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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安徽巢湖的老郑越来越习惯北京的生活了。这个38岁的中年人用一句话概括了他来北京10年的感受：“北京越来越亲切，抓钱也越来越容易了。”另外一些与老郑有相似经历的农民工也表明了同样的想法。
真想报复社会
1996年国庆前夕，有着一段老郑至今无法忘记的痛苦经历。操着一口略带南方口音普通话的老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使劲地甩掉了手中只吸了一半的香烟，“说老实话，当时啊，真想报复社会。”
1995年4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地方法规《外来人员管理条例》，并于当年7月施行，目的之一是为了加强对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的管理。
该条例对外来人员在京务工经商设置了一些“门槛”，如未取得《暂住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其出租房屋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营业执照等。曾经有法律专家评议称，该条例是目前北京市实施暂住证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而就是这项规定，让老郑在北京吃够了苦头，第一次挨了“政府”的打。
1996年9月，老郑第一次来到了憧憬已久的北京城，希望能在这座大都市多挣些钱，让刚刚出生的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老郑当时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都在一些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等待，干一些诸如搬运、防水之类的零工，一天工作10个小时左右，一天工资40元上下。这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青年当年对这样的生活非常满意。
国庆前的一天，打完零工的老郑和几个工友在石景山区焦家坟的马路旁下棋，这是老郑和伙伴们唯一的娱乐方式。酷爱下象棋的老郑正和工友酣战之际，突然就冒出了两队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老郑和几个工友被强行送上了车。推搡之间，老郑终于听懂了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收容”。
自认为遵纪守法的老郑赶紧声明，自己有身份证，并且有暂住证，他要求回住处取暂住证和身份证。遭到拒绝后，老郑无奈地接受了收容的事实。但是他再次向执法队员提出：“大哥行行好，北京夜里冷，让我回去取点厚衣服吧。”
这一切最终证明都是徒劳，穿着单衣的老郑被送上了开往老家的汽车。如果说在北京忍受的只是寒冷，被遣送回家后，等待老郑的是更为屈辱的遭遇。
倔强的老郑认为自己没有犯罪，回到安徽后，他拒绝像罪犯一样反剪双手蹲在地上，并且拒绝上交所谓的400元罚款，因此被安徽当地的执法人员关押起来，在家乡的看守所里，这个将近30岁的农村青年第一次被打得满身伤痕。
又累又饿的老郑撑不住了 。最终不得不接受了执法队员的提示，找一个中间人替他交了400元罚款，被中间人领回家，解决温饱后。老郑再打电话给家人，让家人带了800元给中间人后，把自己领回家。
此后，老郑被多次收容，渐渐麻木的老郑变得警觉而敏感，他也从中摸出了一些门道：国庆节前后、春节前后是北京风口较紧的时候，老郑就提前乖乖回家，风头一过，重返京城。不过，现在的老郑还是承认：“不管咋说，北京讲规矩啊。在北京是被收容，但是要罚款的都是老家人。”
昂首阔步走北京
2003年，在遥远的广东，大学生孙志刚因被收容致死，这个本来与老郑毫无瓜葛的倒霉的陌生人却给像老郑一样生活的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带来了福音。此后收容制度被取消了，只要每年缴纳管理服务费50元～80元，办理流动人口证；交纳每本8元工本费，每年缴纳180元管理服务费，申领暂住证；花费40元～50元，在工作所在地卫生部门办理健康证，老郑就可以像北京人一样昂首挺胸地在北京的大街上闲逛了。
在得到这些消息后，老郑和几个工友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场酒。这场酣畅淋漓的大醉之后，已经身为两个孩子父亲的老郑作了一个重大决定，为了使到了上学年龄的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老郑决定带着妻子和儿子一起闯荡京城。
打零工显然已经不能满足3个人的生活费用和儿子每学期1000多元的借读费。通过老乡的指引，他开始摆地摊，卖起了小商品，老郑和同行非常关注北京大大小小准备拆迁的商场、店铺，他以每件均价两角从店主手里买下处理的头花、发夹、皮筋、耳环、文具等小商品，再以每件一元卖出。老郑每天早上6点起床，在一些居民小区附近打游击。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进账最高达上千元。老郑说，他以前打零工时挣的钱除了吃喝，一个月只剩下四五百元。卖小商品每月除了3个人生活费、孩子的教育费用，还净胜三千元左右。
“外地人有自己的优势，”老郑用报纸挡住强烈的阳光，眯着眼睛说，“外地人不虚荣，能吃苦。干苦力、摆地摊、饭馆服务员，北京人不行。这些都是找外地人干。”
像很多外地人一样，老郑最喜欢的大城市还是北京，“北京的治安是最好的。只要勤快，北京遍地是黄金。”
