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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散步归来，见妻急匆匆地下楼上班。她远远地回头，抬起左胳膊(因她右胳膊患病)向我招招手，我也向她招招手。
这一招一摇，触动了我的心。妻说：“这么多年，不是我送你，就是你送我。”是啊，结婚4 O年来，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屈指可数，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无数次分离与相聚的相互招手中度过的。
新婚后“招手”在山西
“去了太原，记住先往回写信啊!”这是妻第一次向我招手告别时嘱咐的话。她生下女儿四五十天，患病躺在床上，我带着行李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工作。那是1963年冬天。我们是在山西省左权县委机关举行的婚礼，婚后，我们在县城也没个“窝”。妻住学校，我住机关，各忙各的工作。后来组织上调我去太原，我服从，妻也支持。临别时，没有难舍难分的滋味，也没说过缠缠绵绵的话，只记住“先往回写信”这一句。到太原的第二天，我就给妻写了封信。后来听说，妻收到信后，边看边流泪，奶水更少了。如今提起这事，妻说：“那时惦记你一人在外，人地两生，受罪!”
从左权到太原，从太原到左权的汽车、火车，我记不清往返多少次。每隔一年半载，我就回家探亲一次。说是探亲，更像“打游击”，不是“随军家属”，而是“随教家属”。妻当教师，一会儿在县城小学，一会儿下放到山村小学。我探亲时，带着孩子住在学校的小屋里。有时我的假期满了，还想多住几天，妻总是催我上路。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才明白妻的好意。“怕你舍不开家，误了个人前途!”妻说。又一次，我回家探亲，妻到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我去看望她。稍坐片刻，她忙着去抬土，站在大坝上朝我招手说：“你先回家，过几天我回去送你。”我在家耐着性子等了一周，不见妻回来，才狠狠心坐车返回单位。事后，妻满怀歉意地解释说：“工地忙，别人都不请假，我也不想落人后!”
后来，我被派到大寨任常驻记者。隔几个月，妻从老家来探亲，住接待站。那时，我白天下地与大寨人一同劳动，夜里赶写稿件，妻住不了三五天就念着走，我留她多住几天，她说：“学生等着我上课呢!”一早起来，她步行10多里地到昔阳县城坐汽车返回左权县。
1970年秋天，妻调到昔阳县工作，分配在大寨附近的金石坡村当教师。虽离家近了，但我吃住在大寨接待站，整日里忙着写稿，往来在北京至大寨的路上送稿，顾不上分担家务。妻带着3个孩子，一边教书，一边做饭，累得够呛。她带的班级年年获得全学区的第一，她本人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妻对农民的孩子手把手地教写字，反而对自己孩子的学习不怎么关心。儿子说：“小时候，没沾过做老师孩子的便宜，倒是挨了妈妈不少巴掌!”那几年，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妻还要照顾家里，十分辛苦。
中年“招手”在首都
1980年，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转折，全家迁居北京。我忙着搬家，办户口，分房子。刚安顿下来，我就接到报社外出采访的新任务。那时来京没家底，粮不够吃，钱不够花，饭碗里肉块块也少，有时过节炒几个鸡蛋，几个孩子你几口他几口就光了，盘子里只剩下点蛋沫，岳母舍不得洗掉，还伸出舌头舔舔。我目睹后，心里一阵酸痛。妻笑着安慰我说：“不要愁，面包会有的!”她的乐观给了我安慰和鼓励。
1981年元旦这天，也就是我们结婚18周年，全家人欢天喜地聚在一起共进“家宴”，同时也为我即将赴边远的陕西商洛山区采访送行。那时，别人都赶着回家团圆，我却要离家去采访。临别，妻送我下楼，站在楼门口向我招手说：“再见!”我走到拐弯处，回头一看，妻还在呼呼的寒风中站着。
