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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执最原始的照相机穿梭于战场，却拍摄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照片；他不属于哪个新闻机构，其作品无法直接为报刊采用，可是人们公认他是美国最伟大的摄影记者；他的照像馆和镜头前有那么多的名人驻足，谁料他在穷困潦倒中苦度余生？
马修•布雷迪（Mathew B. Brady，1822？-1896），这位无可争议的商业摄影和战地摄影宗师，一生业绩不朽而又命途多舛。
这名红发少年曾在萨拉托加随画家威廉•佩奇学画。约在1839年，两人迁居纽约。布雷迪在早期纽约百货公司创建人A•T•斯图尔特手下当店员，老板喜欢这位伶俐的小伙子，约在1841年把他介绍给科学家和艺术家塞缪尔•F•B•莫尔斯。莫尔斯不但以电报发明家而闻名，而且对光学也有兴趣。当时摄影术刚刚在欧美兴起，最新的一种方法叫达盖尔摄影术，又称银板摄影术。在纽约大学的课堂上，莫尔斯将这种技艺教给了布雷迪。
1844年，他在百老汇街和富尔顿街的拐角处开了一个照相馆，店名叫“布雷迪氏达盖尔术小型照相馆”。作为一名不知疲倦的创业者，布雷迪不断创新，又擅长推销自己和新兴的摄影技术，他很快以专拍伟人和名人而知名。
然而19世纪中叶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摄影艺术决不甘于在沙龙中为少数达官贵人留下孤零零的影像。照相机迅即变成捕捉和展现天下大事的新闻工具，新闻记者队伍中一支新军因之崛起。这支新军的领衔人物便是布雷迪。
1861年3月4日，林肯入主白宫。仅仅一个多月以后，一场围绕奴隶制废存而展开的全国性争论演变为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布雷迪放弃了自己赚钱的生意，带领他的摄影队走向各大战场。
新闻摄影的问世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它延伸了人的视距，为大众开启了直面天下大事的窗口。然而在1860年代，照片尚不能直接用在报刊上，因为直到十多年后网目铜版复制技术完善之前，人们还不能将投线的明暗转换成印刷过程。当时的报刊要刊登照片，必须将照片重新印成木刻，注上“据某张照片”字样。内战之前，新闻画报在美国兴起。由于这些周刊和月刊比报纸有较充裕的出版准备时间，从1855年起开始刊登木刻版照片，这一年创办的《弗兰克•莱斯利画报》和1857年问世的《哈泼斯》这两份周刊画报发行量高达10万份，布雷迪的照片是它们的木刻画的主要来源。长达4年的美国内战有力刺激了新闻画报的繁荣。
布雷迪并不是第一个战地摄影师。1855年2月，英国人罗杰•芬顿（Roger Fenton，1819-1869）携4名助手、36箱器材、3匹马和一辆作寝室和暗房用的大车，前往克里米亚战场。一年后，芬顿带着近三百六十张底版回到伦敦。这些作品后来曾在伦敦展出，还以石印出版发行到其他国家。
布雷迪也有一辆马车，它后来被战士们称为Whatizzit Wagon，意为“神奇马车”。战争初期，他经联邦军欧文•麦克道尔将军批准随军拍片。1861年7月21日，麦克道尔率领三万五千名联邦军与皮埃尔•博雷加德将军率领的两万名南军进行了第一次布尔伦河会战，联邦军被彻底击溃，狼狈败逃。当时报纸说：“毫无疑问，布雷迪为懦夫们立此存照。”
此次会战后，布雷迪说服友人林肯总统，获准采集一份内战摄影纪录。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拒绝了布雷迪当官方摄影师的要求，只允许他作战地摄影，而费用要自理。林肯送给他一张卡片，上面有亲笔签名——“布雷迪通行证”。他可以畅通无阻了，没多久，他那辆小巧的黑色马车就在前线为人们熟识。
在芬顿拍摄的照片中，人们看不到战争的残酷景象。他的拍摄活动有人赞助，条件就是不拍恐怖镜头，免得让英军官兵在国内的亲属担惊受怕。芬顿的照片经过仔细的检查，几乎从不出现伤亡者，有明显的摆布痕迹，使战争看起来像是一次次愉快的郊游。布雷迪则不同，他用的是自已的钱，拍的是一国同胞们的大厮杀；并且或许他认为，只有如实摄录战争中歇斯底里、恐怖血腥的场面才能在历史中立足。
