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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月进占石家庄之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占领城市仅仅属于军事战略上的权宜之计，对城市的政策仅仅是“搬运”机器物资。直到1947年占领石家庄时，中共才开始改变以往的城市政策，第一次确定了“长期建设”城市的方针。
比起攻打城市而言，如何把一座战争留下的“死城”盘活，对于刚刚进城的中共干部来说，是更加棘手的问题
1947年，石家庄。中共地下工作者邢燕看着这个他曾经卧底于此的城市，马路上跑着马车，感叹道，“就是个农民城市。”
尽管这个城市看上去没有脱离农村气息，但当接管的中共干部试图以长期的农村经验来管理它时，还是遇到了困惑。
当时的石家庄一区区委宣传部长郭彤，在和平剧场举行的全市干部大会上，听时任石家庄市长柯庆施总结接管教训时，感到“转不过弯来”：“怎么就错了？(原来的方法)到了城市怎么就不行？”
石家庄是中共在关内最早占领的大城市，也是中共尝试将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起点。比起攻打城市而言，如何把一座战争留下的“死城”盘活，对于刚刚进城的中共干部而言，是更加棘手的问题。
陌生的城市接管者
1947年11月5日深夜，邢燕穿着一件夹层黑土布袄、单裤和麻鞋，又冷又饿。在攻打石家庄的前沿阵地上，他的这身装束夹杂在解放军的灰布棉军装里，格外扎眼。这个21岁的小伙子曾在石家庄(旧称石门)市警察总署从事地下工作，2年前身份暴露撤往解放区。因熟悉城防工事，这次他作为30名向导之一，带领冀中军区的一个营攻打石家庄。
邢燕攥着一把小马枪，领着部队从东南方向，踏着敌人的尸体一路挺进，6天6夜后的11月12日早晨进入石家庄。进城后，邢燕被安排在市政府秘书处工作。
曾在石家庄做“地下”工作的李树夫，也是在同一天中午由“地下”交通员引导着，从城西闻着焦土气息进城的。他至今记得，沿途看到掉进沟里的汽车，以及没来得及掩埋的敌军尸体。
石家庄的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等工厂没有宿舍，工人们集中住在郊区，以前李树夫经常从解放区农村骑自行车到工人住地，培养积极分子入党。李树夫进城后的工作，就是找各工厂党支部的地下党员接头，把他们的关系移交给中共石家庄市委，还有就是给他们布置工作，让他们回厂组织工人保护工厂和机器。
市政府的公开办公地，设在朝阳路的农民银行。当时邢燕住在一楼，二楼住着陈伯达，“每天饭后一抹嘴，就深入商家、工厂去采访。”农民银行只是市政府对外的办公地，石家庄市委和市政府对内的办公地在袁家营的一个保密院，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以及机要秘书、管电报的、管资料的，都在那里办公。
邢燕进城后没几天就开始工作了，第一个任务是上街贴布告。邢燕翻出一份《石门市市政府、卫戍司令部联字第一号公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他与同事黄克，一个人拉着马，一个人提着浆糊，在石家庄走街串巷，当时国民党的飞机仍然在上空盘旋“下蛋”，飞机来了就卧倒，飞机走后就跑着贴布告。
石家庄市民对新的城市接管者谨慎而迟疑。邢燕回忆当时的情况，“群众都不敢开门，大街上没什么人。”市民的陌生感并没有因为那份语气诚恳的公告而有所缓解，郭彤回忆，她11月27日进城时，市民“都不敢出来，商店里的人把门露个缝往外看，我们也从门缝往里看”。
从“搬运”到“长期建设”
邢燕在刚进城的那几天，看到有市民抢无人商店的被子、椅子。李树夫也记得，当时面粉厂关了门，一些市民趁机哄抢面粉；炼焦厂的仓库里，也不时有农村来的马车拉焦炭。后来，中共对这两个工厂实行了军管，仓库外有士兵持枪站岗。
