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5.001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5-0001-09
关键词： 新时代;改革战略;改革经验
摘要： 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过程，必然会引起社会中利益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导致社会成员对待改革态度的巨大差异，所以改革极其复杂而又十分艰巨。当代中国的改革没有成功案例可以参照，难度之大实属空前。中国共产党人凭借其超凡的毅力、胆识和智慧领导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党发扬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探索改革规律，加强顶层设计，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举措：一是明确目标以降低改革选择成本;二是把握方向以化解改革制度风险;三是协同推进以增强改革整体效果;四是突出重点以提高改革运作效率。这些改革理论和举措，不仅构成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而且极大丰富了人类社会的改革思想，是人类改革历史上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已被40年来的实践所证实，并已成为国人之共识，这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是，古今中外改革的成功案例寥若晨星，面对怎样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必须作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积极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艰辛探索改革路径，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改革的难度不断加大，改革的任务更为艰巨，面对西方国家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国际环境，面对国内化解重大风险、脱贫攻坚、环境治理的艰巨任务，面对全国人民对改革的更高期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非凡的政治魄力和远见卓识，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断将改革向前推进，凭借高超智慧和科学方法解决了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诸多问题，治国理政的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带来了中国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共十九大正是基于我国所取得的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的正确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决定改革成败的因素逐渐增多，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不断提升。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在各个领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完全得益于党中央在对新时代特点进行科学研判基础上的全面深化改革之战略谋划。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改革的新经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明确目标，有的放矢，降低改革选择成本
改革能否成功，关键看能否做到有的放矢、目标明确。面对改革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目标问题上始终都持慎重态度，注重目标明确，避免改革走弯路和出现反复，以最大程度降低改革的选择成本。
从时序上看，我国改革经历了初步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全面深化四个阶段。从空间上看，我国改革是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渐次展开过程，是从沿海到内地不断推进的过程。先易后难的改革逻辑，是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当代中国的改革没有任何成功模式作为参照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最初也没有取得改革成功的十足把握，“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改革需要探索的心理映射。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大国，只有改革才能赢得优势，而如果改革走了弯路甚至徘徊，那么其所带来的要素流失和机遇丧失等选择成本将是极其高昂的。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以对历史、民族、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站位，谋篇布局，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继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又一次全面部署改革的重要会议。与前三次会议不同的是，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
当前，制约我国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不够现代化。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赖于这两大问题的解决。
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在标志和根本保障，这一制度已经建立并显示出了其强大的政治威力和优越性，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依托完善的制度，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水平日渐提高，但在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与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博弈中，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可见，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兼有国家、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国家等特质于一体，既需要借鉴其他国家治理的先进经验，又需要立足实际另辟蹊径。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3]91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世界上尚未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论述都是预见性的。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过短，来不及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苏联在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上作过有益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最终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中国共产党在近70年的执政过程中，高度重视国家治理问题，创新了国家治理理论，丰富了国家治理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方案。但应清醒地认识到，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相比，与全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与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需要相比，我国的治理体系还很不完善，治理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过精辟的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作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推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3]104-105 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改革规律认识的深化，不仅理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而且为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提供了科学的理念支撑。
二、把握方向，谋之长远，化解改革制度风险
方向问题是决定改革性质和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颠覆性错误，不能在方向上有任何制度风险。只有坚持正确方向，才能确保改革的持续性，使新时代的改革永远在路上。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偏离了改革的正确方向，以至于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在政治民主化的喧嚣中权力失控，使社会财富在经济私有化的浪潮中中饱了投机者的私囊。失去了公有制经济、政治根基的国家政权如大厦之倾覆，人民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中茫然不知所措，郁闷彷徨而苦不堪言。中国近代以来改革的屡次失败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沉痛教训都证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掌控和化解改革风险，历史悲剧就会重演，届时，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一切最严重的后果都不可幸免。鉴于此，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把握正确方向，这正是改革取得成功的一大法宝。
对此，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67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他进一步指出：“说到底，就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3]72
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需要弄清楚谁在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这三個基本问题，只有围绕这三个问题探讨改革方向才能保持改革定力。“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3]68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我国改革的主体、目的和性质，为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首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最核心的是在改革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领导者，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都需要党在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推进理论创新。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完成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历史性壮举和伟业，保持全国一盘棋，做到令行禁止，促进改革利益最大化，使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都强调，改革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若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将劳而无功，若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将南辕北辙。历史和实践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僵化的社会主义老路在中国同样走不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选择并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改革开放又是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得以顺利推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因此而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工作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因而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其次，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朝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方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注重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4]103人民的期盼是我们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满足这种期盼是改革的根本落脚点，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如果改革的成果变成了少数人的红利，那就完全背离了改革的初心，即是失败的改革。
