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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签，我的还乡理由
我决定腊月二十七回一趟乡下。
这几天来，就像一只连续挨了几鞭子的陀螺，忙得团团转，兴奋又疲乏。腊月二十三，我早上八点从义乌坐上高铁，六个小时到达郴州。之后，坐市内公交，转城际班车，接着又换县城公交。最终，在我家附近步步高超市前的公交站台，车门洞开，我从过于饱胀的车胃里被呕吐了出来，连同我的拖箱和行包。掏手机一看，已近下午五点。腊月二十四，是小年。腊月二十五、二十六，一家人上街购物。
往年，我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去乡下。自从父母去世后，若无特别的事情，一年里，我只在两个特别的日子去一趟。清明节，我带着妻儿去给二老扫墓，当天即回。除夕前，我再去一趟，或者带着家小，或者就我独自去，也是当天就匆匆返回。目的是看看新村那栋一年四季空着的房子，打扫一下庭院，在二老的遗像前摆几个供果，鞠个躬，默祷几句，烧几片纸，燃三炷香，点一对蜡烛，放一挂爆竹，在大门上贴上福字和春联。这其实纯粹成了一种仪式，只具有象征的意味。不过，正因为有了这种仪式，我才依然与这片乡土有了联系，才有了还乡的理由。父母的坟墓和这栋长年空置的房屋，就是我在这片日渐疏远和陌生的土地上，还能自称村里人的两条标签。
这次去乡下，还有一个目的。
我的二堂兄三节，六十岁，刚符合了一名五保户的年龄要求，享受了五保户的待遇。这一年，政府在全县范围内排查农村危房和住房特困户，他在榜上，择地建了一栋面积不超过40平方米的平房，经政府部门验收后，可领取财政专项补助。国庆节那天，他住进了新居。
班车从县城出发，四十分钟后，到达高亭乡与洋塘乡的交叉路口，我下车。往年回村，都要从这里转乘私人出租面包车，或者直接坐出租摩托车。不过，这次路口空地上不见等客的面包车，倒是停着一辆崭新的公交车，车门开着，不断有人提着行李上去。一问，果然是去洋塘乡的通乡公交，价格2元，自动投币。这种情况在浙江十分寻常，家乡也有了，心中一喜。
公交行驶在通乡水泥路上，平稳，中速。车上挤满了人和年货，言语嘈杂，脸上溢满兴奋和笑容。窗外群山逶迤，不时有田野、村庄和流水从前方奔来，又匆匆退去。5公里的路程很快到了，我在洋塘乡政府旁下了车。据说，这里已经开通了通村公交，但趟次少，不知要等到何时。一招手，对面一辆出租摩托车冲了过来，去八公分新村，10元。
通村水泥路上，摩托车极速狂奔，上坡下坡，似乎也没有放缓的意思。我提醒师傅慢一点，注意安全，右手探向屁股后面，握紧冰冷的车架。沿途的松树和桉树又高密了不少，路边一晃而过的村舍，都是装修漂亮的小洋房，天气晴和，清新，幽静。
在新村的十字路口，我让摩托停下，付了车资。
我的新村我的家
上了坡，第一眼看到家门口，我的心一沉，顿时有了悲怆之感。
通村水泥路从八公分新村前蜿蜒而过，往南通向沙窝村和羊乌村。我家建在新村的前排，北面的第一户，处在十字路口的东南角。东北角是孝里家四层的气派小楼，底层办了百货店。他的屋后，以前是一片旱土，退耕还林时种上的松树，已成高大的乔木，郁郁苍苍。西南角是牛氏塘自然村，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我的大姐嫁在那里。昔日是一条石板街铺，两旁吊脚木楼，是往来商旅必经之地和歇息投宿的地方。如今，石板街和吊脚楼已毫无踪影，全然是一色的两三层高的漂亮小楼。西北角是村完全小学，近几年校园一再扩容，改建了教学楼，新建了宿舍楼，扩大了运动场，四周建了围墙，更名为明德小学。