和老郑一样的很多农民工都切身感受到了北京对于外来人口日趋宽容的政策实惠。住在焦家坟地区的河南农民工老张妻子生病了，到武警总医院挂专家门诊号，挂号费仅为9元。各种医药费用、住院费用加起来是3000元，而据老张的说法，如果是在前两年，可能要花费5000元左右。
北京和农民工已经成为互相给予的主体和对象。河南大学教授巫继学今年3月提出了农民工的十大经济贡献（该文为《农民工十大经济贡献》）。他在文中指出，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是农村中的“精英”。在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融合的过程中，他们提高了自身的组织意识、生产技能；在与现代城市生活相融合的过程中，他们开阔了自己的人生视野、改变了生活方式，成为向家乡传送以城市经济为特征的现代文明的“播火者”。
农民工看报纸
就在这一年中，每当提着商品坐在公交车上的闲暇时间里，初中毕业后很少看书的老郑开始买报读报。他告诉记者：“北京人出的汗都有文化味，气势大着呢，张口闭口都是中国、世界。”他说自己最喜欢《环球时报》和《参考消息》。老郑很严肃地向记者谈论起和谐社会，“北京对我们农民工越来越宽容了，这也叫和谐社会吧！”
现在，老郑的女儿也来北京了，但她享受了更优厚的待遇。根据北京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10个部门《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文件的意见》，从2004年9月起，全市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对符合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条件的借读生免收借读费。老张的女儿不用像比她年长的农村孩子一样，去上打工子弟学校，或者要交高额的借读费用。正在朝阳区半壁店小学上二年级的小女孩，普通话说得像北京本地孩子一样带着满口的京味儿。由于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的她还担任了班级的学习委员。经常和北京的孩子一起生活，小女孩有时候会比一般的农村孩子更爱花钱，在老郑举起双手恐吓说要揍她的时候，这个孩子理直气壮地回应老郑：“打孩子是家庭暴力，犯法。”
爱看报纸的老郑最为北京感到自豪的事情是北京申奥成功，他说如果生意一直不错，他肯定会带着全家人去看奥运会。他指着自己稍稍发福的肚子说：“我过得不错，累是累点。吃得好，经常能吃到鱼和肉，都发福了。”
河南信阳的小陈同样在北京受到了熏陶。这个32岁的女青年说，她五年前刚来北京时，什么都不懂。看到来不及上地铁了，她赶紧撵着正在远去的地铁大喊：“等等我，我还没上去呢。”小陈说：“我现在走到哪里也不会迷路了。”每天从鞋城下班后，回到位于钓鱼台附近的住处，她都会在7点多时出去，到附近的广场和当地的市民一起跳舞。她说，北京人会玩，她也受了影响，不像在老家，除了干活，就知道打扑克消遣，她很流利地把这称为时尚运动。
小陈的经历正在影响着她的世界观。这个5年前由于无法忍受丈夫打骂、被迫出外打工的农村女青年逐渐爱上了北京。由于在鞋城的销售业绩突出，她每月的工资能拿到2000多元，“丈夫再也不敢张口就骂，伸手就打了。”几年前被丈夫打骂时，她唯一的出路是赌气回娘家，现在她懂得了什么叫家庭暴力，她说这些是北京和北京人教会她的。
小陈来京的成功经历正在影响着她的家乡人，今年，有4个老乡和小陈一起来京打工。那个位于豫东南的小镇也正在间接地经受着现代城市化进程所产生巨大冲击波。
农民工的素质教育正受到官方越来越多的重视。今年3月27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必须把全面提高农民工素质放在重要地位。要引导和组织农民工自觉接受就业和创业培训，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水平，提高就业、创业能力。要在农民工中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引导他们增强法制观念，知法守法，学会利用法律、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开展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引导他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行为准则和社会公共道德。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农民工遵守交通规则、爱护公共环境、讲究文明礼貌，培养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进城就业的农民工要努力适应城市工作、生活的新要求，遵守城市公共秩序和管理规定，履行应尽义务。
他们期待更平等
退伍后来京打拼的小张正在遭遇困惑，靠着自己在部队学的驾驶技术，春节后来京的小张仅用一周时间就在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对方提供住宿后给的工资是1400元。然而此种幸运并没有让小张高兴多久。和同事熟悉之后，小张发现，和他技术水平差不多的拥有北京户口的同事工资则是1800元，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今年2月18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宋丰景在以为来京务工人员创造良好就业环境为主题的“春风行动”启动仪式上透露，北京已经全部清理和取消涉及来京务工人员的就业管理限制、收费和歧视性政策。北京各区（县）公共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在服务大厅设立了来京务工人员服务窗口，有的专门成立了外来劳动力职业介绍服务分中心，为农民工举办招聘洽谈会。同时，将来京务工人员职业供求信息纳入北京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发布体系中，每季度定期向社会发布，吸引来京务工人员有目标地进京就业。