从此，妻开始了送我远征采访的生活。她招手送我上黑龙江，送我下广州，送我去云南，送我赴广西，最难忘的是她招手送我到新疆。那次天热出发，天冷归来，一走3个月，书信往来慢，电话又不通，牵肠挂肚，日思夜念。我在戈壁滩上翻了一次车，不敢告诉家里，怕她着急。等我返京，第一眼看到妻，她的脸累瘦了一圈。她一只胳膊上生了一个大疖子，开过几次刀，脓血不止，疼痛难忍，但天天照常上班。因为她刚到北京工作，不甘人后，每天提前上班，打水、擦地，样样抢在前。加上生活营养不足，大热天里闹出一场病来。
壮年“招手”在国门口
有苦也有甜，经过几年奋斗，妻进步不小，后来到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司办公室工作，并提升为处长，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工作忙，肩上担子重，她每天早7点准时出门，下班晚了就挤公车回家。那段时间，她上班比我走得早，常常是我早晨出去散步，她去上班，偶尔碰见，她就远远地向我招招手。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镜头。
1989年，妻第一次出国。她到英国、加拿大参加人力资源培训班。临行，我送她到机场。一切手续办理完毕，我目送她的背影缓缓走向候机室的最后一道门，她扭过头向我点头、招手，我也朝她点头、招手，暗暗祝愿她一路平安。妻飞往异国他乡，我在家里书桌上每天翻过一页日历，直翻了21页，她回国的日子到了。那天，我早早地到机场接她。妻刚走出机舱，没来得及提取行李，就背着小包跑到候机室门口。我们远远地望见了，习惯地招招手，她脸上的笑容告诉我：安全回来了，你放心吧。
从此，我也开始了送妻远征出差的新生活。我招手送她去昆明，送她去大连，送她到福建，送她第二次出国。她国内国外来来往往，我留在家“值班”。对于我这个“几十年吃招待所饭，睡宾馆床，坐小车”的人，料理家务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从头学买菜、做饭、洗衣，学待客、教子，“记者郎”变成了“管家婆”。有一天，妻出差回来，见阳台上晒着刚洗过的衣服，锅里熬了甜甜的绿豆汤，室内打扫得干干净净，地上还洒着清水，她拍着双手高兴地说：“谢谢你!”而在我看来，这只是我对妻的一种补偿。
我和妻这对“招手”夫妻：谁也没有要求对方为自己牺牲，谁也没有单纯依赖谁。我们是夫妻，是同志，互相支持，互相关心，共同走过了40余年风风雨雨。
这一招一摇，触动了我的心。妻说：“这么多年，不是我送你，就是你送我。”是啊，结婚4 O年来，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屈指可数，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无数次分离与相聚的相互招手中度过的。
新婚后“招手”在山西
“去了太原，记住先往回写信啊!”这是妻第一次向我招手告别时嘱咐的话。她生下女儿四五十天，患病躺在床上，我带着行李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工作。那是1963年冬天。我们是在山西省左权县委机关举行的婚礼，婚后，我们在县城也没个“窝”。妻住学校，我住机关，各忙各的工作。后来组织上调我去太原，我服从，妻也支持。临别时，没有难舍难分的滋味，也没说过缠缠绵绵的话，只记住“先往回写信”这一句。到太原的第二天，我就给妻写了封信。后来听说，妻收到信后，边看边流泪，奶水更少了。如今提起这事，妻说：“那时惦记你一人在外，人地两生，受罪!”
从左权到太原，从太原到左权的汽车、火车，我记不清往返多少次。每隔一年半载，我就回家探亲一次。说是探亲，更像“打游击”，不是“随军家属”，而是“随教家属”。妻当教师，一会儿在县城小学，一会儿下放到山村小学。我探亲时，带着孩子住在学校的小屋里。有时我的假期满了，还想多住几天，妻总是催我上路。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才明白妻的好意。“怕你舍不开家，误了个人前途!”妻说。又一次，我回家探亲，妻到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我去看望她。稍坐片刻，她忙着去抬土，站在大坝上朝我招手说：“你先回家，过几天我回去送你。”我在家耐着性子等了一周，不见妻回来，才狠狠心坐车返回单位。事后，妻满怀歉意地解释说：“工地忙，别人都不请假，我也不想落人后!”
