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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的一本《思想时代》， 让很多人认识了程巢父这位致力于“纠正历史偏见”的学者。如今，八十多岁的他深居简出，每日只顾埋首书房，读书、写字、做研究、刷微博。
程巢父 京剧编剧、学者。1934年生于湖北汉口，成长于沙市，2000年起移居上海。20世纪70年代后期迄80年代，从事文艺评论，介入新诗研究，支持“朦胧诗”。1989年以后，研究主题为20世纪的思想政治。近年致力于《胡适未刊日记》的整理工作。
程巢父的书房名为“不降斋”，那也是他的微博名，取“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意。他还自撰对联一副：论世不说半句假，为文耻效阿权姿。老先生年逾八旬，依然直脾气。
书房面积不大，采光欠佳，但干净。书都整齐地放在书柜里，只有几本最近要用的，才摆在手边。大多数是文史方面的书，尤以胡适著作为最。“胡适的书，从文集、年谱、书信、日记到手稿，我都有。”前不久他又托人从台湾购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并且一口气入手四本—自留一本，送儿子一本，给邵建和谢泳各寄去一本。
在学术界，程巢父以研究胡适、陈寅恪等民国思想大师著称。2004年的那本《思想时代》让很多人认识了这位致力于“纠正历史偏见”的学者。此后他埋首书房，整理《胡适未刊日记》，至今已达十多年。“什么东西一到我手里，就不愿意草率地交出，应付差事。我要把历史细节挖得很深很细。”他怕后人缺乏耐心，干脆自己做到极致。
把晚年献给胡适
程巢父对胡适的兴趣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提倡读《红楼梦》，指示“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红楼梦》得以重版，红学材料也出了不少。
彼时程巢父算“逍遥派”，时间充裕，就把新、旧红学的资料通看一遍。作为新红学开山人，胡适的考证文字当然绕不开。上面要求“批判地阅读”，他却认为“讲得很有道理”，一头扎进去。凭着颇高的领悟力和记忆力，迨“文革”曲终，程巢父已自修成红学家。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有关胡适的书籍相继浮出水面。1986年耿云志出版《胡适年谱》，三年后曹伯言、季维龙也出版了《胡适年谱》。其间，易竹贤还推出大陆第一部《胡适传》。他都买了，嫌其观点偏颇，唯材料可用。
他最看重年谱。因为年谱必须大量征引原始材料，读者总能从中读出“真性情真人格”。他后来又购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煌煌十卷本，一页页研读，对胡适的性情与人格了解得更为透彻。他的结论是：胡适，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超级爱国者。
20世纪末，大陆悄然兴起“胡适热”。胡明编《胡适精品集》、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为胡适研究奠定基础。唐德刚 《胡适杂忆》、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等回忆文字，则让胡适的公众形象变得鲜活立体。用《角色与命运：晚年胡适的自由主义困境》作者杨金荣的话说：“胡适的春天又回来了！”
程巢父是春天的推动者之一。他写了不少关于胡适的文章，探讨其理念、记叙其品行。也与人打笔仗，替胡适辩诬—作为“箭垛式人物”，生前身后，围绕胡适的争论从不鲜见。2004年，程巢父将文章结集成《思想时代》，2013年出了增订本；加上与谢泳合编的《寻找储安平》，构成他迄今全部著作。产量不高，影响却不小—学术圈内外颇有欣赏其文字与思想的。他却低调，隐身上海虹口区的老工房内。
“细节，能告诉我们很多事”