新村原是一座独立的小山包。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武广高铁修建的时候，路线恰好南北贯穿八公分旧村，有160多户需搬迁，这才挖了这座山包，易地建了新村。新村统一规划，坐东朝西，单家独户，全是林立的漂亮小楼，村内水泥道路纵横交错，村部办公楼、休闲广场，绿化亮化，一应俱全，成了远近闻名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山包高度降低了不少，大致平整，略带斜坡，但整体地势依然突兀周边。从十字路口到我家，抄近路，不走村前中央的进村大道，就要爬一道植了草皮树木、砌了台阶的斜坡。
近乡情怯，心中小有激动。明知家里大门紧闭，没有人在那里候我，我还是迫不及待登上了台阶。快步走近家门口，眼前的一幕，让我心头一紧。
我拿出钥匙，打开双开的不锈钢大门，一股潮湿的气味扑了过来。神台上父母的彩色相框最先映入我的眼帘，他们目光温柔，平静，似乎满含期待。
我扫视了一下房间，简陋的陈设一切如旧，触目所及，满是厚厚的灰尘。这栋房屋，我们一家只在建成的当年，按照村里的风俗，选了日子，来这里进火住了三天，之后长年累月空置着，一晃已过七八个年头。
后院的两棵石榴树已经高过楼面，两棵枇杷树也差不多快与围墙平齐，一株葡萄沿着围墙铺开枝蔓。院子的水泥地上，那一眼圆形的小水池里，积满了枯黄发黑的残叶。这些果木，我一年里与它们相遇两次，从未看到它们开花结果。它们被锁在寂静的庭院里生长，从幼苗到盛年。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我才能与它们长久相伴。
屋外有人叫我，是二堂兄的声音。我走出门。二堂兄气色很好，脸上泛着红光。他说特地来看我到了没有，已准备了几个菜，只等下锅。
山村新迹象
村前的路旁建了一个垃圾亭，两堵墙，一个人字坡顶，贴了瓷砖仿琉璃瓦，一人多高，看起来像个神龛。
庭院里的落叶、灰尘、修砍的枝条、刨除的杂草，以及敬父母祖先灶王爷燃过的纸烛的灰烬，鞭炮的碎屑，足足清扫了几竹筛。隔壁邻居满文哥嫂一再盛情招呼：“孝纪啊，到屋里来喝茶。”
满文哥客厅十分亮堂，雪白的墙，光洁的地面瓷砖，石膏吊顶，水晶吊灯，冰箱，壁挂液晶电视，酒柜，真皮沙发，方桌式电烤火灶，城市家庭拥有的，一应俱全。此时，围桌坐了几个中年人，喝着茶，吃着点心，谈兴正浓。
他们的话题正围绕着野味展开。现在的山上茅草树木厚了，已经有了很多兔子、野鸡，村里人昨天上山抓了三只竹鼠，100元一斤，被从广东打工开车回来的几个年轻人买走了。邻村前几天有人套了一只麂，有40斤重。一只獐甚至下到河边饮水，被人发现，跑了。 “真有这么多野东西？”我好奇地问。
“是的。真的很多了。”满文哥也这么说。
看来，当村人大多进城务工，山林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童年里这些耳熟能详的野物又回来了。
二堂兄催促吃饭，邀在座的同去，满文哥爽快应承。
我回到家，拿了行包，在神台前望了望父母，他们态度祥蔼，眼含眷恋。我关上大门，银光发亮的不锈钢门两侧，是鲜红的春联，门楣贴着横批，门中央是大福字，已然喜庆的过年景象。
二堂兄住在旧村，与新村相距一公里，中间是田野与小河，一条水泥路连通新旧，两旁满植香樟。在靠近小河的一处坡地，一间公共厕所尚未完工。满文哥说，村里以前的旧茅厕都挖掉推平了，现在差不多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有了卫生间。
