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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1895-1976），福建漳州平和县人。众所周知，他是著名的作家、译作家和语言学家，但他在教育园地上的创业精神却鲜为人提及。林语堂早年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任教。1926年5月，林语堂携眷南下，应聘厦门大学人文科主任。他曾经在厦门鼓浪屿求学生活了7年，其初恋情人陈锦端（林语堂名著《京华烟云》中女主角姚木兰的原型）、夫人廖翠凤的娘家就在鼓浪屿，其二哥林玉霖在厦大哲学系任副教授，其弟林幽任外语系讲师。9月，林语堂就任厦门大学语言学教授、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但7个月之后的1927年3月，林语堂离开了厦门大学，这是为何？
当时，厦门位于东南一隅，又非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名学者一般不愿来。为此，厦大采取高薪政策，规定教授月薪为400大洋，讲师可达200大洋，助教可达150大洋。而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才300大洋，陈独秀为200大洋，李大钊为100大洋，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才8个大洋。当时月薪25个大洋，便可养活5口之家。
为此，林语堂推荐、聘请了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国学家沈兼士、历史家顾颉刚、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等前来任教。一时间，厦大文科学者云集、人才济济，教学和学术水准处于高峰期，学生普遍反映“文科今年有生气了”、“办得有声有色的了”。不久，厦大国学研究院也成立了。林语堂雄心勃勃地计划出版10部专著。其中有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六朝唐代造象汇编》，林语堂的《汉代方音考》、《七种疑年录统编》等。很快，《国学研究院季刊》创刊号也编成付印了，鲁迅、沈兼士、林语堂都在该刊发表了文章。此外，国学研究院还计划编印《中国图书志》，其中小说部分由鲁迅负责。总之，在林语堂的努力下，厦大文科有了很大起色，国学研究院开局良好。
但是不久，林语堂遇到了几方面的麻烦。
首先，校长林文庆的掣肘。厦大国学研究院之所以设立，只是因为校董陈嘉庚重视国学，林文庆才把它办起来，并亲任院长。但他是一个英籍华人，基督徒，对国学一知半解，对国学研究也没什么兴趣，与鲁迅、林语堂等新文化运动旗手格格不入。因此，林文庆对国学研究院的态度是，先是用它装点门面，后是设置障碍，让它名存实亡。11月20日，林文庆借口陈嘉庚橡胶业受挫，经济困难，将国学研究院的办公费由5000大洋削减为400大洋，并要教授们不要出版著作、刊物。其实，这是借口，事实是林文庆把经费挪用到了理科。林语堂十分气愤，一再据理力争。当力争无效后，他毅然提出辞去总秘书职务，以示抗议。鲁迅也表示支持，鲁迅对林文庆提出抗议，并表示要辞职。林文庆不得不做出妥协，林语堂才收回辞职书。
其次，同事刘树杞的刁难。他是理科主任兼厦大秘书，掌管学校财政和后勤大权，经常玩弄权术，公报私仇，导致林语堂要办的事情常常泡汤。连国学研究院的用房，他也逼林语堂退还给理科。更恶劣的是，他竟三次蓄意变动鲁迅的住房，最后一次竟要鲁迅住到理学院大厦的地窖里，鲁迅气愤得目瞪口呆。诸如此类的行为，其用意就是要搞垮国学研究院。林语堂虽然明白，但大多无可奈何。
第三，用人失策，导致人事倾轧。林语堂亲自举荐或同意他人举荐的前来厦大的人中，有很多是“现代评论派”的人，如顾颉刚、陈乃乾、陈万里、卢梅、黄梅等，一时间，“现代评论派”色彩弥漫厦大。他们原先在北京就和“语丝派”矛盾重重，现在更是和“语丝派”及其盟友——鲁迅、沈兼士、孙伏园、章川岛等难以共事，甚至排挤鲁迅等人。如顾颉刚（被鲁迅戏称为朱山根，因为他是红鼻子）纠集七八个党羽，在国学研究院攻击鲁迅是“名士派”。这样一来，“语丝派”的人感到在厦大无法立足，遑论做事，只好准备离开，另寻出路。孙伏园于10月20日请假前往广州筹备办报，沈兼士于10月27日辞职，回北京任教，鲁迅则接受了广州中山大学的聘请，决意离开厦大。
