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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石油和铁矿石等基础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不止，与此同时，美元持续贬值，导致全球美元泛滥。尽管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减小，但发生国外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风险却依然存在。]
三种输入路径直指中国
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60%，这一指标已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4%～20%的范围。据海关统计，从2004年底起，我国进出口总值一直在1万亿美元之上居高不下。从贸易的主体来看，欧盟与我国的贸易额排第一，美国排第二，日本排第三。这种高度的经济外向性，使得我国经济遭受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影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对各种外部影响的敏感性也越来越高，从而外部的通货膨胀也就极易影响到中国。
从国外商品的价格传导途径看，近年来，我国对外商品出口连创新高，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顺差。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全球经济复苏而导致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
今年上半年，我国贸易进出口总值再创新高，达7957.4亿美元，同比增长23.4%，贸易顺差达614.4亿美元。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外贸的快速增长令人欣喜，同时也更需要清醒。快速增长的对外贸易，不仅提高了我国对出口商品的市场需求，而且也引发了整个社会总需求的膨胀。这种膨胀的社会总需求一旦失控，就会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
从货币供给途径看，大量贸易顺差的存在和国际游资的过度增加，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已近1万亿美元。
近年来，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际上各种短期资金纷纷进入中国。我国去年新增的1120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中，就有近一半是等待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套利资金，这些国际套利资金的过度增加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在总量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结构上的不稳定。
一方面，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在货币乘数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迅速增加的外汇储备会极大的增加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从而引发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外汇储备中国际游资的占比过高，也容易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的不稳定。
国际游资的自由进出不仅曾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同时也是造成我国当前经济过热的重要原因。
从成本传导途径看，去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持续攀高。由于此次石油价格上涨多为期货价格，因此，其滞后影响也将主要在今后两年显现。我国受此次石油价格的影响比较明显。
首先，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全年进口石油近9000万吨，基本接近美国；其次，我国目前对于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化还缺乏发言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第三，作为一种基础能源，石油涉及的产业链比较长，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比较深。目前国内三次石油价格的调整对整个物价的拉动作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国内隐存输入型通胀环境
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很大。去年以来，受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我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PI一度超过5%的警戒线，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尽管经过宏观调控，我国的CPI指数目前已回归到正常区间，但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PPI仍然偏高。一些上游产品如原油、钢铁和化肥等国际价格重新反弹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如果这些产品重新涨价，其价格就会逐次向下游传导，从而加大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压力。而这种价格上涨一旦失控，就很容易发生输入型通货膨胀。
去年以来，虽然经过宏观调控，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各方面的投资冲动还很强烈，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的压力依然很大。仅今年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5443亿元，同比增长30.3%，增速创2004年9月份以来新高，工业、房地产投资增长仍然过快，一些城市的建设规模仍然过大。这些强劲的投资冲动潜力一旦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因素相结合，极易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发生。
煤电油运等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作用仍比较突出，整个社会的供求关系仍比较紧张，而这些瓶颈因素一时又难以在近期内得到解决，一旦发生输入型通货膨胀，这些瓶颈因素的制约作用就会进一步突出，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外贸易中存在的进出口产品失衡问题以及由此而暴露出的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此外，我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外汇管理体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民币汇率也需进一步完善等。所有这些，都给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发生提供了良好的温床。
国内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如经济增长中的质量和效益问题；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问题；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性问题；政府职能的转换问题；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问题；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问题以及农业、农村问题和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会给输入型通货膨胀提供可乘之机和生存环境。
三种输入路径直指中国
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60%，这一指标已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4%～20%的范围。据海关统计，从2004年底起，我国进出口总值一直在1万亿美元之上居高不下。从贸易的主体来看，欧盟与我国的贸易额排第一，美国排第二，日本排第三。这种高度的经济外向性，使得我国经济遭受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影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对各种外部影响的敏感性也越来越高，从而外部的通货膨胀也就极易影响到中国。
从国外商品的价格传导途径看，近年来，我国对外商品出口连创新高，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顺差。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全球经济复苏而导致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
今年上半年，我国贸易进出口总值再创新高，达7957.4亿美元，同比增长23.4%，贸易顺差达614.4亿美元。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外贸的快速增长令人欣喜，同时也更需要清醒。快速增长的对外贸易，不仅提高了我国对出口商品的市场需求，而且也引发了整个社会总需求的膨胀。这种膨胀的社会总需求一旦失控，就会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
从货币供给途径看，大量贸易顺差的存在和国际游资的过度增加，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已近1万亿美元。
近年来，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际上各种短期资金纷纷进入中国。我国去年新增的1120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中，就有近一半是等待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套利资金，这些国际套利资金的过度增加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在总量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结构上的不稳定。
一方面，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在货币乘数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迅速增加的外汇储备会极大的增加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从而引发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外汇储备中国际游资的占比过高，也容易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的不稳定。
国际游资的自由进出不仅曾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同时也是造成我国当前经济过热的重要原因。
从成本传导途径看，去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持续攀高。由于此次石油价格上涨多为期货价格，因此，其滞后影响也将主要在今后两年显现。我国受此次石油价格的影响比较明显。
首先，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全年进口石油近9000万吨，基本接近美国；其次，我国目前对于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化还缺乏发言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第三，作为一种基础能源，石油涉及的产业链比较长，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比较深。目前国内三次石油价格的调整对整个物价的拉动作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国内隐存输入型通胀环境
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很大。去年以来，受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我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PI一度超过5%的警戒线，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尽管经过宏观调控，我国的CPI指数目前已回归到正常区间，但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PPI仍然偏高。一些上游产品如原油、钢铁和化肥等国际价格重新反弹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如果这些产品重新涨价，其价格就会逐次向下游传导，从而加大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压力。而这种价格上涨一旦失控，就很容易发生输入型通货膨胀。
去年以来，虽然经过宏观调控，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各方面的投资冲动还很强烈，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的压力依然很大。仅今年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5443亿元，同比增长30.3%，增速创2004年9月份以来新高，工业、房地产投资增长仍然过快，一些城市的建设规模仍然过大。这些强劲的投资冲动潜力一旦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因素相结合，极易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发生。
煤电油运等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作用仍比较突出，整个社会的供求关系仍比较紧张，而这些瓶颈因素一时又难以在近期内得到解决，一旦发生输入型通货膨胀，这些瓶颈因素的制约作用就会进一步突出，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外贸易中存在的进出口产品失衡问题以及由此而暴露出的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此外，我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外汇管理体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民币汇率也需进一步完善等。所有这些，都给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发生提供了良好的温床。
国内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如经济增长中的质量和效益问题；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问题；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性问题；政府职能的转换问题；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问题；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问题以及农业、农村问题和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会给输入型通货膨胀提供可乘之机和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