桥边的河岸上，印着深深的履带痕迹，有挖土机或推土机来过。曲折的堤岸裸露黄土，加宽了不少。靠新村这边的大片田野，新翻垦过，原先交错的阡陌全然不见，成了一整片，宛如北方的平野。我十分疑惑，忙问这是怎么回事？满文哥说，现在乡里在我们村搞土地流转试点，这些土地已经流转给外面的公司，由他们支付租金，负责农业项目的投资。想想这么多年来，昔日肥沃的水田，早已荒芜成杂草丛生的旱地，能够流转出去有人耕耘，也是一件好事。何况土地改良了，田园美化了，别人也抬不走。“明年还要扩大规模。”满文哥指着河对岸那片广阔的田野说。
一个女人的抉择
德主打来电话，他说他也到村里来了，在他叔叔家，刚听村里人说，看到我回来了。
德主是我的大外甥，年纪只比我小四岁。我大姐有两个儿子，两人如今都在广州工作，不同的是，老大在广州郊区的乡镇做粉刷工，偶尔也做做小包工头，老二在广州大学当老师。他们两兄弟均在永兴县城买了房子，孩子放在县城上学，我大姐给他们带孩子。老家这栋兄弟两人共有的两层楼的老瓦房任由空着，风吹雨淋。早几天，德主也是刚从广州回来。
德主说，他来村里是为了还他叔叔400元钱。“丙之老婆死了，村里年轻人每人捐200元。”
“丙之老婆不是离家出走了吗？”我有些不解。
去年夏天，天气已经很炎热。我大姐在闲谈时曾跟我说，她村里丙之老婆平禾离家出走了，村人找了好几天，找不到。电视台特来采访报道了，也没结果。
丙之是牛氏塘自然村的人，实际与八公分新村差不多紧挨着，相隔就几十百把米。他姓雷，是家中长子，比我大十多岁。他才50多岁，已是头发花白。
他年轻时一直单身，40多岁才讨了老婆平禾。平禾比他小10多岁，是离婚后带着一个10岁的儿子嫁过来的。丙之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已经七八岁了。
平禾离家出走，缘于患有糖尿病。治疗很多年，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一贫如洗，大儿子也辍学去了广东做工。她的身体状况一直没有改善，还添了些其他的病。平禾不想连累家庭，苦了两个儿子，一天早上，她起床没吃早饭，就走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身上也没有一分钱。丙之是在去年霜降摘油茶的时候，才发现他老婆。丙之的油茶山在红花村的瓜皮丘，离家4里路。平禾躺在一棵油茶树下。
这个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发起募捐，年轻人每人捐200元，给丙之安葬老婆。丙之做了十几桌酒席，把他老婆平禾重新安葬在他们自家油茶岭上。
这件事让村子周边的人感叹了很久。
我听后，也是心情沉重。
旧时光的留守者
我的二堂兄三节已在新屋门口迎候，他红光满面，堆着笑容。
2006年，我们这座一直偏安一隅、有六百多年历史、近千人口的村庄，突然与中国最现代化的高速铁路联系在了一起，从此改变了它的版图和命运。之后的两年里，村庄一分为四：160多户搬迁到了河对面的新村；剩下的房屋和人家形成了三个相隔一定距离的独立组团——村南和村北两个组团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兴建的红砖平顶房，两三层高，如今都已瓷砖装修；村中央是九栋仅存的青砖黑瓦明清老宅，其中包括我出生的祖屋。
围绕着这几栋老宅子，如今是四户五保户，他们像四个门神，各守一方。东面是仁和哥和他90岁的老母，西面是单身汉如喜叔，南面是陆陆哥老两口，北面是单身汉我二堂兄三节。我二堂兄最年轻，刚过了60不久。在今年全县农村危房改建和无房户建房资助中，他们四户都是受益人。我二堂兄以前一直与大堂兄住一起，属于无房户，他的建房补助略高。四户五保户都建了规定面积40平方米内的小平房，只有仁和哥母子，因新房尚未粉刷，仍住老宅子。
