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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于2012年3月底通过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既然是综合改革试验，其涉及的内容自然繁多。纵观温州试验，有的方案和措施是已在全國试点和全面推广的，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创新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等等。若藉此而言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是新瓶装旧酒，那就有失公允了。改革立足点在于以草根金融服务于草根经济，是在“跑路”频发因而引发中央政府对草根金融不稳定，对总体金融体系造成影响的担忧之下展开的，试验也便有了新思路、新内容、新亮点。此次改革试验的亮点有三：其一，为民间融资“平反昭雪”；其二，为金融业开放民间资本探索了新路子；最后，强调地方政府对地区金融稳定的职责。这三个方面又有其内在的逻辑。
先说民间融资
长久以来，我国对民间融资一直高悬着“非法揽储（集资）”、“扰乱金融秩序”的利剑，在“非法”的高打高压之下，一度引发了人们对民间金融广泛关注，许多人在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疾呼应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的民间金融给予一席合法之地。由于正规金融体系垄断着金融资源，在改革开放后勃兴的民营经济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融资支持，那些有着融资需求的民营经济不得不游走于正规金融之外的灰色地带，融资极不便利、成本奇高，制约了中国民营经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也制约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实际上是以牺牲中国经济总体的效率为代价的。
温州综合试验中，并没有像过往那样将民间金融定性为“非法”，而是将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摆在最显著的位置，民间融资将是中国多元化金融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真可谓多年饱受委屈甚至“含冤”的民间金融，以综合试验中的“规范发展”得到了昭雪。现在，既已让非常活跃的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也可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民间金融的监测与统计体系、信用查询与风险防范平台。过去，在“非法”笼罩下的民间金融，众多的资金贷放者是无法查询到借款者资金的借贷与偿还活动、无法了解借款者支付的总体利率水平，贷放者也就无从真正评估贷放的风险，导致那些拆东补西式的“庞氏骗局”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这就产生了过去民间金融的一个悖论：本意是以“非法”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的发生，反而招致了民间金融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过去一年频发的“跑路”，与其说是民间借贷固有的风险，使之成为进一步打击、取缔民间融资的托辞，不如说是长久以来对民间借贷的偏见及正规金融的傲慢，使得我们无法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民间借贷监测体系而带来的恶果。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10月以来，即便政府相关部门曾担心“跑路”引发局部更大的金融风险，但决策者开始对民间借贷因势利导，正视民间借贷的合理性与不可或缺性，乃至主动建立民间借贷的相关制度和技术支持。政府部门对民间借贷活动态度的积极转变，不仅会改变中国金融结构，也会使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功效。就此而论，其意义丝毫不亚于温州综合试验对全局金融改革的影响。
其次，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多种所有制结构和多种经营形式的现代金融体系。自此之后，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政府也试图通过机构结构的变化来解开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困境。但是，对民间剩余资本的金融业准入仍有重重限制，如村镇银行只能有原由金融机构主发起设立；虽然小额贷款公司让民间资本进入正规化、合法化和系统化的融资体系中开了个口子，但只贷不存严重了影响小贷公司的流动性、也制约了其在资金上互通有无的功能。自“十七大”以来，尽管中国金融机构体系朝着多元化方向做了积极、有益又有成效的探索，但在“多种所有制形式”方面，进展却十分缓慢。
此次改革试验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意味着，村镇银行由原有金融机构垄断主发起设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小额贷款公司通过转制为村镇银行便突破了“只贷不存”的局限性，它可顺理成章地转变为一个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又提供融资支持的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了。须知，当下如火如荼的小贷公司最积极、最主要的参与者主要是民间富余资本。我相信，一旦温州的综合试点成功，待条件熟悉之时，会有更多的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温总理讲，温州综合金融改革为民间资本准入金融业提供的通道，将使其成为打破中国金融业垄断的开路先锋。
其三，强化地方政府对地区金融稳定的职责
过去，我们在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面，一个主要的失误就在于，试图对幅员辽阔、地区禀赋和发展差异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建立大一统的金融服务供给与监管体系，结果，金融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脱节。同时，在金融监管与稳定方面，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着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地方政府并无维护地区金融稳定的直接职责，一旦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全部由中央政府做善后。如，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责，对问题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予以流动性援助，或直接剥离不良资产、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
