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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有军阶一级不落，最后成为上将。老人最难忘怀是长征路上的点点滴滴
王诚汉，上将，1917年12月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慈祥的面容，爽朗的笑声。采访时很难想像出，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当年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虎将，就是参加过多次关系战争胜负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的会战、决战、鏖战的开国将军。
娘啊！儿回来迟了
王诚汉12岁那年，父亲因患肺病去世，家中欠下许多债务。
为挣钱还债，在乡亲的介绍下，王诚汉来到河口镇（今属大悟县）一家杂货铺当了一名学徒。
王诚汉13岁那年，红一军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徐向前率部开进了河口镇。“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当这首《红军军歌》响彻城镇的大街小巷和偏远的农村时，王诚汉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因为那首歌唱出了他的心里话。于是，没有经过任何人动员，王诚汉自愿参加了红军，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1931年初，因为战事频繁，王诚汉未能回家过春节。那时，虽然也想过回家看望母亲，但回不了家。可是母亲时刻挂念着她的儿子，王诚汉没有想到的是，那年春节刚过，母亲听说儿子当了兵后，心里特别高兴，就赶到河口镇，专程看望儿子。王诚汉也非常相信母亲，但又担心被母亲领回去，从此当不成红军，就躲藏起来。他远远地望到了母亲的背影，但未能和母亲见面。母亲等了许久，非常失望地离开了河口镇。晚年，王诚汉说起这次“躲藏”十分懊悔：“到河口镇要走50多里路，都是小路，她又是缠了足的小脚，走这么远的路来看望儿子，很不容易，却没有见着我。当时，母亲身心的疲惫可想而知。”晚年，王诚汉每每回想到此，心头就隐隐作痛。从那以后，王诚汉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
王诚汉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1931年夏天。那时，他所在的河口独立营向反动民团发动进攻。战斗打响后，他跟着战友向敌人冲去，并扭住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不放。尽管与对方力量悬殊，但他的气势完全压倒了对方，最后在战友的协助下，他终于擒住了敌人，受到了领导的表扬。这一仗，极大地鼓舞了他的革命斗志。
王诚汉回忆说：“我参加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正规战斗，是1932年上半年的鄂豫皖边地区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作战。在这次长达数月的战斗中，我深刻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取得一场战争胜利的艰难。”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时，王诚汉患了伤寒病，发高烧，昏迷不醒，根本无法随军行动，不得不住进红军设在大别山区的后方医院第二分院。大别山地区的特点，就是山多、沟多、水多、雨多、树多、草多。豫鄂交界的七里坪以北，山上的树木特别茂密。当时红军的所谓野战医院，只不过是在深山野林之中搭起的一片草棚。在战争环境中，医院与正规部队同样面临着敌人的围追堵截，同样没有安全保障。他回忆说：“在我有一次生命垂危清醒过来后，医院的领导问我最喜欢吃什么，他们将尽力去做。我立即想起了母亲的豇豆菜。我说我最想吃点豇豆。大家立即分头下山，四处去找豇豆。那时国民党军封山很严，许多地方都成了‘无人区’，到哪里去找豇豆呀？我后悔不该向医院提出这个要求。令人高兴的是，居然有位战友历尽艰难，为我找回来一把豇豆。我躺在病床上望着这位满脸疲惫的战友，万分感激。战友们帮助我把这点豇豆放在一个铁桶中煮，清水中加了一撮宝贵的盐，那股清香味道呀，真是美妙极了！躺在病床上，我曾想，等革命成功后，我回到家乡要种下一大片的豇豆，豇豆真是太好吃了！此后，我的病竟然神奇地渐渐好起来。是母亲的亲情、战友的友情给了我求生的顽强力量。”
在1935年10月1日打响的劳山战役中，王诚汉第一次立功受奖。那时，他已是红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四连连长。战斗中，他率领全连指战员英勇战斗，歼敌100余人，击毙敌营长，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他受到军团的特别物质奖励，奖品是一支20响的驳壳枪和一双胶皮底的布鞋。王诚汉说：“当时，我多需要有双好鞋啊！我梦中常见母亲为我补了多少次的那双布鞋。行军中我穿草鞋、很多时候是赤着脚走过来的。所以，我从首长手中接过这双胶皮底的布鞋时，热泪盈眶。可能在场有许多同志对此感到不理解，因为此刻母亲为我补鞋过大年的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如果母亲当时在跟前，那我肯定要跑到她老人家面前对她说：‘娘，我有最好的鞋了，再也不怕走夜路扎脚了！’我对这双布鞋格外珍惜，舍不得穿，它一直陪伴我走完了以后八年抗日战争的征程。”
