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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工是我国改革所造就的弱势群体之一。农民工子女面临着户籍排斥、无法承担高额费用、得不到公平竞争环境等诸多遭遇。社会学家帕金提出了社会屏蔽理论，提出了集体屏蔽和个体屏蔽的概念。中国社会的户籍、财产、考试等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排斥农民工子女的作用。
关键词：教育公平 社会屏蔽理论 农民工教育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得到重构。农民工这一阶层以其经济实力薄弱、社会关系贫乏、文化知识缺少等多方面因素被认定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生活状况、权益保障、资源享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1998年以来，我国高校持续扩招，越来越多来自农民工家庭的孩子圆了大学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来自民工子弟在许多环节上遭到了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教育不公平问题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尤为突出。本文基于帕金的社会屏蔽理论，分析现行的几种社会屏蔽制度，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起点不公平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
1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起点不公平遭遇
1.1 城乡户籍壁垒无法冲破 我国现行教育制度规定，考生必须到自己户籍所在地去报名参加高考。很多随父母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念完了小学和中学以后，他们只能回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方参加考试。而那些人为规定的城乡差异，如教材不同、考试科目差异、录取分数线不一致等，势必会对学生的考试、录取造成影响。例如，河北、河南、山东等省的分数线要比北京、天津等地区高几十分，农村子女如果想与城市学生上同样档次的大学，不得不凭借更高的分数。据有关调查显示，在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大部分分数不够高的农民工子女会迫于生计外出打工而无法享受教育。
1.2 高昂费用令人望而却步 我国的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方针，义务教育由各级财政按各地户口人数拨款。这样一来，城市和农村两个教育系统都无法照顾到进城農民工子女，农民工子女只能流离两者之间。农民工子女如果想在城市就读，必须缴纳数额不匪的“借读费”。虽然近几年国家确立了“流入地政府为主”和“公办学校为主”的两为主方针，规定不再收取借读费等各种不合理费用，但其它教育费用，如教学参考材料费、校服费等仍然变相搜刮着农民工的财富。农民工子女就学时必须提供各种各样的证明，这势必会耗费民工们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可能费尽周折到最后也无法把这些证明弄齐。所以，现存的很多条件依然在无形中阻碍着农民工子女入学。
1.3 选拔时的教育腐败 我国的高考、考研等选拔制度中，允许一部分品学兼优的学生免试被保送进入大学，也对一部分农村独生子女、少数民族子女、科技竞赛获奖者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分。而保送和加分这两个环节，正是教育腐败染指最严重的环节。有权力或金钱者，会通过拉关系、行贿等各种手段让自己的子女或亲朋挤掉其他人，获得本不属于他的名额和加分。虽然教育腐败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农民工子女，但是教育腐败破坏了公平竞争的选拔环境。农民工子女，甚至弱势群体的子女看似没有受到影响，但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在被无声地欺瞒，只是无能为力而已。
2 社会屏蔽理论
社会屏蔽是帕金社会分层理论的主要概念，其思想来源于韦伯。韦伯认为，各个社会集团都试图将获得资源聚集到具有某种资格的小圈子里，通过设定相应的资格规定，排挤、限制某些人的加入，允许某些的人加入，以达到自身获益最大化。帕金则将韦伯的这一社会排他的思想进一步阐述为社会屏蔽理论，并认为社会屏蔽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合法性，即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社会集团采用合法手段牺牲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帕金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屏蔽的特点在于它采用一种表面看似开放，即成员资格条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开放的，是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实则却倾向于强势群体地位排他机制。在合法性外衣的遮盖下，现代资本主义通过两种精巧的排他制度——财产制度与专业资格、技术证书制度实现了阶级的再生产。
帕金将社会屏蔽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集体屏蔽，一种是个体屏蔽。所谓“集体屏蔽”，就是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性地排斥在资源的享有之外，比如以种族、宗教作为屏蔽标准。其结果是产生“共同集团”，它会作出比较激烈的反应，常常会激化社会矛盾。所谓“个体屏蔽”，就是不将某个身份群体整体性排斥在外，但其屏蔽标准有利于个人的竞争，比如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其结果是产生“分散”的群体。这些人之所以被排斥，通常是被认为个人能力不够或者水平不行。帕金注意到，当代社会的实际制度，都是两种屏蔽的结合，而不是某一种屏蔽的纯粹类型。帕金对“社会主义”的苏联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都进行了研究，发现尽管两种社会都标榜说不问社会出身，主张选拔人才，但实际上，社会屏蔽的结果都是对统治集团更有利，统治集团的子女更容易实现地位继承。两种社会都成功地利用社会屏蔽，实现了阶级的再生产。
3 社会屏蔽理论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起点不公平现象的解释
根据帕金的社会屏蔽理论，在中国也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屏蔽制度：一是集体屏蔽，体现为户籍制度；二是个体屏蔽，体现为财产制度和考试制度。除此以外，还存在着权力寻租导致的不合理的社会屏蔽。户籍壁垒，集体排斥农民子弟。改革以后，我们虽然允许农民进城，但是在大城市的户籍上，还是不允许他们正式落户。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将拥有农村户口的居民集体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形成了一种体制性的排他机制，使得农村子弟难以（上接第163页）公平的制度已经形成。比如，农民工子女必须回生源地进行中考或者高考，而他们的户籍所在省份的分数线要比北京、天津、上海等省份高出几十分甚至一百多分。