这时，进城的中共干部、军队开始出现一些纪律问题。“个别干部私藏抄没的武器，或是廉价买进惊恐的工商户抛售的布匹。一经发现，这样的干部马上被调出石家庄。”李树夫说。李进城后在物资管理委员会工作过，这个委员会被授权统一处理接管物资，不准石家庄外的单位拉走市内物资，“当时解放区的一些物资紧缺的部门，也来争夺接管物资，”李回忆说。
中共进驻石家庄后，是否继续将占领城市作为一种策略性行动，“当作旅馆暂住”呢？在综合分析1945到1946年华北地区形势的基础上，刘少奇作出判断，国民党军队已不再处于攻势，“石家庄不可能被抢去了”。于是，刘少奇要求，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必须抛弃以往临时占领城市时采取的“搬运”政策，而代之以“长期建设方针”。
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陈用文回忆，1947年二三月间，山西阳泉解放，姚依林带他们去接管。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力量尚不壮大，物资缺乏，一切来自前线，因此，“抓一把”的游击思想严重，接管城市采取的是“搬运”政策。接管阳泉也执行了这个政策，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根据地都派民兵来搬东西，凡能搬的都搬走了。农民也进城“趁火打劫”。
“当时，时任晋察冀财办主任的柯庆施来阳泉视察，见谁搬东西都让搬，就问我有没有账，我说没有。他苦笑着批评我，你真是个败家子，不懂管家，这些我都是要算钱的呀！”陈用文说。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李国芳的研究，1947年11月进占石家庄之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占领城市仅仅属于军事战略上的权宜之计，对城市的政策仅仅是“搬运”机器物资。直到1947年占领石家庄时，中共才开始改变以往的城市政策，第一次确定了“长期建设”城市的方针。
在石家庄解放后的几天，陈用文从西柏坡出发来到石家庄。他此行的目的是，作为华北财办工作组的成员摸底石家庄的经济情况。出发前的会议上，刘少奇对他谈及，“现在不是打游击，维持起来要生产，不可把农村的政策实现在城市里，也不可把游击战争时期的政策用在今天。不要分工厂、分商店。要进城的干部、部队和工人们都懂得，我们维持生产不是为了资本家，而是为了自己。”
刘少奇对石家庄的指示，被陈用文记在一个破旧的笔记本上，11月19日晚上，他一到石家庄就来到袁家营保密院里的防空洞，在马灯下向石家庄市委做了传达。
复杂的城市贫民
对于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干部而言，城市是比较陌生的，不少干部此前对于城市的经验仅限于小县城。与邢燕住一个宿舍的同事，第一次坐上弹簧沙发，沙发凹陷下去，把他吓得猛地弹了起来，说，“这可不是我坐坏的！”而在晚上睡觉时，他对着电灯吹了很久也没把灯给熄灭，直到邢燕告诉他，这是靠电门来开关的。
郭彤回忆，出于以往的工作经验和对城市贫民的天然情感，让进城之初的中共基层干部把农村土改那一套搬进了城。她当时所接触到的干部，大都有一个思想：在城市贯彻阶级路线，依靠城市贫民。
基层干部依靠贫民的思想，也是贯彻“上面”的要求。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要求进城干部“向穷的”。刘少奇则更明确、更具体地告诉石家庄市的干部们：石家庄的管理“不依靠别的”，必须依靠工人和贫民。于是，“工人当家”“贫民当家”就成为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首要任务。党的工作组深入到城市的最底层，了解“谁最穷、最苦”，组成贫民会，深入贫民窟，“访穷问苦”。
