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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参政议政，第一是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第二要围绕老百姓关心的事情，第三要发挥党派自身的特色
2016年全国两会上，九三学社提交了提案79件。
“本来按照俞正声主席的要求，现在提案要更注重质量，减少对数量的追求。所以，最开始我们预计提交60件。但提案委说党派的提案质量比较高，数量上就不再减少了。”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6年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前左三）率九三学社“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与服务”调研组到上海调研。
图为在杨浦区延古街道养老院，老人们向韩启德展示刚完成的沙画作品
经过71年的发展，九三学社已由建社初期数十人的学术性政团，发展为拥有30个省级组织、307个市级组织（其中包括29个县级市组织）、6405个基层组织和15万多社员的参政党，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九三学社如何发挥自身特点，具体又是如何參政议政的？赖明对此一一作了回答。
围绕科技领域作调查研究
《瞭望东方周刊》：九三学社参政议政主要围绕哪些领域？
赖明：九三学社是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参政党。长期以来，我们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行政体制机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和民生等领域开展调查研究，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较好地履行了参政党职能。由于九三学社自身的特色，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围绕科技方面的比较多，包括科技体制、科技管理、科技投入方式、科技成果评价、科技成果转化，等等。今天，我重点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就开始关注国家的科技发展与自主创新。
比如，在1992年的全国政协七届五会议上，九三学社的领导人作了题为《为科技进步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大会口头发言;
1993年的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九三学社的领导人作了题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大会口头发言;
1994年的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九三学社的领导人作了题为《关于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几点建议》的大会口头发言和《尽早制定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大会发言;
1995年的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九三学社的领导人作了题为《强化科技第一生产力地位》的大会发言……
21世纪以来，九三学社提出的建议包括《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推动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推动校企结合不拘一格培养创新人才》《实施人才战略建设世纪强国》《深化改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化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科技评价制度》《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投入效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促进产业自主创新》……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些领域，九三学社发现了哪些具体的问题，是否可以举个例子？
赖明：比如，我们经过长期跟踪调研了解到，我国每年科技成果3万多项，而转化率不足2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只有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相比，相去甚远。
如此低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意味着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打了水漂儿”，意味着很多人做的是“无用功”。
要发展科技服务业
《瞭望东方周刊》：九三学社具体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案？
赖明：2012年，韩启德主席提出“大力促进科研服务业发展”。2013年，我们就此给中央写了个调研报告，同时也在高层协商会上向李克强总理提了这个建议。
我们发现，一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后，虽然转化成了产品，但要变成大众市场的商品，还需要培养一个成体系的科技服务业。
中共十八大后，我国非常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那么，科技服务业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发现，科技成果的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很多从实验室出来的东西，的确转化成了产品，但这个产品就放在那里，没市场，这是不行的。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
科技成果转化说了这么多年，国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什么推不动？这里边或许有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方面的问题，但是，是否还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些方法不对头？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围绕这些方面做研究。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经了大包办、大计划、大项目的阶段后，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我们认为，一个科技产品要变成商品，就需要培育一个成体系的科技服务业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怎么理解科技服务业？这和以前的“大包办、大计划、大项目”阶段有什么不同？
赖明：2014年全国两会上，我们提交了《关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决定性作用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建议》，被列为全国政协“一号提案”。
