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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部门所发的减负令看，国家对减负不可谓不重视。但是，减负绝对是不可能通过文件、通知减下来的。要真正减轻学生的负担，必须破除三大利益链条。或者说，我国学生的负担之所以减不下来，是因为现在存在三大利益链。
其一，择校利益链。我国于2006年颁布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将义务教育均衡作为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首要责任，可是，直到今天，我国全国各地的择校热一直高烧不断，原因在于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十分严重，而地方政府缺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积极性。
总体看来，我国地方政府，存在严重的教育锦标主义思想，办重点校的思维一直存在，在一边喊着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时，我国不少地方出现了“变身”的示范校、特色校，同时，在高中出现了“超级牛校”。而这一思维，也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早在1952年就出现了“重点”校的提法，当年6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意见》，此后，1962年12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197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1980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而在1995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做出在全国建立1000所示范高中的决定。
另外，地方政府还是择校利益链的重要一环：一方面，由于有择校存在，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可以从中收取择校费，以此冲抵对教育的投入，甚至从中“牟利”；另一方面，近年来各地的择校中，有“条子生”，而这就是“权力择校”。这种“权力择校”恰是行政权力寻租的空间。很显然，要求地方政府主动放弃这些好处，实在艰难。而与择校的好处相比，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则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同时放权改变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其二，高考利益链。要改变我国的应试教育局面，推进升学评价制度改革是关键。这几乎是整个社会的共识。而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指明了高考改革的方向是打破一考定终身，推进考试招生分离，实行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如果实行这样的改革，我国就将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逐渐形成多元评价新体系，给学生更大的自主成长空间，但是这样的高考改革，在现实中遭遇阻力。
我国当前实行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各校把招生名额分到各省，招生名额也就成了各地的蛋糕。这种招生方式，直接导致高考招生区域不公；但要推进改革，就相当于动了地方的蛋糕。而实行以上高考改革就要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建立自主招生新模式，阻力可想而知。实行上述高考改革，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把考试组织评价权交给社会机构，把招生权交给学校，把选择学校的权利交给学生。而这种放权过程，要由教育行政部门自己主导，也谈何容易！这就是高考改革年年喊，却年年不见动静的重要原因。由于对高考改革失去信心，公众也就不相信所谓的减负令了。
其三，培训利益链。据调查，我国目前已有3000亿左右的教育培训市场，而其中80%来自中小学学科培训、考试培训。这也是应试教育制造出来的培训需求。本来，教育培训机构作为商业机构，面对市场需要，推出教育培训服务，无可厚非；但现今的教育培训，却存在定位不清、监管缺位的问题，尤其是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和学校联手，在招生、教育教学过程中，进行利益输送，比如，小升初的“占坑班”，就极为典型，还有的学校、老师则从向培训机构推荐生源收取好处。
各种权力、利益因素交织在一起，把一道一道的减负令消解于无形。如果政府部门真要治理学生负担沉重的问题，就必须从自身做起，打破既得利益，动真格放权推进改革。这是对教育负责，也是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负责。如果政府部门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那么，就必须建立让政府部门必须放权改革的新的改革机制。笔者一直建议，我国的教改应该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主导，通过立法审议制订教改法案，要求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社会各机构必须执行，这才能打破改革难以推进的怪圈。同时，我国要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的预算并监督政府依预算拨款。这才能改变政府行政部门说了算的拨款方式，让行政部门履行保障教育投入的责任，而非把教育、学生当作牟利的对象。如此，才能形成新的教育生态，也才有减负的可能。
其一，择校利益链。我国于2006年颁布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将义务教育均衡作为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首要责任，可是，直到今天，我国全国各地的择校热一直高烧不断，原因在于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十分严重，而地方政府缺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积极性。
总体看来，我国地方政府，存在严重的教育锦标主义思想，办重点校的思维一直存在，在一边喊着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时，我国不少地方出现了“变身”的示范校、特色校，同时，在高中出现了“超级牛校”。而这一思维，也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早在1952年就出现了“重点”校的提法，当年6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意见》，此后，1962年12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197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1980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而在1995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做出在全国建立1000所示范高中的决定。
另外，地方政府还是择校利益链的重要一环：一方面，由于有择校存在，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可以从中收取择校费，以此冲抵对教育的投入，甚至从中“牟利”；另一方面，近年来各地的择校中，有“条子生”，而这就是“权力择校”。这种“权力择校”恰是行政权力寻租的空间。很显然，要求地方政府主动放弃这些好处，实在艰难。而与择校的好处相比，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则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同时放权改变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其二，高考利益链。要改变我国的应试教育局面，推进升学评价制度改革是关键。这几乎是整个社会的共识。而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指明了高考改革的方向是打破一考定终身，推进考试招生分离，实行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如果实行这样的改革，我国就将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逐渐形成多元评价新体系，给学生更大的自主成长空间，但是这样的高考改革，在现实中遭遇阻力。
我国当前实行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各校把招生名额分到各省，招生名额也就成了各地的蛋糕。这种招生方式，直接导致高考招生区域不公；但要推进改革，就相当于动了地方的蛋糕。而实行以上高考改革就要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建立自主招生新模式，阻力可想而知。实行上述高考改革，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把考试组织评价权交给社会机构，把招生权交给学校，把选择学校的权利交给学生。而这种放权过程，要由教育行政部门自己主导，也谈何容易！这就是高考改革年年喊，却年年不见动静的重要原因。由于对高考改革失去信心，公众也就不相信所谓的减负令了。
其三，培训利益链。据调查，我国目前已有3000亿左右的教育培训市场，而其中80%来自中小学学科培训、考试培训。这也是应试教育制造出来的培训需求。本来，教育培训机构作为商业机构，面对市场需要，推出教育培训服务，无可厚非；但现今的教育培训，却存在定位不清、监管缺位的问题，尤其是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和学校联手，在招生、教育教学过程中，进行利益输送，比如，小升初的“占坑班”，就极为典型，还有的学校、老师则从向培训机构推荐生源收取好处。
各种权力、利益因素交织在一起，把一道一道的减负令消解于无形。如果政府部门真要治理学生负担沉重的问题，就必须从自身做起，打破既得利益，动真格放权推进改革。这是对教育负责，也是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负责。如果政府部门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那么，就必须建立让政府部门必须放权改革的新的改革机制。笔者一直建议，我国的教改应该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主导，通过立法审议制订教改法案，要求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社会各机构必须执行，这才能打破改革难以推进的怪圈。同时，我国要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的预算并监督政府依预算拨款。这才能改变政府行政部门说了算的拨款方式，让行政部门履行保障教育投入的责任，而非把教育、学生当作牟利的对象。如此，才能形成新的教育生态，也才有减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