李树夫在石家庄的第一个职务是城市贫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的工作是通过街政府把城市贫民组织起来，给他们安排工作，解决就业。“很多街道干部看见群众吃不上饭，有的街道贫民会就开始批斗富户、商店老板，将其财产分给贫民”。他记得，朝阳路普惠大药房的老板是玉村的地主，营业很好，当时遭到了贫民会的批斗。当时的《石家庄日报》，也有贫民会抓着逃亡地主兼工商户游街的报道。
然而李树夫很快就发现，“城市贫民比农村的贫下中农复杂得多，失业工人、小商小贩、流氓无产者、逃亡地主，甚至是国民党特务，混杂在一起。”更严重的是，“农村的土地你可以分，不影响生产，但城市的工厂和工商业分了，生产和生活怎么办？”
这股风潮很快就在1948年元旦得到了纠正。郭彤当时在和平剧场，听到柯庆施传达的刘少奇“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示，感到难以理解。但她在后来参加了新任市委书记刘秀峰组织的对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的参观后，开始明白，“还是得依靠工人阶级”。随后，她担任市妇联主任，与大兴纱厂的女工交朋友，组织她们开展劳动竞赛，并在这一年的“三八”妇女节表彰其中的先进分子。
恢复工商业
石家庄公共服务领域的秩序恢复得很快，相关资料表明，石家庄在解放后的第3天就恢复通邮，第6天《新石门日报》出版，第10天电话通话，第38天发电厂供电，第53天自来水供水。
相比之下，工商业的恢复要复杂得多。李树夫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据工商部门当时的统计，石家庄有27个比较大的工厂，2000多个小作坊和商店。他在结束贫民会的工作后，担任石家庄一区区委书记，他所管理的地区包括朝阳路、南小街和南大街的一部分，是石家庄最繁华的地方，两侧都是商店和银行。
在李树夫的记忆里，恢复生产是从发还大工厂开始的。“市政府在接收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等工厂后，派出军代表保护工厂，然后把原来属于国有的厂子收归国有或公有，将大兴纱厂这样的私营工厂返还给企业主。对于那些率先开业的企业，政府以供应生产原料鼓励它们招回工人。大兴纱厂需要棉花，我们从解放区收棉花。纺出棉布后，再由政府收购。这样恢复生产和就业问题就都解决了。”
接管之初的就业之难，困扰着石家庄市民，甚至也包括中共的干部家属。为了就业的事，邢燕的爱人曾跟他闹过情绪。柯庆施知道后，特意让机要秘书彭子堪写了封信给大兴纱厂厂长霍然，要求把刑的爱人分配到纱厂工作。邢燕带着爱人找到霍然时，霍一脸无奈，“两三个车间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毁了，厂里的工人闲着没工作的还有二三百人，不能再增加人员了”。柯庆施得知后大怒，让彭再次写信，并盖上自己的手章，才解决了邢燕爱人的工作问题。
郭彤记得，大桥街头有一家药店叫乐仁堂，总店设在天津，经营很有特色。石家庄解放后，药店掌柜走了，无货可售，于是关门停业。这时，伙计们闹着回天津，当时任一区街长的杨法陶向市委请示。市委没有做任何强制性措施，让伙计们都走了，只留下一个伙夫看门。后来伙夫看到共产党诚心诚意发展工商业，没过多久回到天津跟总柜说了情况。总柜一听，立即发了几车药，很快乐仁堂又开业了。
对于刚刚进城的共产党干部而言，如何在恢复工商业时，既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正确性，又不过分损害资产者的利益以至于影响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是一个需要不断平衡的矛盾。
李树夫调研过一个织布厂。原来雇了10个工人，有10台织布机，后来有了电动机，效率提高了，工厂老板主动提出，效率提高了，利润都给工人。李树夫明白，工厂老板虽然这么说，其实心里不愿这么做。后来李树夫对老板说，“效率提高后的利润可以跟工人对半分，你投资买了机器，给工人一半就可以了。”
对于劳资矛盾，时任石家庄劳动局长的崔运说过一句话：“资本家过度地剥削工人，给工人的工资太少，我要拿板斧砍你；工人要求过高，使资本家无利可图，我也砍你。”崔运的话，当时被很多人批评为立场有问题。
