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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贸易数据高估了中国的出口和中美贸易失衡。按附加值计算，中美贸易顺差要低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对美出口中真正中国制造的部分为60%
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是中美矛盾的一个焦点。
2015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3650亿美元，占当年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45%。这是特朗普政府攻击中国以各种手段对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的主要论据。虽然目前尚难判断美国对中国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但是中美之间发生贸易冲突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在上升，这也成为全球贸易和增长面临的一大风险。
但是，传统的贸易数据在衡量贸易失衡上有很大的偏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化导致了贸易分工的专业化，拉长了贸易的供应链。A国到B国的出口往往被直接再出口，或作为中间产品加工后再出口到第三国。类似的，A国到B国可能没有直接出口，但通过第三国存在间接的贸易关系。这在传统的贸易数据里面并没有得到真实的反映。
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编制的基于贸易附加值的贸易数据（TiVA）可以纠正这一偏差。TiVA追踪贸易供应链的产品在各个相关国家的分布情况，因此可以将每一国家的出口细分为该国的国内附加值部分和海外附加值部分，在此基础上形成每个国家在全球出口附加值中的贡献。
根据附加值计算的出口情况与传统基于出口额的数据有较大的不同。以台湾地区为例，2011年台湾地区对大陆出口占其当年出口总额的41%，而根据附加值计算该比重仅为24%。作为比较，当年台湾地区对美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仅为12%，而按照附加值计算则占到18%。
根据TiVA的数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比传统贸易数据要低大约三分之一。以2011年为例，中国对美真实的贸易顺差为1790亿美元，比官方数据2750亿美元低了35%。中国占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比例也相应由47%降至27%。这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被严重高估，而且这一高估在有数据的1995年至2011年间一直如此。当然，即使以附加值计算，中国仍然是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基本相当于第二至第六名（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国和沙特）的顺差总和。
总体而言，传统贸易数据下中国对外出口中有三分之一左右并非中国制造，而是海外制造。中国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和产品组装中心。在每一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中，平均只有68美分是来自中国的国内附加值。通常而言，农产品和服务业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比例更高，而制造业、采矿业等工业产品更多利用进口的中间产品或产品设计和产品专利，因而国内附加值占比较低。
在中国对美的出口中，国内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出口占了绝大部分。在2016年，中国对美出口中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占了当年出口总额的44%。这些行业使用进口中间产品的比重更高。以电子和光学出口产品为例，国内附加值仅占出口额的46%。这样整体算下来，中国对美出口中国内附加值部分仅为60%，低于中国整体对外出口附加值的平均占比。
這意味着，如果美国对华进行贸易制裁，受损的不仅中国一家，也会殃及产品供应链上的其他经济体。同样以电子和光学产品（中国对美出口最大的一个类别）为例，在供应链上的海外经济体中日本占比最高（10%），其次是韓国、台湾地区、欧洲和美国本身。一旦美国在这一行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亚洲国家（整体占附加值的20%）受到的冲击最大，其次是欧洲国家。
相比而言，中国对美国进行反制裁虽然对美国影响相对较小，但相对会更加有效。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国内附加值平均占比为85%，产品供应链相对更短，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占比更低。如果中国对美实施反制裁，美国相应行业的出口商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
中国对美出口结构的另一特点是消费品出口远远高于投资品出口。按附加值计算，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中消费品占四分之三以上，占中国GDP接近3%，而对美投资品出口仅占中国GDP的0.9%。反过来，美国对华出口产品中消费品和投资品的比例基本相当，均为美国当年GDP的0.3%左右。
基于特朗普政府计划将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投入，美国投资需求在未来数年有望上升。由于投资对于进口的需求更大，这意味着美国的进口需求可能会相应增加。但是，基于中国对美出口主要以消费品为主，美国投资进口需求的增加对中国企业的好处相对有限。而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可能导致进口投资品的价格上升，反而抑制国内的投资需求，因而效果适得其反。
（编辑：王东）
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是中美矛盾的一个焦点。
2015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3650亿美元，占当年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45%。这是特朗普政府攻击中国以各种手段对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的主要论据。虽然目前尚难判断美国对中国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但是中美之间发生贸易冲突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在上升，这也成为全球贸易和增长面临的一大风险。
但是，传统的贸易数据在衡量贸易失衡上有很大的偏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化导致了贸易分工的专业化，拉长了贸易的供应链。A国到B国的出口往往被直接再出口，或作为中间产品加工后再出口到第三国。类似的，A国到B国可能没有直接出口，但通过第三国存在间接的贸易关系。这在传统的贸易数据里面并没有得到真实的反映。
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编制的基于贸易附加值的贸易数据（TiVA）可以纠正这一偏差。TiVA追踪贸易供应链的产品在各个相关国家的分布情况，因此可以将每一国家的出口细分为该国的国内附加值部分和海外附加值部分，在此基础上形成每个国家在全球出口附加值中的贡献。
根据附加值计算的出口情况与传统基于出口额的数据有较大的不同。以台湾地区为例，2011年台湾地区对大陆出口占其当年出口总额的41%，而根据附加值计算该比重仅为24%。作为比较，当年台湾地区对美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仅为12%，而按照附加值计算则占到18%。
根据TiVA的数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比传统贸易数据要低大约三分之一。以2011年为例，中国对美真实的贸易顺差为1790亿美元，比官方数据2750亿美元低了35%。中国占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比例也相应由47%降至27%。这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被严重高估，而且这一高估在有数据的1995年至2011年间一直如此。当然，即使以附加值计算，中国仍然是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基本相当于第二至第六名（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国和沙特）的顺差总和。
总体而言，传统贸易数据下中国对外出口中有三分之一左右并非中国制造，而是海外制造。中国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和产品组装中心。在每一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中，平均只有68美分是来自中国的国内附加值。通常而言，农产品和服务业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比例更高，而制造业、采矿业等工业产品更多利用进口的中间产品或产品设计和产品专利，因而国内附加值占比较低。
在中国对美的出口中，国内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出口占了绝大部分。在2016年，中国对美出口中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占了当年出口总额的44%。这些行业使用进口中间产品的比重更高。以电子和光学出口产品为例，国内附加值仅占出口额的46%。这样整体算下来，中国对美出口中国内附加值部分仅为60%，低于中国整体对外出口附加值的平均占比。
這意味着，如果美国对华进行贸易制裁，受损的不仅中国一家，也会殃及产品供应链上的其他经济体。同样以电子和光学产品（中国对美出口最大的一个类别）为例，在供应链上的海外经济体中日本占比最高（10%），其次是韓国、台湾地区、欧洲和美国本身。一旦美国在这一行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亚洲国家（整体占附加值的20%）受到的冲击最大，其次是欧洲国家。
相比而言，中国对美国进行反制裁虽然对美国影响相对较小，但相对会更加有效。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国内附加值平均占比为85%，产品供应链相对更短，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占比更低。如果中国对美实施反制裁，美国相应行业的出口商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
中国对美出口结构的另一特点是消费品出口远远高于投资品出口。按附加值计算，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中消费品占四分之三以上，占中国GDP接近3%，而对美投资品出口仅占中国GDP的0.9%。反过来，美国对华出口产品中消费品和投资品的比例基本相当，均为美国当年GDP的0.3%左右。
基于特朗普政府计划将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投入，美国投资需求在未来数年有望上升。由于投资对于进口的需求更大，这意味着美国的进口需求可能会相应增加。但是，基于中国对美出口主要以消费品为主，美国投资进口需求的增加对中国企业的好处相对有限。而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可能导致进口投资品的价格上升，反而抑制国内的投资需求，因而效果适得其反。
（编辑：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