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传统小说的审美追求深受平衡哲学观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作家在构思小说时自觉地追求统一的整体思维，注重作品的社会性与思想性；安排情节时强调动静结合，淡化矛盾冲突；在结构布局上追求首尾照应及大团圆的结局，从而达到重建平衡的目的。
关键词：中国；传统小说；审美追求；重建平衡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5—0231—03
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和传说，经歷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发展成为具象化的叙事文体，即我们所谓的成熟传统小说。小说文体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创作审美追求的定型。就中国传统小说而言，它的审美追求之一就是重建平衡。
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小说审美追求的建立有着不容忽视的制约作用,因此，要谈小说创作中的平衡观念，首先要追溯到中国传统的哲学领域中。平衡哲学观即整体的动态平衡的世界观。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后来经过发展，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宇宙模式。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简论》一书中说：“中国哲学的真正智慧就在于它把世界看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整体、运动、平衡这三个基本要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讲整体是动态平衡的整体，讲平衡是整体动态的平衡。”①中国传统小说的审美追求深受平衡哲学观的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创作的审美追求所蕴含的平衡观具体包含三层意思：求统一的整体思维，重和谐的动态效果，追圆满的平衡构架。
一、求统一的整体思维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总特点就是整体思维,即把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都看作一个运动的整体。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方式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在最早成书的《易经》和《洪范》两篇著作中，就提出了朴素的整体思想。整体思维是一种方法论。在指导社会实践中,整体思维方式就体现为“合和”二字。“合”即事物的整体或群体；“和”即群体里面的和谐。注重群体价值与和谐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首先，求统一的整体思维造成中国的审美主体是集体化的审美主体。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中很难找到个体的悲欢离合，大多是社会的伦理秩序的破坏与重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的传统小说不是以塑造人物或揭示某一社会问题为目的，而在于勾勒出全部的人间世界、社会秩序。明代冯梦龙将《三言》分别命名为“喻世”、“警世”、“醒世”，高喊“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正是为了借助小说的教育功能荡涤人心、匡正世道，让混乱颠倒的社会重新秩序井然，让破损失控的社会体系继续正常运转。《三国演义》不是以塑造人物为重点，主要描写的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反映魏、吴、蜀三国及各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表明对清明政治的向往，反对不义的战争，向往和平安宁的生活。而且其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是中国儒家传统人格理想的化身：诸葛亮为智者之范，刘备为仁者之榜，关羽为义者之典，张飞为勇者之模。即使是《西游记》也是以幻想的形式讽喻现实政治，表现对国计民生的关切。总之，中国传统小说关心更多的是国家兴衰、民族兴亡，表达人民的某些愿望，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其次，求统一的整体思维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道德作为首要的衡量标准。由于中国的传统思想特别强调人的社会性，注重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所以伦理道德必然上升为至关重要的评判标准。在小说创作中具体表现为：通过情节展现人物命运，表达一种人生观念，倡导一种理想的社会伦理道德。于是小说家的主体思维意识及其认知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对“惩恶扬善”的追求。
