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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5日。画家吴冠中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难以融入主流的法国留学生
逝者生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发出讣告，称吴冠中为杰出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并提及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以及政协常委的头衔。这是“组织”对于吴冠中的盖棺论定，但六十年前，吴冠中回到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体制与这位画家之间似乎一直缺乏润滑。
1950年，经过多日考虑，公费赴法留学已4年的吴冠中决定回国。那年他31岁。对于新政权，吴冠中和其他留学海外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向往中混杂着恐惧。
最初，吴冠中本想投奔当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的刘开渠，回到杭州回校任教，但在北京友人家中意外碰到同学董希文，两人叙旧的第二天，董希文挑选了几张吴冠中所作人体油画带走。十天后，董希文
将画还回，并告诉吴冠中，“中央美术学院已经同意聘用你。”
彼时，央美由徐悲鸿主持，因其一味主张写实，所以与杭州系学生水火不容，而吴冠中自法国时便看重绘画形式美，他问董希文，“徐悲鸿怎能容纳我的观点与作风?”董回答，“今天是党掌握方针和政策，不再是个人当权独揽。”吴冠中于是答应入职央美，但他并不知道董希文此话的意义，也更不了解，自己受聘还需党委通过。
吴冠中全家来到北京，租住了两间平房。他教一年级某班素描。他在课上鼓励差异，启发个性。但这一套并不为所有学生接受。那时，苏联式的写实为正路，而强调形式美则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学生们将苏联的列宾奉为偶像的时代，吴冠中坚持在课堂上向同学展示现代主义的画册。
与吴冠中交往近三十年的批评家贾方舟说，“客观地讲，吴冠中并不是故意要跟体制作对。他只是觉得在法国那么多年，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下，体制就没那么吸纳他。”
“逼上梁山”画风景
吴冠中很快就以另外的方式见识了课堂以外的政治。新政权决定规训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吴冠中被编入高校教师土改参观团。
在湖南，他终于亲见了阶级斗争的阵势。有与他同去的画家很快画出表现“土改”的作品，吴冠中也努力向组织的要求靠拢，他的作品《爸爸的胸花》描述土改后农村参军的景象。但是这幅作品仍被定性为强调形式，多次修改均不合格。自此以后，吴冠中逐渐萌发了画风景的念头。多年之后，吴冠中自己称改画风景为“逼上梁山”。
吴冠中在央美前后只工作了两年。第二年初始，文艺界整风日盛，对于美术界讲究形式美的“形式主义”被坚定地上纲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吴冠中明白自己在中央美院恐不会长久。
果然，不久之后，央美人事科长致电吴冠中，要其办理调职手续，清华大学建筑系决定聘用吴冠中任教。这是吴冠中第一次调动工作，也从此开始频频转换单位。
清华建筑系的工作相对轻松，吴冠中开始有闲暇探索风景画创作。50年代，风景画因无法为政治服务而极不入流。但因周扬一句“风景画有益无害”，而让吴冠中看到了政治上的安全地带。
清华大学的工作不及三年，吴冠中再次面临工作变动。那时他仍然想回到真正的艺术圈，于是在卫天霖的力邀之下加入了北京艺术学院。同时，他也一直为自己的风景画寻找出路。
经过思考之后，吴冠中决定到井冈山写生。井冈山已成革命圣地，到此处写生既能满足自我喜好又有向革命靠拢的借口。而这样的中间路径确有成效。人民美术出版社为其出版了一套井冈山和瑞金写生的明信片。自此，吴冠中的风景画创作逐渐受到关注。西藏叛乱平定后，美协组织画家入藏写生，经董希文推荐，吴冠中也一同参与，并创作了《扎什伦布寺》。“1961年《美术》杂志发表了那幅画，现在看应该算他最早的代表作，奠定了文革前他的基础，那一期杂志同时发了吴冠中谈风景画的文章，他从此扬名。”贾方舟说。
