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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周恩来和尼克松之间的会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姬鹏飞代外长和罗杰斯国务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副外长乔冠华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双方如何发表公报的问题。这个公报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中美《上海公报》。
第三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会谈，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论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上年10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双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俩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中国政府为尼克松一行作了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尽兴地到北京各处参观，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基辛格和乔冠华却留在钓鱼台的宾馆里，对中美联合公报进行逐段修改，逐字斟酌。这是中美进行各种会谈的最后成果，既十分重要，又颇费心血。
钓鱼台小楼内宁静异常，室内温暖如春。乔冠华时而坐在桌旁，时而在地毯上踱步，思考着谈判进程：公报框架已在上年10月双方大体商定，一些有争议的措辞也在那次会谈中趋于一致，但公报中最为棘手、最为困难的问题是对台湾的外交表达。对中方来讲，这个问题在1945年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开罗宣言》早已解决，美方也不否认，要找出双方均同意的措辞绝非易事，在当时可谓针锋相对。对中方而言，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涉及这个根本原则和民族大义的问题上，我们当然不能作出原则退让。
现在摆在乔冠华面前的这一棘手问题如何处置，这需要才识、机智和技巧才能解决。他反复思索着双方的分歧所在：中国表示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前途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则说只在声明中同意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同意作如下表达：“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分歧之二，中国要美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希望”，而美国却坚持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一项具有连续性的义务。分歧之三，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而美国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美国还坚持要把撤军和解决台湾问题与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针对台湾问题上的三个分歧点，乔冠华和基辛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乔冠华一向以文章的雄辩力而闻名，在香港、重庆和建国后撰写的国际政论或声明或文件中均能打动许许多多的读者，加之行文优美，更使他的文章有一种征服读者的逻辑力量。乔冠华学过哲学，他不仅逻辑缜密，而且思路清晰，具有出色的雄辩才能，善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语诙谐幽默，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豪爽豁达的灵活性，使对手不得不处于招架境地。而基辛格才识过人，辩证逻辑性强，辩才惊人，谈话富有哲理，言简意赅，使人事后还需多加思索才能明悟其表述。基辛格既有原籍德国人的严肃，也不乏机智幽默。在谈判中，这两位具有学者型风度的外交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地争吵起来，意欲让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乔冠华引用大量国内外文件，不屈不挠地捍卫中国的民族利益，指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措辞必须明确，每一个问题的简述决不能含混其词；还指出必须从台湾撤军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不能提什么条件，中美两国之所以走到一处，这是基础。基辛格则坚定地捍卫美国的立场。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2月22日，两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双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
立场。
2月23日，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并提出了美国的新方案。
2月24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
乔冠华首先谈了我方的方案，随后对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作了评论：第一，既然美方承认所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台湾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中方的措辞是“希望”争取和平谈判解决，美方的措辞是“关心”它的和平解决，这两个词的含义显然不同。第二，台湾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而美国把它作为军事基地使用，美军当然应该全部撤走，而美方的措辞是“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设施，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声明吗？第三，既然美方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内部的问题，当然美军应该全部撤走，所以中方的措辞是“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只讲“逐步削减”，而不讲完全撤出这个目标，中方不能同意。
乔冠华提出的措辞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一措辞显然比较合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基辛格却不同意，他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把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缓和整个亚洲形势联系起来。”
乔冠华说：“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撤军。”基辛格仍然毫不退让，说：“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是绝不会答应的。”所谓公众舆论，从当时和现在来看均是遁词，实质上美国想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继续支持台湾当局。