魏晋志怪小说主要表现了“尽善”的人格理想，如，面临暴虐而坚贞不屈的孤弱村姑（《陈琬》），“恭谨自守、不履非法”的青年农民（《白水素女》）；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不少篇章直接记录了“惩恶扬善”的史实和传说，如《尤悔》揭露了争权诛杀同胞手足的魏文帝曹丕，《自新》赞扬了悔过自新的周处，《德行》塑造了视金钱、权贵如粪土的管华。魏晋以后，中国的小说创作已初具规模，但小说形象的构架依然归属于“惩恶扬善”的思维模式。如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对玩弄女性、虚情假意的李益进行批判；《莺莺传》、《柳毅传》对善良、殉情、守节、忠义的人格进行赞扬。至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成熟的明清小说，在主题的构架上也是或深或浅地立足于对人格与社会的伦理道德评价，在形象的审美和艺术创造上也显示了“惩恶”、“求善”的追求。《三言》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了人们在追求金钱财富的过程中由于极端的利己主义思想而变得不择手段、残酷无情的“恶”现象，另一方面为了宏扬高尚的道德品质，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也塑造了不少正直善良的商人形象。在《三言》中体现出作者的道德观念是：“万贯钱财如粪土，一分仁义值千金”，“非理之财莫取，非理之事莫为”。
近人王无生曾断言，中国历代小说创作可归纳为三种审美意向：一是愤政治之压抑，二是病社会之混沌，三是哀婚姻之不自由（《中国历代小说史话》）。然而其主题宗旨依然是“惩恶扬善”，而这个主题却是与求统一的整体思维分不开的。
二、重和谐的动态效果
周敦颐在《慎动第五》中说：“动而正曰道……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他从“无极”的“寂然不动”出发，以“静”为主。因此，“静”是“善”的、“诚”的；至于“动”，他认为有两重性：既“正”又“邪”，既“善”又“恶”。“动”正便与“道”相符，“邪”动便有害。“动”有双重性，因此，君子要“慎动”，要以“静”制“动”。这种哲学思想渗透到小说里，就表现为在运动中求平衡、重和谐的的动态审美效果。
受民族传统审美心理的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力求一种平衡。但是冲突作为中国传统小说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又破坏了小说情节内部的平衡。中国传统小说总是力求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达成动态平衡。因此，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小说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从初始的平衡状态到平衡的破坏，再到新的（或否定性的）平衡的建立。《古今小说》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故事可以概括为几个陈述句：一、商人蒋兴哥有个妻子叫三巧儿；二、蒋兴哥外出做生意，妻子三巧儿被陈大郎勾引成奸；三、奸情泄露后，三巧儿被休改嫁，陈大郎病死；四、经过几番巧合之后，陈大郎的妻子平氏和三巧儿又同嫁给了蒋兴哥。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行动序列中，第一个陈述句是平衡状态：蒋兴哥与妻子过着安定的生活。第二、三句是平衡的破坏：由陈大郎勾引三巧儿到奸情泄露后三巧儿被休改嫁，陈大郎病死。第四句是恢复平衡状态：平氏和三巧儿同嫁给了蒋兴哥。为什么中国传统小说的作者总是要把主人公从初始平衡状态抛出，而后又最终让他返回平衡？这是因为，“小说的内容虽然是凭空想象虚构的，行动的形式却是来自人的现实经验，小说中人物行动是在想象重新体验现实经验中的行动。小说中人物被抛出初始平衡状态，意味着小说作者与读者也被抛出习惯化了的生活状态。小说为人提供了重新体验人生的机会，却打破了心理平衡”②，所以小说还要回归到平衡状态。为了达到这种和谐的动态效果，中国传统小说表现的冲突与西方小说表现挣扎的冲突不同，是一种内向性的冲突。因此，处在矛盾冲突中的人物性格往往会以主体（矛盾的一方）内省的途径完善自我，达到矛盾冲突的化解，而不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完成对立的转化。这便减弱了矛盾冲突在对立双方的张力，最终也导致了传统小说冲突的动态平衡。
作为《西游记》的主要部分，西天取经的情节主要由八十一难构成，“八十一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主体的自私欲念和自身过失招致外魔所引起的灾难”③。如，在观音院丢失袈裟、招来黑风山黑熊精之难，是由于孙悟空卖弄家私，“与人斗富”；在五庄观偷吃人参果，推倒果树，引起镇元大仙之难，也是因为孙悟空等的口腹之欲。《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也是从发展到幻灭，最后的归宿是人生如梦的悲哀。这同样是一种回归平衡，是从物质世界的灾难或挫折中启示出超越物质世界的心灵归宿。
不可否认，对和谐动态效果的审美追求，造成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小说具有“怨而不怒”的讽刺精神或者“哀而不伤”的悲剧精神。
首先，重和谐的动态效果表现为“怒而不怨”的讽刺精神。在我国，对讽刺解释的要义则是委婉含蓄。从总体风格上讲，中国传统小说的讽刺讲究委婉、含蓄的风格，这与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定势密切相关。因此，中国传统的讽刺小说多用象征、影射等艺术手法对黑暗腐败的政治现实與贪官酷吏进行揭露与抨击，较少赤裸裸地直接批判。
谴责小说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老残游记》第三回有一段路人对玉贤所创的“路不拾遗”的谈论:“曾走曹州府某乡庄过,亲眼见有个蓝布包袱弃在路旁,无人敢拾。某就问土人:‘这包袱是谁的?为何没人收起?’土人道:‘昨儿夜里,不知何人放在这里的。’某问:‘你们为什么不拾了回去?’都笑着摇摇头道:‘俺还要一家子性命吗?’。”④文中没有一处正面描写玉贤的狠毒,但它含而不露地把玉贤借“路不拾遗”的传统美德来诱杀百姓的卑劣行径给揭示了出来,从而起到了对玉贤这一“清官”进行反讽的目的。