坚持朝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方向前进，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并不是搞平均主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正确理解公平的含义，在实践中既要重视结果公平，更要重视过程公平，而过程公平有赖于规则公平。过程和规则不公平，必然导致结果不公平。当然，即使过程和规则公平，但由于人们存在个体差异，如禀赋不同、努力程度不同等，最终也会出现结果不公平。所以，应从大局出发，在激发社会活力和体现社会公平二者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和最大公约数，解决好人民最根本、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让每个人都能以不同方式参与到改革中来，让每个人都能通过参与改革增加获得感。中共十八大以来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保障和改善民生，正是坚持这一改革方向的具体体现。
最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制度优势、方法科学、运行高效相得益彰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联系实际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最有力的诠释。 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涉及对两种经济体制的评价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把二者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下才能比较其利弊。在我国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必然性。一般情况下，计划经济在非常时期，如在战争和经济恢复时期是高效的，而市场经济在和平年代的经济发展时期是高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急待恢复，需要动用行政力量整合全社会资源，计划经济满足了这种需要。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对我国政治上打压、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试图扼杀新中国，为了保持经济独立，中国不能选择西方国家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苏联在1930年代中期经济高速增长，短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国家用100多年才走完的现代化历程，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的成功，为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标杆，起到了示范作用，这些国家在体制选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由于我国缺乏经济建设经验，更没有能力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了当时最现实的选择。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基础上，中国用较短时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再一次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威力。但是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计划经济抑制各种经济活动主体和生产要素活力的弊端日益显现，由此导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劣势日益明显。1960年代后期，虽然我们党认识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并提出了“以苏为鉴”，但党的领导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上存在偏差，致使我国长时期缺乏改革的动力和理论创新的勇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并于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著名论断，拉开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大幕。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看，这40年来，每隔10年中共中央都会对改革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初蓝图;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愿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更加深入人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但又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制度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中国道路”内涵的最好说明。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要把这一要求始终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同时还要贯穿到其他领域的改革中，使各方面的改革相互促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度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3]95
三、协同推进，统筹全盘，增强改革的整体效果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必须确立“全局一盘棋”的整体思维和宏观视野。
40年来，中国的改革按照从局部到全局的空间顺序渐次展开，中共十八大前，各领域改革虽都创造了不凡业绩，但体制机制弊端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困扰，治国理政仍然存在瓶颈约束。具体说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经济体制问题还有很多。粗放式发展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各地区、各部门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某些领域产能过剩和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并存;创新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偏低，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提高产值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金融风险对经济造成冲击的可能性依然很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竞争秩序还没有完全形成，经济活动主体的隐性壁垒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政府对市场存在越位或缺位现象，仍然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导致市场信号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状况，更不能满足稀缺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财税体制对优化产业结构的导向作用不够明显，难以形成对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的激励;金融体系制度还不够健全，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还不大。
其二，政治体制问题比较突出。政府职能交叉、重叠现象还比较严重，科学决策、民主管理、依法行政的效能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还没有形成，政治体制机制不合理和运作不规范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科学发展，而且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和人民对民主法治的高期待还很不适应。
其三，文化管理体制有待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欠账较多，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文化产业经营还不够规范，城乡文化共享机制亟待建立。
其四，社会管理体制相对落后。社会治理成本还相当高昂，社会治理效果还不能令人民满意，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太完善，各种社会组织活力还没有充分激发，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安全体系还不健全。近年来，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增加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互联网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使社会治理遇到许多始料不及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征地拆迁和农村人口的大量迁徙，加大了社会治理的压力。社会领域面临的这些新问题，靠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难以得到有效解決。只有不断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第一要务，从制度安排上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才能确保大局稳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五，生态文明体制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有待建立，特别是要针对地区生态问题，建立地方和领导干部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与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把保护生态环境变为人们的自觉行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3]74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这始终是中国改革的正向思维。改革先易后难，更要攻坚克难。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各领域的一般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涉及面广、配套性强的难啃的“硬骨头”。新旧问题交织、社会结构多元、利益格局复杂，是困扰当前我国改革的现实问题。改革越向纵深发展，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就越明显，深层次的体制弊端问题暴露得就越多，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领域，而每一个领域的改革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的积极回应。因此，深化改革不能执于一隅，必须统筹全盘，只有各领域改革协同推进、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强大合力，增强改革的整体效果。“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3]68
