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李安的《色·戒》吗？故事里老香港的韵味在今天摩天大楼林立的港岛已无处寻觅，所以李安找到了槟城，这个历史宝库——在槟城的街角巷尾，他拍出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香港的王佳芝和地下党。好莱坞也惦记着槟城，安迪·泰南拍摄的《安娜与国王》，一方面因为题材敏感很难在泰国本地拍摄，同时槟城的风貌也更接近一百多年前的曼谷，Armenian Street（打铜仔街）胜任了这次拍摄的改造。这里也曾是亚美尼亚裔在槟城的聚集地——足见槟城在旧时国际化的范畴之广。
　　说起来，南边新加坡岛与北边北槟榔屿，都算是航海时代最后的明珠，在19世纪慢慢取代了横行世界几百年的马六甲。这两个城市，是英国在马来半岛的“事业”的开端，由此英国掐住了欧洲、中东、非洲、印度与真正东方（主要是中国和日本）的贸易。
　　从前的商人和远行者，沿着海岸一站又一站走走停停：轮船在不同的港口寻找补给，商人上下船买卖物品，国族之间的交流远比现在乘坐飞机者能想象的要复杂多姿，今时今日南洋的共同语言马来语和印尼语，其起源便是马六甲海峡两岸商港的商业用语，从马六甲传播到南洋诸岛，进而成了人人都会说的语言。
　　一个世纪之后，新加坡旅行作家叶孝忠曾经说：新加坡人去大马的各个城市旅行是别有快乐的，在新加坡已经几近消失的“战前”（二战）建筑和生活形态，依然存活在马来西亚很多城镇的生命中。
　　如果槟城人听到这样的话，大约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独立后的新加坡，在几十年内成为了世界摩登之都，而槟榔屿上的乔治城——中国人习惯称之为“槟城”，因为历史保留的完好而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员。

马来西亚国内族群和谐共处的典范

　　槟城 ，这个老外称其为“东方之珠”的小城，被游客誉为“最佳被访的岛屿”之一，它又叫槟榔屿，因全岛到处可见槟榔树而得名，也叫着槟州，是位于马来西亚北部的一个小州。
　　槟城中国味很足，中国农历新年时，槟城不但非常热闹，还特别有气氛。露天的联欢人潮起伏，庙里烧香祈福者络绎不绝，就连非华人的餐厅都坐满了人。
　　槟城的华人移民史开始于18世纪，到了1824年，英国殖民地当局把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正式从英属印度孟加拉管区的范畴独立出来，成立海峡殖民地，那时槟榔屿的华人已逐渐上升到了近千人；1840年英国占领香港后，更多的华工开始下南洋，仅仅11年光阴，人数翻了一番。从那时起，大批的华人陆续乘船来到槟榔屿落脚繁衍，或者散落到马六甲半岛上，南至柔佛新山、北至泰国普吉；到了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时，槟榔屿上的华人，人数已达12万，与马来人旗鼓相当；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时，槟城的华人已高达32万人，占人口总数57%；不过几十年之后，如今槟城华人的人口比例已经降到了42.93%，几乎与马来人差不多了。
　　大约正是这样族群人口的均衡，使得槟城一直是马来西亚国内族群和谐共处的典范，虽然1948年时，也曾有人煽动槟城独立于马来亚联邦。每个来访槟城的人，都会爱上这座悠然之地，一边福建风味、另一边北印度小吃的美食之地。
　　事实上，你不能仅仅以“马来西亚”的概念来看槟城，也需要跳脱巫统、华人、印度三族的框架，这座城市几乎称得上是一个“历史上的世界城市”。在这座城市旅行时，你要记住多重路名：这里同一个街道，它的华文名、英文名和马来文名都不一定相同，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承载着不同的历史记忆。
　　1787年，从孟加拉地区来此的莱特上校，占领了槟城，并宣布这座岛屿从此成为自由港——槟城其实是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后世伟大贸易港的“前辈”。这个自由港身份，一直延续到马来西亚建国后的1963年。
　　对槟城来说，时间静止在了1963年。
　　这也使得如今，所有哪怕与它有一点点历史相关的城市，都得来这里寻找记忆。
　　因为与东南亚乃至南亚周边的来往非常频密，槟城因此也有了多姿多彩的文化色彩，如那些战前老房子地砖一样斑斓多彩。
　　走在街巷中，可以看到Siam Road（暹罗路）和Bangkok Lane（曼谷巷），俗称“卧佛寺”的Wat Chaiya Mangkalaram，那里的大卧佛是世界第三大佛。卧佛寺对面便是缅甸寺，刚好与泰缅的实际地理位置相同。
　　事实上，槟榔屿与其北边的普吉岛有着非常深厚的联系。两地都有无数葡萄牙风格的华人店铺，上下两层的骑楼，让人想起广州和厦门，也让人想起葡萄牙。槟城与中国的厦门是友好城市，这是有历史渊源的，迄今为止，槟城的主流语言依然是“福建话”（南洋对当地闽南语的称呼），而厦门的名吃“沙茶面”，也有着无尽的南洋风味。
　　槟城与苏门答腊也联系紧密，华人所称打石街，英文名叫Acheen Street。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人是槟城早期重要的移民之一，他们在同一条街留下了岛上最为古老的一座亚齐回教堂（Masjid Acheh）。海边附近的那些大街小巷，则是无处不在的英国风格，而华人宗祠也处在其中。比如美轮美奂的龙山堂邱老公司门前，是两个中国味道十足的石狮，公司后面则是两个持枪的锡克族石雕，而它的前方，正是亚齐清真寺，这大概是槟城族群最典型的代表了。
　　槟城的印裔很多是来自旁遮普地区的，当地华人却把他们称为“孟加里”。这是英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偏见”。海峡殖民地最初是用来流放英属印度（孟加拉管辖区）的囚犯的，槟城和新加坡因曾是孟加拉管辖区下辖的殖民地，这里的人就习惯把来自印度的人称“孟加里”。
　　到了今天，印度裔成为三大族群中声音最小的一支，多数印度人专心经营小商业，槟城街头，到处都是北印度小馆子；从马来西亚起家，现已是亚洲最大的低成本航空公司的亚洲航空，也是由印裔经营。