2005年黄克武接任台北胡适纪念馆主任，清理馆藏时，发现逐日记录的胡适活动记事本，跨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暂定其名为《胡适未刊日记》。原计划由学者潘光哲整理，因其事忙，转而委托程巢父。
据程巢父推断，这批资料出自胡适秘书王志维之手，记录其每日行程。因多属急就章，所以字迹潦草、中英文夹杂，还经常修改。更糟的是，由于用圆珠笔，数十年后油墨漫漶，给辨认平添几分难度。他拿出胡适晚年考证 《水经注》的工夫勘查胡适的晚年。简单说，就是不放过任何疑问。
1956年9月，胡适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讲学，拜访者很多，未刊日记多有记载。其中有一天仅两个字：李祁。此人是谁？程巢父翻遍《民国人物大辞典》没找着。某日翻施蛰存的书，居然瞅到了这名字！原来李祁是胡适好友朱经农的外甥。此后他在《晨报·副刊》找到两篇李祁作品，又从《徐志摩全集》中觅到两人的通信。但具体经历，仍然模糊。
“最近两个月线索扩大了。”有人寄来李祁的诗词集和作品集，其自序解决了关键性疑难。“他1902年生，留学英国，回国后教授英国文学，1949年在台大教了一年书，去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李祁就读于北大，听过胡适讲中国哲学史。
为追索只在材料中一闪而过的人耗费十年光阴，值得吗？老先生认真地说：“不起眼的细节，能告诉我们很多事”。
他确实是个对细节十分敏感的人，从小如此。1943年冬，叔父带程巢父自沙市去武汉。他十岁，竟从交通工具上看出些端倪—他们坐的是“木炭车”。所谓木炭车，是在车厢里放只大铁罐，往里添木炭燃烧，为汽车提供动力。这种车票价便宜，但旅途绝谈不上愉快。车开开停停，遇河还要向村民借木板。他隐隐感到，叔父似乎囊中羞涩。
程巢父后来才知道，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半年后，日本宪兵检查书信，怀疑他的叔父和姑父暗通新四军，将其逮捕。“关了几个月，用刑，用重刑。”人活着回来了，可家产尽墨—日本宪兵队抄家时带了帮汉奸，他们撬开保险柜，将两万多块银洋一扫而光。
年少从军记
叔父之所以接程巢父去武汉，也与日本人有关。程家定居湖北沙市（今荆州市沙市区），程父经商。1942年他到长江南边与人合伙做生意，被日本人杀害。“可能是父亲得罪了地头蛇吧。”多年后程巢父推测。他家与任何政治势力均无瓜葛，只想本分谋生。
顶梁柱的倒塌使程家陷入困顿。冬天，孩子们衣着单薄，脚无棉鞋，“冻得生疼”。从武汉赶来善后的叔父见状将程巢父带走，交给姑父抚养。长辈待程巢父都很好，认为他是家族中唯一“读得出”的男孩子，悉心栽培。稍长，他被送回沙市母亲那儿，入读晴川中学（今沙市第二中学）。那是所私立学校，师资水平颇高。程巢父至今能背诵《桃花源记》：“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他痴迷古典文化，硬是从紧巴巴的口袋中匀出钱，入手《四部丛刊·第三编》《二十四史（中华版）》《全唐诗》《全宋词》等大部头。 1949年7月15日解放军占领沙市，气氛激荡。晴川中学的几个年轻教师积极参军，换了身神气的军装。“我一看，也跟着去了。”当年7月22日，16岁的程巢父参加第13兵团“南下工作团”，随部队进驻湖南慈利县—那正是贺龙“两把菜刀起义”的地方。
入冬，程巢父冻病了，因缺医少药获准回老家休养。所幸年纪小，抵抗力强，一年后痊愈。不久抗美援朝启动，他又报了名。这一次没下部队，而是赴南京军事学院教导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第64军，驻防辽宁。1955年苏军撤出旅顺时，去接防的正是他们。三年后他复员，被安排在沙市文教局。1960年入沙市京剧团，担任行政工作。“京剧团的党委书记是个知识分子，欣赏我的才，欢喜用我。”然而后患无穷。“文革”爆发，党委书记被揪出，程巢父跟着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狂飙突进的批评家