“谁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
吴冠中在北京艺术学院稳定工作了8年时间。直到1964年，文化部决定在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基础上筹建中央音乐学院，其他科系拆散打入其他高校。吴冠中因此被转到了中央工艺美院。
“张仃很器重，吴冠中，点名把他要来的。”吴冠中的好友，画家乔十光说。彼时，张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但多年以后，张仃与吴冠中两位老友因艺术观点不同也曾一度交恶。
两年之后，文革爆发，但吴冠中此前患上了严重的肝炎，无法参加政治运动。也由于此，他在自传中自豪地写道，“在我的历史上绝无政治污点”。
“他其实有他的幸运。”贾方舟说他曾经教过的北京艺术学院学生早已各奔东西，不可能到新单位对他进行批斗，而他本人的名声又局限于绘画界，之于以设计为主的工艺美院也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逃过一劫。文革中最大的劫难无非是和同事一起到河北农村劳动，养鸭子时被人污蔑“殴打一只鸭子致死”。
而对于吴冠中来说，更为深刻的苦难是无法画画。
“跟他就只能聊艺术，他没有任何一点烈的爱好。”贾方舟说。“他到晚年对生死、人事看得很透，总有点凄凉的感觉。他很少出席活动，怕见人，怕说那些套话。他总觉得很多人之间都只是勾心斗角。”乔十光回忆着与吴冠中最后的交往。对于这样的性格，无法画画似乎是最重的刑罚。
时至80年代末，吴冠中的作品以超过百万元的高价成交，再次被捧为明星。
进入晚年，被体制和市场都视若珍宝的吴冠中却对双方都表现得深恶痛绝。他曾多次炮轰“美协”和“画院”的僵化体制，甚至将过热的艺术市场比作“妓院”。他曾对贾方舟说起，“我现在就是一块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而半个世纪前，他回国后的梦想是“能像唐僧一样，安静地译经”。
晚年，他向故宫、中国美术馆等捐赠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而自己仍居住在简单的两居室单元内，三个儿子无一入学画。
难以融入主流的法国留学生
逝者生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发出讣告，称吴冠中为杰出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并提及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以及政协常委的头衔。这是“组织”对于吴冠中的盖棺论定，但六十年前，吴冠中回到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体制与这位画家之间似乎一直缺乏润滑。
1950年，经过多日考虑，公费赴法留学已4年的吴冠中决定回国。那年他31岁。对于新政权，吴冠中和其他留学海外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向往中混杂着恐惧。
最初，吴冠中本想投奔当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的刘开渠，回到杭州回校任教，但在北京友人家中意外碰到同学董希文，两人叙旧的第二天，董希文挑选了几张吴冠中所作人体油画带走。十天后，董希文
将画还回，并告诉吴冠中，“中央美术学院已经同意聘用你。”
彼时，央美由徐悲鸿主持，因其一味主张写实，所以与杭州系学生水火不容，而吴冠中自法国时便看重绘画形式美，他问董希文，“徐悲鸿怎能容纳我的观点与作风?”董回答，“今天是党掌握方针和政策，不再是个人当权独揽。”吴冠中于是答应入职央美，但他并不知道董希文此话的意义，也更不了解，自己受聘还需党委通过。
吴冠中全家来到北京，租住了两间平房。他教一年级某班素描。他在课上鼓励差异，启发个性。但这一套并不为所有学生接受。那时，苏联式的写实为正路，而强调形式美则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学生们将苏联的列宾奉为偶像的时代，吴冠中坚持在课堂上向同学展示现代主义的画册。
