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0月末的北京，已然深秋气象。北三环边上一幢写字楼里，一间约20平方米的屋子，一圈桌子，一位身着唐装的银发老者，十几个年轻人，相与围坐。年轻人轮流诵读《论語》各章节，然后自由讨论，最后由那位慈颜悦色、静静聆听的老者答疑解惑，延伸阐释。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有置身旧时私塾的感觉。
这样的“私塾”每周四晚准时进行，已持续了半年多。座中的老者，是清华大学教授钱逊。他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国学大师钱穆之子。
钱逊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乐于参加这类活动，并用当天课程中的“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解释说，人可以弘扬道，而且道是需要有人去弘扬的；但反过来，人讲道和弘扬道，最终目的并非是为了弘扬、抬高你个人。“我只想力所能及地做那个弘扬道的人，而非靠它来博取名利。”钱逊严肃地说。
读《论语》是学做人，而非学知识
不可否认，钱逊对儒学的喜爱和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他记忆中模糊不清的父亲的影响。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定居台湾的钱穆，曾在自家客厅为一众学子开班授课十余载，成就一段学林佳话。
钱逊1999年由清华退休后，同父亲一样孜孜于推广国学，于《论语》用力最勤。在钱逊眼中，《论语》是传统文化的根基，不但影响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还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情感。“现在经常讲的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儒学所提倡的最根本的人生价值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留下的名言，都在说明人要有一定的精神品质，要把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第一位。而这些精神、思想的源头都在《论语》。”
钱穆生前曾致信刚考上北京大学的孙女钱婉约，指导其读《论语》，称该书“涵义甚深，该反求诸己，配合当前所处的世界，逐一思考，则更可深得。重要当在自己做人上，即一字一句亦可终身受用无穷。”钱逊的观点与其父暗合。他告诉记者：“学《论语》，中心目的是学做人，而非学知识。其实，一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遇到问题，人们会重新回到源头发掘一些因素来解决继续发展的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现在大家感觉到的社会道德滑坡、功利主义等，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对经典的学习中断了太长时间，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从读《论语》入手，从义、群、和、礼、耻五个核心价值来学做人。”
钱逊把自己对《论语》的研究写成《论语浅解》一书。钱穆则在上世纪60年代著有《论语新解》。记者问起两书异同，钱逊连连摆手，“哪能跟父亲比。他的书是积大半生学术功力写就的；而《浅解》是我刚转到国学时所写，现在还在做很多修订。”
其实，钱逊在《论语》一些篇章的理解上，相比钱穆还是有一些新的阐发。比如“巧言令色，鲜矣仁”，钱穆认为非真情流露、有目的的巧言令色不是真正的仁，“务求巧言令色以悦人，非我心之真情善意，故曰‘鲜矣仁’。”钱逊则认为，“孔子这是从否定的方面来说明什么是仁。孔子反对花言巧语，说的多做的少，主张言行一致。”两人虽都认同“巧言令色，鲜矣仁”，但钱逊却将之拓开，联系到孔子的言行一致思想，是对钱穆理解的延伸和发展。
与父亲钱穆一别三十一载
对于父亲钱穆，钱逊在采访中极少主动提及。即使记者刻意问起，他也多以“不知道，不了解”作答，甚至干脆沉默以对。这其实并非回避问题，而正是因为坦诚——他跟父亲相处的时日的确太少了。
钱逊1933年出生于北平，是家中老三，上有哥哥钱拙、钱行，下有妹妹钱易、钱辉。当时，钱穆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处任教，潜心学术的他难得回家一次，所以很少有时间照顾到他们兄妹。家中一切事务，均由母亲张一贯料理。
张一贯出身苏州一富裕家庭，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新女性。1929年，28岁的她嫁给了刚刚遭遇子丧妻殁、时年34岁的钱穆，从此顽强地扮演起亦父亦母的角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等校内迁，钱穆只身随校南下，辗转至云南在西南联大任教。张一贯则携子女仍留北平，本来准备稍后再伺机西行，与钱穆会合。未料战事不断扩大，终于未能如愿。1939年，她带着子女，退回故乡苏州。
抗战胜利后，钱穆回到家乡无锡，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终与妻儿团聚。钱逊回忆说，钱穆大半时间总在书房里看书写作，接待客人。对于陌生的父亲，子女们更多的是一种敬畏。“我每次外出，必须经过父亲书房。我总要小心翼翼，因为父亲书房外走廊上铺地的方砖，因时间悠久，有些松动，踩上去就会发出响声。我怕给父亲知道了不让玩，而要我回房读书。”
