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阜阳市博物馆馆藏印章丰富，本文选取金、元、清三代部分印章，对其质地、尺寸以及印文内容中涉及的相关制度加以考述。
关键词：阜阳市博物馆;金代;元代;清代;印章
金代印章
图1，金“副统之印”
铜质，方形座，矩形钮，馆藏三级文物。印台边长6.49×6.29、通高4.28厘米，印面九叠篆刻“副统之印”四字，两侧面刻有“天兴元年十一月日行”和“六部造副统印”，钮顶刻“上”字。此方“副统之印”为官印，金代的军职起初由都元帅府总揽军政权力，后改为尚书省和枢密院并立文武。地方最高武官为“五京留守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其下为府尹兼都总管，州一级武官为节度使。此外还在边境区域设招讨司与统军司。本印即是统军司副官之印，据《金史·兵志》：“宣宗元光间（1222—1223），时招义军三十人为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副统为都统之属官，统领军众二千四百人。此方官印为了解金代军队的职官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官印上的文字虽少，却是当时金朝官府所遗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对于研究金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
金代初期之官印，因朝廷忙于战事，无暇顾及颁造官印之事，所以一度沿用从辽、宋缴获的官印，出现了辽、宋官印杂用的现象。金代中期之官印铸造较为精细，外观比较平整，印文条理分明、结构规整。金代后期则出现官印的衰退败落迹象，当时，金政权既要面对蒙古的壮大和扩张，又要平复内部的各种矛盾，政治上一团乱麻，波及到官印的铸造也无暇顾及，以至从中央到地方，都各自擅造官印，陷入了完全混乱的状态。
元代印章
图2-1，元银铤形押印
铜质，钟形座，鼻形钮，馆藏三级文物。印台边长6.49×6.29、通高4.28厘米，印面凿刻蒙古文字（八思巴文），属于八思巴押印。押印始于宋代，流行于元代。“押”指在文字、契约上签的字或画的符号，押印是一种具有征信作用的凭据。元人入主中原后，对于许多不识汉字和不写汉字的蒙古人、色目人，押印便广泛流行;经过不断发展，押印的形状多种多样。八思巴文进入民间押印的时间要比其他押印更晚，并有将八思巴文篆化的趋势，追求字体和印章的完美融合。[2]
图2-2，元“大吉兴”圆形押印
铜质，圆形座，鼻钮，馆藏三级文物。印台直径1.8、通高1.55厘米，印面两侧刻“大吉兴”，中间刻八思巴文，属于吉语印，也是八思巴押印。这种将汉字与蒙古文字结合成印的形式，是元代押印的显著特点。吉语印是用来表达祝愿和寄托生活美好的，多将“吉祥”“康宁”“永福”等入印，以求美好吉利。吉语印始于战国，历代沿用，并逐渐发展成为闲文印。元代吉语印大行其道，此为少数民族深受汉人印章影响的明证。[3]
元代押印大体沿袭宋代押印并有所演化。元初押印创作，仅仅将花书押字刻为花押印，此后逐渐添加边框，早先是由上而下，后来加上字框，再或添加圆形或几何图形边框，使押印更符合印章规制。元代中期，押印不仅只是凿刻姓名，更逐步变化为一种特定符号，其主因在于多数蒙古人不识更不会写汉字。元代押印广泛存在于官方和民间，在公文契约、民间吉语印中都有使用。其不但单独成印，而且与楷书、八思巴文、图像相结合，可以说极大地丰富和扩大了押印的使用范围。
清代印章
图3-1，清吴文堂鎏金印
铜质，方形座，兽钮，鎏金（部分脱落），馆藏三级文物。印台边长3.51×3.5、通高6.1厘米，印面刻“吴文堂印”四字。此印兽应为神兽天禄，古人认为这种神兽似鹿而长尾，一角者为天禄，二角者为辟邪，可攘除灾难、永安百禄。后人将其与“天命”“禄位”相联系，寄托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4]
图3-2，清《赤壁赋》全文牛角印
牛角质，长方形座，馆藏三级文物。印台边长4.9×3.6、通高4.9厘米，印面刻有《赤壁赋》全文，也叫诗文印，其边框有花纹装饰。此印雕刻细致精美，体现出清代篆刻技艺的进步与发展。诗文印是专指刻整篇诗词或文章于一印的。此外，还有将全文（诗）分为若干词句，各刻一印，合成一谱的。《赤壁赋》为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所创，全赋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很高，更对后世之文学创作影响深远。[5]
清代尽管是满族人统治中国，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沿袭明制，反映在印章艺术上，也是直接继承明代的艺术风范而各自发展，产生过一些著名的篆刻艺术流派和一大批有名的篆刻艺术家，从而使自明代兴起的篆刻艺术之风，得到充分的发展。
清代私印是当时印章艺术蓬勃发展的辉煌领域，可谓名家辈出、成果显著，对我国印章艺术具有里程碑意义。其特点可概括为：一、内容丰富，所涉内容题材遍及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在书画、诗词、闲章等方面分布广泛;二、形式多样，将形式、内容与艺术审美相结合，并不断寻求新的突破与发展;三、工艺精细，契合当时现实需求，选材、制造、拓印、雕刻等方面，都有极大的进步，表现得更加精美细致;四、名家辈出，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在中国印章发展史上是一个灿烂发展时期。
（作者时煜森，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硕士，阜阳市文物管理中心助理馆员，主要从事考古和文物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古代官印集[M].哈爾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53;
[2]阎峻.篆刻艺术[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4;
[3]赵芳编著.中国古代篆刻[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45;
[4]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考古论集2[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153;