与吴冠中交往近三十年的批评家贾方舟说，“客观地讲，吴冠中并不是故意要跟体制作对。他只是觉得在法国那么多年，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下，体制就没那么吸纳他。”
“逼上梁山”画风景
吴冠中很快就以另外的方式见识了课堂以外的政治。新政权决定规训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吴冠中被编入高校教师土改参观团。
在湖南，他终于亲见了阶级斗争的阵势。有与他同去的画家很快画出表现“土改”的作品，吴冠中也努力向组织的要求靠拢，他的作品《爸爸的胸花》描述土改后农村参军的景象。但是这幅作品仍被定性为强调形式，多次修改均不合格。自此以后，吴冠中逐渐萌发了画风景的念头。多年之后，吴冠中自己称改画风景为“逼上梁山”。
吴冠中在央美前后只工作了两年。第二年初始，文艺界整风日盛，对于美术界讲究形式美的“形式主义”被坚定地上纲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吴冠中明白自己在中央美院恐不会长久。
果然，不久之后，央美人事科长致电吴冠中，要其办理调职手续，清华大学建筑系决定聘用吴冠中任教。这是吴冠中第一次调动工作，也从此开始频频转换单位。
清华建筑系的工作相对轻松，吴冠中开始有闲暇探索风景画创作。50年代，风景画因无法为政治服务而极不入流。但因周扬一句“风景画有益无害”，而让吴冠中看到了政治上的安全地带。
清华大学的工作不及三年，吴冠中再次面临工作变动。那时他仍然想回到真正的艺术圈，于是在卫天霖的力邀之下加入了北京艺术学院。同时，他也一直为自己的风景画寻找出路。
经过思考之后，吴冠中决定到井冈山写生。井冈山已成革命圣地，到此处写生既能满足自我喜好又有向革命靠拢的借口。而这样的中间路径确有成效。人民美术出版社为其出版了一套井冈山和瑞金写生的明信片。自此，吴冠中的风景画创作逐渐受到关注。西藏叛乱平定后，美协组织画家入藏写生，经董希文推荐，吴冠中也一同参与，并创作了《扎什伦布寺》。“1961年《美术》杂志发表了那幅画，现在看应该算他最早的代表作，奠定了文革前他的基础，那一期杂志同时发了吴冠中谈风景画的文章，他从此扬名。”贾方舟说。
“谁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
吴冠中在北京艺术学院稳定工作了8年时间。直到1964年，文化部决定在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基础上筹建中央音乐学院，其他科系拆散打入其他高校。吴冠中因此被转到了中央工艺美院。
“张仃很器重，吴冠中，点名把他要来的。”吴冠中的好友，画家乔十光说。彼时，张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但多年以后，张仃与吴冠中两位老友因艺术观点不同也曾一度交恶。
两年之后，文革爆发，但吴冠中此前患上了严重的肝炎，无法参加政治运动。也由于此，他在自传中自豪地写道，“在我的历史上绝无政治污点”。
“他其实有他的幸运。”贾方舟说他曾经教过的北京艺术学院学生早已各奔东西，不可能到新单位对他进行批斗，而他本人的名声又局限于绘画界，之于以设计为主的工艺美院也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逃过一劫。文革中最大的劫难无非是和同事一起到河北农村劳动，养鸭子时被人污蔑“殴打一只鸭子致死”。
而对于吴冠中来说，更为深刻的苦难是无法画画。
“跟他就只能聊艺术，他没有任何一点烈的爱好。”贾方舟说。“他到晚年对生死、人事看得很透，总有点凄凉的感觉。他很少出席活动，怕见人，怕说那些套话。他总觉得很多人之间都只是勾心斗角。”乔十光回忆着与吴冠中最后的交往。对于这样的性格，无法画画似乎是最重的刑罚。
时至80年代末，吴冠中的作品以超过百万元的高价成交，再次被捧为明星。
进入晚年，被体制和市场都视若珍宝的吴冠中却对双方都表现得深恶痛绝。他曾多次炮轰“美协”和“画院”的僵化体制，甚至将过热的艺术市场比作“妓院”。他曾对贾方舟说起，“我现在就是一块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而半个世纪前，他回国后的梦想是“能像唐僧一样，安静地译经”。
晚年，他向故宫、中国美术馆等捐赠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而自己仍居住在简单的两居室单元内，三个儿子无一入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