在钱逊为数不多的关于父亲的记忆中，还有件事比较特别，父子的渐行渐远似乎早已在此埋下伏笔。“当时，南京有个苏联大使馆文化处，你只要写封信，文化处就会免费送书。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结果给我寄回两本《列宁文选》。父亲看到，就把我叫到书房里，说你不要看这些书，然后拿了一本《曾国藩家书》，说你应该看看这个。这时，我已经觉得在思想上和父亲产生了距离。”
疏于和子女沟通的钱穆不知，钱氏兄弟三人此时都已接受革命思想，参加学生运动。钱逊在1949年初秘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
钱逊的母亲非常开明，非但没有阻拦儿子参加学生运动，反而会尽量给予保护。“临解放前，我们的一个同学被国民党抓走了，大家都很紧张。母亲就给我们找了个地方，还给几块大洋让我们躲了几天。”
1949年，中华大地酝酿着重大变化，这一年，对钱穆父子来说，有着特殊的意味。钱穆只身南下，至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从此开始孤悬海外的后半生。16岁的钱逊则从苏州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北上求学。父子二人都不曾想到，这一别就是31年。
直到1980年，钱逊和家人才得以在香港与85岁高龄的父亲钱穆短暂相聚。 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非对立
1952年，钱逊在清华历史系大三結束时，由于院系调整，被分派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一年后，他从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回清华大学教书。
“很长一段时间，我所从事的马列教学是和父亲学术相对立的，所以海外有这样的说法：钱先生在大陆有一个孩子和他唱对台戏。”钱逊轻描淡写地讲述这段经历。“教马列和我的价值观是一致的，直到现在这个信仰也没有改变。我1949年入团，1952年入党。上级在抽调学生时都是选择在政治上积极上进的，所以把我调去学这个，教这个。”
其实在1949年，钱穆曾从香港来信，希望孩子们到海外学习。兄弟3人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社论，文中写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他们受这篇社论影响，认为父亲逃至香港是不爱国行为，革命青年岂能走这条路？于是回信断然拒绝了父亲，还附上那篇剪报。
记者问钱逊，今日回过头，如何再看当初这个选择。他平静地说：“当时，我们兄弟几个已经走上了革命这条路；而且对父亲的学术没有真正的了解，其实自己很难做出独立的判断。”
钱逊在马列主义讲台上一站就是20多年。直到改革开放，人们才开始重新认识传统文化。1982年，清华大学建立文史教研组，钱逊被调去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而那时他也已年近50。每每谈及此，钱逊都会说：“在这个领域，我属于后进者。”
在钱逊看来，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文化立足于什么基础上继续往前走的问题。“100多年来，对中西文化关系有过颇多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我们的文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在几千年传统文化基础上往前走，还是要另辟新路？我的答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升华，不断更新。文化其实就像一棵大树，可能会遭遇灾害需要治疗，可能营养不足需要施肥，但不能把这棵树砍了再换另外一棵树，它总要在自己的根上发展。台湾阿里山有一棵三代树，第一代树完全枯死了，在它的根上长出了第二代，后来第二代也枯死了，又长出第三代，不管如何，这棵树始终在它原有的老根上成长。文化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总是需要在原有根本上，或者说在自己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发展。”
从马列到国学的转变看似突然，但钱逊认为并非如此。“我30年学马列、教马列，又回到传统文化上，是不是就抛弃马克思主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非对立，应该把二者相结合。所以我对我一生这两段，都不后悔，都不否定。”这也正是其父钱穆一生所秉持的大历史观，“不肆意地割裂历史、抛弃传统，对待自己的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
在钱逊2012年出版的《〈论语〉讲义》中，他将人类面对的问题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认识和改造自然，二是认识和改造社会，三是认识人生和安身立命。“马克思主义主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儒学主要回答第三个问题，这样二者就形成了互补的功能。”
走过80多年风雨人生，不难看出，钱逊的每一次选择，都带有时代的深刻烙印。他和父亲钱穆一样，一生都在寻觅解决社会问题的良药。不同的是，钱穆坚定地在历史和学术中独立探求；而钱逊则紧跟着国家的步伐，谨慎摸索。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的大方向是自己定不了的，它是由时代决定的，你永远跳不出时代的墙。”