整个内战期间，布雷迪似乎无处不在，或是亲赴战场，或是在华盛顿遥控他派往各地的助手。战斗会在哪儿打响，他仿佛能预卜先知，因此士兵们对他到场感到恐惧。他可能亲自拍摄了炮轰萨姆特堡、第一次布尔伦之战、安提塔姆之战、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罗伯特•E•李将军率部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等重大战事场面，为林肯在葛底斯堡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地留影。
布雷迪和他的助手以无以伦比的鲜明客观性，让公众第一次从照片上看见了焦灼的土地、焚毁的房屋、悲痛欲绝的家庭以及无数的尸体，甚至有联邦军阵亡者的特写镜头，所反映的战争在气氛表现和准确性方面都是文字无法比拟的。而这些令人为之惊叹的照片，是用比起三代人之后出现的盒式相机差得多的原始相机拍摄的。正如他所言：“摄影机是历史的眼睛……你绝不可拍低劣的照片。”
内战结束时，布雷迪共积累了三千五百张以上照片。他投资达10万美元之巨指望官方在战后买下这些照片。可是公众和国会的冷漠令他大失所望，繁忙的工作也大大摧残了他的视力。由于付不起保存费，布雷迪被迫出售一部分照片。他在华盛顿和纽约的照相馆逐渐陷入困境，分别于1868年和1873年经济大恐慌中宣布破产。最后在1875年，陆军部出资25000美元向他购买下了约两千张即将变质的照片，移交给陆军学院。
1887年，妻子朱莉娅病故。布雷迪本人亦贫病交加，于1896年1月15日死于纽约一所医院的慈善病房。
如今，布雷迪照片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和纽约历史学会中，成为研究美国内战史的珍贵文献。
近些年来，随着美国摄影史研究的重大进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过去人们将布雷迪同整个内战摄影划上等号是不正确的。有人甚至认为布雷迪的战地摄影生涯是一个神话。主要理由是：第一、布雷迪视力不佳，难以胜任拍摄工作；第二、他不可能跑遍所有战场。内战各个阶段不同地域的战地照片都署上了“by Brady”字样，这是造成误会的根由。其实他可以作“布雷迪摄”“布雷迪制作”“布雷迪所有”等多种理解。
除了上述两人的杰出作用而外，布雷迪在3个州的35个作战基地建立了4个野外摄影组，还形成了一个购买战地照片的网络。因此与其说他是个冒险家，不如说他是商人。在他的协调与管理下，数千张品质上无以伦比的照片得以汇集。布雷迪是一位成功的照相馆经营者，一位对保存战史纪录的重要性有先见之明的摄影指导，一位值得赞扬和钦佩的摄影策划者和作品收藏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无愧于战地摄影宗师的称号。
马修•布雷迪（Mathew B. Brady，1822？-1896），这位无可争议的商业摄影和战地摄影宗师，一生业绩不朽而又命途多舛。
这名红发少年曾在萨拉托加随画家威廉•佩奇学画。约在1839年，两人迁居纽约。布雷迪在早期纽约百货公司创建人A•T•斯图尔特手下当店员，老板喜欢这位伶俐的小伙子，约在1841年把他介绍给科学家和艺术家塞缪尔•F•B•莫尔斯。莫尔斯不但以电报发明家而闻名，而且对光学也有兴趣。当时摄影术刚刚在欧美兴起，最新的一种方法叫达盖尔摄影术，又称银板摄影术。在纽约大学的课堂上，莫尔斯将这种技艺教给了布雷迪。
1844年，他在百老汇街和富尔顿街的拐角处开了一个照相馆，店名叫“布雷迪氏达盖尔术小型照相馆”。作为一名不知疲倦的创业者，布雷迪不断创新，又擅长推销自己和新兴的摄影技术，他很快以专拍伟人和名人而知名。
然而19世纪中叶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摄影艺术决不甘于在沙龙中为少数达官贵人留下孤零零的影像。照相机迅即变成捕捉和展现天下大事的新闻工具，新闻记者队伍中一支新军因之崛起。这支新军的领衔人物便是布雷迪。
1861年3月4日，林肯入主白宫。仅仅一个多月以后，一场围绕奴隶制废存而展开的全国性争论演变为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布雷迪放弃了自己赚钱的生意，带领他的摄影队走向各大战场。
新闻摄影的问世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它延伸了人的视距，为大众开启了直面天下大事的窗口。然而在1860年代，照片尚不能直接用在报刊上，因为直到十多年后网目铜版复制技术完善之前，人们还不能将投线的明暗转换成印刷过程。当时的报刊要刊登照片，必须将照片重新印成木刻，注上“据某张照片”字样。内战之前，新闻画报在美国兴起。由于这些周刊和月刊比报纸有较充裕的出版准备时间，从1855年起开始刊登木刻版照片，这一年创办的《弗兰克•莱斯利画报》和1857年问世的《哈泼斯》这两份周刊画报发行量高达10万份，布雷迪的照片是它们的木刻画的主要来源。长达4年的美国内战有力刺激了新闻画报的繁荣。