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我国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逐步深化新时代的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商事制度改革、金融体制和财税制度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等等。我国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最大范围地凝聚了改革力量，最大程度地释放了改革红利，使人民增强了获得感和幸福感，极大提振了改革信心。“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4]109
四、突出重点，大处落墨，提高改革的运作效率
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同推进各领域改革，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六个紧紧围绕”，即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体制改革。这“‘六个紧紧围绕’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3]93。
然而，协同推进不等于齐头并进，全面改革更不能一哄而起。改革任务越是艰巨越是需要突破重点领域，使改革重点发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改革形势越复杂越需要激活关键环节，以收到“一子落而全盘活”的效果。
从“六个紧紧围绕”可以看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每个领域的改革都作出了具体部署，选择了各自的突破口，可谓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在六大领域的改革中，重中之重的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经济领域改革的关键环节就是如何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3]93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3]95“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3]76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好在稀缺资源配置中谁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并不是要否定政府的职能，恰恰相反，乃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基本形式，也有利于构建政府生态系统。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古典经济学从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出发，认为依靠市场机制能够自发地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市场体系越完善，政府的作用越衰微。随着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市场自身的弊端只能通过政府行为来弥补。自凯恩斯之后，现代经济学提倡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但往往把其作用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在讨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时，我们必须应对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失灵现象的不可避免性这两个问题，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他影响因素：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过程，需要政府的参与和介入;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政府不可能置身事外;最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要以完善的市场体系为基础，而且要以健全的政府职能为前提。对我国来说，政府与市场的正确关系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当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政策上提供最大可能性。
为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应当进一步科学地定位政府职能：一是推动放任型政府向自律型政府转变，树立作风务实、组织精干、运行高效、决策民主的政府形象;二是推动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转变，确立通过制度安排和法律化形式来规范、引导市场的职能身份;三是推动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明确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弥补市场不足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活动的职能权限;四是推动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健全政府宏观调控、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等协调服务职能的充分激励和控制性管理职能的极严约束的职能方式。政府职能的精确定位，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有利于增强社会自主管理能力。正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中共十九大报告也要求，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1]。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其效益和效率最大化，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总之，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安排，使新时代的改革之路真正成为一条光明之路、长远之路、宽广之路、通畅之路，为今后的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明晰的政策，是当代中国改革战略的一个典范。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01）.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
关键词： 新时代;改革战略;改革经验
摘要： 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过程，必然会引起社会中利益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导致社会成员对待改革态度的巨大差异，所以改革极其复杂而又十分艰巨。当代中国的改革没有成功案例可以参照，难度之大实属空前。中国共产党人凭借其超凡的毅力、胆识和智慧领导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党发扬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探索改革规律，加强顶层设计，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举措：一是明确目标以降低改革选择成本;二是把握方向以化解改革制度风险;三是协同推进以增强改革整体效果;四是突出重点以提高改革运作效率。这些改革理论和举措，不仅构成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而且极大丰富了人类社会的改革思想，是人类改革历史上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已被40年来的实践所证实，并已成为国人之共识，这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是，古今中外改革的成功案例寥若晨星，面对怎样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必须作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积极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艰辛探索改革路径，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改革的难度不断加大，改革的任务更为艰巨，面对西方国家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国际环境，面对国内化解重大风险、脱贫攻坚、环境治理的艰巨任务，面对全国人民对改革的更高期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非凡的政治魄力和远见卓识，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断将改革向前推进，凭借高超智慧和科学方法解决了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诸多问题，治国理政的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带来了中国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共十九大正是基于我国所取得的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的正确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决定改革成败的因素逐渐增多，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不断提升。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在各个领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完全得益于党中央在对新时代特点进行科学研判基础上的全面深化改革之战略谋划。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改革的新经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明确目标，有的放矢，降低改革选择成本
改革能否成功，关键看能否做到有的放矢、目标明确。面对改革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目标问题上始终都持慎重态度，注重目标明确，避免改革走弯路和出现反复，以最大程度降低改革的选择成本。
从时序上看，我国改革经历了初步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全面深化四个阶段。从空间上看，我国改革是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渐次展开过程，是从沿海到内地不断推进的过程。先易后难的改革逻辑，是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当代中国的改革没有任何成功模式作为参照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最初也没有取得改革成功的十足把握，“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改革需要探索的心理映射。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大国，只有改革才能赢得优势，而如果改革走了弯路甚至徘徊，那么其所带来的要素流失和机遇丧失等选择成本将是极其高昂的。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以对历史、民族、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站位，谋篇布局，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继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又一次全面部署改革的重要会议。与前三次会议不同的是，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
当前，制约我国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不够现代化。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赖于这两大问题的解决。
