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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的重点督办会以“多轮次、滚动式”的节奏持续进行，这种环环相扣、步步紧逼的执纪节奏，让震慑效应充分发挥。
对 绝大部分人来说，“重点督办”并不陌生。“中字头”的督办往往意味着问题能迎刃而解，也代表着“快、准、狠”。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安部挂牌督办的跨省追捕、审计署直接督办的审计风暴……
中央纪委的重点督办，在一些人的眼里，伴随着一声令下，“老虎”无所遁形，“苍蝇”一网打尽。究竟是不是这样呢？中央纪委这两年重点督办了哪些事儿？且看廉政瞭望为你一一解答。
移交、督办和重点督办的区别
按中央纪委受理信访举报范围来看，对转交下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信访举报的办理情况，采取实地督办、电话督办、发函督办、汇报督办等方式督促检查，大要案或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则直接督办。换言之，但凡向下级移交了问题线索的，就意味着中央纪委督办。
“督办和重点督办之间，顾名思义，是分量上的不同。”中央纪委派驻某部委纪检组的一名副组长告诉记者，“后者体现出了中央纪委的工作重点和决心。”
刘军是一名地级市纪委副书记，他打了个比方说：“鸡毛信的故事都知道吧，如果把向下级纪委移交问题线索比作是一封常规的鸡毛信的话，那重点督办那封就沾了三根鸡毛。不仅有质量的考虑，还有办结效率的压力。”
统观近年来中央纪委的工作报告和见诸媒体公开报道的资料，实际上中央纪委监察部督办的案件类型非常广泛，但一般各个阶段会根据当年的情况有所侧重。
王岐山在七次全会报告中提到，2016年，中央纪委对问题反映集中的21个县市旗、164个扶贫领域腐败问题重点督办，对40起典型案例通报曝光。
很显然，去年的重点督办在扶贫领域。去年年初，中央纪委根据六次全会部署，通过开展多轮次、滚动式重点督办，督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
8月初，中央纪委对第一批重点督办的9起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开曝光。这里面有村官违纪的，如村支书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截留精准扶贫专项贷款等问题；也有监守自盗的，如贵州织金县扶贫办挪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扶贫办监管失职。
在这批通报里，最后一则是宁夏西吉县苏堡乡张撇村党支部原书记何彦庆、村委会原主任王军军办理低保优亲厚友问题。据记者了解，宁夏的西吉和海原两个县在去年被列入了该领域重点督办的县市，均是反应神速。仅在4月底，海原县被督办的22个问题线索已全部办结；西吉县被督办的6件问题线索，也核清了违纪事实4件。
“从实质上看，扶贫领域出现的问题正属于群众身边较为典型的腐败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相关干部表示。
十八大以来，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直是热点，也是难点。在中央纪委督办的案件中，这也是占据最大比例的。中央纪委相关负责人曾指出，对发生重要案件、久拖不办或查处不到位的地区或部门，中央纪委将加大督办力度，进行约谈或实地督办。
督办程序，有多大“阵仗”？
当地方或部委接到中央纪委重点督办函后，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其实是紧张，谁要说不紧张是假的。”一名市纪委书记表示，“既然要督办，肯定是我这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问题线索被反映到上面去了。但镇定下来后，必须立即着手部署好相应的任务，可以说是一套‘组合拳’。”
对地方而言，中央纪委的重点督办一方面固然是督促，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支持。以河南为例，去年中央纪委交办河南汝州10起问题线索，均涉及侵害群众利益。
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介绍，在接到督办函后，河南省纪委第一时间召集他和市纪委书记前去汇报，并决定逐一落实。在此过程中，省纪委指派专人6次到汝州跟踪督办，层层传导压力；办结后，省纪委按程序对每一起案件认真审核把关。
这还没完，随后，河南省纪委召开了直接开到乡的专题视频会议，选定16个区县作为省纪委第一批督办重点县，还专门让汝州进行了表态发言，在全省面前谈感受、谈做法。