二堂兄这栋小巧的平房让我眼前一亮。淡黄色的外墙砖，铝合金玻璃窗，不锈钢大门，门口铺了水泥，干净整洁。他说，建房这块地，是花了四千元买了平德家的空宅地。以前，这旁边曾是一大片废弃的猪栏厕所，全部推平，显得十分空旷。二堂兄甚至还种了几棵小树，用废砖头围了一个小菜园，种上了葱蒜青菜。
屋里的设计可谓周全，一厅两室一厨一卫，一律贴了地面砖，四壁及天花顶刷过白色涂料，光线充足。客厅放了一张方形饭桌，进门一角摆了两只仿皮短沙发。二堂兄对现今的生活充满了感念和满足之情。
桌上已经摆好了酒杯碗筷，用大碗装着炒牛肉、炒猪肚子、水煮草鱼和酸辣大肠。来客中还有平光哥，他承包了这间房屋的设计和施工。如喜叔、陆陆哥、仁和哥也先后来了。闻得出来，酒是家乡的红薯烧酒。
二堂兄是村庄最早去广东打工的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广州郊区的乡村辗转，砌砖粉刷。他爱胡吃海喝，厮混逍遥，落得一把年纪一身赘肉，两手空空。近年来，在广州做工的村人嫌他年纪大，手脚慢，已不愿與他为伍。他只得打道回府，在村庄周边偶尔做点泥水活，换一些工钱。
仁和哥有瘫痪在床的老母，几十年来，他因此困守家中。往年在插田之余，还用电瓶打打泥鳅鱼虾，或者上山抓蛇，谋一笔收入。现在水田荒芜成了旱地，小河也缩成小溪，哪还有鱼虾泥鳅？他靠种烤烟的一季，给村人做点零工，挖地，莳苗，摘烟，烤烟。
陆陆哥是四人当中年纪最大的，快70了，他高度近视，双眼如缝。中年的时候，他走南闯北，懂得一点草药方子。快60年头上才找了个老伴，终于在祖屋安顿下来。他的那点草药方子，据说偶尔也还有人上门问询。
如喜是地仙，建房选日子，老人去世择地，都离不开他。四人当中，他看起来最显年轻。
席间，仁和哥几次起身离开，他不放心床上的老母。这餐酒饭吃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也一一起身准备回家。
四个饱经沧桑的老男人，他们一齐在老宅边站立，向我挥手致意。晴好的阳光下，老宅寂静空荡。他们将继续与旧时光相守，或长，或短。
责任编辑：邓雯雯
我决定腊月二十七回一趟乡下。
这几天来，就像一只连续挨了几鞭子的陀螺，忙得团团转，兴奋又疲乏。腊月二十三，我早上八点从义乌坐上高铁，六个小时到达郴州。之后，坐市内公交，转城际班车，接着又换县城公交。最终，在我家附近步步高超市前的公交站台，车门洞开，我从过于饱胀的车胃里被呕吐了出来，连同我的拖箱和行包。掏手机一看，已近下午五点。腊月二十四，是小年。腊月二十五、二十六，一家人上街购物。
往年，我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去乡下。自从父母去世后，若无特别的事情，一年里，我只在两个特别的日子去一趟。清明节，我带着妻儿去给二老扫墓，当天即回。除夕前，我再去一趟，或者带着家小，或者就我独自去，也是当天就匆匆返回。目的是看看新村那栋一年四季空着的房子，打扫一下庭院，在二老的遗像前摆几个供果，鞠个躬，默祷几句，烧几片纸，燃三炷香，点一对蜡烛，放一挂爆竹，在大门上贴上福字和春联。这其实纯粹成了一种仪式，只具有象征的意味。不过，正因为有了这种仪式，我才依然与这片乡土有了联系，才有了还乡的理由。父母的坟墓和这栋长年空置的房屋，就是我在这片日渐疏远和陌生的土地上，还能自称村里人的两条标签。
这次去乡下，还有一个目的。
我的二堂兄三节，六十岁，刚符合了一名五保户的年龄要求，享受了五保户的待遇。这一年，政府在全县范围内排查农村危房和住房特困户，他在榜上，择地建了一栋面积不超过40平方米的平房，经政府部门验收后，可领取财政专项补助。国庆节那天，他住进了新居。
班车从县城出发，四十分钟后，到达高亭乡与洋塘乡的交叉路口，我下车。往年回村，都要从这里转乘私人出租面包车，或者直接坐出租摩托车。不过，这次路口空地上不见等客的面包车，倒是停着一辆崭新的公交车，车门开着，不断有人提着行李上去。一问，果然是去洋塘乡的通乡公交，价格2元，自动投币。这种情况在浙江十分寻常，家乡也有了，心中一喜。