1946年春节刚过，王诚汉当时的所在旅部移驻河南光山县的白雀园附近。旅长皮定均的家乡在安徽金寨，离这里不远，他的母亲得知多年的儿子就在附近后，就冒险秘密与儿子见面。看到旅长母子见面的感人场面，王诚汉也自然而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何况自己的家乡距白雀园也不远。“当时，我们母子离别也有17个年头。我握着几年前部队发的一块银元，向往有一天能送给母亲买点东西，也算是尽了我多年来的一点孝心。”
于是，王诚汉有意无意地四处打听有关母亲的消息。这年2月，王诚汉在驻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恰巧问到了一个对家乡王家大湾比较熟悉的乡亲。从这位乡亲的口中，王诚汉惊闻母亲早在10年前已经因病去世。王诚汉反复询问中证实了这位乡亲的话是真实的后，悲痛欲绝。这时，王诚汉从怀中掏出那块散发着体温的银元，紧紧地攥着，泪水模糊了双眼……
后来，王诚汉听人说，母亲在那年由河口镇回王家大湾后，因为没有见到儿子，常以泪洗面，积郁成疾。不久，母亲听说红军转移到大别山深处，她更是放心不下，时常站在村口，愣愣地望着远山，为远去的儿子默默祈祷。一天，母亲请一位算命先后给儿子算了一卦。这个算命先生信口开河：“你大儿子已经被打死了。”接连失去几位亲人的母亲备受打击，于1936年6月在贫困饥饿中病逝。“去世時，母亲还不到40岁。当时，她哪里知道自己的儿子已是红军第三十军二六二团团长？” 1950年，身为师长的王诚汉即将赴朝作战前夕，参军后第一次请了两天假返回家乡，长跪在母亲的坟墓前，声泪俱下地痛哭：“娘啊！儿回来迟了，儿对不起娘！”
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是一次远征
1931年秋，王诚汉所在的红军河口独立团编入主力部队，他被分配到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
面对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日夜不停地搜山、围堵、封锁，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934年11月11日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当时，我是二二四团二营四连副连长。花山寨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我们连队干部。对新的行动部署在当时没有使用‘转移’这个词，也没有说是‘长征’，只是说部队将要去‘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接着，部队就进入繁忙的转移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轻装整编，安置伤病员，筹备行军物资。我们连要求本连的干部战士每人至少要带5双草鞋、10个干饼子。”
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军首长站在鲜艳的红二十五军军旗前，发出了出发的命令。浩浩荡荡的队伍顺着山沟向西开去。”晚年，王诚汉对部队的开拔还记忆犹新，“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是一次远征，是一次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影响的战略大转移，是中国工农红军一次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征最大的特点，在王诚汉看来“就是打仗、走路，更多的时间是走路，后来走习惯了，也就无所谓，天天都在走，有时甚至是昼夜连续不断的急行军。最让人心中没底的是不知道今天夜宿何地。其实，各路红军的整个长征，后来看来在开拔之初都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地，是走一步看一步，战略转移的最终落脚点是在不断寻找中逐步确定的”。王诚汉说：“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也是如此。当然，有关落脚点的选择，那是军首长的事，我们基层干部就是负责本单位的同志们走好路、打好仗，特别是要解决好战士们在连续不停走路时所产生的埋怨情绪。”
红二十五軍的行动，引起了当面之敌的高度注意，派出数十倍于我方兵力进行围追堵截。11月26日，天刚蒙蒙亮，敌人的“追剿队”追上来了，与红二十五军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本来没有睡好觉的战士们一听有枪声，又来了精神。军部命令第二二三团在副军长徐海东指挥下就地阻击，负责殿后，其他部队迅速北进。那天行军，我所在的红二二四团作为全军的前卫，在吴焕先政委的带领下走在全军的最前面。”
