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和艰巨的过程。那些简单的、一刀切的、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和做法往往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它不但无助于改革的顺利进展，反而会扼杀既有的改革成果，并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秩序造成震荡。
【编前语】
“中国食品城”是河南省漯河市最大的一张城市名片。在这里，以双汇集团为代表的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雄视中原，全国每10支火腿肠就有5支出自漯河，全市大小食品企业7000多家。如果说，河南省是中国的“粮仓”的话，那么，漯河就称得上是中国的“厨房”。
然而，漯河名声在外的因素远不止食品产业。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河南省唯一的内陆特区”，更让漯河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改革探索的“活标本”。
河南自主试验
漯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86年升格为省辖市。
升格后的漯河市遇到的是好年份，中国大地正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大步行进。1984年，万隆成了漯河肉联厂的掌舵人，扯起了今日食品业巨头双汇的大旗。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走到了迷茫的十字路口。”《漯河日报》原总编辑熊焕业说。国际上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内的形势也异常复杂，出现了抨击改革的声音，围绕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经济特区姓“资”还是姓“社”，国内展开了激烈争论。
“深处内地的漯河也被同样问题困惑着。”熊焕业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原有体制和企业内部呆板的经营机制已经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如果不继续改革，出现的新问题就不能解决。但怎么改革，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1992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中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漯河也辨明了方向。
“邓小平的讲话就像一面旗帜，再次激起了全国各地改革开放的浪潮，年轻的漯河深受感染，决定向深圳等特区深入学习，自己也申请要成为特区。”熊焕业说，“此时的河南省领导也想拿出一个地方作为改革试验地，漯河的想法和省领导想法不谋而合。”
于是，1992年3月23日至24日，河南省委、省政府在漯河市召开现场办公会，详细论证并确定漯河市为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市。
当年7月18日，河南省委、省政府下发豫文〔1992〕45号文：《关于在漯河市试办我省内陆特区的通知》。通知提出，省直有关单位要大力支持、积极帮助漯河市办好内陆特区。
当时的河南省委要求漯河：改革开放走在全省前列；经济发展速度走在全省前列；良好的社会秩序走在全省前列。到本世纪末使漯河成为全省富裕地区之一，成为河南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小老虎”。于是，漯河人开始了“瞄准特区、学习特区、创办内陆特区”的征程。
熊焕业说，他当时刚好接手漯河市委机关报的总编辑职务，根据市委指示，1993年1月1日，将机关报《漯河报》更名为《漯河内陆特区报》，呼应内陆特区的地位。
不过，随后在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成为“国家级内陆特区”时，国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漯河市只能作为省级“内陆特区”，在河南展开改革试验，而它也是河南唯一一个省办内陆特区。
敢闯敢试
成为内陆特区，漯河一片沸腾，机关大院名称牌子、公共场所宣传标语等，能突出“内陆特区”四个字的地方都醒目地标示出来。在允许改革试验前提下，漯河市轰轰烈烈展开改革，其中首先开刀的就是与经济有关的企业改革。
“在内陆特区待遇下，漯河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改制。”熊焕业介绍说，在探索搞活中小企业的路子上，漯河市什么法子都想了，承包经营、企业领导党政一肩挑等无所不用。
有关数据显示，到上世纪末，漯河市的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被改制。
在熊焕业印象中，内陆特区漯河的改革中，最成功的当数双汇。1994年双汇引资成功，与香港十大财团之一的华懋集团合作，使双汇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建立了亚洲最大的肉制品大楼，当年成产能力增长104%。
截至1997年，漯河的几项经济指标年均增幅均高于全省同期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以上，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8%。
虽然漯河“内陆特区”不像深圳特区可以享受许多优惠政策，但在当时，“特区”这块金字招牌十分吸引人，很多投资者特别青睐。于是乎，一些国内外投资者瞄上了漯河“内陆特区”，带着资金走进漯河投资兴业。
依托企业改革和招商引资浪潮，漯河市确立自己的食品工业城地位，双汇、南街村、汇通等品牌产品在国内外知名会展上，因其质量过硬而深受外商青睐。食品企业龙头不仅带动食品业的强劲发展，还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包装、印刷、养殖、运输等产业迅猛发展。
熊焕业说，由于有漯河市前些年的发展，现在的漯河产品遍布全国：在国内市场上，每10根火腿肠有5根出自漯河；在香港，漯河的鲜冻肉和肉制品占总需求的1/4以上；在离拉萨300公里的小镇，漯河饮料摆上了商店柜台。
然而，在改革过程中取得成绩的同时，改革试验不免有彷徨和迷惑，成为内陆特区的漯河市，在改革中同样如此。“在漯河成为河南内陆特区的第5个年头，也开始对自身反思，通过各种途径就漯河的‘特’字展开讨论。”熊焕业说。
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漯河内陆特区报》上发表的一篇长篇通讯《漯河，如何面对新世纪》。文章指出，沿海特区与漯河内陆特区，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优劣差异，而且在发展速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精神状态等方面，差距也是很大的。因此，文章发问：“漯河，离真正意义上的特区到底有多远？”
“这篇稿子就像一枚炸弹，市领导还批字，让整个漯河市讨论。”熊焕业说。
走入历史难觅踪迹
如今，30年前那些得风气之先的特区城市，政策方面很难再“特”，你有的其他城市也可以有了；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各个地方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点，差别只是经济实力的强与弱、地理位置的优与劣。