程巢父自称“醒悟得很早”，“我跑到剧团经理室，关起门看报，了解形势。”1966年秋文艺界开始大串联，他穿上军大衣、背个军挎包启程了。
那时坐火车不要钱，车站人山人海，他身手矫捷地爬进车窗，坐到北京。先去了中央文革接待站，要求平反。“他们哪晓得地方上复杂的情况，开了个介绍信，说某某同志，如何如何。无关痛痒的。”半年后程巢父回沙市，向造反派晃了晃这封无关痛痒的信，把他们震住了。“我用了点策略，”程巢父笑称，“只让他们看了信封，没给看内容。”
在北京，他目睹红卫兵游斗时传祥，老干部挨整的场面更没少见。回来后他做起了“逍遥派”，外面鸡飞狗跳，他冷眼旁观，用一句武汉俗语概括就是：黄鹤楼上看翻船。一直看到“文革”结束。其间他独自读书、思索，已练就与众不同的眼光和角度。是时候出手了。从哪儿切入呢？他决定通过文艺批评。
1979年，杭州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徐明旭写了中篇小说《调动》，讲述了下放贵州的知青想调回上海的曲折历程。小说发表后引来批判，程巢父写了篇1.1万字的长文力挺徐明旭。此后他又介入朦胧诗论争。1981年，文艺批评家孙绍振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肯定朦胧诗，旋遭围攻。程巢父见状撰写长文（达2.6万字），力挺孙绍振。
“我当年有一种‘狂飙突进’的气势，特别犀利。”副作用是，很多重要文章因“气候不对”发不出来。他成了朦胧诗论争的缺席者。这令人遗憾，但也没浇灭他的斗志。尽管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先生，身材精瘦、语速缓慢，没露出丝毫火气。
改革开放后程巢父仍挂靠沙市京剧团，不坐班，每年交个剧本，相当自由。2000年儿子季蒙到复旦大学读博士后，他跟来上海。起初住复旦第六宿舍，前些年在虹口区买了间小房子，算正式定居。自此，他深居简出，读书、写字、刷微博。
[对话程巢父]
胡适对社会活动没兴趣，尤其不想做官
记者：你最近在书房写什么书？
程巢父：整理《胡适未刊日记》，还没有交稿，快要十年了。原因是我挖得很细，另一个，对时政关注得太多，关心弱势群体，安不下心去。
记者：现在整理到什么程度了？
程巢父：要交稿也可以，但还是在继续挖。为什么呢？我交了以后，将来任何人没有我这个心思，去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以后就没人挖了。预计明年上半年能交。
记者：胡适晚年被批评，比如太爱社交，耽误了学术工作。你怎么看？
程巢父：那是不了解胡适。1958年他当了“中研院”院长，这个人一辈子很负责、很认真，每天忙工作，还要接待来拜访的人。他认为人家大老远从市内到郊区，不接待，不近人情。晚上还要看书、做笔记。一个70岁的老人，把这些事情料理完了，哪还有精力写思想史呢？
记者：这就涉及另一个话题——他为什么要回台湾定居？
程巢父：他给赵元任写的信里头说，“我的这点积蓄，在美国生活，只够三年花销”。回台北呢，他打算住在“中研院”史语所附近，利用他们的资料，好安心完成他的思想史。
记者：所以他回来是为了写思想史？
程巢父：他根本就不热衷于政治社会活动，尤其不想做官。他的兴趣全在学术。但是台湾哪里容得他安静呢？蒋介石任命他为“中研院”的院长，他责任心又强，就忙了。
记者：你的书房有多少书、哪些门类？有什么书是想收藏而没得到的？
程巢父：我的书房有两个，上海一个，沙市一个，还有部分藏书放我儿子那儿。总册数没统计过，不下万册吧。古典文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法学，文史哲都有，就像前人所说的：“于书无所不窥。”想收藏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我只有第三编。一编、二编，上世纪90年代初要6000元，我迟了一点，没有了。
记者：关于书房，有什么特别的记忆？
程巢父：其实大半辈子是没有书房的，因为空间很小，哪有书房？直到80年代，用900斤粮票换了10个书架，竹子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粮票呢？当时平价米八九分一斤，用粮票；高价米三毛到三毛五，用现金。我欢喜吃粳稻米，就买高价的，积了很多粮票。