双方谈判紧张异常，相持不下，这时，挥洒自如的乔冠华说上几句俏皮话，寻找一些共同点来缓和一下气氛。他呷了一口咖啡说：“博士，你是出生于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讲，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刹那间，紧张气氛为之一扫，基辛格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之后，他对国务院一位工作人员说：“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 对付。”
每到这个时刻，双方通过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友好的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40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期间也参加过板门店停战谈判，熟谙谈判艺术，善于掌握节奏；该犀利时，锋锐芒利，寸土不让；该徐缓时，和风细雨，开朗豪爽。为迎战基辛格，乔冠华那几天几乎夜夜不眠，他下工夫研究国际法，研究基辛格，准备会谈策略。他无暇参加丰富多彩的外交活动，常常与基辛格躲在钓鱼台国宾馆里进行激烈而风趣的交锋。他每次送走基辛格，就又埋头“准备子弹”，准备与基辛格再次交锋。为此，他香烟抽了一根又一根，茅台喝了一杯又一杯。劳累不堪，但心情极为愉快。
基辛格与乔冠华在谈判桌上相互交锋论战，相互洞察了解，两人也成了好友，经常往来。基辛格对乔冠华这个谈判对手评价颇高，他在纪念尼克松总统访华20周年时，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他深情地缅怀周恩来和乔冠华，认为“乔冠华以周恩来为榜样。他很聪明。他曾在德国学习哲学，并以此开玩笑。我们之间有很坦率、很良好的关系。他很聪明。我很欣赏他”。“我与乔冠华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之间非常有效地进行工作。”乔冠华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2月24日尼克松游览长城、定陵，中方陪同人员有章含之。2月25日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进谏意见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地说：“给我搞一
副吧。”
这时基乔谈判正在进行中，两人似乎还是不着急，漫谈着交换意见，仍是各执己见。好像谈判根本没有最后时限，好像明天不须飞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这都是在用拖的办法向对方施加压力。
到了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两人再碰头，双方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基辛格提出，“我们同意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国愿意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而不把它放在一个句子里进行表述。”
乔冠华对基辛格这一说法表示了兴趣，他当即开动脑筋，想把这一想法的表述向中方靠拢，他机敏地说，我看可不可以作这样的改动，“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用‘前提’，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更显示出双方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好像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乔冠华提出用“前景”而不用“前提”确是绝妙的提法，“前景”只是一种愿望，而“前提”则是一种条件，一词之差体现了乔冠华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运用。更有意思的是，乔冠华说，“前提”听上去似像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把华盛顿的这一想法既轻松而又坚决地挡了回去。乔冠华巧妙地说：“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
基辛格当然知道乔冠华的用意，思索了一下表示，“这样改动对美国更有利”，又带有某种幽默感接着说，“这里含有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义务的意思，而且台湾的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我们同意乔冠华先生的意思。”其实，多年来，我们一致强调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这不取决于我们。与此同时，我们也决不承担必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正符合乔冠华在谈判中说的“不是前提”的含义。
台湾问题上的艰难谈判，至此终于有了突破。
此时，周恩来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了解到中国人不喜欢搞小动作，喜欢诚挚坦率，他就坦率地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辞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了解了基乔会谈的突破以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基乔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10时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15分钟就解决了台湾问题的措辞问题，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话。尼克松也批准了。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至深夜两点，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两点，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几天以来，乔冠华、基辛格几乎没有睡觉。他俩都觉得如释重负，压力一消失，这才突然意识到疲倦、劳累和瞌睡，可是心情格外轻松和愉快。
2月26日，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707”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结束。
“基乔会谈”大约历时20小时。对于这段难忘的经历，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道出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第三层会谈主要是由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我来起草公报，偶尔需要请示我们的领导。这种会谈总共历时约20小时。此外，我还同周恩来会谈了两小时，他有两次走进来参加我们的会谈，让我向他直接解释我方的某一观点。我们的会谈是在一幢中国人专门用来商讨问题的宾馆楼里举行的。
在尼克松处理白宫事务的时候，乔冠华和我利用第一天的谈判时间逐行审查公报现有的草案，肯定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我解释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需要；乔冠华表示他无权改变中国方面原提的建议。我决定把这事暂搁一天，利用第二天2月23日的谈判时间向中国人介绍了我们准备在莫斯科首脑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中国人显然对我们的对莫斯科政策感到不快，但他们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这个三角外交的现实。
乔冠华本人则说：“从2月22日到27日，几番争执，几番协商，几个不眠之夜，加起来是20小时。不是亲自参与的人，不可能了解这个联合公报中的一些行文，其一词一句曾是经过怎样的修改，最后怎样达成协议的。例如，不讲双方都‘致力于’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而讲双方都‘希望’如何。不讲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而讲‘不应该在’。不讲任何一方都‘不代表’任何第三方，而讲‘不准备代表’。不讲考虑到这一‘前提’，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而把‘前提’改为‘前景’，等等。这些细微的差别显然不属于语言学，而是外交学和政治学。”
