多友邻部队的客人来过,但像杨靖宇这样还没有卸下行装就先要向朝鲜指战员打招呼的人,却是很少见的。
金日成听了杨靖宇的要求,带他到了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密营。杨靖宇对朝鲜人民革命军全体指战员说:“我们多次远征热河,各部都遭受了严重损失。但贵部毫无损失,保存了力量,这都是因为金司令有主见,领导有方。而我,却几乎失去了所有的部下，在远征热河的路上,他们一直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都在半路上倒下去了。一想到他们,我就禁不住流泪。今天要是我能把他们都带到这里来该多好！”说着,杨靖宇热泪盈眶。
看到杨靖宇为牺牲的战士流泪,金日成十分感动。他设了便宴为杨靖宇洗尘。杨靖宇把手枪和挎包解下来放在一边,说他好久没有松过皮带了。同杨靖宇一道来的徐哲(时任第一军总部军医处长,后为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朝鲜人民军大将)悄悄对金日成耳语说:“这是破例的,杨司令任何时候都军容严整,注意保持军人的威严,今天却完全打破了常规。”
南牌子会议即将结束时，金日成用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给杨靖宇和魏拯民组编了新的警卫团,补充了许多人员,任命了指挥员,还给杨靖宇配备了一个传令兵。通过警卫团的改编,中朝两国革命者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了。南牌子会议结束后,各部队向所分担的作战地区开拔了。临别的时候,金日成与杨靖宇以两国革命者的名义约定:一定要转祸为福,成为胜利者时再会。可惜的是,由于杨靖宇的牺牲,金日成此后没能再见到他。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濛江县三道崴子壮烈牺牲,终年35岁。1958年2月23日,杨靖宇殉国十八周年,中国各界代表9000余人在通化市靖宇陵园举行公祭安葬大会,已经是朝鲜首相的金日成送来了花圈。金日成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和杨司令,民族不同,出身也不同,但我想起同他相逢时的种种情景,仍然久久地暗自流泪,好几天吃不下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