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在标志和根本保障，这一制度已经建立并显示出了其强大的政治威力和优越性，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依托完善的制度，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水平日渐提高，但在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与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博弈中，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可见，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兼有国家、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国家等特质于一体，既需要借鉴其他国家治理的先进经验，又需要立足实际另辟蹊径。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3]91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世界上尚未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论述都是预见性的。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过短，来不及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苏联在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上作过有益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最终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中国共产党在近70年的执政过程中，高度重视国家治理问题，创新了国家治理理论，丰富了国家治理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方案。但应清醒地认识到，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相比，与全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与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需要相比，我国的治理体系还很不完善，治理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过精辟的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作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推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3]104-105 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改革规律认识的深化，不仅理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而且为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提供了科学的理念支撑。
二、把握方向，谋之长远，化解改革制度风险
方向问题是决定改革性质和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颠覆性错误，不能在方向上有任何制度风险。只有坚持正确方向，才能确保改革的持续性，使新时代的改革永远在路上。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偏离了改革的正确方向，以至于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在政治民主化的喧嚣中权力失控，使社会财富在经济私有化的浪潮中中饱了投机者的私囊。失去了公有制经济、政治根基的国家政权如大厦之倾覆，人民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中茫然不知所措，郁闷彷徨而苦不堪言。中国近代以来改革的屡次失败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沉痛教训都证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掌控和化解改革风险，历史悲剧就会重演，届时，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一切最严重的后果都不可幸免。鉴于此，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把握正确方向，这正是改革取得成功的一大法宝。
对此，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67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他进一步指出：“说到底，就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3]72
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需要弄清楚谁在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这三個基本问题，只有围绕这三个问题探讨改革方向才能保持改革定力。“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3]68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我国改革的主体、目的和性质，为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首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最核心的是在改革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领导者，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都需要党在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推进理论创新。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完成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历史性壮举和伟业，保持全国一盘棋，做到令行禁止，促进改革利益最大化，使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都强调，改革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若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将劳而无功，若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将南辕北辙。历史和实践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僵化的社会主义老路在中国同样走不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选择并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改革开放又是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得以顺利推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因此而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工作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因而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其次，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朝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方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注重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4]103人民的期盼是我们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满足这种期盼是改革的根本落脚点，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如果改革的成果变成了少数人的红利，那就完全背离了改革的初心，即是失败的改革。
坚持朝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方向前进，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并不是搞平均主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正确理解公平的含义，在实践中既要重视结果公平，更要重视过程公平，而过程公平有赖于规则公平。过程和规则不公平，必然导致结果不公平。当然，即使过程和规则公平，但由于人们存在个体差异，如禀赋不同、努力程度不同等，最终也会出现结果不公平。所以，应从大局出发，在激发社会活力和体现社会公平二者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和最大公约数，解决好人民最根本、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让每个人都能以不同方式参与到改革中来，让每个人都能通过参与改革增加获得感。中共十八大以来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保障和改善民生，正是坚持这一改革方向的具体体现。
最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制度优势、方法科学、运行高效相得益彰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联系实际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最有力的诠释。 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涉及对两种经济体制的评价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把二者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下才能比较其利弊。在我国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必然性。一般情况下，计划经济在非常时期，如在战争和经济恢复时期是高效的，而市场经济在和平年代的经济发展时期是高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急待恢复，需要动用行政力量整合全社会资源，计划经济满足了这种需要。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对我国政治上打压、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试图扼杀新中国，为了保持经济独立，中国不能选择西方国家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苏联在1930年代中期经济高速增长，短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国家用100多年才走完的现代化历程，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的成功，为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标杆，起到了示范作用，这些国家在体制选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由于我国缺乏经济建设经验，更没有能力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了当时最现实的选择。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基础上，中国用较短时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再一次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威力。但是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计划经济抑制各种经济活动主体和生产要素活力的弊端日益显现，由此导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劣势日益明显。1960年代后期，虽然我们党认识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并提出了“以苏为鉴”，但党的领导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上存在偏差，致使我国长时期缺乏改革的动力和理论创新的勇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并于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著名论断，拉开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大幕。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看，这40年来，每隔10年中共中央都会对改革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初蓝图;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愿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更加深入人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但又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制度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中国道路”内涵的最好说明。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要把这一要求始终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同时还要贯穿到其他领域的改革中，使各方面的改革相互促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度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3]95