第三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会谈，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论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上年10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双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俩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中国政府为尼克松一行作了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尽兴地到北京各处参观，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基辛格和乔冠华却留在钓鱼台的宾馆里，对中美联合公报进行逐段修改，逐字斟酌。这是中美进行各种会谈的最后成果，既十分重要，又颇费心血。
钓鱼台小楼内宁静异常，室内温暖如春。乔冠华时而坐在桌旁，时而在地毯上踱步，思考着谈判进程：公报框架已在上年10月双方大体商定，一些有争议的措辞也在那次会谈中趋于一致，但公报中最为棘手、最为困难的问题是对台湾的外交表达。对中方来讲，这个问题在1945年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开罗宣言》早已解决，美方也不否认，要找出双方均同意的措辞绝非易事，在当时可谓针锋相对。对中方而言，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涉及这个根本原则和民族大义的问题上，我们当然不能作出原则退让。
现在摆在乔冠华面前的这一棘手问题如何处置，这需要才识、机智和技巧才能解决。他反复思索着双方的分歧所在：中国表示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前途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则说只在声明中同意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同意作如下表达：“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分歧之二，中国要美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希望”，而美国却坚持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一项具有连续性的义务。分歧之三，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而美国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美国还坚持要把撤军和解决台湾问题与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针对台湾问题上的三个分歧点，乔冠华和基辛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乔冠华一向以文章的雄辩力而闻名，在香港、重庆和建国后撰写的国际政论或声明或文件中均能打动许许多多的读者，加之行文优美，更使他的文章有一种征服读者的逻辑力量。乔冠华学过哲学，他不仅逻辑缜密，而且思路清晰，具有出色的雄辩才能，善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语诙谐幽默，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豪爽豁达的灵活性，使对手不得不处于招架境地。而基辛格才识过人，辩证逻辑性强，辩才惊人，谈话富有哲理，言简意赅，使人事后还需多加思索才能明悟其表述。基辛格既有原籍德国人的严肃，也不乏机智幽默。在谈判中，这两位具有学者型风度的外交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地争吵起来，意欲让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乔冠华引用大量国内外文件，不屈不挠地捍卫中国的民族利益，指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措辞必须明确，每一个问题的简述决不能含混其词；还指出必须从台湾撤军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不能提什么条件，中美两国之所以走到一处，这是基础。基辛格则坚定地捍卫美国的立场。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2月22日，两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双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
立场。
2月23日，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并提出了美国的新方案。
2月24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
乔冠华首先谈了我方的方案，随后对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作了评论：第一，既然美方承认所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台湾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中方的措辞是“希望”争取和平谈判解决，美方的措辞是“关心”它的和平解决，这两个词的含义显然不同。第二，台湾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而美国把它作为军事基地使用，美军当然应该全部撤走，而美方的措辞是“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设施，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声明吗？第三，既然美方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内部的问题，当然美军应该全部撤走，所以中方的措辞是“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只讲“逐步削减”，而不讲完全撤出这个目标，中方不能同意。
乔冠华提出的措辞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一措辞显然比较合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基辛格却不同意，他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把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缓和整个亚洲形势联系起来。”
乔冠华说：“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撤军。”基辛格仍然毫不退让，说：“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是绝不会答应的。”所谓公众舆论，从当时和现在来看均是遁词，实质上美国想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继续支持台湾当局。
双方谈判紧张异常，相持不下，这时，挥洒自如的乔冠华说上几句俏皮话，寻找一些共同点来缓和一下气氛。他呷了一口咖啡说：“博士，你是出生于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讲，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刹那间，紧张气氛为之一扫，基辛格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之后，他对国务院一位工作人员说：“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 对付。”