同时，北京还加强来京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仅至2005年10月底，北京全市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共对6.4 1万名来京务工人员开展了汽车维修工、电工、制冷工、美容美发师等13个工种的培训，培训后就业率达68.99%。
然而，就业限制很难绝对取消。9月15日，北京公主坟某服饰专卖店门前一则“招聘导购”的通告上，赫然写着此招聘只针对“本市户口”，对此，店家的解释是北京本地户口普通话没问题，这点对于导购来说非常重要。另外，外地人会要求更长时间的探亲假等，对公司的忠诚度较低。
来北京将近20年的老王则是被采访人中对北京印象最差的一位，他这样总结自己在京的所见所感：“北京越来越堕落了”。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地铁票才五分钱，然而秩序却比现在好得多，公交车站牌下，要上车的人都自觉排队，时下满城可见的交通协管吹着口哨维持秩序的现象非常罕见。
今年5月，北京复兴路上收废品的一名民工和某饭店保安发生争执被打，一名旁观者拨打了110。几分钟后，110赶到，车上的警察透过车窗看了看坐在地上的民工，车门都没有开就扬长而去。作为旁观者的老王告诉记者，那一刻他真的感觉到自己就是外地人，北京永远不会是自己的家。
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目前北京大约有400万农民工。他们是北京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为北京的发展做着重要的贡献。但正是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却依旧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边缘。劳工维权组织、北京“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负责人李涛说，城市里对于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依然严重，这不能期待通过几次集中的关注就可以扭转，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来改变。
但是来京务工人员也许不用过于担心。“十一五”规划草案明确指出，要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要创造条件使之转为城市居民，提倡全社会尊重农民工，善待农民工。务工人员的地位改善问题已经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真想报复社会
1996年国庆前夕，有着一段老郑至今无法忘记的痛苦经历。操着一口略带南方口音普通话的老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使劲地甩掉了手中只吸了一半的香烟，“说老实话，当时啊，真想报复社会。”
1995年4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地方法规《外来人员管理条例》，并于当年7月施行，目的之一是为了加强对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的管理。
该条例对外来人员在京务工经商设置了一些“门槛”，如未取得《暂住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其出租房屋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营业执照等。曾经有法律专家评议称，该条例是目前北京市实施暂住证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而就是这项规定，让老郑在北京吃够了苦头，第一次挨了“政府”的打。
1996年9月，老郑第一次来到了憧憬已久的北京城，希望能在这座大都市多挣些钱，让刚刚出生的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老郑当时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都在一些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等待，干一些诸如搬运、防水之类的零工，一天工作10个小时左右，一天工资40元上下。这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青年当年对这样的生活非常满意。
国庆前的一天，打完零工的老郑和几个工友在石景山区焦家坟的马路旁下棋，这是老郑和伙伴们唯一的娱乐方式。酷爱下象棋的老郑正和工友酣战之际，突然就冒出了两队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老郑和几个工友被强行送上了车。推搡之间，老郑终于听懂了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收容”。
自认为遵纪守法的老郑赶紧声明，自己有身份证，并且有暂住证，他要求回住处取暂住证和身份证。遭到拒绝后，老郑无奈地接受了收容的事实。但是他再次向执法队员提出：“大哥行行好，北京夜里冷，让我回去取点厚衣服吧。”
这一切最终证明都是徒劳，穿着单衣的老郑被送上了开往老家的汽车。如果说在北京忍受的只是寒冷，被遣送回家后，等待老郑的是更为屈辱的遭遇。