大约是下午1时多，王诚汉所在的先头团进至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这时，风雪迷漫，天昏地暗，由于能见度低，王诚汉他们根本没有发现几十米外已经埋伏下了敌人。于是，突然遭到了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驻叶县骑兵团的猛烈袭击。
刹那间，七里岗一片刀光血影，杀声阵阵。“我团当时伤亡特别大，特别是走在最前面的一营，许多人被击中倒在地上，紧跟其后的二营和三营由于也已处于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左右都遭到敌人的猛烈扫射——许多战友就在我身边倒下。我挥舞着大刀，率领全连战士奋力砍杀，并大声喊着——同志们，先砍马腿，再杀敌人！”不久，王诚汉也成了一个血人，身上多处挂彩。
敌人的进攻势头仍然很强。红二二五团由于也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伤亡也很大。就在这时，徐海东所率后梯队二二三团赶了上来，“从七里岗左侧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经过一番血战，把刚才企图包围上来的敌人反击下去”。王诚汉说：“由于军情太紧张了，我们无法收拾烈士的遗体。后来，走在碎石路上，我才发现自己的鞋子不知什么时候早丢了，身上的几处伤口开始钻心地痛起来。”
在王诚汉记忆中，七里岗恶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生死攸关的一场战斗，其惨烈、悲壮的程度更是少见。“这一仗打得太突然，太激烈，太艰苦。”
这次血战中，红二十五军牺牲了200多人，连同被俘人员后被国民党军集中到了战场西北的一个山岗，挖了一个大坑，死的活的全部埋在了一起。20世纪60年代当地修路时，只见烈士遗骨满满一大坑，“遗骨几乎都是10多岁的孩子的。当别人今天称我们是‘老红军’时，我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当年老百姓对我们这些‘红军娃’的称谓，传来了童音未褪的响亮口号声。”
王诚汉说，红二十五军长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孤单”，除了本军外，根本不知道任何一路红军在哪里，而周围全是敌人。“为了避免敌人重兵的合围，我们只有不停地走。当时，从我们连队干部到军首长最担心的事大概是相似的：一是担心敌人对我军形成合围，只要没有形成合围，我们就能从敌人重兵的夹缝里钻出来。一旦形成合围，则势必会有一场恶战，转战中的红军是经不起任何消耗的。二是担心出现过多的伤病员，有了伤病员没有办法处理，根本无法携带伤兵员随军行动。”
毛泽东曾说，长征中的红军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对此，王诚汉的体会是深刻的。“红二十五军尽管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但从来不忘做群众宣传工作，走一路，宣传了一路。敌人的反动宣传在我们未去时很厉害，我们初去时，贫苦老百姓和土豪劣绅都跑了。我们再去时，土豪劣绅跑了，贫苦老百姓则留下来欢迎我们。我们连队干部利用战斗间隙，经常带领本连指战员走村串户，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广泛宣传革命道理，宣传‘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党’，‘帮助穷人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张贴《什么是红军》的油印传单。那时候，我们所讲的革命道理，无非是‘打土豪，分田地’一类的事，并无深奥之处，但讲的都是老百姓愿意听的大实话。我们在许多村庄看到老百姓很苦，许多农妇因为没有裤子遮羞而出不得家门，我们就讲：‘乡亲们呀，快起来革命！打倒了地主老财，就有裤子穿了，就可以出门见人，下地干活了！’群众一听就懂，就跟着我们开始闹革命。”
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会师大会，非常激动
1935年7月初，中共鄂豫陕省委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部会师，先头部队已到松潘。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于7月15日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 9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水，很快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绍山一带。这里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坡光秃秃一片，满目荒凉，望不到一缕炊烟，看不到一个人影。全军将士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许多同志都饿得昏倒在路边。
