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上看，南美洲大陆的南端就像一把利剑，直插南极。安第斯山脉像剑脊一样把这柄剑一分为二，一边是阿根廷，盛产白银;一边是智利，以铜矿著称。铜和银都属于贵金属，是财富的象征。于是，阿根廷和智利便成了南美最富的国家。铜和银也都可以用来铸剑，杀富济贫。于是，这两个国家盛产革命家。
　　
　　危机过后的阿根廷
　　
　　3年后，我再一次踏上了阿根廷的土地。
　　3年前，阿根廷刚从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缓过来，那次经济危机让阿根廷比索在一夜间贬值了2/3，愤怒的老百姓冲上大街，治安一片混乱。不过，比索贬值意味着外国游客手里的钱也在一夜之间增值了3倍，当年旅游手册上说:如果你不怕冒险，就去阿根廷吧!我壮着胆子去了，沿着青年格瓦拉的足迹在阿根廷走了一圈，发现了一个出乎想象之外的阿根廷。这个国家不但一点也不危险，而且风景绝好。
　　布宜诺斯艾利斯看上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一副欧洲没落贵族的打扮。市区内到处是公园和绿地，几乎见不到任何在建的新建筑。阿根廷的经济实力在100多年前曾排名世界第七，从那些精美的老建筑就能看出她当年的奢华。布宜诺斯艾利斯曾拥有南美第一条地铁线，1913年就开始运营了。可这条地铁A号线直到现在居然还在使用老式的木制车厢，到站后乘客必须自己拉门才能出去。市中心的主干道——七九大道据说直到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宽阔的马路，仅隔一条街就能看到老上海那样的被法国梧桐遮住的幽静小巷，树后面是欧式的石头房子。街角处经常可见露天咖啡馆，密度之大仅次于巴黎。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规划工整得简直匪夷所思，整个城区就像是一个围棋棋盘，每隔100米一个街区，横竖都如此。街道的门牌号码也极有规律，每过一条街增加l00号。如果你打车去A街500号，司机立刻就会明白，你的目的地是距离A街起点500米的地方，或者，从起点开始过5条街。
　　16世纪以前，阿根廷还是印第安部落的聚居地。西班牙殖民者于1536年到达了拉普拉塔河的入海口，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语“拉普拉塔”的意思就是“白银”，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就因为当时有大批西班牙人顺这条河进入阿根廷内陆，把抢来的白银用船运往西班牙，沿途所有敢反抗的印第安原住民都被斩尽杀绝。就这样，白银贸易彻底改变了阿根廷的人口组成，如今的阿根廷有97％的居民都是欧洲移民后裔，他们全盘继承了欧洲的传统，把阿根廷变成了一个地处南美的欧洲国家。
　　西班牙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思是“好空气”。阿根廷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潘帕斯草原生活着世界上最快乐的牛，牛肉是阿根廷最有名的出口产品。阿根廷人靠养牛成了暴发户，个个衣冠楚楚，彬彬有礼，一副上等人做派。可现在牛肉远不如计算机和汽车值钱，阿根廷人却一直没能适应这一变化，渐渐变成了穷人。3年前的那次经济危机可以看成是一次阵痛疗法，把阿根廷人从睡梦中痛醒了，原来占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变成了穷人。阿根廷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乎一个人的“地位”。阿根廷人原来用Peublo这个中性词来泛指所有的“人”，现在则更喜欢用Gente，这个词含有种族和阶层的意思。
　　“阿根廷人有‘三漫’。”导游小郑介绍说，“工作散漫，生活浪漫，对人傲漫。”小郑8岁移民阿根廷，她给我们讲了个故事：最近邻国乌拉圭要在拉普拉塔河岸建设一个造纸厂，阿根廷人觉得乌拉圭人污染了环境，便上街游行，并自发地将两国之间唯一的一座大桥堵住，禁止本国人去乌拉圭旅游，硬把乌拉圭的旅游收入减少了60％。
　　阿根廷人的工作效率极其低下，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餐馆里见到过很多老年男性服务员，头发一丝不苟，说话彬彬有礼。可一次餐后我却为了一张发票，足足等了15分钟!难怪阿根廷前总统杜瓦尔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阿根廷的经济危机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政治危机，而是文化危机。”
　　
　　游行之都
　　
　　南美人素来喜欢游行示威，这次终于亲眼见识。我们到达阿根廷的第二天就赶上一次，200多名举着标语横幅的民众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朝位于市中心的五月广场走来。可大家很快就发现，周围的阿根廷人根本不关心，依然自顾自地低头走路。一排防暴警察手拿盾牌站成人墙，防止游行队伍冲击总统府。游行者倒也听话，对着警察喊了一通口号后便折向另一个方向。