“在劳资两利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本能地倾向于工人。”李树夫说。
比起攻打城市而言，如何把一座战争留下的“死城”盘活，对于刚刚进城的中共干部来说，是更加棘手的问题
1947年，石家庄。中共地下工作者邢燕看着这个他曾经卧底于此的城市，马路上跑着马车，感叹道，“就是个农民城市。”
尽管这个城市看上去没有脱离农村气息，但当接管的中共干部试图以长期的农村经验来管理它时，还是遇到了困惑。
当时的石家庄一区区委宣传部长郭彤，在和平剧场举行的全市干部大会上，听时任石家庄市长柯庆施总结接管教训时，感到“转不过弯来”：“怎么就错了？(原来的方法)到了城市怎么就不行？”
石家庄是中共在关内最早占领的大城市，也是中共尝试将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起点。比起攻打城市而言，如何把一座战争留下的“死城”盘活，对于刚刚进城的中共干部而言，是更加棘手的问题。
陌生的城市接管者
1947年11月5日深夜，邢燕穿着一件夹层黑土布袄、单裤和麻鞋，又冷又饿。在攻打石家庄的前沿阵地上，他的这身装束夹杂在解放军的灰布棉军装里，格外扎眼。这个21岁的小伙子曾在石家庄(旧称石门)市警察总署从事地下工作，2年前身份暴露撤往解放区。因熟悉城防工事，这次他作为30名向导之一，带领冀中军区的一个营攻打石家庄。
邢燕攥着一把小马枪，领着部队从东南方向，踏着敌人的尸体一路挺进，6天6夜后的11月12日早晨进入石家庄。进城后，邢燕被安排在市政府秘书处工作。
曾在石家庄做“地下”工作的李树夫，也是在同一天中午由“地下”交通员引导着，从城西闻着焦土气息进城的。他至今记得，沿途看到掉进沟里的汽车，以及没来得及掩埋的敌军尸体。
石家庄的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等工厂没有宿舍，工人们集中住在郊区，以前李树夫经常从解放区农村骑自行车到工人住地，培养积极分子入党。李树夫进城后的工作，就是找各工厂党支部的地下党员接头，把他们的关系移交给中共石家庄市委，还有就是给他们布置工作，让他们回厂组织工人保护工厂和机器。
市政府的公开办公地，设在朝阳路的农民银行。当时邢燕住在一楼，二楼住着陈伯达，“每天饭后一抹嘴，就深入商家、工厂去采访。”农民银行只是市政府对外的办公地，石家庄市委和市政府对内的办公地在袁家营的一个保密院，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以及机要秘书、管电报的、管资料的，都在那里办公。
邢燕进城后没几天就开始工作了，第一个任务是上街贴布告。邢燕翻出一份《石门市市政府、卫戍司令部联字第一号公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他与同事黄克，一个人拉着马，一个人提着浆糊，在石家庄走街串巷，当时国民党的飞机仍然在上空盘旋“下蛋”，飞机来了就卧倒，飞机走后就跑着贴布告。
石家庄市民对新的城市接管者谨慎而迟疑。邢燕回忆当时的情况，“群众都不敢开门，大街上没什么人。”市民的陌生感并没有因为那份语气诚恳的公告而有所缓解，郭彤回忆，她11月27日进城时，市民“都不敢出来，商店里的人把门露个缝往外看，我们也从门缝往里看”。
从“搬运”到“长期建设”
邢燕在刚进城的那几天，看到有市民抢无人商店的被子、椅子。李树夫也记得，当时面粉厂关了门，一些市民趁机哄抢面粉；炼焦厂的仓库里，也不时有农村来的马车拉焦炭。后来，中共对这两个工厂实行了军管，仓库外有士兵持枪站岗。
这时，进城的中共干部、军队开始出现一些纪律问题。“个别干部私藏抄没的武器，或是廉价买进惊恐的工商户抛售的布匹。一经发现，这样的干部马上被调出石家庄。”李树夫说。李进城后在物资管理委员会工作过，这个委员会被授权统一处理接管物资，不准石家庄外的单位拉走市内物资，“当时解放区的一些物资紧缺的部门，也来争夺接管物资，”李回忆说。
