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立民把我领进央视(中央电视台)后,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楼打开水,中午到食堂买盒饭。当时全办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决定。我去得早,他们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红烧肉之类的好菜。所以中午十一点半之前我就开始惦记这件事情。打完饭,帮他们送到桌上,看着他们吃得开心,我有一种满足感。
　　我在组里打了半个月的杂工,当了半个月的剧务。有一天,高立民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两个领导认识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制片人孟欣,另一个是当时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孟欣是我在中央电视台遇见的第一个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见面之后的一天,孟欣提出要看看我的资料,我毕恭毕敬地把在书包中揣了半个月的录像带拿了出来,双手捧着交给了孟欣。看录像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我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等待,邹主任正好经过,淡淡地问了一句:“这个小伙子是谁?”
　　我胆怯地说:“主任,是我,朱军。”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底气。
　　在孟导的建议下,我拎着自己的行李,和崔亚楠一起来到了位于翠微宾馆的单身宿舍。每天早上,我和亚楠坐地铁上班。北京的地铁很快,我们只需要坐一站就到了。那时候地铁票价是五毛钱,对于我们这样的短途来说实在是不值。于是为了省钱,捎带着锻炼一下身体,我们每天跑步上下班。看到长安街上来往的车辆,我心里偷偷地琢磨奋斗十年,我怎么也能开上辆“奥拓”吧。
　　初春的一个午后,孟欣对办公室所有的人说:“今天晚上开《东西南北中》新一期的策划会,大家该准备的准备一下。”我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事情,也不敢问,心想:只要他们能带我去就行了。
　　晚上,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当然也没有发言的资格。听着大家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我觉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张开着,脑子跟录音机似的,几乎能背下他们所有说过的话。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太过敏感,对专业的敏感,对每个人、每件事情的敏感,还真让我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策划会一连开了七天,天天挑灯夜战,而且越是深更半夜大家越是才思泉涌。最后一天的晚上,节目的基本样式确定了。
　　忽然,孟欣说:“朱军,你给邹主任说说我们这几天讨论的结果吧。”要我说,我连自己在这期节目里干什么还不知道呢!但是,她确实要我说。我没有紧张,因为我连紧张的时间都没有。头一次,不是说中午盒饭的事,而是1994年第一期《东西南北中》的策划方案。听我说话的人是能决定我命运的人。
　　年轻,记性好,再加上太多敏感,竖着耳朵听的东西一句都没落,我当时连相声“贯口”的功夫都用上了,一气呵成。尽管仅仅是转述别人的观点,20多分钟吧,房间中就我一个人在说话,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事后很久,孟欣说,就是在那一刻决定用我做这一期的主持人。求之若渴的东西来了,却没有瞬间的狂喜,也没有什么人向我祝贺,一切显得异常平静。
　　真的要录像了,真的要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了,准备比等待更加紧张。我生怕因为自己的一点闪失而前功尽弃。录像的当天简单而顺利,每回几乎都是一次通过,因为词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录像后,我换下衣服。到中午了,继续去打盒饭。
　　 我和导演高立民一起进机房,剪片子,也经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到机房看上一段,忽然就问:“这小伙子是谁?”每听到这样的问话,我都自我安慰地当成是在夸我。
　　我坐在机房的角落里,像个剧务一样送水送饭,进来的人不会注意我,但是他们至少注意了屏幕上的我。
　　熬机房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空气混浊,不见阳光,“躲进小楼成一统”,却令精神十分集中。直到有一天晚上,终于编完了,孟欣要来审看,之后就可以合成,上字幕。我站在旁边心里盘算会给我打一个什么字幕呢?
　　我有些忐忑,隐隐期待着什么。
　　于是等待。这不是第一次等待了,在东门、在办公室、在策划会上,我一直在等待。
　　节目审过皆大欢喜,机房的技术员熟练地上字幕。这时,技术员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朱军名字前面打什么字呀?”
　　“‘主持人’呀!”孟欣极其不经意地说出了三个字,技术员照办。周围没有任何人流露出惊异或是质疑,依旧没有喝彩和祝贺,大家平静地继续后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经历了翻江倒海的激动,我强忍着。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4年3月28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庆幸它成了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孟欣走的时候,我胆怯地说:“谢谢孟导。”
　　
　　小编有话:人的一生的确很奇妙,往往机会就在那一瞬间,就看你能否抓住了。但这一瞬间的机会并不是偶然的,它需要我们等待,耐心地等待。同时,为了抓住这一瞬间的机会,更需要你平时的积累,否则机会也会稍纵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