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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推动的下一个兼并重组对象是‘鞍本’,马上就会研究,到年底就会对外公布。”对于外界盛传的宝钢、武钢合并之后,首钢和河北钢铁也将进行重组的说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迟京东在9月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经济每月谈”上进行了更正。同时他透露,宝钢和武钢的兼并重组方案将在年底之前公布。
9月22日,ST八钢发布公告称,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宝钢集团通知,宝钢与武钢已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重组的通知》,同意宝钢与武钢实施联合重组。重组后,武钢整体无偿划入宝钢,宝钢更名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这是对近期发布的国务院46号文——《关于推进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的切实实践。据迟京东透露,该指导意见的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全国60%-70%的钢产量将集中在十家左右的大集团里,其中8000万吨级的钢铁集团3-4家,4000万吨级6-8家,以及一些专业化集团,例如无缝钢管、不锈钢集团等。
围绕上述总目标,中国钢铁产业将实现三步走,第一步,到2018年以去产能为主,即把过剩的、无效的、已停产的产能,该出清的出清。同时,要对下一步的兼并重组作出示范。第二步,2018-2020年,完善兼并重组有关政策。第三步,2020-2025年,大规模推进兼并重组。
“过去很多兼并重组都是局部的,这次可能要系统性地推进。每个钢铁企业都要考虑我和谁重组,谁和我重组,我跟谁优化,谁跟我优化,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上两个高炉、上两个转炉。”迟京东说。
近年来我国钢铁企业数量不断增多,企业规模也在无限制扩张。相关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钢产量300万吨以上钢铁企业为11家,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50家。但随着国内消费需求的回落,供求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了解,1990年时我国钢铁年产量为6635万吨,产能利用率高达93.2%,供不应求;但到了2015年,钢铁年产量上升至8亿吨,产能利用率却降到了71.3%,而国际平均水平一般为80%-85%,供过于求表现明显。
这一变化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同质化恶性竞争。2015年,我国螺纹钢期货价格曾一度跌至1600元一吨,业内自嘲连大白菜价格都不如,就是最好的说明。“所有钢铁企业在做可行性研究时都认为自身是有市场的,增加产能是可行的。但是一两家可行,10家、50家就不可行了。”以宽厚板为例,迟京东进行了详细说明。“市场上所有宽厚板的主要技术都是相同的,提供技术支持的技术也是一样的,以致于产品大纲也都很相似,最后造成的结构就是同类产品的恶性价格竞争。”
在迟京东看来,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很值得我们研究。1973年日本钢铁产量达到了高点,随着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发生,产能过剩问题非常突出,盈利能力大幅下滑,日本钢铁行业开始了非常漫长的调整期。“它不是单纯地围绕数量做文章,而是结构调整优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实现了减量,高炉由原来的75座减少到现在的25座,炼铁厂由过去的20多个减少到十几个。”他认为,在结构调整中,最关键的是要把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如果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出来,所有的政策最后都是失败的。比如产能置换,国家发个文都没有人干,原因就是没有把企业的主动性调动起来。”
日本还非常重视职工安置,而我国在这一轮钢铁去产能过程中,也将职工安置列为了重中之重。从16.7万人减少到3.5万人,在整个实行过程中,日本避免采用解雇等直接裁员的方式,而是通过调职、转级、长期休假来确保员工的再就业。同时,在每个阶段日本都会制定配套的法律政策,比如特安法、稳定特定萧条产业临时措施法,虽然实行时间相对较短,但具有法律效力。“相比之下,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务院发个文,到地方上就变样了。并且文件与和法律是不一样的,文件的表现形式是行政办法,而不是法律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哪个更管用,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迟京东说。