最后，林语堂觉得自己应该为学潮负责。鲁迅在厦大颇得学生信任和拥戴，他在厦大期间，开设了《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课程，兼任国学研究院的教授，为《国学》季刊撰写论文。慕名而来的学生、年轻教师以及记者们，把教室挤得爆满，场面巍然壮观。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学生成立了两个文艺团体一“泱泱社”和“鼓浪社”，筹办了《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鲁迅亲自为他们审稿，并给予亲切的指导。
当鲁迅于1926年12月3日向厦门大学递交了正式辞职书后，厦大学生自治会感到十分震惊，并在1927年1月20日派代表竭诚挽留鲁迅，甚至有几个厦大学生跟着鲁迅转学到中山大学。当他们知道鲁迅离意已决，便认为是学校容不下鲁迅，尤其是刘树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厦大学生立刻组织罢课风潮委员会，于1月7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发动罢课罢考，张贴打倒刘树杞和要求改革的标语。一时间，学潮汹涌，并一直蔓延到鲁迅离校之后。
在学潮的冲击下，刘树杞不得不辞职，到武汉大学任校长。于是，学潮矛头又对准了校长林文庆。学生自治会向省政府控告他腐败渎职，要求取消校长制，改为像中山大学那样的委员制。林文庆跑回南洋躲避，并向陈嘉庚报告了学潮情况。
林语堂为此很纠结，他感觉林文庆将会到陈嘉庚那里投诉自己。因为这次学潮是由于鲁迅辞职引起的，而鲁迅是他举荐来的，所以这次学潮的罪魁祸首是他林语堂，至少他负有用人不当的责任。而且，“现代评论派”在学校蛊惑人心，制造各种流言中伤他。
综上原因，林语堂感到在厦大无法安身立命了，必须离开不可了。正在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再三来函邀请他去任职，既然有这样的机遇，他便在1927年3月辞职离开厦大，前往武汉，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责任编辑/齐风）
当时，厦门位于东南一隅，又非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名学者一般不愿来。为此，厦大采取高薪政策，规定教授月薪为400大洋，讲师可达200大洋，助教可达150大洋。而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才300大洋，陈独秀为200大洋，李大钊为100大洋，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才8个大洋。当时月薪25个大洋，便可养活5口之家。
为此，林语堂推荐、聘请了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国学家沈兼士、历史家顾颉刚、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等前来任教。一时间，厦大文科学者云集、人才济济，教学和学术水准处于高峰期，学生普遍反映“文科今年有生气了”、“办得有声有色的了”。不久，厦大国学研究院也成立了。林语堂雄心勃勃地计划出版10部专著。其中有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六朝唐代造象汇编》，林语堂的《汉代方音考》、《七种疑年录统编》等。很快，《国学研究院季刊》创刊号也编成付印了，鲁迅、沈兼士、林语堂都在该刊发表了文章。此外，国学研究院还计划编印《中国图书志》，其中小说部分由鲁迅负责。总之，在林语堂的努力下，厦大文科有了很大起色，国学研究院开局良好。
