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大论战前后的留苏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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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1年起,新中国就开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不仅有教育部派出的大量留学生,此外还有军事留学生、青年团留学生和实习生。尤其是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中苏关系的发展,派遣留苏学生的数量逐步增加,1953年成为建国后派遣留苏学生的高潮。到1959年,我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达14798名。
  可谁曾想到,中苏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大变故。中苏两党决裂,引发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恶化。变故突如其来,以致我国的留学生派遣工作来不及作出相应调整。1960年9月,我国仍向苏联派出了300多名留学生。第二次留学生工作会议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派遣留学生的方针调整为:本着积极而慎重的态度,采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方针进行派遣。1961年、1962年分别向苏联只派遣了71名和35名留学生。尽管留学生派遣数量减少,由于在苏联有大量的学生尚未毕业,留学生队伍还是较为庞大的。中央提出留学生利用暑假回国进行政治学习,并由1959年规定的每两年回国一次改为每年回国一次,使他们尽快地了解国内的情况。
  
  回国进行政治学习
  
  1960年夏秋,按照中央的指示,教育部组织留学生分批回国。这时大家还不知道中苏两国间发生了变故,以为只是普通的教育学习。他们在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路欢声笑语。留学生被安排在北大、清华等高校也进行了一个月的封闭学习。学习期间,大家听取了各方面的报告,学习了《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在学习中,留学生感觉到我们同苏联老大哥有些分歧和矛盾,隐隐地觉察到这次回国之旅非同寻常。
  7月29日,留学生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听取了陈毅副总理在全国第三届文代会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当谈到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时,陈毅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慨。1960年中国外有美国武装威胁、中印又刚刚爆发武装冲突,内有严重自然灾害以及“左”的错误造成的巨大经济灾难,陈毅作为外长对于苏联这种“雪上加霜”的做法非常气愤。大家没见过陈毅发这么大的脾气,一时间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凝重。会后,时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把与会者留下,严肃地告诉大家:“今天的会议内容,属于高度机密。国内还没传达,连局级干部都没听到。如果谁透露出去,党纪国法处分。”以前那种隐隐的感觉被证实了,中苏间出现了大问题,大家突然感觉有点茫然。政治学习结束后,一批在苏联学习保密专业的留学生被要求提前毕业。当时中央考虑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不可能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甚至还有被扣留的危险。另外主要课程已经结束,只剩下实习和领毕业证,学到知识是最重要的。这批学生有1000多人所学的都是军工和核技术等相关专业,面对国家分配的工作他们没有一个不服从。
  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两国的人民,而留苏学生作为两国间关系的前端群体,他们是直接的感受者和执行者。
  
  再往苏联
  
  留苏学生在返回苏联途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他们乘坐的火车开到苏蒙边境时突然被阻止入境,理由是车上发现有疫情。经过两天的检查,情况并不属实,最后在国内有关部门的交涉下列车才得以进入苏联境内。这件事情预示着留苏学子今后在苏联的日子将不会像以前那样平静了。虽然可以回去继续学习,可这时的学习环境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些有关新技术的材料已不再提供给中国留学生,一些重要的实验室和设备也不让留学生使用了,尤其是跟国防相关的内容更是受到种种限制。当一些学生等到朝思暮想的实习机会时,却被告知中国学生的实习地点另有安排,苏联技术向中国学生拉上了神秘的面纱。在中苏关系趋冷的背景下,苏联人对中国学生技术上“留一手”,是可以理解的。可学生们周围也时常笼罩着一种无形的压力,让大家很烦。在苏联政府看来,中国留学生是宣传“错误”思想的“捣蛋鬼”,他们对留学生进行了种种限制和干涉。留学生订的《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被苏联海关没收,他们的私人信件被拆看或扣留,他们的学习受到刁难、行动受到便衣警察暗地监视与跟踪。面对这种“特殊的照顾”,大家不得不想想法子,比如:因为怕房间里有人监听,大家就把支部会调整在公园散步时进行。尽管官方与中国人打交道变得小心谨慎,有些苏联人也不像以前那样对留学生热情,但仍有一些善良的苏联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帮助中国的朋友,一些苏联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学生倾其所有的教授知识,这些真挚的情怀让中国留学生深深的感动。
  这一时期对留学生的管理也作出了一些调整,其中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要求留学生必须遵照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每个时期的有关指示,正确处理对外关系。在对外接触中,应该站稳立场,谦虚谨慎,不卑不亢,不应该对外国人讲的话不能乱讲。留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原则是:凡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对我友好者可以参加。从这些要求中可以觉察出中苏之间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深情厚谊了,留学生也要随之不断地调整自己。中国留学生的言行不仅代表了自己的观点,更是国家立场的一种体现,因此他们的言谈举止不得不谨慎,不得不在必要的时候表明自己的观点。每当苏共召开大会之后,学校老师都会向留学生们进行传达。留学生们都会等老师讲完苏方的观点后,然后由一名代表阐述我们的立场,两方好像形成了一种默契,大家在这种场合不会争得面红耳赤,都会让对方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这种温和的争论并没有持续多久。毛泽东在1962年冬作词《冬云》一首,字里行间洋溢着与苏修斗争到底的豪情,人们已经能看出大论战的苗头了。
  