程巢父 京剧编剧、学者。1934年生于湖北汉口，成长于沙市，2000年起移居上海。20世纪70年代后期迄80年代，从事文艺评论，介入新诗研究，支持“朦胧诗”。1989年以后，研究主题为20世纪的思想政治。近年致力于《胡适未刊日记》的整理工作。
程巢父的书房名为“不降斋”，那也是他的微博名，取“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意。他还自撰对联一副：论世不说半句假，为文耻效阿权姿。老先生年逾八旬，依然直脾气。
书房面积不大，采光欠佳，但干净。书都整齐地放在书柜里，只有几本最近要用的，才摆在手边。大多数是文史方面的书，尤以胡适著作为最。“胡适的书，从文集、年谱、书信、日记到手稿，我都有。”前不久他又托人从台湾购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并且一口气入手四本—自留一本，送儿子一本，给邵建和谢泳各寄去一本。
在学术界，程巢父以研究胡适、陈寅恪等民国思想大师著称。2004年的那本《思想时代》让很多人认识了这位致力于“纠正历史偏见”的学者。此后他埋首书房，整理《胡适未刊日记》，至今已达十多年。“什么东西一到我手里，就不愿意草率地交出，应付差事。我要把历史细节挖得很深很细。”他怕后人缺乏耐心，干脆自己做到极致。
把晚年献给胡适
程巢父对胡适的兴趣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提倡读《红楼梦》，指示“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红楼梦》得以重版，红学材料也出了不少。
彼时程巢父算“逍遥派”，时间充裕，就把新、旧红学的资料通看一遍。作为新红学开山人，胡适的考证文字当然绕不开。上面要求“批判地阅读”，他却认为“讲得很有道理”，一头扎进去。凭着颇高的领悟力和记忆力，迨“文革”曲终，程巢父已自修成红学家。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有关胡适的书籍相继浮出水面。1986年耿云志出版《胡适年谱》，三年后曹伯言、季维龙也出版了《胡适年谱》。其间，易竹贤还推出大陆第一部《胡适传》。他都买了，嫌其观点偏颇，唯材料可用。
他最看重年谱。因为年谱必须大量征引原始材料，读者总能从中读出“真性情真人格”。他后来又购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煌煌十卷本，一页页研读，对胡适的性情与人格了解得更为透彻。他的结论是：胡适，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超级爱国者。
20世纪末，大陆悄然兴起“胡适热”。胡明编《胡适精品集》、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为胡适研究奠定基础。唐德刚 《胡适杂忆》、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等回忆文字，则让胡适的公众形象变得鲜活立体。用《角色与命运：晚年胡适的自由主义困境》作者杨金荣的话说：“胡适的春天又回来了！”
程巢父是春天的推动者之一。他写了不少关于胡适的文章，探讨其理念、记叙其品行。也与人打笔仗，替胡适辩诬—作为“箭垛式人物”，生前身后，围绕胡适的争论从不鲜见。2004年，程巢父将文章结集成《思想时代》，2013年出了增订本；加上与谢泳合编的《寻找储安平》，构成他迄今全部著作。产量不高，影响却不小—学术圈内外颇有欣赏其文字与思想的。他却低调，隐身上海虹口区的老工房内。
“细节，能告诉我们很多事”
2005年黄克武接任台北胡适纪念馆主任，清理馆藏时，发现逐日记录的胡适活动记事本，跨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暂定其名为《胡适未刊日记》。原计划由学者潘光哲整理，因其事忙，转而委托程巢父。