财产制度，造成了贫富阶层的复制。财产制度的建立，确定了改革开放以后“先富起来”的一群人的财富合法性，而不过问其来源是否正当。而与之相应的财产继承制度也使得富裕阶级可以将自身的财富优势传递给子女，使其子女也保持住同样的地位。现阶段，每一个层次的教育准入时，都会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对于富人或者中产者可能不会是很大的负担，但是对于收入低微的农民工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家里穷上不起学，就不去上，这看似合理的逻辑背后，隐藏的是富裕阶级通过合法的财产占有制度牺牲了穷人阶级的利益，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攫取垄断更多的资源。考试制度，合法排斥农民子弟。现阶段，文化资本对于社会地位的获取越来越重要。通过受教育而获得文化资本进而向上流动是社会流动的常规路径。然而当前中国的考试制度却异化为了一种排斥机制。强势集团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优势，保证了其子女的总体考试水平总是高于弱势群体子女的总体考试水平，从而更为容易地通过考试、获得高分、接受质量更好的教育。比如，强势集团有条件让其子女上各种辅导班以提高考试成绩，学习各种特长以提升综合素质，而弱势群体子女就没有在这个条件。等到考试之时，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强势集团子女在成绩、素质等作为标准的几个方面会优于弱势群体子女。农民工及其子女就是这样一个弱势群体。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负担高昂的辅导班和特长班，他们考试时会分数低，会被认为没有特长、素质低下，而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错，是他们自己能力不行，水平不够，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被淘汰。
权力寻租，导致了优势资源不正当转移。杨继绳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是指公共权力越位参与市场交易、左右市场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变成了商品，可以为钱所买卖。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大量的社会财富。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使得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具体到教育领域来看，在教育发挥其选拔功能时，相关权力持有者通过权权交易、钱权交易，可以将保送资格、加分资格给予与给他们带来利益的人有关系的考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大环境、对整个学生群体甚至社会都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钱志刚.大学生弱势群体成因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教育场域理论的视角[J].2008（5）.
[3]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彭冠然（1991-），男，河北衡水人，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原理。
关键词：教育公平 社会屏蔽理论 农民工教育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得到重构。农民工这一阶层以其经济实力薄弱、社会关系贫乏、文化知识缺少等多方面因素被认定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生活状况、权益保障、资源享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1998年以来，我国高校持续扩招，越来越多来自农民工家庭的孩子圆了大学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来自民工子弟在许多环节上遭到了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教育不公平问题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尤为突出。本文基于帕金的社会屏蔽理论，分析现行的几种社会屏蔽制度，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起点不公平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
1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起点不公平遭遇
1.1 城乡户籍壁垒无法冲破 我国现行教育制度规定，考生必须到自己户籍所在地去报名参加高考。很多随父母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念完了小学和中学以后，他们只能回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方参加考试。而那些人为规定的城乡差异，如教材不同、考试科目差异、录取分数线不一致等，势必会对学生的考试、录取造成影响。例如，河北、河南、山东等省的分数线要比北京、天津等地区高几十分，农村子女如果想与城市学生上同样档次的大学，不得不凭借更高的分数。据有关调查显示，在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大部分分数不够高的农民工子女会迫于生计外出打工而无法享受教育。
1.2 高昂费用令人望而却步 我国的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方针，义务教育由各级财政按各地户口人数拨款。这样一来，城市和农村两个教育系统都无法照顾到进城農民工子女，农民工子女只能流离两者之间。农民工子女如果想在城市就读，必须缴纳数额不匪的“借读费”。虽然近几年国家确立了“流入地政府为主”和“公办学校为主”的两为主方针，规定不再收取借读费等各种不合理费用，但其它教育费用，如教学参考材料费、校服费等仍然变相搜刮着农民工的财富。农民工子女就学时必须提供各种各样的证明，这势必会耗费民工们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可能费尽周折到最后也无法把这些证明弄齐。所以，现存的很多条件依然在无形中阻碍着农民工子女入学。