这时，大家才发现，前方一条横卧的土沟里有羊群。军首长赶忙小跑着上前盘问那个赶羊的人。原来，他是个羊贩子，大家喜出望外。军首长即刻让贩羊人开了一个价，根本没有还价，就把白花花的银元付给了他。那人原以为碰到当兵的就要遭殃，万没有想到还会有公平买卖。于是，他热情地教大家在野外吃羊的方法。
部队原地休息，都在附近找地方宰羊煮肉，没有盐，锅也少，有脸盆的用脸盆煮，没有的就把羊肉切成薄片放在石板上烤，有的战士干脆拿着羊腿放在火上烧。王诚汉回忆说：“我们红二十五军绝大多数是南方人，平时不习惯吃羊肉，嫌其膻腥味太重。但在当时，哪怕是生羊肉，大家也能把它吞下肚子。”饱餐一顿后，大家逐步恢复了体力，多亏有了这群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救命羊”，才使红二十五军坚持到达了陕北苏区。
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保安县豹子川；9日，进抵永宁山，与陕甘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15日，红二十五军3400余人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群众的热烈欢迎；16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来到永坪镇，3军会师；18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軍团——“当时是‘九一八’事变4周年纪念日。这天一大早，我们就催促本连战士们整理个人的军容、军姿，刮胡子，尽量把衣服穿整齐，因为要举行盛大的联欢大会，庆祝胜利会师，红十五军团宣布成立。大会地点在永坪镇西南现石油矿干部学校门前的操场上。我是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会师大会，心情非常激动。”
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4省、转战9000里，胜利的完成了长征，与陕北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史上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大会师的前奏。11月初，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主力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红十五军团部队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会师，是在11月上旬，会师是在紧张地备战后气氛中进行的。这时，敌军向我根据地发起新一轮的进攻已是迫在眉睫。”
11月21日，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役中，王诚汉率部突击，他先是左手负伤——“为了不影响全连士气，我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不让血继续渗出来，仍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后在追歼逃敌时，左腿股主动脉被子弹穿过，血流如注——接受采访时，老人指了指左上腿，说：“伤势很重，幸被一名战士从阵地上抢救下来。由于失血过多，我当时就昏迷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晚上才苏醒过来。”
“伤口稍微愈合后，我要求组织给我安排此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不能在医院这样空耗时间继续住下去。根据上级的安排，我拄着两根木棍当拐杖，于1936年2月底进入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学习。红大和党中央机关当时在瓦窑堡，我是骑着毛驴去报到的。学员中连职以下干部很少，主要是因为那时前线战事紧张，部队中有作战经验的连、排干部极缺。我大概是因为负伤，带有一方面养伤、一方面学习的性质，才安排到这个队学习的。与我同班的同学，记得有李夫克、孔石泉等。当时，极度缺乏纸张和笔等学习用品，我们上课就是听，极少记笔记，完全靠脑袋记忆。讲军事课的有李德，他要用翻译，我们有时很难听得懂，只怪自己的基础太差。有时要到野外演习，我因为还拄着双拐，走不动，这类野外科目没能参加。”王诚汉回忆：“那时红军刚到陕北，敌情非常复杂，红大经常变换驻地。有次我们驻在安塞县城，晚上突然遭到土匪民团的包围和袭击，红大是没有战斗部队的，所以那天突围出去的不多，损失很大，10多个被抓住的红大同学都被杀害了。那天，我拄着双根木棍，走不动，明白自己也突不出去，所以枪呼，枪响后我也没有作突围的准备，而是躲藏进了一家民房的粮仓。我透过粮仓缝隙，看见一个敌人端着枪走了进来，我做好了拼命的准备。那个敌人进屋后扫视了一遍，并没有再向前走，就退了出去。如果这次我被发现，那也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1936年6月，王诚汉在红军大学学习结束时，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命令，任命他为红军第三十军第二六二团团长……