公交行驶在通乡水泥路上，平稳，中速。车上挤满了人和年货，言语嘈杂，脸上溢满兴奋和笑容。窗外群山逶迤，不时有田野、村庄和流水从前方奔来，又匆匆退去。5公里的路程很快到了，我在洋塘乡政府旁下了车。据说，这里已经开通了通村公交，但趟次少，不知要等到何时。一招手，对面一辆出租摩托车冲了过来，去八公分新村，10元。
通村水泥路上，摩托车极速狂奔，上坡下坡，似乎也没有放缓的意思。我提醒师傅慢一点，注意安全，右手探向屁股后面，握紧冰冷的车架。沿途的松树和桉树又高密了不少，路边一晃而过的村舍，都是装修漂亮的小洋房，天气晴和，清新，幽静。
在新村的十字路口，我让摩托停下，付了车资。
我的新村我的家
上了坡，第一眼看到家门口，我的心一沉，顿时有了悲怆之感。
通村水泥路从八公分新村前蜿蜒而过，往南通向沙窝村和羊乌村。我家建在新村的前排，北面的第一户，处在十字路口的东南角。东北角是孝里家四层的气派小楼，底层办了百货店。他的屋后，以前是一片旱土，退耕还林时种上的松树，已成高大的乔木，郁郁苍苍。西南角是牛氏塘自然村，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我的大姐嫁在那里。昔日是一条石板街铺，两旁吊脚木楼，是往来商旅必经之地和歇息投宿的地方。如今，石板街和吊脚楼已毫无踪影，全然是一色的两三层高的漂亮小楼。西北角是村完全小学，近几年校园一再扩容，改建了教学楼，新建了宿舍楼，扩大了运动场，四周建了围墙，更名为明德小学。
新村原是一座独立的小山包。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武广高铁修建的时候，路线恰好南北贯穿八公分旧村，有160多户需搬迁，这才挖了这座山包，易地建了新村。新村统一规划，坐东朝西，单家独户，全是林立的漂亮小楼，村内水泥道路纵横交错，村部办公楼、休闲广场，绿化亮化，一应俱全，成了远近闻名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山包高度降低了不少，大致平整，略带斜坡，但整体地势依然突兀周边。从十字路口到我家，抄近路，不走村前中央的进村大道，就要爬一道植了草皮树木、砌了台阶的斜坡。
近乡情怯，心中小有激动。明知家里大门紧闭，没有人在那里候我，我还是迫不及待登上了台阶。快步走近家门口，眼前的一幕，让我心头一紧。
我拿出钥匙，打开双开的不锈钢大门，一股潮湿的气味扑了过来。神台上父母的彩色相框最先映入我的眼帘，他们目光温柔，平静，似乎满含期待。
我扫视了一下房间，简陋的陈设一切如旧，触目所及，满是厚厚的灰尘。这栋房屋，我们一家只在建成的当年，按照村里的风俗，选了日子，来这里进火住了三天，之后长年累月空置着，一晃已过七八个年头。
后院的两棵石榴树已经高过楼面，两棵枇杷树也差不多快与围墙平齐，一株葡萄沿着围墙铺开枝蔓。院子的水泥地上，那一眼圆形的小水池里，积满了枯黄发黑的残叶。这些果木，我一年里与它们相遇两次，从未看到它们开花结果。它们被锁在寂静的庭院里生长，从幼苗到盛年。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我才能与它们长久相伴。
屋外有人叫我，是二堂兄的声音。我走出门。二堂兄气色很好，脸上泛着红光。他说特地来看我到了没有，已准备了几个菜，只等下锅。
山村新迹象
村前的路旁建了一个垃圾亭，两堵墙，一个人字坡顶，贴了瓷砖仿琉璃瓦，一人多高，看起来像个神龛。
庭院里的落叶、灰尘、修砍的枝条、刨除的杂草，以及敬父母祖先灶王爷燃过的纸烛的灰烬，鞭炮的碎屑，足足清扫了几竹筛。隔壁邻居满文哥嫂一再盛情招呼：“孝纪啊，到屋里来喝茶。”