　　这样的游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乎每天至少发生一起，交通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知司机们哪里又在游行了，赶紧改道。那天遇到的游行主题是穷人的住房问题，因为有个贫民窟建在了铁道边上，结果一个小孩不慎被火车轧死了。
　　说起来，一个穷孩子的意外死亡，能够引来上百人上街游行，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要知道，阿根廷曾是南美最独裁的国家。1976年，阿根廷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建立了独裁政权。为了镇压民众的抗议，军人们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非法关押并秘密处死了成千上万名普通公民。这就是阿根廷历史上有名的“肮脏战争”。这场冤案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准确统计，布宜诺斯艾利斯直到现在仍然能经常挖出无名尸体。我们在一座大桥的桥洞下看到了一个刚被发现的秘密埋尸点，翻新的泥土上摆满了人们送来的鲜花。
　　“肮脏战争”进行了7年，反抗越来越强烈。为了分散注意力，巩固军人政权，当时的军人总统加尔铁里于1982年发动了马岛战争，结果却遭失败。一年之后，军政府倒台，民选总统阿方辛上台，阿根廷这才走上了民主道路。再后来，梅内姆总统学习美国，大举借债，实行国企私有化，造成阿根廷经济虚热，终于在2001年底崩盘。从此，来自民间的抗议热潮再一次卷土重来。
　　可是，比起智利来，我们在阿根廷遇到的游行示威只是小菜一碟。
　　结束了阿根廷的拍摄后，我们一行人坐两小时飞机穿越安第斯山脉，到达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我们冒雨坐车驶向市区，当车子拐上市中心的主干道---奥希金斯大街时，只见街道两旁停满了坦克，一队队士兵正在巡逻。马路上垃圾遍地，像是刚刚打过一场巷战。
　　车子拐进一条小胡同，车窗外一片漆黑，所有店铺都关门了。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大群人，拼命往一座门里挤。“这是圣地亚哥警察局。”导游说，“这些人都是家长，来认领被关起来的孩子。今天闹事的都是学生。”
　　这次闹事的原因很简单。圣地亚哥的公交车一直是招手即停，连站牌都没有。市政府决定改革公交系统，新建了一大批候车亭，并重新规划了线路。这样一来老百姓可能要多付一点钱，因为距离远很可能要多倒一次车。为了平息老百姓的怨气，政府强制公交公司免费运行3个月，没成想公交公司消极抵制，减少发车。于是圣地亚哥的大学生便开始闹事，开枪打死了两名警察。
　　智利的骚乱来得快，去得更快。第二天一早，太阳出来，驱散了乌云，圣地亚哥像是换了一副面孔，干净而又时髦。大街上到处是赶着上班的人，走路的表情平静，看不出刚刚经历过一场骚乱。等车的则在新修的候车亭前排出了300～400米的长队，却没有一个人抱怨。据我观察，智利人口中的印第安人后裔比例明显比阿根廷高，但也没有超过50％。
　　智利人怎么那么热衷于上街游行?答案恐怕要从总统府里找。智利的总统府名叫拉莫内达宫(La Moneda)，原来是个造币厂。当年震惊全世界的军事政变就发生在这里。1970年，智利社会党领导人阿连德(Allende)以微弱优势当选智利总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靠普选当上总统的奉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阿连德上台后把大部分私企收归国有，结果智利经济急转直下，各界民众抗议不断。阿连德还把智利最大的出口产品---铜矿从美国手里夺了回来，招致美国政府的不满。1973年9月11日，智利将军皮诺切特在美国CIA暗中帮助下发动政变，将坦克开进了圣地亚哥，并派飞机轰炸总统府。阿连德拒不投降，率领卫队坚守拉莫内达宫，最后战死在总统府内(一说自杀)。皮诺切特上台后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将近7000名左派知识分子遭清洗，其白色恐怖程度比阿根廷的“肮脏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在皮诺切特的领导下，智利的经济稳步增长，甚至逐渐超越了阿根廷，成为南美最富裕的国家。智利民众却不喜欢军人专政，1988年智利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皮诺切特被选下了台，1998年，在西班牙法官的要求下，英国逮捕了正在伦敦治病的皮诺切特，但因各种外交原因而没有审判他。2000年皮诺切特回国并立即被软禁，直到2006年12月10日因心脏病突发死去，活了91岁。
　　30年的左右摇摆造成了智利民众严重的两极分化，皮诺切特和阿连德各自有一批铁杆支持者。现在的智利总统米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是个左派，于是总统府后的院子里树起了一座阿连德雕像。
　　拉莫内达官是可以随便进去参观的，而且门口居然没有金属探测器!这可不是一个博物馆，而是一个正在使用的总统府，巴切莱特总统和政府首脑仍在里面办公。进去参观的时候正赶上一位反对党首领刚开完会出来，一大堆记者围着他提问。