根据我们的万份问卷调查，82.5%的科研人员认为在科技经费分配、成果评估和评奖过程中，行政操控权过大。因此，我们的提案指出，目前各部门都设立了名目繁多的科技计划和项目，导致科研立项分散重复、封闭低效，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当年3月，国务院便出台了《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扶持科技服务业，进行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开展科技保险、科技担保、知识产权质押等科技金融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科研经费的投入，有不少未能见到成效。能否通过科研经费投入体制的改革，改变这一现状？
赖明：2013年，韩启德主席就在高层协商上向总理建议，“科技成果的转化，要逐渐从补前端转变到补后端，后补助。”
当时，总理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专门问了韩主席，“这个后补助什么意思？”
所谓补前端就是，先提供科研经费，再研发。补后端，是先做出成果，通过验收审查或绩效考核后，再给予经费补助。
这当然不是说全部经费支持都要移到后端去，也有可能前期先提供一些经费，但不会很多。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希望研发人员想办法把成果做成产品，而不是样品。最后如果做出来了，而且投入到市场了，变成商品了，那就提供补贴、补助。
2013年底，财政部、科技部已经印发了《国家科技计划及专项资金后补助管理规定》，具体方式仍在探索。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这些具体的政策，在宏观层面，关于国家科研问题，九三学社有过哪些建议？
赖明：2015年，我们做了一件更大的事情。
通过这么多年的调研，我们认识到国家科学力量的布局是有问题的——比较散，比较小，比较弱，没有形成拳头。
如果从人力资源角度来讲，我们的科技力量在全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了。但是我们很多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我们投入的力量不相匹配。
2015年，我们做了一年调研，跟十几个部委举行了座谈，还邀请了十几个地方的科技管理部门和几十个比较大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座谈研讨。
春节前三天，韩启德主席给总书记写了一个报告，希望围绕国家的战略目标，来统筹布局我们国家的科技力量。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顶层设计。
现在我们也有中央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在科技部。但是，一方面，这个办公室的协调力度恐怕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可能会存在为科技而去考虑科技的问题。
比如农业科技，为农业做科技和为科技做农业，这两个考虑角度是不一样的。同样，在其他领域也有这样的问题。
因此，我们建议组建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四大研究平台，建立科学的研究平台和管理运作机制。
很快，这个报告得到了总书记的批示。
参政议政就是要有不同意见
《瞭望东方周刊》：九三学社的调研选题是怎么产生的？
赖明：我们所做的工作，跟中共中央的战略思考是一致的，跟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吻合的。
我们的目标很清楚，第一就是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第二是围绕老百姓关心的事情，第三是发挥党派自身的特色。我们是科技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参政党，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确定选题。
比如，2012年我们开始做长江水利水电的调研，就是围绕国家的三大战略开展的。还比如，中共中央提出，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我们就会围绕“三去一降一补”当中我们能够讲清楚的问题找一些方向进行调查研究，给党和政府提出一些建议。
面对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我们首先会判断我们有没有研究优势，如果没有，就不做了。比方说去产能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优势，就不研究这个问题了;去库存的问题，因为我们对房地产还有一些研究，这个问题就可以去琢磨琢磨。
其实我们也琢磨过去产能，想到加强“一带一路”的国际产能合作，但是，中共中央很快就把这个提出来了，所以我们就不做了。这也是好的，说明我们想的和中共中央想的是一致的。
《瞭望东方周刊》：一般来说，你们的报告是如何递交的？会遇到不同意见吗？
赖明：我们形成报告的时候，一定会问专家、地方和部委的意见。这个过程中，的的确确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部委有意见，地方有意见。
我们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是最终如何表述，是我们的权力。
相比地方和部委，我们比较超脱。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思路写。有时候，部委确实不一定同意我们的思路，但就是这样，才有参政议政的效果。
对有些问题，我们提得很尖锐。比方说，第三方评价问题。原来，很多评价是某个部门的司局在做，现在提出要让第三方来做。但是，我们认为，实际上还有太多的评价是部委自己在做，我们需要更多真正的第三方，尤其是民营第三方。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还会不停地研究并提出建议。
我们写的报告会提交给中共中央领导，相关领导人批示后，有关部门就要有回应。
比如，我们只要就科技方面提出问题和建议，科技部都会很积极地回应。他们还会定期到九三学社来走访，加强沟通和交流。
除了对科技工作，对经济工作、社会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卫生计生工作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工作，我们都提过很多建议。
《瞭望东方周刊》：要参政议政，人才是很重要的保障。我们注意到，九三学社社员人数为15万多，平均年龄是54岁。随着大批高素质人才进入执政党队伍，民主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有弱化的趋势。九三学社在组织建设方面有何調整？
赖明：2015年年底，我们成立了九三学社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2016年3月2日，又成立了九三学社中央组织建设中心。
成立青年委员会，是想通过这个载体把年轻社员整合起来，加强我们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参政议政骨干的培养，并给我们这些人才相互交流学习的空间。
2016年，九三学社中央把加强组织动员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所以又专门成立了组织建设中心。