满文哥客厅十分亮堂，雪白的墙，光洁的地面瓷砖，石膏吊顶，水晶吊灯，冰箱，壁挂液晶电视，酒柜，真皮沙发，方桌式电烤火灶，城市家庭拥有的，一应俱全。此时，围桌坐了几个中年人，喝着茶，吃着点心，谈兴正浓。
他们的话题正围绕着野味展开。现在的山上茅草树木厚了，已经有了很多兔子、野鸡，村里人昨天上山抓了三只竹鼠，100元一斤，被从广东打工开车回来的几个年轻人买走了。邻村前几天有人套了一只麂，有40斤重。一只獐甚至下到河边饮水，被人发现，跑了。 “真有这么多野东西？”我好奇地问。
“是的。真的很多了。”满文哥也这么说。
看来，当村人大多进城务工，山林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童年里这些耳熟能详的野物又回来了。
二堂兄催促吃饭，邀在座的同去，满文哥爽快应承。
我回到家，拿了行包，在神台前望了望父母，他们态度祥蔼，眼含眷恋。我关上大门，银光发亮的不锈钢门两侧，是鲜红的春联，门楣贴着横批，门中央是大福字，已然喜庆的过年景象。
二堂兄住在旧村，与新村相距一公里，中间是田野与小河，一条水泥路连通新旧，两旁满植香樟。在靠近小河的一处坡地，一间公共厕所尚未完工。满文哥说，村里以前的旧茅厕都挖掉推平了，现在差不多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有了卫生间。
桥边的河岸上，印着深深的履带痕迹，有挖土机或推土机来过。曲折的堤岸裸露黄土，加宽了不少。靠新村这边的大片田野，新翻垦过，原先交错的阡陌全然不见，成了一整片，宛如北方的平野。我十分疑惑，忙问这是怎么回事？满文哥说，现在乡里在我们村搞土地流转试点，这些土地已经流转给外面的公司，由他们支付租金，负责农业项目的投资。想想这么多年来，昔日肥沃的水田，早已荒芜成杂草丛生的旱地，能够流转出去有人耕耘，也是一件好事。何况土地改良了，田园美化了，别人也抬不走。“明年还要扩大规模。”满文哥指着河对岸那片广阔的田野说。
一个女人的抉择
德主打来电话，他说他也到村里来了，在他叔叔家，刚听村里人说，看到我回来了。
德主是我的大外甥，年纪只比我小四岁。我大姐有两个儿子，两人如今都在广州工作，不同的是，老大在广州郊区的乡镇做粉刷工，偶尔也做做小包工头，老二在广州大学当老师。他们两兄弟均在永兴县城买了房子，孩子放在县城上学，我大姐给他们带孩子。老家这栋兄弟两人共有的两层楼的老瓦房任由空着，风吹雨淋。早几天，德主也是刚从广州回来。
德主说，他来村里是为了还他叔叔400元钱。“丙之老婆死了，村里年轻人每人捐200元。”
“丙之老婆不是离家出走了吗？”我有些不解。
去年夏天，天气已经很炎热。我大姐在闲谈时曾跟我说，她村里丙之老婆平禾离家出走了，村人找了好几天，找不到。电视台特来采访报道了，也没结果。
丙之是牛氏塘自然村的人，实际与八公分新村差不多紧挨着，相隔就几十百把米。他姓雷，是家中长子，比我大十多岁。他才50多岁，已是头发花白。
他年轻时一直单身，40多岁才讨了老婆平禾。平禾比他小10多岁，是离婚后带着一个10岁的儿子嫁过来的。丙之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已经七八岁了。
平禾离家出走，缘于患有糖尿病。治疗很多年，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一贫如洗，大儿子也辍学去了广东做工。她的身体状况一直没有改善，还添了些其他的病。平禾不想连累家庭，苦了两个儿子，一天早上，她起床没吃早饭，就走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身上也没有一分钱。丙之是在去年霜降摘油茶的时候，才发现他老婆。丙之的油茶山在红花村的瓜皮丘，离家4里路。平禾躺在一棵油茶树下。