其次，重和谐的动态效果表现为“哀而不伤”的悲剧精神。中国传统悲剧中的大多个体自主意识较弱，含蓄蕴藉、顺从忍耐成为其显著特色，从而使中国悲剧精神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结局又往往大团圆，冲淡了悲剧气氛。究其大团圆结局的深刻原因，其实是与循环不已的生命节奏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传统美感心态中所体现出的基本节奏是循环的：有起落，有振荡，有高潮，有波折，有起讫，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尽管“生命”的节奏次次受到破坏，但又一次次地得到恢复。这与中国人的“乐天”精神有关。因此，在中国的传统小说中，即使人物生活坎坷，人生道路曲折，或遭受种种打击排斥，对社会现实感到失望和厌恶，也总能找到逃避现实，抚慰心灵，安顿生命的方法，最终出现大团圆的结局。
三、追求圆满的平衡构架
中国古人对“天”非常崇拜，认为天是圆的，由此衍生出以“圆”为完美的艺术观。如《易经》的第六十三卦为“既济”，表示已经结束，而第六十四卦为“未济”，暗示了这最后一卦可以上接第一卦，成为首尾相接、循环无穷的圆环结构。至南朝梁刘勰创作《文心雕龙》，“圆”乃成为谈论艺术之语。《杂文》论连珠须“事圆而音泽”；《丽辞》称“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熔裁》称“首尾圆合，条贯统序”。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把“圆”作为美的最高境界。这种美学思想反映在小说中就表现为追求圆满的构架。这种圆满的构架主要表现为作品的结构前后照应。也就是说，一篇传统小说必须是首尾统一的整体，有头有尾；而有尾无头，有头无尾，首尾不相应、不相称都是为古人所不取的。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云：“《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尾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又如首卷以黄巾妖术为起，而末卷以刘禅信师婆以结之，又有孙皓之信术士以双结之：此又一大照应也。照应既在首尾，而中间百余回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则不成章法矣。……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此“首尾大照应”实际指出了《三国演义》总体艺术构架追求圆满的特点与成就。
中国的传统小说是故事化小说,是用故事把有关的社会生活现象贯穿起来的。但故事化小说的故事有它内在的逻辑,要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作家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故事化小说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特别是表现作家的主体精神、主体意识和自我人格方面都有很大的限制。⑤六朝时期，由于佛典的大量翻译，佛经文学的因果叙事模式在潜移默化之中被中国文人所接受，并将其运用于小说创作之中，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长篇章回小说往往以人物命运为纲，摄取生活具象，组织情节，谋篇布局，使得人物的成败荣辱、家庭的兴衰际遇、事件的起因结果，皆是有头有尾，形成一个因果链，并且结尾照应开头，形成了封闭式的环形链，从而在故事叙事上达到了圆满的要求。
《西游记》中的唐僧、孙悟空、沙僧、白马等遭受八十一难都是他们各自先前罪孽的报应。另外书的结尾还数列了八十一难与前面的主要情节照应。
《水浒传》始于“洪太尉误走妖魔”，放了“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下世；中经第七十一回“石碣天星”的排座次；结于宋江等一百零八人死后赐庙成神。
《儒林外史》（五十六回本）起于“百十个小星”降世“维持文运”；小说的主体部分自第二回起到第五十五回止，将楔子浓缩的情节逐步铺开，详细印证王冕所说的事实；结于“幽榜”，首尾相连，浑然一体。
《红楼梦》第一回通过一僧一道的问答，暗示书中主要人物都是“造劫历世”的“风流冤家”。其中的两位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前身是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绛珠仙草为报答曾受过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所以要下世为人，把一生所有的眼泪都还给他。书中写林黛玉每每因贾宝玉长吁短叹，泪流满面，就是这样一个“还泪”的过程。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显示了书中包括贾、林爱情悲剧在内的一些主要人物的悲欢离合，都是冥冥中预先注定的。《飞鸟各投林》一曲，更点明书中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均是所谓“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
《镜花缘》前者有百花仙子谪世；第四十八回有“花榜”；结于武则天有旨“来岁仍开女试，并命前科众才女重赴红文宴”。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小说的作家，在构思时就从整体来思维，注重作品的社会性与思想性；安排情节时非常强调动静结合，化解矛盾冲突；在结构布局上追求首尾照应及大团圆的结局，这种审美追求最终达到了重建平衡。这也是中国传统小说之所以在世界文学艺术之林中熠熠生辉、独具特色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张岱年：《中国文化传统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0页。
②高小康：《人与故事——文学文化批判》，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③宋克夫、韩晓若：《心学与文学论稿——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概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④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7页。