三、协同推进，统筹全盘，增强改革的整体效果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必须确立“全局一盘棋”的整体思维和宏观视野。
40年来，中国的改革按照从局部到全局的空间顺序渐次展开，中共十八大前，各领域改革虽都创造了不凡业绩，但体制机制弊端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困扰，治国理政仍然存在瓶颈约束。具体说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经济体制问题还有很多。粗放式发展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各地区、各部门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某些领域产能过剩和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并存;创新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偏低，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提高产值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金融风险对经济造成冲击的可能性依然很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竞争秩序还没有完全形成，经济活动主体的隐性壁垒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政府对市场存在越位或缺位现象，仍然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导致市场信号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状况，更不能满足稀缺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财税体制对优化产业结构的导向作用不够明显，难以形成对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的激励;金融体系制度还不够健全，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还不大。
其二，政治体制问题比较突出。政府职能交叉、重叠现象还比较严重，科学决策、民主管理、依法行政的效能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还没有形成，政治体制机制不合理和运作不规范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科学发展，而且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和人民对民主法治的高期待还很不适应。
其三，文化管理体制有待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欠账较多，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文化产业经营还不够规范，城乡文化共享机制亟待建立。
其四，社会管理体制相对落后。社会治理成本还相当高昂，社会治理效果还不能令人民满意，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太完善，各种社会组织活力还没有充分激发，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安全体系还不健全。近年来，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增加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互联网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使社会治理遇到许多始料不及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征地拆迁和农村人口的大量迁徙，加大了社会治理的压力。社会领域面临的这些新问题，靠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难以得到有效解決。只有不断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第一要务，从制度安排上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才能确保大局稳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五，生态文明体制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有待建立，特别是要针对地区生态问题，建立地方和领导干部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与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把保护生态环境变为人们的自觉行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3]74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这始终是中国改革的正向思维。改革先易后难，更要攻坚克难。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各领域的一般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涉及面广、配套性强的难啃的“硬骨头”。新旧问题交织、社会结构多元、利益格局复杂，是困扰当前我国改革的现实问题。改革越向纵深发展，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就越明显，深层次的体制弊端问题暴露得就越多，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领域，而每一个领域的改革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的积极回应。因此，深化改革不能执于一隅，必须统筹全盘，只有各领域改革协同推进、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强大合力，增强改革的整体效果。“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3]68
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我国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逐步深化新时代的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商事制度改革、金融体制和财税制度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等等。我国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最大范围地凝聚了改革力量，最大程度地释放了改革红利，使人民增强了获得感和幸福感，极大提振了改革信心。“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4]109
四、突出重点，大处落墨，提高改革的运作效率
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同推进各领域改革，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六个紧紧围绕”，即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体制改革。这“‘六个紧紧围绕’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3]93。
然而，协同推进不等于齐头并进，全面改革更不能一哄而起。改革任务越是艰巨越是需要突破重点领域，使改革重点发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改革形势越复杂越需要激活关键环节，以收到“一子落而全盘活”的效果。
从“六个紧紧围绕”可以看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每个领域的改革都作出了具体部署，选择了各自的突破口，可谓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在六大领域的改革中，重中之重的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经济领域改革的关键环节就是如何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3]93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3]95“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3]76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好在稀缺资源配置中谁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并不是要否定政府的职能，恰恰相反，乃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基本形式，也有利于构建政府生态系统。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古典经济学从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出发，认为依靠市场机制能够自发地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市场体系越完善，政府的作用越衰微。随着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市场自身的弊端只能通过政府行为来弥补。自凯恩斯之后，现代经济学提倡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但往往把其作用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在讨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时，我们必须应对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失灵现象的不可避免性这两个问题，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他影响因素：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过程，需要政府的参与和介入;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政府不可能置身事外;最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要以完善的市场体系为基础，而且要以健全的政府职能为前提。对我国来说，政府与市场的正确关系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当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政策上提供最大可能性。
为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应当进一步科学地定位政府职能：一是推动放任型政府向自律型政府转变，树立作风务实、组织精干、运行高效、决策民主的政府形象;二是推动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转变，确立通过制度安排和法律化形式来规范、引导市场的职能身份;三是推动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明确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弥补市场不足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活动的职能权限;四是推动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健全政府宏观调控、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等协调服务职能的充分激励和控制性管理职能的极严约束的职能方式。政府职能的精确定位，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有利于增强社会自主管理能力。正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中共十九大报告也要求，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1]。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其效益和效率最大化，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总之，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安排，使新时代的改革之路真正成为一条光明之路、长远之路、宽广之路、通畅之路，为今后的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明晰的政策，是当代中国改革战略的一个典范。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01）.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