这个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发起募捐，年轻人每人捐200元，给丙之安葬老婆。丙之做了十几桌酒席，把他老婆平禾重新安葬在他们自家油茶岭上。
这件事让村子周边的人感叹了很久。
我听后，也是心情沉重。
旧时光的留守者
我的二堂兄三节已在新屋门口迎候，他红光满面，堆着笑容。
2006年，我们这座一直偏安一隅、有六百多年历史、近千人口的村庄，突然与中国最现代化的高速铁路联系在了一起，从此改变了它的版图和命运。之后的两年里，村庄一分为四：160多户搬迁到了河对面的新村；剩下的房屋和人家形成了三个相隔一定距离的独立组团——村南和村北两个组团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兴建的红砖平顶房，两三层高，如今都已瓷砖装修；村中央是九栋仅存的青砖黑瓦明清老宅，其中包括我出生的祖屋。
围绕着这几栋老宅子，如今是四户五保户，他们像四个门神，各守一方。东面是仁和哥和他90岁的老母，西面是单身汉如喜叔，南面是陆陆哥老两口，北面是单身汉我二堂兄三节。我二堂兄最年轻，刚过了60不久。在今年全县农村危房改建和无房户建房资助中，他们四户都是受益人。我二堂兄以前一直与大堂兄住一起，属于无房户，他的建房补助略高。四户五保户都建了规定面积40平方米内的小平房，只有仁和哥母子，因新房尚未粉刷，仍住老宅子。
二堂兄这栋小巧的平房让我眼前一亮。淡黄色的外墙砖，铝合金玻璃窗，不锈钢大门，门口铺了水泥，干净整洁。他说，建房这块地，是花了四千元买了平德家的空宅地。以前，这旁边曾是一大片废弃的猪栏厕所，全部推平，显得十分空旷。二堂兄甚至还种了几棵小树，用废砖头围了一个小菜园，种上了葱蒜青菜。
屋里的设计可谓周全，一厅两室一厨一卫，一律贴了地面砖，四壁及天花顶刷过白色涂料，光线充足。客厅放了一张方形饭桌，进门一角摆了两只仿皮短沙发。二堂兄对现今的生活充满了感念和满足之情。
桌上已经摆好了酒杯碗筷，用大碗装着炒牛肉、炒猪肚子、水煮草鱼和酸辣大肠。来客中还有平光哥，他承包了这间房屋的设计和施工。如喜叔、陆陆哥、仁和哥也先后来了。闻得出来，酒是家乡的红薯烧酒。
二堂兄是村庄最早去广东打工的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广州郊区的乡村辗转，砌砖粉刷。他爱胡吃海喝，厮混逍遥，落得一把年纪一身赘肉，两手空空。近年来，在广州做工的村人嫌他年纪大，手脚慢，已不愿與他为伍。他只得打道回府，在村庄周边偶尔做点泥水活，换一些工钱。
仁和哥有瘫痪在床的老母，几十年来，他因此困守家中。往年在插田之余，还用电瓶打打泥鳅鱼虾，或者上山抓蛇，谋一笔收入。现在水田荒芜成了旱地，小河也缩成小溪，哪还有鱼虾泥鳅？他靠种烤烟的一季，给村人做点零工，挖地，莳苗，摘烟，烤烟。
陆陆哥是四人当中年纪最大的，快70了，他高度近视，双眼如缝。中年的时候，他走南闯北，懂得一点草药方子。快60年头上才找了个老伴，终于在祖屋安顿下来。他的那点草药方子，据说偶尔也还有人上门问询。
如喜是地仙，建房选日子，老人去世择地，都离不开他。四人当中，他看起来最显年轻。
席间，仁和哥几次起身离开，他不放心床上的老母。这餐酒饭吃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也一一起身准备回家。
四个饱经沧桑的老男人，他们一齐在老宅边站立，向我挥手致意。晴好的阳光下，老宅寂静空荡。他们将继续与旧时光相守，或长，或短。
责任编辑：邓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