地方政府不直接承担维护金融稳定的直接责任的后果便是，在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和官员升迁体系下，地方政府为了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掠夺“公共”金融资源，经济学著名的“公共地悲剧”在中国金融领域不断重演，给金融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质言之，地方政府不承担地区金融稳定职责本身是造成中国金融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且不说远的，近几年的例子，俯拾皆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问题丛生，就是地方政府不承担地区金融稳定职责引发的恶果。
因此，这次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强调，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正试图探索中央与地方至少两级金融监管与稳定的新机制、新体系，是中国金融监管、金融稳定的一个主要思路创新和有益探索。
但是，地方政府应在哪些范围内承担地方金融稳定的职责，从已公开的信息来看，并无清晰地界定。若在温州试验中，只是浙江省政府或温州市政府承担着诸如民间借贷、村镇银行、小贷公司之类局限于本地金融活动的稳定职责，那么，对于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之类的信贷资源的公共悲剧仍无从化解。因此，如何建立更系统性的地方政府金融稳定职责、减少地方政府基于地方经济发展而利用其掌握的资源甚至公权力对金融机构活动的诱导、干预，尚需进一步讨论和探索。
以上三个方面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其内在的逻辑是十分明了。简单地说，既然承认了民间金融的合法性，那就要让它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让它能够更好地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各类风险，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合乎逻辑地，就应为民间金融活动打开一扇组织化、一定程度规模化的大门。一旦打开这扇门，它在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的诸多功能的同时，自然会伴生各类风险，重塑金融稳定体系和机制便成了试验必然的落脚点。
当然，温州试验是中国经济结构巨变对金融结构变动的召唤，只有在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大趋势下来观察，才能更好地把握温州试验的真正内涵。温州试验，看似局限于某个小地区，但它仍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和意义。比如，民间金融的合法化会使现有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管制面临挑战，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会更快地被提上议事日程，当然它也会评估存款利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面临的资金成本压力，并进而为评估利率市场化后的宏观风险提供了参考；金融业对民营资本的准入开放、构建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与稳定的职责划分，温州试验都是在为全国金融体系改革投石问路。可以说，未来金融改革中的某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于温州试验的成败，担子不可谓不重。相信一直以敢闯、敢拼、开拓进取著称的温州人，能够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来。
（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先说民间融资
长久以来，我国对民间融资一直高悬着“非法揽储（集资）”、“扰乱金融秩序”的利剑，在“非法”的高打高压之下，一度引发了人们对民间金融广泛关注，许多人在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疾呼应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的民间金融给予一席合法之地。由于正规金融体系垄断着金融资源，在改革开放后勃兴的民营经济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融资支持，那些有着融资需求的民营经济不得不游走于正规金融之外的灰色地带，融资极不便利、成本奇高，制约了中国民营经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也制约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实际上是以牺牲中国经济总体的效率为代价的。
温州综合试验中，并没有像过往那样将民间金融定性为“非法”，而是将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摆在最显著的位置，民间融资将是中国多元化金融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真可谓多年饱受委屈甚至“含冤”的民间金融，以综合试验中的“规范发展”得到了昭雪。现在，既已让非常活跃的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也可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民间金融的监测与统计体系、信用查询与风险防范平台。过去，在“非法”笼罩下的民间金融，众多的资金贷放者是无法查询到借款者资金的借贷与偿还活动、无法了解借款者支付的总体利率水平，贷放者也就无从真正评估贷放的风险，导致那些拆东补西式的“庞氏骗局”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这就产生了过去民间金融的一个悖论：本意是以“非法”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的发生，反而招致了民间金融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过去一年频发的“跑路”，与其说是民间借贷固有的风险，使之成为进一步打击、取缔民间融资的托辞，不如说是长久以来对民间借贷的偏见及正规金融的傲慢，使得我们无法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民间借贷监测体系而带来的恶果。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10月以来，即便政府相关部门曾担心“跑路”引发局部更大的金融风险，但决策者开始对民间借贷因势利导，正视民间借贷的合理性与不可或缺性，乃至主动建立民间借贷的相关制度和技术支持。政府部门对民间借贷活动态度的积极转变，不仅会改变中国金融结构，也会使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功效。就此而论，其意义丝毫不亚于温州综合试验对全局金融改革的影响。