山西阳高县去年也被中央纪委列入了重点督办的县，该县县委书记冯晓雷对地方如何抓落实的回忆和高建军几乎一致。大致由省级纪委总体部署，专人督导，市县进行具体执纪问责，并举一反三，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加强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的工作方案》，在全省范围内以省纪委督办的形式排查整改。最后，还要将整体的督办情况上报中央纪委审核。
当然，各地一些做法也有所不同。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接到督办函后，由自治区纪委领导带队，利用4天时间蹲点，到相关县市现场督办。
与此对应的是，中央纪委要做的工作也不轻松，并非督办函一发，就等着下面报结果了。
在2015年召开的反映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线索督办协调会上披露，中央纪委一些纪检监察室主要负责人还到现场督办线索核查工作，向基层有效传导了从严执纪的压力。
在統揽全局上，中央纪委除了年初确定重点督办对象，还一直在适时跟进，掌握动向。比如去年8月份首批通报，就是加强督办成果运用的一种办法。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则专门提醒，要改进催办方式，严格审核把关，增强催办实效。还要注重协调配合，加强业务指导，推动督办工作深入开展。
那具体是谁在督办和催办？在公开报道中，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在重点督办这项工作比较活跃。廉政瞭望曾报道过的福建沙县县委原书记陈瑞喜接受宴请致人醉亡事件，就是由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督办。
其他工作室也各有任务。如对2015年湖南麻阳县谷达坡乡白羊村主任段国文违纪问题的查处，就是直接由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督办。
重点督办不只仅限于大要案
“地方在办理中央纪委重点督办案件中自然是重视较多、进度较快、效果较好。”刘军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一些省、市纪委层层加码督办，让本身人手紧张的区县纪委全力扑向督办案件，而忽略了本地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
“如果地方加码的督办任务能更实事求是就好了，真正从解决问题出发，而不是做给上级看，我这又比别的地方多督办了三五个县乡。”一名省纪委研究室干部表示，“不一定非要等省上确定了重点督办的县，市上又去确定重点督办的乡镇。”
对此，中央纪委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用“督办+曝光”这个经过检验的管用招数。杨晓渡曾要求，要加强督办成果运用，开展集中整治和警示教育，对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发挥督办工作综合效应。
不少人还记得，2015年5月26日，中央纪委曾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89条“村官腐败”问题线索进行集中督办。多数省份除核查交办的线索外，还比照中央纪委的做法，自主筛选督办相关问题线索，形成了央地联动。
和巡视的“回头看”一样，中央纪委的重点督办也被明确了会以“多轮次、滚动式”的节奏持续进行。说明中央纪委去年督办的案件情况中反映的特点和走向，在2017年，依然具有一些导向性作用。
从去年重点督办的一批通报可知，重点督办不只仅限于大要案，打“大老虎”。如王军军优亲厚友，就是违规给自己及妻子办理4个低保指标，看起来是“小事”，但中央纪委照样将其列为重点督办。可谓给那些可能会违反纪律、侵害贫困群众利益的人打了预防针：只要踏出这一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央纪委直接督办的重点线索。
按通常的理解，问责就是要处理人。我们看到，中央纪委重点督办的9起案件里处理了42人，有6起还进行了问责。这充分说明，一旦出现问题，中央纪委将负责督促地方，一起来追查到底。
这种环环相扣、步步紧逼的执纪节奏，让震慑效应充分发挥。这还没完，中央纪委相关负责人甚至表示，对“反映集中、性质恶劣”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必要时中央纪委将直接查办”。这无疑给重点督办工作增添了强烈威慑。
对地方而言，上级纪委的重点督办意味着自身的工作失职。
“群众自然希望诉求得到上层重视并被督办，但地方为什么没能第一时间了解并反馈群众反映的问题？”刘军表示，“督办是为了破难，为了解决问题，但并非越多越好。如果我们之前把工作都做好了，自然更符合中央纪委关于四种形态的精神，值得我们反思啊。”
