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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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光辉的70年历程。为纪念这一庄严而有意义的日子,本刊特辟专栏,发表一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本国国情出发,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党风建设、党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共产主义理想的树立,以及陈望道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贡献。
其他文献
<正> 五四时期,创造社成员倡导浪漫主义,声势浩大,显赫一时,但其理论又与实践相左,出现了许多自相矛盾之处,随之又很快衰落,不能成为与现实主义抗衡的另一大文艺思潮。这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并非仅是个人或中国社会的特定因素的结果,它还体现着现代社会在文化传播中的假定性规律。所谓文化的假定性,指的是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种种疆界的现代社会中,文化传播出现“位移”时呈示的一种规律性。当一个国家或民族锐意革新时,现代社会的世界化背景使它有可能从其它民族的文化中获取它所需要的整体性内容
<正> 现代论者认为:决定小说美学价值的必然因素是叙述,而不是故事。被誉为我国小说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和总突破的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曾强烈地震撼青年读者的心,并产生巨大影响,这固然有思想内容和小说观念上的突破,然而不能否认,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形式上的创新。如同茅盾所说:“在中国的新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这“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大都体现在叙述方面。鲁迅小说不仅吸收了西方现代小说那种具有强大艺术表现力的叙述方式,而
<正> 人口问题,是全球性的难题之一。把研究“人类困境”当作自己主要宗旨的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全球模型,从错综复杂的全球性社会经济过程中,选择出对人类命运有决定性意义的5个参数,其中第一个参数,便是人口的增长。这个研究指出,人口的增长直接作用于其他4个参数,形成正反馈环路基础上按指数增长的特征,它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人口的猛增刺激工业生产的指数递增,到21世纪,矿产资源将被耗尽,粮食生产的增长业告终止,环境污染无法消除。它给全世界发出了一个警报! 至今。全球性
<正> 制定经营管理发展目标,离不开决策。为提高决策效能,本文着重论证可逆决策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可逆决策效应。可逆决策是决策过程的一种客观存在。因为决策是一门管理科学,它凭借人们的阅识、经验、智慧和胆略,对客观事物规律的判断,研究并寻求合理的行动方案。但人们的阅识、经验、智慧和胆略存在差异,难免会产生差异方案。这时,可逆决策产生的效应,对决策方案的选择有着积极的意义。若决策是谋求目标方案的选择。那末,可逆决策便是利用相反原理,提出问题,通过方案论证,谋求目标方案的选择。这就是我们通常说
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与正确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是当前开展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课题。本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栏目登载了这方面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从多侧面阐述了坚持党对国家政权领导的必要性,分析了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并批驳了在这些问题上几种错误观点。这些有理有据的论述,对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无疑是有裨益的。
<正> 一、当前的货币形势当前货币形势的基本特点是:已经初步稳定,但未最终稳定,不稳定因素甚多,再次膨胀的危险严重存在。(一)货币初步稳定的标志从金融运行方面看,一是货币投放得到控制。1989年全国货币投放210亿元,比1988年减少470亿元,流通中货币增长率为9.8%,是80年代以来增长最慢的一年。今年1—8月,货币回笼165亿元,创历史上同期回笼的最高纪录。二是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1989年储蓄存款净增额首次突破一千亿元大关,达到1345亿元。今年1—9月已达1500亿元,预计全年可比去
<正> 最近,有幸读到李云河同志《中国农村户学》一书,很受启发。这是中国农村理论研究中的一朵奇葩,他把十多年来在全国各地农村中普遍实行并取得了举世瞩目成效的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户”提高到了理论范畴加以研究,并作出了创造性的,令人信服的阐述,使理论界为之生辉。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研究,过去存在着理论上重视农民,实践上却排斥农民的倾向,长期视农户为“小农经济”,认为“小农经济”是每时每刻都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因此,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农户的经济行为不断地打击、斗争,年年月月“割资本主义尾
<正> 一、时代召唤人权:近代中国变法主题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掀起的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思想大变革,可以说是始终朝着力图摆脱封建专制主义、奋力开拓现代人权法制建设的方向迈进。在这一场艰苦卓绝的法律思想革命中,一切憎恶专制黑暗,向往自由光明,献身于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志士仁人,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尤其是法律家们在不断地觉醒,前仆后继地追求法的价值和目标,竭诚指望在法的框架中构造出人的天堂。法律逐渐地不再被视为君王驭民的桎梏,而开始被奉为保障自由增进人
<正> 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中“卧薪”一事,很早就有人提出过质疑。1963年1月16日《光明日报》就曾登载过王竹楼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越王勾践卧薪说质疑》。作者搜集了大量有关越王勾践的资料,又通过对其它文献的考查验证,认为勾践“卧薪”的材料很晚,而且说法还有分歧,可靠性比较薄弱,因此,勾践曾否“卧薪”,还是一个疑问。文章还论证了从南朝梁武帝《答劝进令》开始,又出现了“枕戈饮胆”和“枕戈尝胆”之说,并说这倒应是从勾践故事中引申而来的,值得重视。恕不知王先生在下此结论时忘记了一点,“枕戈尝胆
<正> 《吴越春秋》是一部较为完备而有条理地叙述吴越历史的专著。赵晔正是通过杂抄史书、熔汇传说、记录谣谚俚歌,进而驰骋想象,演绎了吴越两国兴亡、盛衰的历史,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其功不可没。由于该书抄撮旧史,谬误之处不少。元徐天祜及清人已有所刊正,但尚有未曾辨正或失之简略,为此笔者曾将其舛讹之处,逐卷罗列,稍加考辨,现择其部分,记述如下。1.《吴越春秋》卷一,概述吴族世系,“……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而《史记·吴太伯世家》作“熊遂”,系一人。清梁玉绳《史记志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