据程巢父推断，这批资料出自胡适秘书王志维之手，记录其每日行程。因多属急就章，所以字迹潦草、中英文夹杂，还经常修改。更糟的是，由于用圆珠笔，数十年后油墨漫漶，给辨认平添几分难度。他拿出胡适晚年考证 《水经注》的工夫勘查胡适的晚年。简单说，就是不放过任何疑问。
1956年9月，胡适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讲学，拜访者很多，未刊日记多有记载。其中有一天仅两个字：李祁。此人是谁？程巢父翻遍《民国人物大辞典》没找着。某日翻施蛰存的书，居然瞅到了这名字！原来李祁是胡适好友朱经农的外甥。此后他在《晨报·副刊》找到两篇李祁作品，又从《徐志摩全集》中觅到两人的通信。但具体经历，仍然模糊。
“最近两个月线索扩大了。”有人寄来李祁的诗词集和作品集，其自序解决了关键性疑难。“他1902年生，留学英国，回国后教授英国文学，1949年在台大教了一年书，去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李祁就读于北大，听过胡适讲中国哲学史。
为追索只在材料中一闪而过的人耗费十年光阴，值得吗？老先生认真地说：“不起眼的细节，能告诉我们很多事”。
他确实是个对细节十分敏感的人，从小如此。1943年冬，叔父带程巢父自沙市去武汉。他十岁，竟从交通工具上看出些端倪—他们坐的是“木炭车”。所谓木炭车，是在车厢里放只大铁罐，往里添木炭燃烧，为汽车提供动力。这种车票价便宜，但旅途绝谈不上愉快。车开开停停，遇河还要向村民借木板。他隐隐感到，叔父似乎囊中羞涩。
程巢父后来才知道，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半年后，日本宪兵检查书信，怀疑他的叔父和姑父暗通新四军，将其逮捕。“关了几个月，用刑，用重刑。”人活着回来了，可家产尽墨—日本宪兵队抄家时带了帮汉奸，他们撬开保险柜，将两万多块银洋一扫而光。
年少从军记
叔父之所以接程巢父去武汉，也与日本人有关。程家定居湖北沙市（今荆州市沙市区），程父经商。1942年他到长江南边与人合伙做生意，被日本人杀害。“可能是父亲得罪了地头蛇吧。”多年后程巢父推测。他家与任何政治势力均无瓜葛，只想本分谋生。
顶梁柱的倒塌使程家陷入困顿。冬天，孩子们衣着单薄，脚无棉鞋，“冻得生疼”。从武汉赶来善后的叔父见状将程巢父带走，交给姑父抚养。长辈待程巢父都很好，认为他是家族中唯一“读得出”的男孩子，悉心栽培。稍长，他被送回沙市母亲那儿，入读晴川中学（今沙市第二中学）。那是所私立学校，师资水平颇高。程巢父至今能背诵《桃花源记》：“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他痴迷古典文化，硬是从紧巴巴的口袋中匀出钱，入手《四部丛刊·第三编》《二十四史（中华版）》《全唐诗》《全宋词》等大部头。 1949年7月15日解放军占领沙市，气氛激荡。晴川中学的几个年轻教师积极参军，换了身神气的军装。“我一看，也跟着去了。”当年7月22日，16岁的程巢父参加第13兵团“南下工作团”，随部队进驻湖南慈利县—那正是贺龙“两把菜刀起义”的地方。
入冬，程巢父冻病了，因缺医少药获准回老家休养。所幸年纪小，抵抗力强，一年后痊愈。不久抗美援朝启动，他又报了名。这一次没下部队，而是赴南京军事学院教导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第64军，驻防辽宁。1955年苏军撤出旅顺时，去接防的正是他们。三年后他复员，被安排在沙市文教局。1960年入沙市京剧团，担任行政工作。“京剧团的党委书记是个知识分子，欣赏我的才，欢喜用我。”然而后患无穷。“文革”爆发，党委书记被揪出，程巢父跟着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狂飙突进的批评家
程巢父自称“醒悟得很早”，“我跑到剧团经理室，关起门看报，了解形势。”1966年秋文艺界开始大串联，他穿上军大衣、背个军挎包启程了。