组织建设是我们履职的重要保证。民主党派的履职，无外乎就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要履行这些职能，必须有人才，那就要通过组织建设不断发现人才，不断让他们参与到参政议政工作当中来，使他们不断成长。
（注：本报道采写于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
2016年全国两会上，九三学社提交了提案79件。
“本来按照俞正声主席的要求，现在提案要更注重质量，减少对数量的追求。所以，最开始我们预计提交60件。但提案委说党派的提案质量比较高，数量上就不再减少了。”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图为在杨浦区延古街道养老院，老人们向韩启德展示刚完成的沙画作品
经过71年的发展，九三学社已由建社初期数十人的学术性政团，发展为拥有30个省级组织、307个市级组织（其中包括29个县级市组织）、6405个基层组织和15万多社员的参政党，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九三学社如何发挥自身特点，具体又是如何參政议政的？赖明对此一一作了回答。
围绕科技领域作调查研究
《瞭望东方周刊》：九三学社参政议政主要围绕哪些领域？
赖明：九三学社是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参政党。长期以来，我们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行政体制机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和民生等领域开展调查研究，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较好地履行了参政党职能。由于九三学社自身的特色，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围绕科技方面的比较多，包括科技体制、科技管理、科技投入方式、科技成果评价、科技成果转化，等等。今天，我重点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就开始关注国家的科技发展与自主创新。
比如，在1992年的全国政协七届五会议上，九三学社的领导人作了题为《为科技进步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大会口头发言;
1993年的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九三学社的领导人作了题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大会口头发言;
1994年的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九三学社的领导人作了题为《关于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几点建议》的大会口头发言和《尽早制定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大会发言;
1995年的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九三学社的领导人作了题为《强化科技第一生产力地位》的大会发言……
21世纪以来，九三学社提出的建议包括《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推动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推动校企结合不拘一格培养创新人才》《实施人才战略建设世纪强国》《深化改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化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科技评价制度》《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投入效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促进产业自主创新》……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些领域，九三学社发现了哪些具体的问题，是否可以举个例子？
赖明：比如，我们经过长期跟踪调研了解到，我国每年科技成果3万多项，而转化率不足2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只有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相比，相去甚远。
如此低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意味着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打了水漂儿”，意味着很多人做的是“无用功”。
要发展科技服务业
《瞭望东方周刊》：九三学社具体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案？
赖明：2012年，韩启德主席提出“大力促进科研服务业发展”。2013年，我们就此给中央写了个调研报告，同时也在高层协商会上向李克强总理提了这个建议。
我们发现，一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后，虽然转化成了产品，但要变成大众市场的商品，还需要培养一个成体系的科技服务业。
中共十八大后，我国非常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那么，科技服务业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发现，科技成果的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很多从实验室出来的东西，的确转化成了产品，但这个产品就放在那里，没市场，这是不行的。
科技成果转化说了这么多年，国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什么推不动？这里边或许有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方面的问题，但是，是否还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些方法不对头？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围绕这些方面做研究。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经了大包办、大计划、大项目的阶段后，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我们认为，一个科技产品要变成商品，就需要培育一个成体系的科技服务业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怎么理解科技服务业？这和以前的“大包办、大计划、大项目”阶段有什么不同？
赖明：2014年全国两会上，我们提交了《关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决定性作用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建议》，被列为全国政协“一号提案”。