1.3 选拔时的教育腐败 我国的高考、考研等选拔制度中，允许一部分品学兼优的学生免试被保送进入大学，也对一部分农村独生子女、少数民族子女、科技竞赛获奖者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分。而保送和加分这两个环节，正是教育腐败染指最严重的环节。有权力或金钱者，会通过拉关系、行贿等各种手段让自己的子女或亲朋挤掉其他人，获得本不属于他的名额和加分。虽然教育腐败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农民工子女，但是教育腐败破坏了公平竞争的选拔环境。农民工子女，甚至弱势群体的子女看似没有受到影响，但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在被无声地欺瞒，只是无能为力而已。
2 社会屏蔽理论
社会屏蔽是帕金社会分层理论的主要概念，其思想来源于韦伯。韦伯认为，各个社会集团都试图将获得资源聚集到具有某种资格的小圈子里，通过设定相应的资格规定，排挤、限制某些人的加入，允许某些的人加入，以达到自身获益最大化。帕金则将韦伯的这一社会排他的思想进一步阐述为社会屏蔽理论，并认为社会屏蔽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合法性，即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社会集团采用合法手段牺牲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帕金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屏蔽的特点在于它采用一种表面看似开放，即成员资格条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开放的，是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实则却倾向于强势群体地位排他机制。在合法性外衣的遮盖下，现代资本主义通过两种精巧的排他制度——财产制度与专业资格、技术证书制度实现了阶级的再生产。
帕金将社会屏蔽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集体屏蔽，一种是个体屏蔽。所谓“集体屏蔽”，就是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性地排斥在资源的享有之外，比如以种族、宗教作为屏蔽标准。其结果是产生“共同集团”，它会作出比较激烈的反应，常常会激化社会矛盾。所谓“个体屏蔽”，就是不将某个身份群体整体性排斥在外，但其屏蔽标准有利于个人的竞争，比如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其结果是产生“分散”的群体。这些人之所以被排斥，通常是被认为个人能力不够或者水平不行。帕金注意到，当代社会的实际制度，都是两种屏蔽的结合，而不是某一种屏蔽的纯粹类型。帕金对“社会主义”的苏联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都进行了研究，发现尽管两种社会都标榜说不问社会出身，主张选拔人才，但实际上，社会屏蔽的结果都是对统治集团更有利，统治集团的子女更容易实现地位继承。两种社会都成功地利用社会屏蔽，实现了阶级的再生产。
3 社会屏蔽理论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起点不公平现象的解释
根据帕金的社会屏蔽理论，在中国也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屏蔽制度：一是集体屏蔽，体现为户籍制度；二是个体屏蔽，体现为财产制度和考试制度。除此以外，还存在着权力寻租导致的不合理的社会屏蔽。户籍壁垒，集体排斥农民子弟。改革以后，我们虽然允许农民进城，但是在大城市的户籍上，还是不允许他们正式落户。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将拥有农村户口的居民集体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形成了一种体制性的排他机制，使得农村子弟难以（上接第163页）公平的制度已经形成。比如，农民工子女必须回生源地进行中考或者高考，而他们的户籍所在省份的分数线要比北京、天津、上海等省份高出几十分甚至一百多分。
财产制度，造成了贫富阶层的复制。财产制度的建立，确定了改革开放以后“先富起来”的一群人的财富合法性，而不过问其来源是否正当。而与之相应的财产继承制度也使得富裕阶级可以将自身的财富优势传递给子女，使其子女也保持住同样的地位。现阶段，每一个层次的教育准入时，都会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对于富人或者中产者可能不会是很大的负担，但是对于收入低微的农民工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家里穷上不起学，就不去上，这看似合理的逻辑背后，隐藏的是富裕阶级通过合法的财产占有制度牺牲了穷人阶级的利益，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攫取垄断更多的资源。考试制度，合法排斥农民子弟。现阶段，文化资本对于社会地位的获取越来越重要。通过受教育而获得文化资本进而向上流动是社会流动的常规路径。然而当前中国的考试制度却异化为了一种排斥机制。强势集团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优势，保证了其子女的总体考试水平总是高于弱势群体子女的总体考试水平，从而更为容易地通过考试、获得高分、接受质量更好的教育。比如，强势集团有条件让其子女上各种辅导班以提高考试成绩，学习各种特长以提升综合素质，而弱势群体子女就没有在这个条件。等到考试之时，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强势集团子女在成绩、素质等作为标准的几个方面会优于弱势群体子女。农民工及其子女就是这样一个弱势群体。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负担高昂的辅导班和特长班，他们考试时会分数低，会被认为没有特长、素质低下，而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错，是他们自己能力不行，水平不够，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被淘汰。
权力寻租，导致了优势资源不正当转移。杨继绳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是指公共权力越位参与市场交易、左右市场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变成了商品，可以为钱所买卖。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大量的社会财富。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使得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具体到教育领域来看，在教育发挥其选拔功能时，相关权力持有者通过权权交易、钱权交易，可以将保送资格、加分资格给予与给他们带来利益的人有关系的考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大环境、对整个学生群体甚至社会都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钱志刚.大学生弱势群体成因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教育场域理论的视角[J].2008（5）.
[3]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彭冠然（1991-），男，河北衡水人，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