但是不久，林语堂遇到了几方面的麻烦。
首先，校长林文庆的掣肘。厦大国学研究院之所以设立，只是因为校董陈嘉庚重视国学，林文庆才把它办起来，并亲任院长。但他是一个英籍华人，基督徒，对国学一知半解，对国学研究也没什么兴趣，与鲁迅、林语堂等新文化运动旗手格格不入。因此，林文庆对国学研究院的态度是，先是用它装点门面，后是设置障碍，让它名存实亡。11月20日，林文庆借口陈嘉庚橡胶业受挫，经济困难，将国学研究院的办公费由5000大洋削减为400大洋，并要教授们不要出版著作、刊物。其实，这是借口，事实是林文庆把经费挪用到了理科。林语堂十分气愤，一再据理力争。当力争无效后，他毅然提出辞去总秘书职务，以示抗议。鲁迅也表示支持，鲁迅对林文庆提出抗议，并表示要辞职。林文庆不得不做出妥协，林语堂才收回辞职书。
其次，同事刘树杞的刁难。他是理科主任兼厦大秘书，掌管学校财政和后勤大权，经常玩弄权术，公报私仇，导致林语堂要办的事情常常泡汤。连国学研究院的用房，他也逼林语堂退还给理科。更恶劣的是，他竟三次蓄意变动鲁迅的住房，最后一次竟要鲁迅住到理学院大厦的地窖里，鲁迅气愤得目瞪口呆。诸如此类的行为，其用意就是要搞垮国学研究院。林语堂虽然明白，但大多无可奈何。
第三，用人失策，导致人事倾轧。林语堂亲自举荐或同意他人举荐的前来厦大的人中，有很多是“现代评论派”的人，如顾颉刚、陈乃乾、陈万里、卢梅、黄梅等，一时间，“现代评论派”色彩弥漫厦大。他们原先在北京就和“语丝派”矛盾重重，现在更是和“语丝派”及其盟友——鲁迅、沈兼士、孙伏园、章川岛等难以共事，甚至排挤鲁迅等人。如顾颉刚（被鲁迅戏称为朱山根，因为他是红鼻子）纠集七八个党羽，在国学研究院攻击鲁迅是“名士派”。这样一来，“语丝派”的人感到在厦大无法立足，遑论做事，只好准备离开，另寻出路。孙伏园于10月20日请假前往广州筹备办报，沈兼士于10月27日辞职，回北京任教，鲁迅则接受了广州中山大学的聘请，决意离开厦大。
最后，林语堂觉得自己应该为学潮负责。鲁迅在厦大颇得学生信任和拥戴，他在厦大期间，开设了《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课程，兼任国学研究院的教授，为《国学》季刊撰写论文。慕名而来的学生、年轻教师以及记者们，把教室挤得爆满，场面巍然壮观。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学生成立了两个文艺团体一“泱泱社”和“鼓浪社”，筹办了《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鲁迅亲自为他们审稿，并给予亲切的指导。
当鲁迅于1926年12月3日向厦门大学递交了正式辞职书后，厦大学生自治会感到十分震惊，并在1927年1月20日派代表竭诚挽留鲁迅，甚至有几个厦大学生跟着鲁迅转学到中山大学。当他们知道鲁迅离意已决，便认为是学校容不下鲁迅，尤其是刘树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厦大学生立刻组织罢课风潮委员会，于1月7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发动罢课罢考，张贴打倒刘树杞和要求改革的标语。一时间，学潮汹涌，并一直蔓延到鲁迅离校之后。
在学潮的冲击下，刘树杞不得不辞职，到武汉大学任校长。于是，学潮矛头又对准了校长林文庆。学生自治会向省政府控告他腐败渎职，要求取消校长制，改为像中山大学那样的委员制。林文庆跑回南洋躲避，并向陈嘉庚报告了学潮情况。
林语堂为此很纠结，他感觉林文庆将会到陈嘉庚那里投诉自己。因为这次学潮是由于鲁迅辞职引起的，而鲁迅是他举荐来的，所以这次学潮的罪魁祸首是他林语堂，至少他负有用人不当的责任。而且，“现代评论派”在学校蛊惑人心，制造各种流言中伤他。
综上原因，林语堂感到在厦大无法安身立命了，必须离开不可了。正在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再三来函邀请他去任职，既然有这样的机遇，他便在1927年3月辞职离开厦大，前往武汉，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