根据我们的万份问卷调查，82.5%的科研人员认为在科技经费分配、成果评估和评奖过程中，行政操控权过大。因此，我们的提案指出，目前各部门都设立了名目繁多的科技计划和项目，导致科研立项分散重复、封闭低效，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当年3月，国务院便出台了《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扶持科技服务业，进行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开展科技保险、科技担保、知识产权质押等科技金融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科研经费的投入，有不少未能见到成效。能否通过科研经费投入体制的改革，改变这一现状？
赖明：2013年，韩启德主席就在高层协商上向总理建议，“科技成果的转化，要逐渐从补前端转变到补后端，后补助。”
当时，总理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专门问了韩主席，“这个后补助什么意思？”
所谓补前端就是，先提供科研经费，再研发。补后端，是先做出成果，通过验收审查或绩效考核后，再给予经费补助。
这当然不是说全部经费支持都要移到后端去，也有可能前期先提供一些经费，但不会很多。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希望研发人员想办法把成果做成产品，而不是样品。最后如果做出来了，而且投入到市场了，变成商品了，那就提供补贴、补助。
2013年底，财政部、科技部已经印发了《国家科技计划及专项资金后补助管理规定》，具体方式仍在探索。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这些具体的政策，在宏观层面，关于国家科研问题，九三学社有过哪些建议？
赖明：2015年，我们做了一件更大的事情。
通过这么多年的调研，我们认识到国家科学力量的布局是有问题的——比较散，比较小，比较弱，没有形成拳头。
如果从人力资源角度来讲，我们的科技力量在全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了。但是我们很多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我们投入的力量不相匹配。
2015年，我们做了一年调研，跟十几个部委举行了座谈，还邀请了十几个地方的科技管理部门和几十个比较大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座谈研讨。
春节前三天，韩启德主席给总书记写了一个报告，希望围绕国家的战略目标，来统筹布局我们国家的科技力量。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顶层设计。
现在我们也有中央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在科技部。但是，一方面，这个办公室的协调力度恐怕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可能会存在为科技而去考虑科技的问题。
比如农业科技，为农业做科技和为科技做农业，这两个考虑角度是不一样的。同样，在其他领域也有这样的问题。
因此，我们建议组建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四大研究平台，建立科学的研究平台和管理运作机制。
很快，这个报告得到了总书记的批示。
参政议政就是要有不同意见
《瞭望东方周刊》：九三学社的调研选题是怎么产生的？
赖明：我们所做的工作，跟中共中央的战略思考是一致的，跟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吻合的。
我们的目标很清楚，第一就是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第二是围绕老百姓关心的事情，第三是发挥党派自身的特色。我们是科技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参政党，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确定选题。
比如，2012年我们开始做长江水利水电的调研，就是围绕国家的三大战略开展的。还比如，中共中央提出，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我们就会围绕“三去一降一补”当中我们能够讲清楚的问题找一些方向进行调查研究，给党和政府提出一些建议。
面对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我们首先会判断我们有没有研究优势，如果没有，就不做了。比方说去产能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优势，就不研究这个问题了;去库存的问题，因为我们对房地产还有一些研究，这个问题就可以去琢磨琢磨。
其实我们也琢磨过去产能，想到加强“一带一路”的国际产能合作，但是，中共中央很快就把这个提出来了，所以我们就不做了。这也是好的，说明我们想的和中共中央想的是一致的。
《瞭望东方周刊》：一般来说，你们的报告是如何递交的？会遇到不同意见吗？
赖明：我们形成报告的时候，一定会问专家、地方和部委的意见。这个过程中，的的确确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部委有意见，地方有意见。
我们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是最终如何表述，是我们的权力。
相比地方和部委，我们比较超脱。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思路写。有时候，部委确实不一定同意我们的思路，但就是这样，才有参政议政的效果。
对有些问题，我们提得很尖锐。比方说，第三方评价问题。原来，很多评价是某个部门的司局在做，现在提出要让第三方来做。但是，我们认为，实际上还有太多的评价是部委自己在做，我们需要更多真正的第三方，尤其是民营第三方。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还会不停地研究并提出建议。
我们写的报告会提交给中共中央领导，相关领导人批示后，有关部门就要有回应。
比如，我们只要就科技方面提出问题和建议，科技部都会很积极地回应。他们还会定期到九三学社来走访，加强沟通和交流。
除了对科技工作，对经济工作、社会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卫生计生工作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工作，我们都提过很多建议。
《瞭望东方周刊》：要参政议政，人才是很重要的保障。我们注意到，九三学社社员人数为15万多，平均年龄是54岁。随着大批高素质人才进入执政党队伍，民主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有弱化的趋势。九三学社在组织建设方面有何調整？
赖明：2015年年底，我们成立了九三学社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2016年3月2日，又成立了九三学社中央组织建设中心。
成立青年委员会，是想通过这个载体把年轻社员整合起来，加强我们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参政议政骨干的培养，并给我们这些人才相互交流学习的空间。
2016年，九三学社中央把加强组织动员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所以又专门成立了组织建设中心。
组织建设是我们履职的重要保证。民主党派的履职，无外乎就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要履行这些职能，必须有人才，那就要通过组织建设不断发现人才，不断让他们参与到参政议政工作当中来，使他们不断成长。
（注：本报道采写于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