责任编辑 余玮
王诚汉，上将，1917年12月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慈祥的面容，爽朗的笑声。采访时很难想像出，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当年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虎将，就是参加过多次关系战争胜负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的会战、决战、鏖战的开国将军。
娘啊！儿回来迟了
王诚汉12岁那年，父亲因患肺病去世，家中欠下许多债务。
为挣钱还债，在乡亲的介绍下，王诚汉来到河口镇（今属大悟县）一家杂货铺当了一名学徒。
王诚汉13岁那年，红一军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徐向前率部开进了河口镇。“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当这首《红军军歌》响彻城镇的大街小巷和偏远的农村时，王诚汉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因为那首歌唱出了他的心里话。于是，没有经过任何人动员，王诚汉自愿参加了红军，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1931年初，因为战事频繁，王诚汉未能回家过春节。那时，虽然也想过回家看望母亲，但回不了家。可是母亲时刻挂念着她的儿子，王诚汉没有想到的是，那年春节刚过，母亲听说儿子当了兵后，心里特别高兴，就赶到河口镇，专程看望儿子。王诚汉也非常相信母亲，但又担心被母亲领回去，从此当不成红军，就躲藏起来。他远远地望到了母亲的背影，但未能和母亲见面。母亲等了许久，非常失望地离开了河口镇。晚年，王诚汉说起这次“躲藏”十分懊悔：“到河口镇要走50多里路，都是小路，她又是缠了足的小脚，走这么远的路来看望儿子，很不容易，却没有见着我。当时，母亲身心的疲惫可想而知。”晚年，王诚汉每每回想到此，心头就隐隐作痛。从那以后，王诚汉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
王诚汉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1931年夏天。那时，他所在的河口独立营向反动民团发动进攻。战斗打响后，他跟着战友向敌人冲去，并扭住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不放。尽管与对方力量悬殊，但他的气势完全压倒了对方，最后在战友的协助下，他终于擒住了敌人，受到了领导的表扬。这一仗，极大地鼓舞了他的革命斗志。
王诚汉回忆说：“我参加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正规战斗，是1932年上半年的鄂豫皖边地区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作战。在这次长达数月的战斗中，我深刻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取得一场战争胜利的艰难。”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时，王诚汉患了伤寒病，发高烧，昏迷不醒，根本无法随军行动，不得不住进红军设在大别山区的后方医院第二分院。大别山地区的特点，就是山多、沟多、水多、雨多、树多、草多。豫鄂交界的七里坪以北，山上的树木特别茂密。当时红军的所谓野战医院，只不过是在深山野林之中搭起的一片草棚。在战争环境中，医院与正规部队同样面临着敌人的围追堵截，同样没有安全保障。他回忆说：“在我有一次生命垂危清醒过来后，医院的领导问我最喜欢吃什么，他们将尽力去做。我立即想起了母亲的豇豆菜。我说我最想吃点豇豆。大家立即分头下山，四处去找豇豆。那时国民党军封山很严，许多地方都成了‘无人区’，到哪里去找豇豆呀？我后悔不该向医院提出这个要求。令人高兴的是，居然有位战友历尽艰难，为我找回来一把豇豆。我躺在病床上望着这位满脸疲惫的战友，万分感激。战友们帮助我把这点豇豆放在一个铁桶中煮，清水中加了一撮宝贵的盐，那股清香味道呀，真是美妙极了！躺在病床上，我曾想，等革命成功后，我回到家乡要种下一大片的豇豆，豇豆真是太好吃了！此后，我的病竟然神奇地渐渐好起来。是母亲的亲情、战友的友情给了我求生的顽强力量。”
在1935年10月1日打响的劳山战役中，王诚汉第一次立功受奖。那时，他已是红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四连连长。战斗中，他率领全连指战员英勇战斗，歼敌100余人，击毙敌营长，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他受到军团的特别物质奖励，奖品是一支20响的驳壳枪和一双胶皮底的布鞋。王诚汉说：“当时，我多需要有双好鞋啊！我梦中常见母亲为我补了多少次的那双布鞋。行军中我穿草鞋、很多时候是赤着脚走过来的。所以，我从首长手中接过这双胶皮底的布鞋时，热泪盈眶。可能在场有许多同志对此感到不理解，因为此刻母亲为我补鞋过大年的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如果母亲当时在跟前，那我肯定要跑到她老人家面前对她说：‘娘，我有最好的鞋了，再也不怕走夜路扎脚了！’我对这双布鞋格外珍惜，舍不得穿，它一直陪伴我走完了以后八年抗日战争的征程。”