⑤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责任编辑：行 健
关键词：中国；传统小说；审美追求；重建平衡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5—0231—03
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和传说，经歷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发展成为具象化的叙事文体，即我们所谓的成熟传统小说。小说文体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创作审美追求的定型。就中国传统小说而言，它的审美追求之一就是重建平衡。
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小说审美追求的建立有着不容忽视的制约作用,因此，要谈小说创作中的平衡观念，首先要追溯到中国传统的哲学领域中。平衡哲学观即整体的动态平衡的世界观。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后来经过发展，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宇宙模式。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简论》一书中说：“中国哲学的真正智慧就在于它把世界看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整体、运动、平衡这三个基本要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讲整体是动态平衡的整体，讲平衡是整体动态的平衡。”①中国传统小说的审美追求深受平衡哲学观的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创作的审美追求所蕴含的平衡观具体包含三层意思：求统一的整体思维，重和谐的动态效果，追圆满的平衡构架。
一、求统一的整体思维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总特点就是整体思维,即把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都看作一个运动的整体。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方式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在最早成书的《易经》和《洪范》两篇著作中，就提出了朴素的整体思想。整体思维是一种方法论。在指导社会实践中,整体思维方式就体现为“合和”二字。“合”即事物的整体或群体；“和”即群体里面的和谐。注重群体价值与和谐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首先，求统一的整体思维造成中国的审美主体是集体化的审美主体。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中很难找到个体的悲欢离合，大多是社会的伦理秩序的破坏与重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的传统小说不是以塑造人物或揭示某一社会问题为目的，而在于勾勒出全部的人间世界、社会秩序。明代冯梦龙将《三言》分别命名为“喻世”、“警世”、“醒世”，高喊“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正是为了借助小说的教育功能荡涤人心、匡正世道，让混乱颠倒的社会重新秩序井然，让破损失控的社会体系继续正常运转。《三国演义》不是以塑造人物为重点，主要描写的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反映魏、吴、蜀三国及各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表明对清明政治的向往，反对不义的战争，向往和平安宁的生活。而且其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是中国儒家传统人格理想的化身：诸葛亮为智者之范，刘备为仁者之榜，关羽为义者之典，张飞为勇者之模。即使是《西游记》也是以幻想的形式讽喻现实政治，表现对国计民生的关切。总之，中国传统小说关心更多的是国家兴衰、民族兴亡，表达人民的某些愿望，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其次，求统一的整体思维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道德作为首要的衡量标准。由于中国的传统思想特别强调人的社会性，注重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所以伦理道德必然上升为至关重要的评判标准。在小说创作中具体表现为：通过情节展现人物命运，表达一种人生观念，倡导一种理想的社会伦理道德。于是小说家的主体思维意识及其认知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对“惩恶扬善”的追求。
魏晋志怪小说主要表现了“尽善”的人格理想，如，面临暴虐而坚贞不屈的孤弱村姑（《陈琬》），“恭谨自守、不履非法”的青年农民（《白水素女》）；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不少篇章直接记录了“惩恶扬善”的史实和传说，如《尤悔》揭露了争权诛杀同胞手足的魏文帝曹丕，《自新》赞扬了悔过自新的周处，《德行》塑造了视金钱、权贵如粪土的管华。魏晋以后，中国的小说创作已初具规模，但小说形象的构架依然归属于“惩恶扬善”的思维模式。如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对玩弄女性、虚情假意的李益进行批判；《莺莺传》、《柳毅传》对善良、殉情、守节、忠义的人格进行赞扬。至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成熟的明清小说，在主题的构架上也是或深或浅地立足于对人格与社会的伦理道德评价，在形象的审美和艺术创造上也显示了“惩恶”、“求善”的追求。《三言》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了人们在追求金钱财富的过程中由于极端的利己主义思想而变得不择手段、残酷无情的“恶”现象，另一方面为了宏扬高尚的道德品质，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也塑造了不少正直善良的商人形象。在《三言》中体现出作者的道德观念是：“万贯钱财如粪土，一分仁义值千金”，“非理之财莫取，非理之事莫为”。