　　我特意跑到拉莫内达宫东侧，想去看看当年被炸掉的东墙现在怎样了。可惜的是，这面墙已经完全修复，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聂鲁达的双重生活
　　
　　小小的智利出过两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个是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另一个就是她的学生、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世界上有两个聂鲁达。一个聂鲁达活在政治家、作家，以及文学评论家们的世界里。这个聂鲁达不但是一名思想家，更是一个斗士。他花了11年时间写成的史诗——《漫歌》，表达了对南美洲的历史和人民的热爱。这部长诗共有大约1.5万行，由250首短诗组成，被认为是聂鲁达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1971年的诺贝尔颁奖大会上，评审委员们对这部史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聂鲁达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另一个聂鲁达活在普通读者的心中。这个聂鲁达是个情种，他在20岁之前就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爱情诗，很多都带有色情意味。这些诗歌被汇集成一本名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诗集，仅西班牙语版本就卖出了150多万册，而且是在他去世之前!现在这本诗集和各种语言的译本已经卖出了1亿多册，是聂鲁达所有诗集中卖得最好的一本。
　　


　　生活中的聂鲁达到底更接近哪个?只有到他的故居看看才能知道。聂鲁达曾有3个故居，其中两个都被皮诺切特下令烧毁，只剩下了黑岛(Isla Negra)。这里其实不是岛，而是位于圣地亚哥南部约80公里处的一幢海滨别墅。智利有漫长的海岸线，大部分都无人居住。别墅建在一段约20米高的峭壁上，只有一条小路通向布满岩石的海滩。其实聂鲁达并不经常走这条小路，因为他不会游泳，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海的热爱。他的卧室朝海的一面全部是玻璃，因此他即使在睡觉时也能看见大海。他还把一艘小船改成了露天会客室，他喜欢在船舱里招待朋友，喝酒聊天，感觉就像行驶在大海上。
　　黑岛原本只有一间房子，后来又加盖了4～5间，用来存放他收集的各种宝贝。聂鲁达喜欢收集船首雕像、玻璃工艺品、非洲人头雕像、帆船模型、海螺，以及各种南美土著的手工艺品，很多宝贝都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送的，价值连城。他收集过一匹木制的马，和真马一模一样，可惜没有尾巴。他的朋友们知道了这件事后竟一下子送来三束马尾，聂鲁达把它们通通安在了木马的屁股上，看上去有些滑稽。
　　黑岛别墅里只有一间很小的厕所，墙上和门后贴满了聂鲁达从当时的色情杂志上剪下来的美女照片。难道聂鲁达的妻子对此没意见吗?故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黑岛只是聂鲁达写作会友的地方，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圣地亚哥。聂鲁达一生有过3个正式妻子，最重要的大概是第二个。她叫黛丽娅，是个富裕的阿根廷农场主的女儿，比聂鲁达大20岁。黛丽娅不但很有魅力，而且很有主见，是她把政治带进了聂鲁达的生活。聂鲁达曾和她一起流亡欧洲，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成名后聂鲁达回到智利生活，在圣地亚哥为黛丽娅买了所房子。但那时候聂鲁达还有一个秘密情人，叫玛蒂尔德，是个漂亮的女歌手。聂鲁达瞒着妻子为她买了所小房子，两人经常在那里幽会。黑岛建好后聂鲁达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在两个女人3所房子间过着走钢丝式的危险生活。因为黛丽娅不常来黑岛，玛蒂尔德便成了黑岛的女主人。后来黑岛的一个女佣人把这件事告诉黛丽娅，虽然当时她已经70岁了，夫妻间早就没有了性关系，但她还是不能忍受聂鲁达的不忠，两人终于在相伴18年后离婚。后来聂鲁达在诗集《黑岛纪事》中写过两首献给黛丽娅的爱情诗，表达了自己的忏悔。
　　聂鲁达断断续续在黑岛住了20多年，创作了大量优秀诗歌。1969年，在智利共产党的要求下，聂鲁达走出黑岛，投身政坛。后来阿连德宣布参加竞选，聂鲁达主动退出，但仍然四处演讲，为自己的好友拉票。1973年阿连德在政变中死去之后不到两星期，聂鲁达也病死在医院，享年69岁。1985年玛蒂尔德因病去世，但直到1992年她的遗体才迁回黑岛，和聂鲁达葬在一处。按照两人生前习惯，聂鲁达葬在左边。从此两人永远相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其实，世界上只有一个聂鲁达。他无拘无束，喜欢一切美的东西，包括革命和爱情。聂鲁达的一生就是南美人的缩影，他们热爱生活，浪漫多情。他们像对待爱情那样对待革命，虽然激情四射，但却缺乏理性。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