对 绝大部分人来说，“重点督办”并不陌生。“中字头”的督办往往意味着问题能迎刃而解，也代表着“快、准、狠”。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安部挂牌督办的跨省追捕、审计署直接督办的审计风暴……
中央纪委的重点督办，在一些人的眼里，伴随着一声令下，“老虎”无所遁形，“苍蝇”一网打尽。究竟是不是这样呢？中央纪委这两年重点督办了哪些事儿？且看廉政瞭望为你一一解答。
移交、督办和重点督办的区别
按中央纪委受理信访举报范围来看，对转交下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信访举报的办理情况，采取实地督办、电话督办、发函督办、汇报督办等方式督促检查，大要案或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则直接督办。换言之，但凡向下级移交了问题线索的，就意味着中央纪委督办。
“督办和重点督办之间，顾名思义，是分量上的不同。”中央纪委派驻某部委纪检组的一名副组长告诉记者，“后者体现出了中央纪委的工作重点和决心。”
刘军是一名地级市纪委副书记，他打了个比方说：“鸡毛信的故事都知道吧，如果把向下级纪委移交问题线索比作是一封常规的鸡毛信的话，那重点督办那封就沾了三根鸡毛。不仅有质量的考虑，还有办结效率的压力。”
统观近年来中央纪委的工作报告和见诸媒体公开报道的资料，实际上中央纪委监察部督办的案件类型非常广泛，但一般各个阶段会根据当年的情况有所侧重。
王岐山在七次全会报告中提到，2016年，中央纪委对问题反映集中的21个县市旗、164个扶贫领域腐败问题重点督办，对40起典型案例通报曝光。
很显然，去年的重点督办在扶贫领域。去年年初，中央纪委根据六次全会部署，通过开展多轮次、滚动式重点督办，督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
8月初，中央纪委对第一批重点督办的9起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开曝光。这里面有村官违纪的，如村支书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截留精准扶贫专项贷款等问题；也有监守自盗的，如贵州织金县扶贫办挪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扶贫办监管失职。
在这批通报里，最后一则是宁夏西吉县苏堡乡张撇村党支部原书记何彦庆、村委会原主任王军军办理低保优亲厚友问题。据记者了解，宁夏的西吉和海原两个县在去年被列入了该领域重点督办的县市，均是反应神速。仅在4月底，海原县被督办的22个问题线索已全部办结；西吉县被督办的6件问题线索，也核清了违纪事实4件。
“从实质上看，扶贫领域出现的问题正属于群众身边较为典型的腐败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相关干部表示。
十八大以来，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直是热点，也是难点。在中央纪委督办的案件中，这也是占据最大比例的。中央纪委相关负责人曾指出，对发生重要案件、久拖不办或查处不到位的地区或部门，中央纪委将加大督办力度，进行约谈或实地督办。
督办程序，有多大“阵仗”？
当地方或部委接到中央纪委重点督办函后，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其实是紧张，谁要说不紧张是假的。”一名市纪委书记表示，“既然要督办，肯定是我这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问题线索被反映到上面去了。但镇定下来后，必须立即着手部署好相应的任务，可以说是一套‘组合拳’。”
对地方而言，中央纪委的重点督办一方面固然是督促，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支持。以河南为例，去年中央纪委交办河南汝州10起问题线索，均涉及侵害群众利益。
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介绍，在接到督办函后，河南省纪委第一时间召集他和市纪委书记前去汇报，并决定逐一落实。在此过程中，省纪委指派专人6次到汝州跟踪督办，层层传导压力；办结后，省纪委按程序对每一起案件认真审核把关。
这还没完，随后，河南省纪委召开了直接开到乡的专题视频会议，选定16个区县作为省纪委第一批督办重点县，还专门让汝州进行了表态发言，在全省面前谈感受、谈做法。