近人王无生曾断言，中国历代小说创作可归纳为三种审美意向：一是愤政治之压抑，二是病社会之混沌，三是哀婚姻之不自由（《中国历代小说史话》）。然而其主题宗旨依然是“惩恶扬善”，而这个主题却是与求统一的整体思维分不开的。
二、重和谐的动态效果
周敦颐在《慎动第五》中说：“动而正曰道……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他从“无极”的“寂然不动”出发，以“静”为主。因此，“静”是“善”的、“诚”的；至于“动”，他认为有两重性：既“正”又“邪”，既“善”又“恶”。“动”正便与“道”相符，“邪”动便有害。“动”有双重性，因此，君子要“慎动”，要以“静”制“动”。这种哲学思想渗透到小说里，就表现为在运动中求平衡、重和谐的的动态审美效果。
受民族传统审美心理的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力求一种平衡。但是冲突作为中国传统小说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又破坏了小说情节内部的平衡。中国传统小说总是力求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达成动态平衡。因此，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小说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从初始的平衡状态到平衡的破坏，再到新的（或否定性的）平衡的建立。《古今小说》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故事可以概括为几个陈述句：一、商人蒋兴哥有个妻子叫三巧儿；二、蒋兴哥外出做生意，妻子三巧儿被陈大郎勾引成奸；三、奸情泄露后，三巧儿被休改嫁，陈大郎病死；四、经过几番巧合之后，陈大郎的妻子平氏和三巧儿又同嫁给了蒋兴哥。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行动序列中，第一个陈述句是平衡状态：蒋兴哥与妻子过着安定的生活。第二、三句是平衡的破坏：由陈大郎勾引三巧儿到奸情泄露后三巧儿被休改嫁，陈大郎病死。第四句是恢复平衡状态：平氏和三巧儿同嫁给了蒋兴哥。为什么中国传统小说的作者总是要把主人公从初始平衡状态抛出，而后又最终让他返回平衡？这是因为，“小说的内容虽然是凭空想象虚构的，行动的形式却是来自人的现实经验，小说中人物行动是在想象重新体验现实经验中的行动。小说中人物被抛出初始平衡状态，意味着小说作者与读者也被抛出习惯化了的生活状态。小说为人提供了重新体验人生的机会，却打破了心理平衡”②，所以小说还要回归到平衡状态。为了达到这种和谐的动态效果，中国传统小说表现的冲突与西方小说表现挣扎的冲突不同，是一种内向性的冲突。因此，处在矛盾冲突中的人物性格往往会以主体（矛盾的一方）内省的途径完善自我，达到矛盾冲突的化解，而不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完成对立的转化。这便减弱了矛盾冲突在对立双方的张力，最终也导致了传统小说冲突的动态平衡。
作为《西游记》的主要部分，西天取经的情节主要由八十一难构成，“八十一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主体的自私欲念和自身过失招致外魔所引起的灾难”③。如，在观音院丢失袈裟、招来黑风山黑熊精之难，是由于孙悟空卖弄家私，“与人斗富”；在五庄观偷吃人参果，推倒果树，引起镇元大仙之难，也是因为孙悟空等的口腹之欲。《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也是从发展到幻灭，最后的归宿是人生如梦的悲哀。这同样是一种回归平衡，是从物质世界的灾难或挫折中启示出超越物质世界的心灵归宿。
不可否认，对和谐动态效果的审美追求，造成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小说具有“怨而不怒”的讽刺精神或者“哀而不伤”的悲剧精神。
首先，重和谐的动态效果表现为“怒而不怨”的讽刺精神。在我国，对讽刺解释的要义则是委婉含蓄。从总体风格上讲，中国传统小说的讽刺讲究委婉、含蓄的风格，这与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定势密切相关。因此，中国传统的讽刺小说多用象征、影射等艺术手法对黑暗腐败的政治现实與贪官酷吏进行揭露与抨击，较少赤裸裸地直接批判。
谴责小说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老残游记》第三回有一段路人对玉贤所创的“路不拾遗”的谈论:“曾走曹州府某乡庄过,亲眼见有个蓝布包袱弃在路旁,无人敢拾。某就问土人:‘这包袱是谁的?为何没人收起?’土人道:‘昨儿夜里,不知何人放在这里的。’某问:‘你们为什么不拾了回去?’都笑着摇摇头道:‘俺还要一家子性命吗?’。”④文中没有一处正面描写玉贤的狠毒,但它含而不露地把玉贤借“路不拾遗”的传统美德来诱杀百姓的卑劣行径给揭示了出来,从而起到了对玉贤这一“清官”进行反讽的目的。
其次，重和谐的动态效果表现为“哀而不伤”的悲剧精神。中国传统悲剧中的大多个体自主意识较弱，含蓄蕴藉、顺从忍耐成为其显著特色，从而使中国悲剧精神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结局又往往大团圆，冲淡了悲剧气氛。究其大团圆结局的深刻原因，其实是与循环不已的生命节奏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传统美感心态中所体现出的基本节奏是循环的：有起落，有振荡，有高潮，有波折，有起讫，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尽管“生命”的节奏次次受到破坏，但又一次次地得到恢复。这与中国人的“乐天”精神有关。因此，在中国的传统小说中，即使人物生活坎坷，人生道路曲折，或遭受种种打击排斥，对社会现实感到失望和厌恶，也总能找到逃避现实，抚慰心灵，安顿生命的方法，最终出现大团圆的结局。