1946年春节刚过，王诚汉当时的所在旅部移驻河南光山县的白雀园附近。旅长皮定均的家乡在安徽金寨，离这里不远，他的母亲得知多年的儿子就在附近后，就冒险秘密与儿子见面。看到旅长母子见面的感人场面，王诚汉也自然而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何况自己的家乡距白雀园也不远。“当时，我们母子离别也有17个年头。我握着几年前部队发的一块银元，向往有一天能送给母亲买点东西，也算是尽了我多年来的一点孝心。”
于是，王诚汉有意无意地四处打听有关母亲的消息。这年2月，王诚汉在驻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恰巧问到了一个对家乡王家大湾比较熟悉的乡亲。从这位乡亲的口中，王诚汉惊闻母亲早在10年前已经因病去世。王诚汉反复询问中证实了这位乡亲的话是真实的后，悲痛欲绝。这时，王诚汉从怀中掏出那块散发着体温的银元，紧紧地攥着，泪水模糊了双眼……
后来，王诚汉听人说，母亲在那年由河口镇回王家大湾后，因为没有见到儿子，常以泪洗面，积郁成疾。不久，母亲听说红军转移到大别山深处，她更是放心不下，时常站在村口，愣愣地望着远山，为远去的儿子默默祈祷。一天，母亲请一位算命先后给儿子算了一卦。这个算命先生信口开河：“你大儿子已经被打死了。”接连失去几位亲人的母亲备受打击，于1936年6月在贫困饥饿中病逝。“去世時，母亲还不到40岁。当时，她哪里知道自己的儿子已是红军第三十军二六二团团长？” 1950年，身为师长的王诚汉即将赴朝作战前夕，参军后第一次请了两天假返回家乡，长跪在母亲的坟墓前，声泪俱下地痛哭：“娘啊！儿回来迟了，儿对不起娘！”
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是一次远征
1931年秋，王诚汉所在的红军河口独立团编入主力部队，他被分配到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
面对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日夜不停地搜山、围堵、封锁，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934年11月11日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当时，我是二二四团二营四连副连长。花山寨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我们连队干部。对新的行动部署在当时没有使用‘转移’这个词，也没有说是‘长征’，只是说部队将要去‘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接着，部队就进入繁忙的转移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轻装整编，安置伤病员，筹备行军物资。我们连要求本连的干部战士每人至少要带5双草鞋、10个干饼子。”
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军首长站在鲜艳的红二十五军军旗前，发出了出发的命令。浩浩荡荡的队伍顺着山沟向西开去。”晚年，王诚汉对部队的开拔还记忆犹新，“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是一次远征，是一次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影响的战略大转移，是中国工农红军一次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征最大的特点，在王诚汉看来“就是打仗、走路，更多的时间是走路，后来走习惯了，也就无所谓，天天都在走，有时甚至是昼夜连续不断的急行军。最让人心中没底的是不知道今天夜宿何地。其实，各路红军的整个长征，后来看来在开拔之初都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地，是走一步看一步，战略转移的最终落脚点是在不断寻找中逐步确定的”。王诚汉说：“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也是如此。当然，有关落脚点的选择，那是军首长的事，我们基层干部就是负责本单位的同志们走好路、打好仗，特别是要解决好战士们在连续不停走路时所产生的埋怨情绪。”
红二十五軍的行动，引起了当面之敌的高度注意，派出数十倍于我方兵力进行围追堵截。11月26日，天刚蒙蒙亮，敌人的“追剿队”追上来了，与红二十五军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本来没有睡好觉的战士们一听有枪声，又来了精神。军部命令第二二三团在副军长徐海东指挥下就地阻击，负责殿后，其他部队迅速北进。那天行军，我所在的红二二四团作为全军的前卫，在吴焕先政委的带领下走在全军的最前面。”
大约是下午1时多，王诚汉所在的先头团进至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这时，风雪迷漫，天昏地暗，由于能见度低，王诚汉他们根本没有发现几十米外已经埋伏下了敌人。于是，突然遭到了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驻叶县骑兵团的猛烈袭击。