倔强的老郑认为自己没有犯罪，回到安徽后，他拒绝像罪犯一样反剪双手蹲在地上，并且拒绝上交所谓的400元罚款，因此被安徽当地的执法人员关押起来，在家乡的看守所里，这个将近30岁的农村青年第一次被打得满身伤痕。
又累又饿的老郑撑不住了 。最终不得不接受了执法队员的提示，找一个中间人替他交了400元罚款，被中间人领回家，解决温饱后。老郑再打电话给家人，让家人带了800元给中间人后，把自己领回家。
此后，老郑被多次收容，渐渐麻木的老郑变得警觉而敏感，他也从中摸出了一些门道：国庆节前后、春节前后是北京风口较紧的时候，老郑就提前乖乖回家，风头一过，重返京城。不过，现在的老郑还是承认：“不管咋说，北京讲规矩啊。在北京是被收容，但是要罚款的都是老家人。”
昂首阔步走北京
2003年，在遥远的广东，大学生孙志刚因被收容致死，这个本来与老郑毫无瓜葛的倒霉的陌生人却给像老郑一样生活的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带来了福音。此后收容制度被取消了，只要每年缴纳管理服务费50元～80元，办理流动人口证；交纳每本8元工本费，每年缴纳180元管理服务费，申领暂住证；花费40元～50元，在工作所在地卫生部门办理健康证，老郑就可以像北京人一样昂首挺胸地在北京的大街上闲逛了。
在得到这些消息后，老郑和几个工友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场酒。这场酣畅淋漓的大醉之后，已经身为两个孩子父亲的老郑作了一个重大决定，为了使到了上学年龄的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老郑决定带着妻子和儿子一起闯荡京城。
打零工显然已经不能满足3个人的生活费用和儿子每学期1000多元的借读费。通过老乡的指引，他开始摆地摊，卖起了小商品，老郑和同行非常关注北京大大小小准备拆迁的商场、店铺，他以每件均价两角从店主手里买下处理的头花、发夹、皮筋、耳环、文具等小商品，再以每件一元卖出。老郑每天早上6点起床，在一些居民小区附近打游击。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进账最高达上千元。老郑说，他以前打零工时挣的钱除了吃喝，一个月只剩下四五百元。卖小商品每月除了3个人生活费、孩子的教育费用，还净胜三千元左右。
“外地人有自己的优势，”老郑用报纸挡住强烈的阳光，眯着眼睛说，“外地人不虚荣，能吃苦。干苦力、摆地摊、饭馆服务员，北京人不行。这些都是找外地人干。”
像很多外地人一样，老郑最喜欢的大城市还是北京，“北京的治安是最好的。只要勤快，北京遍地是黄金。”
和老郑一样的很多农民工都切身感受到了北京对于外来人口日趋宽容的政策实惠。住在焦家坟地区的河南农民工老张妻子生病了，到武警总医院挂专家门诊号，挂号费仅为9元。各种医药费用、住院费用加起来是3000元，而据老张的说法，如果是在前两年，可能要花费5000元左右。
北京和农民工已经成为互相给予的主体和对象。河南大学教授巫继学今年3月提出了农民工的十大经济贡献（该文为《农民工十大经济贡献》）。他在文中指出，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是农村中的“精英”。在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融合的过程中，他们提高了自身的组织意识、生产技能；在与现代城市生活相融合的过程中，他们开阔了自己的人生视野、改变了生活方式，成为向家乡传送以城市经济为特征的现代文明的“播火者”。
农民工看报纸
就在这一年中，每当提着商品坐在公交车上的闲暇时间里，初中毕业后很少看书的老郑开始买报读报。他告诉记者：“北京人出的汗都有文化味，气势大着呢，张口闭口都是中国、世界。”他说自己最喜欢《环球时报》和《参考消息》。老郑很严肃地向记者谈论起和谐社会，“北京对我们农民工越来越宽容了，这也叫和谐社会吧！”
现在，老郑的女儿也来北京了，但她享受了更优厚的待遇。根据北京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10个部门《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文件的意见》，从2004年9月起，全市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对符合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条件的借读生免收借读费。老张的女儿不用像比她年长的农村孩子一样，去上打工子弟学校，或者要交高额的借读费用。正在朝阳区半壁店小学上二年级的小女孩，普通话说得像北京本地孩子一样带着满口的京味儿。由于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的她还担任了班级的学习委员。经常和北京的孩子一起生活，小女孩有时候会比一般的农村孩子更爱花钱，在老郑举起双手恐吓说要揍她的时候，这个孩子理直气壮地回应老郑：“打孩子是家庭暴力，犯法。”
爱看报纸的老郑最为北京感到自豪的事情是北京申奥成功，他说如果生意一直不错，他肯定会带着全家人去看奥运会。他指着自己稍稍发福的肚子说：“我过得不错，累是累点。吃得好，经常能吃到鱼和肉，都发福了。”
河南信阳的小陈同样在北京受到了熏陶。这个32岁的女青年说，她五年前刚来北京时，什么都不懂。看到来不及上地铁了，她赶紧撵着正在远去的地铁大喊：“等等我，我还没上去呢。”小陈说：“我现在走到哪里也不会迷路了。”每天从鞋城下班后，回到位于钓鱼台附近的住处，她都会在7点多时出去，到附近的广场和当地的市民一起跳舞。她说，北京人会玩，她也受了影响，不像在老家，除了干活，就知道打扑克消遣，她很流利地把这称为时尚运动。