山西阳高县去年也被中央纪委列入了重点督办的县，该县县委书记冯晓雷对地方如何抓落实的回忆和高建军几乎一致。大致由省级纪委总体部署，专人督导，市县进行具体执纪问责，并举一反三，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加强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的工作方案》，在全省范围内以省纪委督办的形式排查整改。最后，还要将整体的督办情况上报中央纪委审核。
当然，各地一些做法也有所不同。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接到督办函后，由自治区纪委领导带队，利用4天时间蹲点，到相关县市现场督办。
与此对应的是，中央纪委要做的工作也不轻松，并非督办函一发，就等着下面报结果了。
在2015年召开的反映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线索督办协调会上披露，中央纪委一些纪检监察室主要负责人还到现场督办线索核查工作，向基层有效传导了从严执纪的压力。
在統揽全局上，中央纪委除了年初确定重点督办对象，还一直在适时跟进，掌握动向。比如去年8月份首批通报，就是加强督办成果运用的一种办法。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则专门提醒，要改进催办方式，严格审核把关，增强催办实效。还要注重协调配合，加强业务指导，推动督办工作深入开展。
那具体是谁在督办和催办？在公开报道中，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在重点督办这项工作比较活跃。廉政瞭望曾报道过的福建沙县县委原书记陈瑞喜接受宴请致人醉亡事件，就是由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督办。
其他工作室也各有任务。如对2015年湖南麻阳县谷达坡乡白羊村主任段国文违纪问题的查处，就是直接由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督办。
重点督办不只仅限于大要案
“地方在办理中央纪委重点督办案件中自然是重视较多、进度较快、效果较好。”刘军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一些省、市纪委层层加码督办，让本身人手紧张的区县纪委全力扑向督办案件，而忽略了本地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
“如果地方加码的督办任务能更实事求是就好了，真正从解决问题出发，而不是做给上级看，我这又比别的地方多督办了三五个县乡。”一名省纪委研究室干部表示，“不一定非要等省上确定了重点督办的县，市上又去确定重点督办的乡镇。”
对此，中央纪委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用“督办+曝光”这个经过检验的管用招数。杨晓渡曾要求，要加强督办成果运用，开展集中整治和警示教育，对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发挥督办工作综合效应。
不少人还记得，2015年5月26日，中央纪委曾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89条“村官腐败”问题线索进行集中督办。多数省份除核查交办的线索外，还比照中央纪委的做法，自主筛选督办相关问题线索，形成了央地联动。
和巡视的“回头看”一样，中央纪委的重点督办也被明确了会以“多轮次、滚动式”的节奏持续进行。说明中央纪委去年督办的案件情况中反映的特点和走向，在2017年，依然具有一些导向性作用。
从去年重点督办的一批通报可知，重点督办不只仅限于大要案，打“大老虎”。如王军军优亲厚友，就是违规给自己及妻子办理4个低保指标，看起来是“小事”，但中央纪委照样将其列为重点督办。可谓给那些可能会违反纪律、侵害贫困群众利益的人打了预防针：只要踏出这一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央纪委直接督办的重点线索。
按通常的理解，问责就是要处理人。我们看到，中央纪委重点督办的9起案件里处理了42人，有6起还进行了问责。这充分说明，一旦出现问题，中央纪委将负责督促地方，一起来追查到底。
这种环环相扣、步步紧逼的执纪节奏，让震慑效应充分发挥。这还没完，中央纪委相关负责人甚至表示，对“反映集中、性质恶劣”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必要时中央纪委将直接查办”。这无疑给重点督办工作增添了强烈威慑。
对地方而言，上级纪委的重点督办意味着自身的工作失职。
“群众自然希望诉求得到上层重视并被督办，但地方为什么没能第一时间了解并反馈群众反映的问题？”刘军表示，“督办是为了破难，为了解决问题，但并非越多越好。如果我们之前把工作都做好了，自然更符合中央纪委关于四种形态的精神，值得我们反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