三、追求圆满的平衡构架
中国古人对“天”非常崇拜，认为天是圆的，由此衍生出以“圆”为完美的艺术观。如《易经》的第六十三卦为“既济”，表示已经结束，而第六十四卦为“未济”，暗示了这最后一卦可以上接第一卦，成为首尾相接、循环无穷的圆环结构。至南朝梁刘勰创作《文心雕龙》，“圆”乃成为谈论艺术之语。《杂文》论连珠须“事圆而音泽”；《丽辞》称“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熔裁》称“首尾圆合，条贯统序”。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把“圆”作为美的最高境界。这种美学思想反映在小说中就表现为追求圆满的构架。这种圆满的构架主要表现为作品的结构前后照应。也就是说，一篇传统小说必须是首尾统一的整体，有头有尾；而有尾无头，有头无尾，首尾不相应、不相称都是为古人所不取的。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云：“《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尾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又如首卷以黄巾妖术为起，而末卷以刘禅信师婆以结之，又有孙皓之信术士以双结之：此又一大照应也。照应既在首尾，而中间百余回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则不成章法矣。……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此“首尾大照应”实际指出了《三国演义》总体艺术构架追求圆满的特点与成就。
中国的传统小说是故事化小说,是用故事把有关的社会生活现象贯穿起来的。但故事化小说的故事有它内在的逻辑,要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作家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故事化小说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特别是表现作家的主体精神、主体意识和自我人格方面都有很大的限制。⑤六朝时期，由于佛典的大量翻译，佛经文学的因果叙事模式在潜移默化之中被中国文人所接受，并将其运用于小说创作之中，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长篇章回小说往往以人物命运为纲，摄取生活具象，组织情节，谋篇布局，使得人物的成败荣辱、家庭的兴衰际遇、事件的起因结果，皆是有头有尾，形成一个因果链，并且结尾照应开头，形成了封闭式的环形链，从而在故事叙事上达到了圆满的要求。
《西游记》中的唐僧、孙悟空、沙僧、白马等遭受八十一难都是他们各自先前罪孽的报应。另外书的结尾还数列了八十一难与前面的主要情节照应。
《水浒传》始于“洪太尉误走妖魔”，放了“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下世；中经第七十一回“石碣天星”的排座次；结于宋江等一百零八人死后赐庙成神。
《儒林外史》（五十六回本）起于“百十个小星”降世“维持文运”；小说的主体部分自第二回起到第五十五回止，将楔子浓缩的情节逐步铺开，详细印证王冕所说的事实；结于“幽榜”，首尾相连，浑然一体。
《红楼梦》第一回通过一僧一道的问答，暗示书中主要人物都是“造劫历世”的“风流冤家”。其中的两位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前身是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绛珠仙草为报答曾受过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所以要下世为人，把一生所有的眼泪都还给他。书中写林黛玉每每因贾宝玉长吁短叹，泪流满面，就是这样一个“还泪”的过程。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显示了书中包括贾、林爱情悲剧在内的一些主要人物的悲欢离合，都是冥冥中预先注定的。《飞鸟各投林》一曲，更点明书中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均是所谓“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
《镜花缘》前者有百花仙子谪世；第四十八回有“花榜”；结于武则天有旨“来岁仍开女试，并命前科众才女重赴红文宴”。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小说的作家，在构思时就从整体来思维，注重作品的社会性与思想性；安排情节时非常强调动静结合，化解矛盾冲突；在结构布局上追求首尾照应及大团圆的结局，这种审美追求最终达到了重建平衡。这也是中国传统小说之所以在世界文学艺术之林中熠熠生辉、独具特色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张岱年：《中国文化传统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0页。
②高小康：《人与故事——文学文化批判》，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③宋克夫、韩晓若：《心学与文学论稿——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概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④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7页。
⑤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