中共进驻石家庄后，是否继续将占领城市作为一种策略性行动，“当作旅馆暂住”呢？在综合分析1945到1946年华北地区形势的基础上，刘少奇作出判断，国民党军队已不再处于攻势，“石家庄不可能被抢去了”。于是，刘少奇要求，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必须抛弃以往临时占领城市时采取的“搬运”政策，而代之以“长期建设方针”。
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陈用文回忆，1947年二三月间，山西阳泉解放，姚依林带他们去接管。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力量尚不壮大，物资缺乏，一切来自前线，因此，“抓一把”的游击思想严重，接管城市采取的是“搬运”政策。接管阳泉也执行了这个政策，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根据地都派民兵来搬东西，凡能搬的都搬走了。农民也进城“趁火打劫”。
“当时，时任晋察冀财办主任的柯庆施来阳泉视察，见谁搬东西都让搬，就问我有没有账，我说没有。他苦笑着批评我，你真是个败家子，不懂管家，这些我都是要算钱的呀！”陈用文说。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李国芳的研究，1947年11月进占石家庄之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占领城市仅仅属于军事战略上的权宜之计，对城市的政策仅仅是“搬运”机器物资。直到1947年占领石家庄时，中共才开始改变以往的城市政策，第一次确定了“长期建设”城市的方针。
在石家庄解放后的几天，陈用文从西柏坡出发来到石家庄。他此行的目的是，作为华北财办工作组的成员摸底石家庄的经济情况。出发前的会议上，刘少奇对他谈及，“现在不是打游击，维持起来要生产，不可把农村的政策实现在城市里，也不可把游击战争时期的政策用在今天。不要分工厂、分商店。要进城的干部、部队和工人们都懂得，我们维持生产不是为了资本家，而是为了自己。”
刘少奇对石家庄的指示，被陈用文记在一个破旧的笔记本上，11月19日晚上，他一到石家庄就来到袁家营保密院里的防空洞，在马灯下向石家庄市委做了传达。
复杂的城市贫民
对于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干部而言，城市是比较陌生的，不少干部此前对于城市的经验仅限于小县城。与邢燕住一个宿舍的同事，第一次坐上弹簧沙发，沙发凹陷下去，把他吓得猛地弹了起来，说，“这可不是我坐坏的！”而在晚上睡觉时，他对着电灯吹了很久也没把灯给熄灭，直到邢燕告诉他，这是靠电门来开关的。
郭彤回忆，出于以往的工作经验和对城市贫民的天然情感，让进城之初的中共基层干部把农村土改那一套搬进了城。她当时所接触到的干部，大都有一个思想：在城市贯彻阶级路线，依靠城市贫民。
基层干部依靠贫民的思想，也是贯彻“上面”的要求。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要求进城干部“向穷的”。刘少奇则更明确、更具体地告诉石家庄市的干部们：石家庄的管理“不依靠别的”，必须依靠工人和贫民。于是，“工人当家”“贫民当家”就成为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首要任务。党的工作组深入到城市的最底层，了解“谁最穷、最苦”，组成贫民会，深入贫民窟，“访穷问苦”。
李树夫在石家庄的第一个职务是城市贫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的工作是通过街政府把城市贫民组织起来，给他们安排工作，解决就业。“很多街道干部看见群众吃不上饭，有的街道贫民会就开始批斗富户、商店老板，将其财产分给贫民”。他记得，朝阳路普惠大药房的老板是玉村的地主，营业很好，当时遭到了贫民会的批斗。当时的《石家庄日报》，也有贫民会抓着逃亡地主兼工商户游街的报道。
