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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于老之间的“忘年交”,源于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段让人难忘的激情岁月。1984年的一天,作为《中国青年》杂志的年轻小记者,我第一次向于光远同志约稿,他很忙,正在筹备一个会议,又要马上去外地出差,电话里他婉言谢绝了我的请求。我不甘心,在用一片诚心打动秘书姐姐胡冀燕之后,获得于老第二天上午要在总参招待所开会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