刹那间，七里岗一片刀光血影，杀声阵阵。“我团当时伤亡特别大，特别是走在最前面的一营，许多人被击中倒在地上，紧跟其后的二营和三营由于也已处于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左右都遭到敌人的猛烈扫射——许多战友就在我身边倒下。我挥舞着大刀，率领全连战士奋力砍杀，并大声喊着——同志们，先砍马腿，再杀敌人！”不久，王诚汉也成了一个血人，身上多处挂彩。
敌人的进攻势头仍然很强。红二二五团由于也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伤亡也很大。就在这时，徐海东所率后梯队二二三团赶了上来，“从七里岗左侧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经过一番血战，把刚才企图包围上来的敌人反击下去”。王诚汉说：“由于军情太紧张了，我们无法收拾烈士的遗体。后来，走在碎石路上，我才发现自己的鞋子不知什么时候早丢了，身上的几处伤口开始钻心地痛起来。”
在王诚汉记忆中，七里岗恶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生死攸关的一场战斗，其惨烈、悲壮的程度更是少见。“这一仗打得太突然，太激烈，太艰苦。”
这次血战中，红二十五军牺牲了200多人，连同被俘人员后被国民党军集中到了战场西北的一个山岗，挖了一个大坑，死的活的全部埋在了一起。20世纪60年代当地修路时，只见烈士遗骨满满一大坑，“遗骨几乎都是10多岁的孩子的。当别人今天称我们是‘老红军’时，我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当年老百姓对我们这些‘红军娃’的称谓，传来了童音未褪的响亮口号声。”
王诚汉说，红二十五军长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孤单”，除了本军外，根本不知道任何一路红军在哪里，而周围全是敌人。“为了避免敌人重兵的合围，我们只有不停地走。当时，从我们连队干部到军首长最担心的事大概是相似的：一是担心敌人对我军形成合围，只要没有形成合围，我们就能从敌人重兵的夹缝里钻出来。一旦形成合围，则势必会有一场恶战，转战中的红军是经不起任何消耗的。二是担心出现过多的伤病员，有了伤病员没有办法处理，根本无法携带伤兵员随军行动。”
毛泽东曾说，长征中的红军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对此，王诚汉的体会是深刻的。“红二十五军尽管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但从来不忘做群众宣传工作，走一路，宣传了一路。敌人的反动宣传在我们未去时很厉害，我们初去时，贫苦老百姓和土豪劣绅都跑了。我们再去时，土豪劣绅跑了，贫苦老百姓则留下来欢迎我们。我们连队干部利用战斗间隙，经常带领本连指战员走村串户，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广泛宣传革命道理，宣传‘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党’，‘帮助穷人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张贴《什么是红军》的油印传单。那时候，我们所讲的革命道理，无非是‘打土豪，分田地’一类的事，并无深奥之处，但讲的都是老百姓愿意听的大实话。我们在许多村庄看到老百姓很苦，许多农妇因为没有裤子遮羞而出不得家门，我们就讲：‘乡亲们呀，快起来革命！打倒了地主老财，就有裤子穿了，就可以出门见人，下地干活了！’群众一听就懂，就跟着我们开始闹革命。”
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会师大会，非常激动
1935年7月初，中共鄂豫陕省委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部会师，先头部队已到松潘。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于7月15日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 9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水，很快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绍山一带。这里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坡光秃秃一片，满目荒凉，望不到一缕炊烟，看不到一个人影。全军将士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许多同志都饿得昏倒在路边。
这时，大家才发现，前方一条横卧的土沟里有羊群。军首长赶忙小跑着上前盘问那个赶羊的人。原来，他是个羊贩子，大家喜出望外。军首长即刻让贩羊人开了一个价，根本没有还价，就把白花花的银元付给了他。那人原以为碰到当兵的就要遭殃，万没有想到还会有公平买卖。于是，他热情地教大家在野外吃羊的方法。