小陈的经历正在影响着她的世界观。这个5年前由于无法忍受丈夫打骂、被迫出外打工的农村女青年逐渐爱上了北京。由于在鞋城的销售业绩突出，她每月的工资能拿到2000多元，“丈夫再也不敢张口就骂，伸手就打了。”几年前被丈夫打骂时，她唯一的出路是赌气回娘家，现在她懂得了什么叫家庭暴力，她说这些是北京和北京人教会她的。
小陈来京的成功经历正在影响着她的家乡人，今年，有4个老乡和小陈一起来京打工。那个位于豫东南的小镇也正在间接地经受着现代城市化进程所产生巨大冲击波。
农民工的素质教育正受到官方越来越多的重视。今年3月27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必须把全面提高农民工素质放在重要地位。要引导和组织农民工自觉接受就业和创业培训，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水平，提高就业、创业能力。要在农民工中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引导他们增强法制观念，知法守法，学会利用法律、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开展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引导他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行为准则和社会公共道德。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农民工遵守交通规则、爱护公共环境、讲究文明礼貌，培养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进城就业的农民工要努力适应城市工作、生活的新要求，遵守城市公共秩序和管理规定，履行应尽义务。
他们期待更平等
退伍后来京打拼的小张正在遭遇困惑，靠着自己在部队学的驾驶技术，春节后来京的小张仅用一周时间就在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对方提供住宿后给的工资是1400元。然而此种幸运并没有让小张高兴多久。和同事熟悉之后，小张发现，和他技术水平差不多的拥有北京户口的同事工资则是1800元，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今年2月18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宋丰景在以为来京务工人员创造良好就业环境为主题的“春风行动”启动仪式上透露，北京已经全部清理和取消涉及来京务工人员的就业管理限制、收费和歧视性政策。北京各区（县）公共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在服务大厅设立了来京务工人员服务窗口，有的专门成立了外来劳动力职业介绍服务分中心，为农民工举办招聘洽谈会。同时，将来京务工人员职业供求信息纳入北京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发布体系中，每季度定期向社会发布，吸引来京务工人员有目标地进京就业。
同时，北京还加强来京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仅至2005年10月底，北京全市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共对6.4 1万名来京务工人员开展了汽车维修工、电工、制冷工、美容美发师等13个工种的培训，培训后就业率达68.99%。
然而，就业限制很难绝对取消。9月15日，北京公主坟某服饰专卖店门前一则“招聘导购”的通告上，赫然写着此招聘只针对“本市户口”，对此，店家的解释是北京本地户口普通话没问题，这点对于导购来说非常重要。另外，外地人会要求更长时间的探亲假等，对公司的忠诚度较低。
来北京将近20年的老王则是被采访人中对北京印象最差的一位，他这样总结自己在京的所见所感：“北京越来越堕落了”。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地铁票才五分钱，然而秩序却比现在好得多，公交车站牌下，要上车的人都自觉排队，时下满城可见的交通协管吹着口哨维持秩序的现象非常罕见。
今年5月，北京复兴路上收废品的一名民工和某饭店保安发生争执被打，一名旁观者拨打了110。几分钟后，110赶到，车上的警察透过车窗看了看坐在地上的民工，车门都没有开就扬长而去。作为旁观者的老王告诉记者，那一刻他真的感觉到自己就是外地人，北京永远不会是自己的家。
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目前北京大约有400万农民工。他们是北京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为北京的发展做着重要的贡献。但正是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却依旧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边缘。劳工维权组织、北京“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负责人李涛说，城市里对于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依然严重，这不能期待通过几次集中的关注就可以扭转，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来改变。
但是来京务工人员也许不用过于担心。“十一五”规划草案明确指出，要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要创造条件使之转为城市居民，提倡全社会尊重农民工，善待农民工。务工人员的地位改善问题已经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