  被苏联驱逐
  
  1963年随着中苏论战的开始并白热化,驱逐留学生成为苏联表达对中国言论不满的一种表现。6月27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苏大使馆,宣布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梅文岗、鲁培新、王耀同和中国留苏研究生刘道玉、研究所工作人员姚毅是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将他们召回。原因就是他们在苏联散发了已经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6月14日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当刘道玉回忆往事时还清楚的记得:6月下旬的一天,他和两位留学生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交涉,希望苏方对我国留学生被监视、信件被拆等情况采取措施,对于这些事情苏方一概否认。当时气氛很紧张。双方你来我往地争论持续了一上午,言辞很激烈。临走时,他又把中共致苏共的信递交给了秘书长,苏方当时并没有拒绝。当然他们是肯定不会允许“异己”分子四处散播反对言论的。6月底,刘道玉就接到大使馆的通知,因形势紧迫要他准备后天马上回国。这时留学生不单单有学生的身份,更成了反对“苏修”的战士,他们虽然成了苏联不受欢迎的人,在祖国母亲的眼里他们却是最可爱的人。回国后他们受到了首都各界的热烈欢迎和各有关部门和领导的亲切接见,这也明确表达了我国对苏联做法的鲜明态度。随后,驱逐事件又接连发生,并且情况不断升级。9月7日下午,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到达苏联的纳乌什基的后,海关和边防部队以违反苏联现行法律为由,强行没收我国列车乘务人员和留学生的俄文版新华社材料。乘务人员和留学生当场提出抗议,苏联当局不但不归还电讯稿,反而出动数百名边防军包围车站,封锁列车,并把42名中国留学生扣留在海关检查室。在这次激烈的冲突中,有部分留学生受了伤,最后苏联边防军在9月10日强行把中国列车及全体乘务人员和中国旅客武装押送出苏联国境。20世纪60年代我国推行抗美抗苏、“反帝反修”的外交战略,在中国人眼中苏联与美国联合起来称霸世界,我们必须“两个拳头打人”。在1965年3月4日下午,留苏学生在莫斯科举行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留学生与苏联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大批学生被逮捕和打伤,其中中国学生被捕1人,被打伤30余人,重伤住院者9人。此时的苏联,已经不再是留学生学习之处。
  
  尾声
  
  1966年6月30日,因“文化大革命”选派留学生工作被推迟半年进行,从1966年起我国停止派遣留学生达6年之久。1966年9月20日,高等教育部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由于我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高等院校已全部停课,所有外国在华留学生休学一年,苏联在华留学生原计划今年年底毕业,基本课程已经学完,可以提前毕业。此后不久,10月7日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和苏联科学院也暂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学校和科学研究所的学习,并要求中国公民应于10月内离开苏联。11月2日,留苏学生65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返回祖国。至此,建国初期留苏派遣完全停止。
   (压题照片为: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与中国留学生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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