部队原地休息，都在附近找地方宰羊煮肉，没有盐，锅也少，有脸盆的用脸盆煮，没有的就把羊肉切成薄片放在石板上烤，有的战士干脆拿着羊腿放在火上烧。王诚汉回忆说：“我们红二十五军绝大多数是南方人，平时不习惯吃羊肉，嫌其膻腥味太重。但在当时，哪怕是生羊肉，大家也能把它吞下肚子。”饱餐一顿后，大家逐步恢复了体力，多亏有了这群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救命羊”，才使红二十五军坚持到达了陕北苏区。
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保安县豹子川；9日，进抵永宁山，与陕甘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15日，红二十五军3400余人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群众的热烈欢迎；16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来到永坪镇，3军会师；18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軍团——“当时是‘九一八’事变4周年纪念日。这天一大早，我们就催促本连战士们整理个人的军容、军姿，刮胡子，尽量把衣服穿整齐，因为要举行盛大的联欢大会，庆祝胜利会师，红十五军团宣布成立。大会地点在永坪镇西南现石油矿干部学校门前的操场上。我是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会师大会，心情非常激动。”
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4省、转战9000里，胜利的完成了长征，与陕北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史上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大会师的前奏。11月初，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主力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红十五军团部队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会师，是在11月上旬，会师是在紧张地备战后气氛中进行的。这时，敌军向我根据地发起新一轮的进攻已是迫在眉睫。”
11月21日，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役中，王诚汉率部突击，他先是左手负伤——“为了不影响全连士气，我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不让血继续渗出来，仍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后在追歼逃敌时，左腿股主动脉被子弹穿过，血流如注——接受采访时，老人指了指左上腿，说：“伤势很重，幸被一名战士从阵地上抢救下来。由于失血过多，我当时就昏迷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晚上才苏醒过来。”
“伤口稍微愈合后，我要求组织给我安排此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不能在医院这样空耗时间继续住下去。根据上级的安排，我拄着两根木棍当拐杖，于1936年2月底进入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学习。红大和党中央机关当时在瓦窑堡，我是骑着毛驴去报到的。学员中连职以下干部很少，主要是因为那时前线战事紧张，部队中有作战经验的连、排干部极缺。我大概是因为负伤，带有一方面养伤、一方面学习的性质，才安排到这个队学习的。与我同班的同学，记得有李夫克、孔石泉等。当时，极度缺乏纸张和笔等学习用品，我们上课就是听，极少记笔记，完全靠脑袋记忆。讲军事课的有李德，他要用翻译，我们有时很难听得懂，只怪自己的基础太差。有时要到野外演习，我因为还拄着双拐，走不动，这类野外科目没能参加。”王诚汉回忆：“那时红军刚到陕北，敌情非常复杂，红大经常变换驻地。有次我们驻在安塞县城，晚上突然遭到土匪民团的包围和袭击，红大是没有战斗部队的，所以那天突围出去的不多，损失很大，10多个被抓住的红大同学都被杀害了。那天，我拄着双根木棍，走不动，明白自己也突不出去，所以枪呼，枪响后我也没有作突围的准备，而是躲藏进了一家民房的粮仓。我透过粮仓缝隙，看见一个敌人端着枪走了进来，我做好了拼命的准备。那个敌人进屋后扫视了一遍，并没有再向前走，就退了出去。如果这次我被发现，那也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1936年6月，王诚汉在红军大学学习结束时，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命令，任命他为红军第三十军第二六二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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