失败的“槟城独立运动”

　　其实，槟城在二战后，也曾面临过一个重大抉择。
　　1947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将正式推行优待马来族的蓝皮书计划，开始为马来西亚独立建国铺路。一时激起了全马来亚的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的不安和抗议。10月20日，抗议达到高潮，出现了全国性的“大罢市”。这次大罢市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华人、印度人社团以及其他非马来人的响应，是“二战”后新加坡和马来亚最大规模的大罢市行动。尽管如此，也阻挡不了蓝皮书计划的推进。
　　1948年12月7日，一个由西商会会长麦卡（D. A. Markay）及印商会会长波努鲁里（N. Ponudurai）为首的、主张在槟城立法议会中酝酿脱离“马来亚联盟”的筹备委员会成立。12月13日，筹委会发动民众在槟城举行集会，选出了212名代表，其中有200名投票赞成槟城脱离联邦，筹委会在随后发表的文告中称：“槟城必须寻求各种宪制途径脱离马来亚联盟，以维持其在海峡殖民地的地位。这是对槟城和威省最好的选择”。筹委会旋即成立了一个囊括了除马来人以外的各族群和利益集团代表的15人委员会。此举招致马来族群的强烈反对。巫统主席拿督翁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说：“槟城脱离联盟与否应由马来人来决定，而不是非马来人”。
　　事实上，已经居住了四五代的槟城人，更容易在战后马来亚独立时，接受国家认同的选择。最终，槟城独立运动以失败告终，槟城的华人和其它族群，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马来西亚时代。
　　由于华人人口和经济在槟城的优势，马来西亚建国后，槟城的多任行政长官大多由华人出任，他们也对其它族群多有政策照顾。尽管如此，国家建立后，确立了优势地位的马来人巫族偶尔仍会给这个华人占优的岛屿挑刺。显然，关于族群如何和谐共处，不但在槟城，更是整个国家正共同苦思、迫在眉睫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