“下一步,我国的粗钢消费会向着峰值平台区转变。”根据钢铁产业的世界性规律,迟京东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钢铁产业将进入到一个消费相对平稳期。“因为需求的增长是有周期的,而我们在这个增长周期里已经持续了30多年,将近40年了,已经很长了”。但同时他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钢铁消费将出现“现在需要7亿吨,马上就回落到5亿吨、4亿吨”的急速下滑现象,而是会在峰值平台区内上下波动。
9月22日,ST八钢发布公告称,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宝钢集团通知,宝钢与武钢已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重组的通知》,同意宝钢与武钢实施联合重组。重组后,武钢整体无偿划入宝钢,宝钢更名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这是对近期发布的国务院46号文——《关于推进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的切实实践。据迟京东透露,该指导意见的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全国60%-70%的钢产量将集中在十家左右的大集团里,其中8000万吨级的钢铁集团3-4家,4000万吨级6-8家,以及一些专业化集团,例如无缝钢管、不锈钢集团等。
围绕上述总目标,中国钢铁产业将实现三步走,第一步,到2018年以去产能为主,即把过剩的、无效的、已停产的产能,该出清的出清。同时,要对下一步的兼并重组作出示范。第二步,2018-2020年,完善兼并重组有关政策。第三步,2020-2025年,大规模推进兼并重组。
“过去很多兼并重组都是局部的,这次可能要系统性地推进。每个钢铁企业都要考虑我和谁重组,谁和我重组,我跟谁优化,谁跟我优化,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上两个高炉、上两个转炉。”迟京东说。
近年来我国钢铁企业数量不断增多,企业规模也在无限制扩张。相关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钢产量300万吨以上钢铁企业为11家,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50家。但随着国内消费需求的回落,供求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了解,1990年时我国钢铁年产量为6635万吨,产能利用率高达93.2%,供不应求;但到了2015年,钢铁年产量上升至8亿吨,产能利用率却降到了71.3%,而国际平均水平一般为80%-85%,供过于求表现明显。
这一变化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同质化恶性竞争。2015年,我国螺纹钢期货价格曾一度跌至1600元一吨,业内自嘲连大白菜价格都不如,就是最好的说明。“所有钢铁企业在做可行性研究时都认为自身是有市场的,增加产能是可行的。但是一两家可行,10家、50家就不可行了。”以宽厚板为例,迟京东进行了详细说明。“市场上所有宽厚板的主要技术都是相同的,提供技术支持的技术也是一样的,以致于产品大纲也都很相似,最后造成的结构就是同类产品的恶性价格竞争。”
在迟京东看来,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很值得我们研究。1973年日本钢铁产量达到了高点,随着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发生,产能过剩问题非常突出,盈利能力大幅下滑,日本钢铁行业开始了非常漫长的调整期。“它不是单纯地围绕数量做文章,而是结构调整优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实现了减量,高炉由原来的75座减少到现在的25座,炼铁厂由过去的20多个减少到十几个。”他认为,在结构调整中,最关键的是要把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如果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出来,所有的政策最后都是失败的。比如产能置换,国家发个文都没有人干,原因就是没有把企业的主动性调动起来。”
日本还非常重视职工安置,而我国在这一轮钢铁去产能过程中,也将职工安置列为了重中之重。从16.7万人减少到3.5万人,在整个实行过程中,日本避免采用解雇等直接裁员的方式,而是通过调职、转级、长期休假来确保员工的再就业。同时,在每个阶段日本都会制定配套的法律政策,比如特安法、稳定特定萧条产业临时措施法,虽然实行时间相对较短,但具有法律效力。“相比之下,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务院发个文,到地方上就变样了。并且文件与和法律是不一样的,文件的表现形式是行政办法,而不是法律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哪个更管用,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迟京东说。
“下一步,我国的粗钢消费会向着峰值平台区转变。”根据钢铁产业的世界性规律,迟京东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钢铁产业将进入到一个消费相对平稳期。“因为需求的增长是有周期的,而我们在这个增长周期里已经持续了30多年,将近40年了,已经很长了”。但同时他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钢铁消费将出现“现在需要7亿吨,马上就回落到5亿吨、4亿吨”的急速下滑现象,而是会在峰值平台区内上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