其次，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多种所有制结构和多种经营形式的现代金融体系。自此之后，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政府也试图通过机构结构的变化来解开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困境。但是，对民间剩余资本的金融业准入仍有重重限制，如村镇银行只能有原由金融机构主发起设立；虽然小额贷款公司让民间资本进入正规化、合法化和系统化的融资体系中开了个口子，但只贷不存严重了影响小贷公司的流动性、也制约了其在资金上互通有无的功能。自“十七大”以来，尽管中国金融机构体系朝着多元化方向做了积极、有益又有成效的探索，但在“多种所有制形式”方面，进展却十分缓慢。
此次改革试验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意味着，村镇银行由原有金融机构垄断主发起设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小额贷款公司通过转制为村镇银行便突破了“只贷不存”的局限性，它可顺理成章地转变为一个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又提供融资支持的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了。须知，当下如火如荼的小贷公司最积极、最主要的参与者主要是民间富余资本。我相信，一旦温州的综合试点成功，待条件熟悉之时，会有更多的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温总理讲，温州综合金融改革为民间资本准入金融业提供的通道，将使其成为打破中国金融业垄断的开路先锋。
其三，强化地方政府对地区金融稳定的职责
过去，我们在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面，一个主要的失误就在于，试图对幅员辽阔、地区禀赋和发展差异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建立大一统的金融服务供给与监管体系，结果，金融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脱节。同时，在金融监管与稳定方面，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着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地方政府并无维护地区金融稳定的直接职责，一旦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全部由中央政府做善后。如，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责，对问题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予以流动性援助，或直接剥离不良资产、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
地方政府不直接承担维护金融稳定的直接责任的后果便是，在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和官员升迁体系下，地方政府为了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掠夺“公共”金融资源，经济学著名的“公共地悲剧”在中国金融领域不断重演，给金融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质言之，地方政府不承担地区金融稳定职责本身是造成中国金融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且不说远的，近几年的例子，俯拾皆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问题丛生，就是地方政府不承担地区金融稳定职责引发的恶果。
因此，这次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强调，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正试图探索中央与地方至少两级金融监管与稳定的新机制、新体系，是中国金融监管、金融稳定的一个主要思路创新和有益探索。
但是，地方政府应在哪些范围内承担地方金融稳定的职责，从已公开的信息来看，并无清晰地界定。若在温州试验中，只是浙江省政府或温州市政府承担着诸如民间借贷、村镇银行、小贷公司之类局限于本地金融活动的稳定职责，那么，对于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之类的信贷资源的公共悲剧仍无从化解。因此，如何建立更系统性的地方政府金融稳定职责、减少地方政府基于地方经济发展而利用其掌握的资源甚至公权力对金融机构活动的诱导、干预，尚需进一步讨论和探索。
以上三个方面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其内在的逻辑是十分明了。简单地说，既然承认了民间金融的合法性，那就要让它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让它能够更好地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各类风险，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合乎逻辑地，就应为民间金融活动打开一扇组织化、一定程度规模化的大门。一旦打开这扇门，它在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的诸多功能的同时，自然会伴生各类风险，重塑金融稳定体系和机制便成了试验必然的落脚点。
当然，温州试验是中国经济结构巨变对金融结构变动的召唤，只有在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大趋势下来观察，才能更好地把握温州试验的真正内涵。温州试验，看似局限于某个小地区，但它仍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和意义。比如，民间金融的合法化会使现有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管制面临挑战，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会更快地被提上议事日程，当然它也会评估存款利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面临的资金成本压力，并进而为评估利率市场化后的宏观风险提供了参考；金融业对民营资本的准入开放、构建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与稳定的职责划分，温州试验都是在为全国金融体系改革投石问路。可以说，未来金融改革中的某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于温州试验的成败，担子不可谓不重。相信一直以敢闯、敢拼、开拓进取著称的温州人，能够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来。
（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