这样的“私塾”每周四晚准时进行，已持续了半年多。座中的老者，是清华大学教授钱逊。他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国学大师钱穆之子。
钱逊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乐于参加这类活动，并用当天课程中的“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解释说，人可以弘扬道，而且道是需要有人去弘扬的；但反过来，人讲道和弘扬道，最终目的并非是为了弘扬、抬高你个人。“我只想力所能及地做那个弘扬道的人，而非靠它来博取名利。”钱逊严肃地说。
读《论语》是学做人，而非学知识
不可否认，钱逊对儒学的喜爱和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他记忆中模糊不清的父亲的影响。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定居台湾的钱穆，曾在自家客厅为一众学子开班授课十余载，成就一段学林佳话。
钱逊1999年由清华退休后，同父亲一样孜孜于推广国学，于《论语》用力最勤。在钱逊眼中，《论语》是传统文化的根基，不但影响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还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情感。“现在经常讲的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儒学所提倡的最根本的人生价值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留下的名言，都在说明人要有一定的精神品质，要把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第一位。而这些精神、思想的源头都在《论语》。”
钱穆生前曾致信刚考上北京大学的孙女钱婉约，指导其读《论语》，称该书“涵义甚深，该反求诸己，配合当前所处的世界，逐一思考，则更可深得。重要当在自己做人上，即一字一句亦可终身受用无穷。”钱逊的观点与其父暗合。他告诉记者：“学《论语》，中心目的是学做人，而非学知识。其实，一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遇到问题，人们会重新回到源头发掘一些因素来解决继续发展的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现在大家感觉到的社会道德滑坡、功利主义等，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对经典的学习中断了太长时间，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从读《论语》入手，从义、群、和、礼、耻五个核心价值来学做人。”
钱逊把自己对《论语》的研究写成《论语浅解》一书。钱穆则在上世纪60年代著有《论语新解》。记者问起两书异同，钱逊连连摆手，“哪能跟父亲比。他的书是积大半生学术功力写就的；而《浅解》是我刚转到国学时所写，现在还在做很多修订。”
其实，钱逊在《论语》一些篇章的理解上，相比钱穆还是有一些新的阐发。比如“巧言令色，鲜矣仁”，钱穆认为非真情流露、有目的的巧言令色不是真正的仁，“务求巧言令色以悦人，非我心之真情善意，故曰‘鲜矣仁’。”钱逊则认为，“孔子这是从否定的方面来说明什么是仁。孔子反对花言巧语，说的多做的少，主张言行一致。”两人虽都认同“巧言令色，鲜矣仁”，但钱逊却将之拓开，联系到孔子的言行一致思想，是对钱穆理解的延伸和发展。
与父亲钱穆一别三十一载
对于父亲钱穆，钱逊在采访中极少主动提及。即使记者刻意问起，他也多以“不知道，不了解”作答，甚至干脆沉默以对。这其实并非回避问题，而正是因为坦诚——他跟父亲相处的时日的确太少了。
钱逊1933年出生于北平，是家中老三，上有哥哥钱拙、钱行，下有妹妹钱易、钱辉。当时，钱穆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处任教，潜心学术的他难得回家一次，所以很少有时间照顾到他们兄妹。家中一切事务，均由母亲张一贯料理。
张一贯出身苏州一富裕家庭，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新女性。1929年，28岁的她嫁给了刚刚遭遇子丧妻殁、时年34岁的钱穆，从此顽强地扮演起亦父亦母的角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等校内迁，钱穆只身随校南下，辗转至云南在西南联大任教。张一贯则携子女仍留北平，本来准备稍后再伺机西行，与钱穆会合。未料战事不断扩大，终于未能如愿。1939年，她带着子女，退回故乡苏州。
抗战胜利后，钱穆回到家乡无锡，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终与妻儿团聚。钱逊回忆说，钱穆大半时间总在书房里看书写作，接待客人。对于陌生的父亲，子女们更多的是一种敬畏。“我每次外出，必须经过父亲书房。我总要小心翼翼，因为父亲书房外走廊上铺地的方砖，因时间悠久，有些松动，踩上去就会发出响声。我怕给父亲知道了不让玩，而要我回房读书。”