每到这个时刻，双方通过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友好的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40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期间也参加过板门店停战谈判，熟谙谈判艺术，善于掌握节奏；该犀利时，锋锐芒利，寸土不让；该徐缓时，和风细雨，开朗豪爽。为迎战基辛格，乔冠华那几天几乎夜夜不眠，他下工夫研究国际法，研究基辛格，准备会谈策略。他无暇参加丰富多彩的外交活动，常常与基辛格躲在钓鱼台国宾馆里进行激烈而风趣的交锋。他每次送走基辛格，就又埋头“准备子弹”，准备与基辛格再次交锋。为此，他香烟抽了一根又一根，茅台喝了一杯又一杯。劳累不堪，但心情极为愉快。
基辛格与乔冠华在谈判桌上相互交锋论战，相互洞察了解，两人也成了好友，经常往来。基辛格对乔冠华这个谈判对手评价颇高，他在纪念尼克松总统访华20周年时，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他深情地缅怀周恩来和乔冠华，认为“乔冠华以周恩来为榜样。他很聪明。他曾在德国学习哲学，并以此开玩笑。我们之间有很坦率、很良好的关系。他很聪明。我很欣赏他”。“我与乔冠华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之间非常有效地进行工作。”乔冠华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2月24日尼克松游览长城、定陵，中方陪同人员有章含之。2月25日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进谏意见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地说：“给我搞一
副吧。”
这时基乔谈判正在进行中，两人似乎还是不着急，漫谈着交换意见，仍是各执己见。好像谈判根本没有最后时限，好像明天不须飞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这都是在用拖的办法向对方施加压力。
到了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两人再碰头，双方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基辛格提出，“我们同意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国愿意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而不把它放在一个句子里进行表述。”
乔冠华对基辛格这一说法表示了兴趣，他当即开动脑筋，想把这一想法的表述向中方靠拢，他机敏地说，我看可不可以作这样的改动，“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用‘前提’，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更显示出双方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好像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乔冠华提出用“前景”而不用“前提”确是绝妙的提法，“前景”只是一种愿望，而“前提”则是一种条件，一词之差体现了乔冠华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运用。更有意思的是，乔冠华说，“前提”听上去似像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把华盛顿的这一想法既轻松而又坚决地挡了回去。乔冠华巧妙地说：“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
基辛格当然知道乔冠华的用意，思索了一下表示，“这样改动对美国更有利”，又带有某种幽默感接着说，“这里含有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义务的意思，而且台湾的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我们同意乔冠华先生的意思。”其实，多年来，我们一致强调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这不取决于我们。与此同时，我们也决不承担必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正符合乔冠华在谈判中说的“不是前提”的含义。
台湾问题上的艰难谈判，至此终于有了突破。
此时，周恩来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了解到中国人不喜欢搞小动作，喜欢诚挚坦率，他就坦率地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辞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了解了基乔会谈的突破以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基乔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10时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15分钟就解决了台湾问题的措辞问题，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话。尼克松也批准了。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至深夜两点，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两点，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几天以来，乔冠华、基辛格几乎没有睡觉。他俩都觉得如释重负，压力一消失，这才突然意识到疲倦、劳累和瞌睡，可是心情格外轻松和愉快。
2月26日，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707”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结束。
“基乔会谈”大约历时20小时。对于这段难忘的经历，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道出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第三层会谈主要是由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我来起草公报，偶尔需要请示我们的领导。这种会谈总共历时约20小时。此外，我还同周恩来会谈了两小时，他有两次走进来参加我们的会谈，让我向他直接解释我方的某一观点。我们的会谈是在一幢中国人专门用来商讨问题的宾馆楼里举行的。
在尼克松处理白宫事务的时候，乔冠华和我利用第一天的谈判时间逐行审查公报现有的草案，肯定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我解释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需要；乔冠华表示他无权改变中国方面原提的建议。我决定把这事暂搁一天，利用第二天2月23日的谈判时间向中国人介绍了我们准备在莫斯科首脑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中国人显然对我们的对莫斯科政策感到不快，但他们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这个三角外交的现实。
乔冠华本人则说：“从2月22日到27日，几番争执，几番协商，几个不眠之夜，加起来是20小时。不是亲自参与的人，不可能了解这个联合公报中的一些行文，其一词一句曾是经过怎样的修改，最后怎样达成协议的。例如，不讲双方都‘致力于’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而讲双方都‘希望’如何。不讲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而讲‘不应该在’。不讲任何一方都‘不代表’任何第三方，而讲‘不准备代表’。不讲考虑到这一‘前提’，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而把‘前提’改为‘前景’，等等。这些细微的差别显然不属于语言学，而是外交学和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