然而李树夫很快就发现，“城市贫民比农村的贫下中农复杂得多，失业工人、小商小贩、流氓无产者、逃亡地主，甚至是国民党特务，混杂在一起。”更严重的是，“农村的土地你可以分，不影响生产，但城市的工厂和工商业分了，生产和生活怎么办？”
这股风潮很快就在1948年元旦得到了纠正。郭彤当时在和平剧场，听到柯庆施传达的刘少奇“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示，感到难以理解。但她在后来参加了新任市委书记刘秀峰组织的对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的参观后，开始明白，“还是得依靠工人阶级”。随后，她担任市妇联主任，与大兴纱厂的女工交朋友，组织她们开展劳动竞赛，并在这一年的“三八”妇女节表彰其中的先进分子。
恢复工商业
石家庄公共服务领域的秩序恢复得很快，相关资料表明，石家庄在解放后的第3天就恢复通邮，第6天《新石门日报》出版，第10天电话通话，第38天发电厂供电，第53天自来水供水。
相比之下，工商业的恢复要复杂得多。李树夫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据工商部门当时的统计，石家庄有27个比较大的工厂，2000多个小作坊和商店。他在结束贫民会的工作后，担任石家庄一区区委书记，他所管理的地区包括朝阳路、南小街和南大街的一部分，是石家庄最繁华的地方，两侧都是商店和银行。
在李树夫的记忆里，恢复生产是从发还大工厂开始的。“市政府在接收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等工厂后，派出军代表保护工厂，然后把原来属于国有的厂子收归国有或公有，将大兴纱厂这样的私营工厂返还给企业主。对于那些率先开业的企业，政府以供应生产原料鼓励它们招回工人。大兴纱厂需要棉花，我们从解放区收棉花。纺出棉布后，再由政府收购。这样恢复生产和就业问题就都解决了。”
接管之初的就业之难，困扰着石家庄市民，甚至也包括中共的干部家属。为了就业的事，邢燕的爱人曾跟他闹过情绪。柯庆施知道后，特意让机要秘书彭子堪写了封信给大兴纱厂厂长霍然，要求把刑的爱人分配到纱厂工作。邢燕带着爱人找到霍然时，霍一脸无奈，“两三个车间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毁了，厂里的工人闲着没工作的还有二三百人，不能再增加人员了”。柯庆施得知后大怒，让彭再次写信，并盖上自己的手章，才解决了邢燕爱人的工作问题。
郭彤记得，大桥街头有一家药店叫乐仁堂，总店设在天津，经营很有特色。石家庄解放后，药店掌柜走了，无货可售，于是关门停业。这时，伙计们闹着回天津，当时任一区街长的杨法陶向市委请示。市委没有做任何强制性措施，让伙计们都走了，只留下一个伙夫看门。后来伙夫看到共产党诚心诚意发展工商业，没过多久回到天津跟总柜说了情况。总柜一听，立即发了几车药，很快乐仁堂又开业了。
对于刚刚进城的共产党干部而言，如何在恢复工商业时，既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正确性，又不过分损害资产者的利益以至于影响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是一个需要不断平衡的矛盾。
李树夫调研过一个织布厂。原来雇了10个工人，有10台织布机，后来有了电动机，效率提高了，工厂老板主动提出，效率提高了，利润都给工人。李树夫明白，工厂老板虽然这么说，其实心里不愿这么做。后来李树夫对老板说，“效率提高后的利润可以跟工人对半分，你投资买了机器，给工人一半就可以了。”
对于劳资矛盾，时任石家庄劳动局长的崔运说过一句话：“资本家过度地剥削工人，给工人的工资太少，我要拿板斧砍你；工人要求过高，使资本家无利可图，我也砍你。”崔运的话，当时被很多人批评为立场有问题。
“在劳资两利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本能地倾向于工人。”李树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