在钱逊为数不多的关于父亲的记忆中，还有件事比较特别，父子的渐行渐远似乎早已在此埋下伏笔。“当时，南京有个苏联大使馆文化处，你只要写封信，文化处就会免费送书。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结果给我寄回两本《列宁文选》。父亲看到，就把我叫到书房里，说你不要看这些书，然后拿了一本《曾国藩家书》，说你应该看看这个。这时，我已经觉得在思想上和父亲产生了距离。”
疏于和子女沟通的钱穆不知，钱氏兄弟三人此时都已接受革命思想，参加学生运动。钱逊在1949年初秘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
钱逊的母亲非常开明，非但没有阻拦儿子参加学生运动，反而会尽量给予保护。“临解放前，我们的一个同学被国民党抓走了，大家都很紧张。母亲就给我们找了个地方，还给几块大洋让我们躲了几天。”
1949年，中华大地酝酿着重大变化，这一年，对钱穆父子来说，有着特殊的意味。钱穆只身南下，至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从此开始孤悬海外的后半生。16岁的钱逊则从苏州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北上求学。父子二人都不曾想到，这一别就是31年。
直到1980年，钱逊和家人才得以在香港与85岁高龄的父亲钱穆短暂相聚。 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非对立
1952年，钱逊在清华历史系大三結束时，由于院系调整，被分派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一年后，他从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回清华大学教书。
“很长一段时间，我所从事的马列教学是和父亲学术相对立的，所以海外有这样的说法：钱先生在大陆有一个孩子和他唱对台戏。”钱逊轻描淡写地讲述这段经历。“教马列和我的价值观是一致的，直到现在这个信仰也没有改变。我1949年入团，1952年入党。上级在抽调学生时都是选择在政治上积极上进的，所以把我调去学这个，教这个。”
其实在1949年，钱穆曾从香港来信，希望孩子们到海外学习。兄弟3人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社论，文中写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他们受这篇社论影响，认为父亲逃至香港是不爱国行为，革命青年岂能走这条路？于是回信断然拒绝了父亲，还附上那篇剪报。
记者问钱逊，今日回过头，如何再看当初这个选择。他平静地说：“当时，我们兄弟几个已经走上了革命这条路；而且对父亲的学术没有真正的了解，其实自己很难做出独立的判断。”
钱逊在马列主义讲台上一站就是20多年。直到改革开放，人们才开始重新认识传统文化。1982年，清华大学建立文史教研组，钱逊被调去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而那时他也已年近50。每每谈及此，钱逊都会说：“在这个领域，我属于后进者。”
在钱逊看来，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文化立足于什么基础上继续往前走的问题。“100多年来，对中西文化关系有过颇多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我们的文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在几千年传统文化基础上往前走，还是要另辟新路？我的答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升华，不断更新。文化其实就像一棵大树，可能会遭遇灾害需要治疗，可能营养不足需要施肥，但不能把这棵树砍了再换另外一棵树，它总要在自己的根上发展。台湾阿里山有一棵三代树，第一代树完全枯死了，在它的根上长出了第二代，后来第二代也枯死了，又长出第三代，不管如何，这棵树始终在它原有的老根上成长。文化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总是需要在原有根本上，或者说在自己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发展。”
从马列到国学的转变看似突然，但钱逊认为并非如此。“我30年学马列、教马列，又回到传统文化上，是不是就抛弃马克思主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非对立，应该把二者相结合。所以我对我一生这两段，都不后悔，都不否定。”这也正是其父钱穆一生所秉持的大历史观，“不肆意地割裂历史、抛弃传统，对待自己的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
在钱逊2012年出版的《〈论语〉讲义》中，他将人类面对的问题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认识和改造自然，二是认识和改造社会，三是认识人生和安身立命。“马克思主义主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儒学主要回答第三个问题，这样二者就形成了互补的功能。”
走过80多年风雨人生，不难看出，钱逊的每一次选择，都带有时代的深刻烙印。他和父亲钱穆一样，一生都在寻觅解决社会问题的良药。不同的是，钱穆坚定地在历史和学术中独立探求；而钱逊则紧跟着国家的步伐，谨慎摸索。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的大方向是自己定不了的，它是由时代决定的，你永远跳不出时代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