[5]林乾良.印文化概说[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226。
关键词：阜阳市博物馆;金代;元代;清代;印章
金代印章
图1，金“副统之印”
铜质，方形座，矩形钮，馆藏三级文物。印台边长6.49×6.29、通高4.28厘米，印面九叠篆刻“副统之印”四字，两侧面刻有“天兴元年十一月日行”和“六部造副统印”，钮顶刻“上”字。此方“副统之印”为官印，金代的军职起初由都元帅府总揽军政权力，后改为尚书省和枢密院并立文武。地方最高武官为“五京留守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其下为府尹兼都总管，州一级武官为节度使。此外还在边境区域设招讨司与统军司。本印即是统军司副官之印，据《金史·兵志》：“宣宗元光间（1222—1223），时招义军三十人为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副统为都统之属官，统领军众二千四百人。此方官印为了解金代军队的职官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官印上的文字虽少，却是当时金朝官府所遗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对于研究金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
金代初期之官印，因朝廷忙于战事，无暇顾及颁造官印之事，所以一度沿用从辽、宋缴获的官印，出现了辽、宋官印杂用的现象。金代中期之官印铸造较为精细，外观比较平整，印文条理分明、结构规整。金代后期则出现官印的衰退败落迹象，当时，金政权既要面对蒙古的壮大和扩张，又要平复内部的各种矛盾，政治上一团乱麻，波及到官印的铸造也无暇顾及，以至从中央到地方，都各自擅造官印，陷入了完全混乱的状态。
元代印章
图2-1，元银铤形押印
铜质，钟形座，鼻形钮，馆藏三级文物。印台边长6.49×6.29、通高4.28厘米，印面凿刻蒙古文字（八思巴文），属于八思巴押印。押印始于宋代，流行于元代。“押”指在文字、契约上签的字或画的符号，押印是一种具有征信作用的凭据。元人入主中原后，对于许多不识汉字和不写汉字的蒙古人、色目人，押印便广泛流行;经过不断发展，押印的形状多种多样。八思巴文进入民间押印的时间要比其他押印更晚，并有将八思巴文篆化的趋势，追求字体和印章的完美融合。[2]
图2-2，元“大吉兴”圆形押印
铜质，圆形座，鼻钮，馆藏三级文物。印台直径1.8、通高1.55厘米，印面两侧刻“大吉兴”，中间刻八思巴文，属于吉语印，也是八思巴押印。这种将汉字与蒙古文字结合成印的形式，是元代押印的显著特点。吉语印是用来表达祝愿和寄托生活美好的，多将“吉祥”“康宁”“永福”等入印，以求美好吉利。吉语印始于战国，历代沿用，并逐渐发展成为闲文印。元代吉语印大行其道，此为少数民族深受汉人印章影响的明证。[3]
元代押印大体沿袭宋代押印并有所演化。元初押印创作，仅仅将花书押字刻为花押印，此后逐渐添加边框，早先是由上而下，后来加上字框，再或添加圆形或几何图形边框，使押印更符合印章规制。元代中期，押印不仅只是凿刻姓名，更逐步变化为一种特定符号，其主因在于多数蒙古人不识更不会写汉字。元代押印广泛存在于官方和民间，在公文契约、民间吉语印中都有使用。其不但单独成印，而且与楷书、八思巴文、图像相结合，可以说极大地丰富和扩大了押印的使用范围。
清代印章
图3-1，清吴文堂鎏金印
铜质，方形座，兽钮，鎏金（部分脱落），馆藏三级文物。印台边长3.51×3.5、通高6.1厘米，印面刻“吴文堂印”四字。此印兽应为神兽天禄，古人认为这种神兽似鹿而长尾，一角者为天禄，二角者为辟邪，可攘除灾难、永安百禄。后人将其与“天命”“禄位”相联系，寄托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4]
图3-2，清《赤壁赋》全文牛角印
牛角质，长方形座，馆藏三级文物。印台边长4.9×3.6、通高4.9厘米，印面刻有《赤壁赋》全文，也叫诗文印，其边框有花纹装饰。此印雕刻细致精美，体现出清代篆刻技艺的进步与发展。诗文印是专指刻整篇诗词或文章于一印的。此外，还有将全文（诗）分为若干词句，各刻一印，合成一谱的。《赤壁赋》为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所创，全赋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很高，更对后世之文学创作影响深远。[5]
清代尽管是满族人统治中国，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沿袭明制，反映在印章艺术上，也是直接继承明代的艺术风范而各自发展，产生过一些著名的篆刻艺术流派和一大批有名的篆刻艺术家，从而使自明代兴起的篆刻艺术之风，得到充分的发展。
清代私印是当时印章艺术蓬勃发展的辉煌领域，可谓名家辈出、成果显著，对我国印章艺术具有里程碑意义。其特点可概括为：一、内容丰富，所涉内容题材遍及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在书画、诗词、闲章等方面分布广泛;二、形式多样，将形式、内容与艺术审美相结合，并不断寻求新的突破与发展;三、工艺精细，契合当时现实需求，选材、制造、拓印、雕刻等方面，都有极大的进步，表现得更加精美细致;四、名家辈出，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在中国印章发展史上是一个灿烂发展时期。
（作者时煜森，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硕士，阜阳市文物管理中心助理馆员，主要从事考古和文物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古代官印集[M].哈爾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53;
[2]阎峻.篆刻艺术[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4;
[3]赵芳编著.中国古代篆刻[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45;
[4]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考古论集2[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153;
[5]林乾良.印文化概说[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