那时坐火车不要钱，车站人山人海，他身手矫捷地爬进车窗，坐到北京。先去了中央文革接待站，要求平反。“他们哪晓得地方上复杂的情况，开了个介绍信，说某某同志，如何如何。无关痛痒的。”半年后程巢父回沙市，向造反派晃了晃这封无关痛痒的信，把他们震住了。“我用了点策略，”程巢父笑称，“只让他们看了信封，没给看内容。”
在北京，他目睹红卫兵游斗时传祥，老干部挨整的场面更没少见。回来后他做起了“逍遥派”，外面鸡飞狗跳，他冷眼旁观，用一句武汉俗语概括就是：黄鹤楼上看翻船。一直看到“文革”结束。其间他独自读书、思索，已练就与众不同的眼光和角度。是时候出手了。从哪儿切入呢？他决定通过文艺批评。
1979年，杭州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徐明旭写了中篇小说《调动》，讲述了下放贵州的知青想调回上海的曲折历程。小说发表后引来批判，程巢父写了篇1.1万字的长文力挺徐明旭。此后他又介入朦胧诗论争。1981年，文艺批评家孙绍振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肯定朦胧诗，旋遭围攻。程巢父见状撰写长文（达2.6万字），力挺孙绍振。
“我当年有一种‘狂飙突进’的气势，特别犀利。”副作用是，很多重要文章因“气候不对”发不出来。他成了朦胧诗论争的缺席者。这令人遗憾，但也没浇灭他的斗志。尽管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先生，身材精瘦、语速缓慢，没露出丝毫火气。
改革开放后程巢父仍挂靠沙市京剧团，不坐班，每年交个剧本，相当自由。2000年儿子季蒙到复旦大学读博士后，他跟来上海。起初住复旦第六宿舍，前些年在虹口区买了间小房子，算正式定居。自此，他深居简出，读书、写字、刷微博。
[对话程巢父]
胡适对社会活动没兴趣，尤其不想做官
记者：你最近在书房写什么书？
程巢父：整理《胡适未刊日记》，还没有交稿，快要十年了。原因是我挖得很细，另一个，对时政关注得太多，关心弱势群体，安不下心去。
记者：现在整理到什么程度了？
程巢父：要交稿也可以，但还是在继续挖。为什么呢？我交了以后，将来任何人没有我这个心思，去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以后就没人挖了。预计明年上半年能交。
记者：胡适晚年被批评，比如太爱社交，耽误了学术工作。你怎么看？
程巢父：那是不了解胡适。1958年他当了“中研院”院长，这个人一辈子很负责、很认真，每天忙工作，还要接待来拜访的人。他认为人家大老远从市内到郊区，不接待，不近人情。晚上还要看书、做笔记。一个70岁的老人，把这些事情料理完了，哪还有精力写思想史呢？
记者：这就涉及另一个话题——他为什么要回台湾定居？
程巢父：他给赵元任写的信里头说，“我的这点积蓄，在美国生活，只够三年花销”。回台北呢，他打算住在“中研院”史语所附近，利用他们的资料，好安心完成他的思想史。
记者：所以他回来是为了写思想史？
程巢父：他根本就不热衷于政治社会活动，尤其不想做官。他的兴趣全在学术。但是台湾哪里容得他安静呢？蒋介石任命他为“中研院”的院长，他责任心又强，就忙了。
记者：你的书房有多少书、哪些门类？有什么书是想收藏而没得到的？
程巢父：我的书房有两个，上海一个，沙市一个，还有部分藏书放我儿子那儿。总册数没统计过，不下万册吧。古典文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法学，文史哲都有，就像前人所说的：“于书无所不窥。”想收藏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我只有第三编。一编、二编，上世纪90年代初要6000元，我迟了一点，没有了。
记者：关于书房，有什么特别的记忆？
程巢父：其实大半辈子是没有书房的，因为空间很小，哪有书房？直到80年代，用900斤粮票换了10个书架，竹子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粮票呢？当时平价米八九分一斤，用粮票；高价米三毛到三毛五，用现金。我欢喜吃粳稻米，就买高价的，积了很多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