布雷迪并不是第一个战地摄影师。1855年2月，英国人罗杰•芬顿（Roger Fenton，1819-1869）携4名助手、36箱器材、3匹马和一辆作寝室和暗房用的大车，前往克里米亚战场。一年后，芬顿带着近三百六十张底版回到伦敦。这些作品后来曾在伦敦展出，还以石印出版发行到其他国家。
布雷迪也有一辆马车，它后来被战士们称为Whatizzit Wagon，意为“神奇马车”。战争初期，他经联邦军欧文•麦克道尔将军批准随军拍片。1861年7月21日，麦克道尔率领三万五千名联邦军与皮埃尔•博雷加德将军率领的两万名南军进行了第一次布尔伦河会战，联邦军被彻底击溃，狼狈败逃。当时报纸说：“毫无疑问，布雷迪为懦夫们立此存照。”
此次会战后，布雷迪说服友人林肯总统，获准采集一份内战摄影纪录。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拒绝了布雷迪当官方摄影师的要求，只允许他作战地摄影，而费用要自理。林肯送给他一张卡片，上面有亲笔签名——“布雷迪通行证”。他可以畅通无阻了，没多久，他那辆小巧的黑色马车就在前线为人们熟识。
在芬顿拍摄的照片中，人们看不到战争的残酷景象。他的拍摄活动有人赞助，条件就是不拍恐怖镜头，免得让英军官兵在国内的亲属担惊受怕。芬顿的照片经过仔细的检查，几乎从不出现伤亡者，有明显的摆布痕迹，使战争看起来像是一次次愉快的郊游。布雷迪则不同，他用的是自已的钱，拍的是一国同胞们的大厮杀；并且或许他认为，只有如实摄录战争中歇斯底里、恐怖血腥的场面才能在历史中立足。
整个内战期间，布雷迪似乎无处不在，或是亲赴战场，或是在华盛顿遥控他派往各地的助手。战斗会在哪儿打响，他仿佛能预卜先知，因此士兵们对他到场感到恐惧。他可能亲自拍摄了炮轰萨姆特堡、第一次布尔伦之战、安提塔姆之战、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罗伯特•E•李将军率部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等重大战事场面，为林肯在葛底斯堡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地留影。
布雷迪和他的助手以无以伦比的鲜明客观性，让公众第一次从照片上看见了焦灼的土地、焚毁的房屋、悲痛欲绝的家庭以及无数的尸体，甚至有联邦军阵亡者的特写镜头，所反映的战争在气氛表现和准确性方面都是文字无法比拟的。而这些令人为之惊叹的照片，是用比起三代人之后出现的盒式相机差得多的原始相机拍摄的。正如他所言：“摄影机是历史的眼睛……你绝不可拍低劣的照片。”
内战结束时，布雷迪共积累了三千五百张以上照片。他投资达10万美元之巨指望官方在战后买下这些照片。可是公众和国会的冷漠令他大失所望，繁忙的工作也大大摧残了他的视力。由于付不起保存费，布雷迪被迫出售一部分照片。他在华盛顿和纽约的照相馆逐渐陷入困境，分别于1868年和1873年经济大恐慌中宣布破产。最后在1875年，陆军部出资25000美元向他购买下了约两千张即将变质的照片，移交给陆军学院。
1887年，妻子朱莉娅病故。布雷迪本人亦贫病交加，于1896年1月15日死于纽约一所医院的慈善病房。
如今，布雷迪照片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和纽约历史学会中，成为研究美国内战史的珍贵文献。
近些年来，随着美国摄影史研究的重大进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过去人们将布雷迪同整个内战摄影划上等号是不正确的。有人甚至认为布雷迪的战地摄影生涯是一个神话。主要理由是：第一、布雷迪视力不佳，难以胜任拍摄工作；第二、他不可能跑遍所有战场。内战各个阶段不同地域的战地照片都署上了“by Brady”字样，这是造成误会的根由。其实他可以作“布雷迪摄”“布雷迪制作”“布雷迪所有”等多种理解。
除了上述两人的杰出作用而外，布雷迪在3个州的35个作战基地建立了4个野外摄影组，还形成了一个购买战地照片的网络。因此与其说他是个冒险家，不如说他是商人。在他的协调与管理下，数千张品质上无以伦比的照片得以汇集。布雷迪是一位成功的照相馆经营者，一位对保存战史纪录的重要性有先见之明的摄影指导，一位值得赞扬和钦佩的摄影策划者和作品收藏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无愧于战地摄影宗师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