后来，我被派到大寨任常驻记者。隔几个月，妻从老家来探亲，住接待站。那时，我白天下地与大寨人一同劳动，夜里赶写稿件，妻住不了三五天就念着走，我留她多住几天，她说：“学生等着我上课呢!”一早起来，她步行10多里地到昔阳县城坐汽车返回左权县。
1970年秋天，妻调到昔阳县工作，分配在大寨附近的金石坡村当教师。虽离家近了，但我吃住在大寨接待站，整日里忙着写稿，往来在北京至大寨的路上送稿，顾不上分担家务。妻带着3个孩子，一边教书，一边做饭，累得够呛。她带的班级年年获得全学区的第一，她本人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妻对农民的孩子手把手地教写字，反而对自己孩子的学习不怎么关心。儿子说：“小时候，没沾过做老师孩子的便宜，倒是挨了妈妈不少巴掌!”那几年，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妻还要照顾家里，十分辛苦。
中年“招手”在首都
1980年，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转折，全家迁居北京。我忙着搬家，办户口，分房子。刚安顿下来，我就接到报社外出采访的新任务。那时来京没家底，粮不够吃，钱不够花，饭碗里肉块块也少，有时过节炒几个鸡蛋，几个孩子你几口他几口就光了，盘子里只剩下点蛋沫，岳母舍不得洗掉，还伸出舌头舔舔。我目睹后，心里一阵酸痛。妻笑着安慰我说：“不要愁，面包会有的!”她的乐观给了我安慰和鼓励。
1981年元旦这天，也就是我们结婚18周年，全家人欢天喜地聚在一起共进“家宴”，同时也为我即将赴边远的陕西商洛山区采访送行。那时，别人都赶着回家团圆，我却要离家去采访。临别，妻送我下楼，站在楼门口向我招手说：“再见!”我走到拐弯处，回头一看，妻还在呼呼的寒风中站着。
从此，妻开始了送我远征采访的生活。她招手送我上黑龙江，送我下广州，送我去云南，送我赴广西，最难忘的是她招手送我到新疆。那次天热出发，天冷归来，一走3个月，书信往来慢，电话又不通，牵肠挂肚，日思夜念。我在戈壁滩上翻了一次车，不敢告诉家里，怕她着急。等我返京，第一眼看到妻，她的脸累瘦了一圈。她一只胳膊上生了一个大疖子，开过几次刀，脓血不止，疼痛难忍，但天天照常上班。因为她刚到北京工作，不甘人后，每天提前上班，打水、擦地，样样抢在前。加上生活营养不足，大热天里闹出一场病来。
壮年“招手”在国门口
有苦也有甜，经过几年奋斗，妻进步不小，后来到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司办公室工作，并提升为处长，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工作忙，肩上担子重，她每天早7点准时出门，下班晚了就挤公车回家。那段时间，她上班比我走得早，常常是我早晨出去散步，她去上班，偶尔碰见，她就远远地向我招招手。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镜头。
1989年，妻第一次出国。她到英国、加拿大参加人力资源培训班。临行，我送她到机场。一切手续办理完毕，我目送她的背影缓缓走向候机室的最后一道门，她扭过头向我点头、招手，我也朝她点头、招手，暗暗祝愿她一路平安。妻飞往异国他乡，我在家里书桌上每天翻过一页日历，直翻了21页，她回国的日子到了。那天，我早早地到机场接她。妻刚走出机舱，没来得及提取行李，就背着小包跑到候机室门口。我们远远地望见了，习惯地招招手，她脸上的笑容告诉我：安全回来了，你放心吧。
从此，我也开始了送妻远征出差的新生活。我招手送她去昆明，送她去大连，送她到福建，送她第二次出国。她国内国外来来往往，我留在家“值班”。对于我这个“几十年吃招待所饭，睡宾馆床，坐小车”的人，料理家务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从头学买菜、做饭、洗衣，学待客、教子，“记者郎”变成了“管家婆”。有一天，妻出差回来，见阳台上晒着刚洗过的衣服，锅里熬了甜甜的绿豆汤，室内打扫得干干净净，地上还洒着清水，她拍着双手高兴地说：“谢谢你!”而在我看来，这只是我对妻的一种补偿。
我和妻这对“招手”夫妻：谁也没有要求对方为自己牺牲，谁也没有单纯依赖谁。我们是夫妻，是同志，互相支持，互相关心，共同走过了40余年风风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