“漯河也同样如此，当年省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现在在其他城市都普及了。”熊焕业说。与其他地方相比，漯河没有了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些年漯河的内陆特区称号，市民们渐渐不再提及，报纸上对外宣传，领导们到外介绍漯河的市情，也极少提这四个字。
这种背景下，2005年10月1日，《漯河内陆特区报》更名为《漯河日报》，完成了自己在改革年代中的使命。“那个时代过去了，《漯河内陆特区报》不但用内容记载着那段特殊的历史，还用自己的特色名字印证着历史。”熊焕业说。
据他介绍，现在在漯河市区，“内陆特区”已经成为历史，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很难在街道上看到。在市区的确很难再找到“内陆特区”几个字，只有在漯河报业新闻大厦前停车场的一辆大巴上，才看到艳红的“漯河内陆特区”的字样。
而最让外人感到惊讶的是，作为唯一的内陆特区，在16年的时间里，漯河由三任市委书记主政，分别是王有杰(1991-1995)、程三昌(1995-1999)、刘炳旺(1999-2006)。现在，三个“一把手”相继落马：王有杰被判死缓，程三昌携带一亿元资金外逃新西兰，刘炳旺涉嫌受贿被双规。漯河这个年轻的城市也因此承受了太多的磨难。
漯河市一位退休的政府工作人员分析道：“漯河在改革中落马干部较多，现在分析原因，漯河成了内陆特区之后，领导们权力大了，想怎么就怎么，加上内地领导的工资低，在金钱面前把持不住。”
为此，南方一家著名政经媒体在分析漯河“内陆特区”试验的文中写到：漯河市几年来的变化再次验证：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和艰巨的过程。那些简单的、一刀切的、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和做法往往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它不但无助于改革的顺利进展，反而会扼杀既有的改革成果，并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秩序造成震荡。
虽然漯河“内陆特区”已经走入历史，但在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回望，更能发人深思。
【编前语】
“中国食品城”是河南省漯河市最大的一张城市名片。在这里，以双汇集团为代表的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雄视中原，全国每10支火腿肠就有5支出自漯河，全市大小食品企业7000多家。如果说，河南省是中国的“粮仓”的话，那么，漯河就称得上是中国的“厨房”。
然而，漯河名声在外的因素远不止食品产业。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河南省唯一的内陆特区”，更让漯河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改革探索的“活标本”。
河南自主试验
漯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86年升格为省辖市。
升格后的漯河市遇到的是好年份，中国大地正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大步行进。1984年，万隆成了漯河肉联厂的掌舵人，扯起了今日食品业巨头双汇的大旗。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走到了迷茫的十字路口。”《漯河日报》原总编辑熊焕业说。国际上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内的形势也异常复杂，出现了抨击改革的声音，围绕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经济特区姓“资”还是姓“社”，国内展开了激烈争论。
“深处内地的漯河也被同样问题困惑着。”熊焕业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原有体制和企业内部呆板的经营机制已经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如果不继续改革，出现的新问题就不能解决。但怎么改革，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1992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中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漯河也辨明了方向。
“邓小平的讲话就像一面旗帜，再次激起了全国各地改革开放的浪潮，年轻的漯河深受感染，决定向深圳等特区深入学习，自己也申请要成为特区。”熊焕业说，“此时的河南省领导也想拿出一个地方作为改革试验地，漯河的想法和省领导想法不谋而合。”
于是，1992年3月23日至24日，河南省委、省政府在漯河市召开现场办公会，详细论证并确定漯河市为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市。
当年7月18日，河南省委、省政府下发豫文〔1992〕45号文：《关于在漯河市试办我省内陆特区的通知》。通知提出，省直有关单位要大力支持、积极帮助漯河市办好内陆特区。
当时的河南省委要求漯河：改革开放走在全省前列；经济发展速度走在全省前列；良好的社会秩序走在全省前列。到本世纪末使漯河成为全省富裕地区之一，成为河南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小老虎”。于是，漯河人开始了“瞄准特区、学习特区、创办内陆特区”的征程。
熊焕业说，他当时刚好接手漯河市委机关报的总编辑职务，根据市委指示，1993年1月1日，将机关报《漯河报》更名为《漯河内陆特区报》，呼应内陆特区的地位。
不过，随后在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成为“国家级内陆特区”时，国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漯河市只能作为省级“内陆特区”，在河南展开改革试验，而它也是河南唯一一个省办内陆特区。
敢闯敢试
成为内陆特区，漯河一片沸腾，机关大院名称牌子、公共场所宣传标语等，能突出“内陆特区”四个字的地方都醒目地标示出来。在允许改革试验前提下，漯河市轰轰烈烈展开改革，其中首先开刀的就是与经济有关的企业改革。
“在内陆特区待遇下，漯河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改制。”熊焕业介绍说，在探索搞活中小企业的路子上，漯河市什么法子都想了，承包经营、企业领导党政一肩挑等无所不用。
有关数据显示，到上世纪末，漯河市的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被改制。
在熊焕业印象中，内陆特区漯河的改革中，最成功的当数双汇。1994年双汇引资成功，与香港十大财团之一的华懋集团合作，使双汇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建立了亚洲最大的肉制品大楼，当年成产能力增长104%。
截至1997年，漯河的几项经济指标年均增幅均高于全省同期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以上，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8%。
虽然漯河“内陆特区”不像深圳特区可以享受许多优惠政策，但在当时，“特区”这块金字招牌十分吸引人，很多投资者特别青睐。于是乎，一些国内外投资者瞄上了漯河“内陆特区”，带着资金走进漯河投资兴业。
依托企业改革和招商引资浪潮，漯河市确立自己的食品工业城地位，双汇、南街村、汇通等品牌产品在国内外知名会展上，因其质量过硬而深受外商青睐。食品企业龙头不仅带动食品业的强劲发展，还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包装、印刷、养殖、运输等产业迅猛发展。
熊焕业说，由于有漯河市前些年的发展，现在的漯河产品遍布全国：在国内市场上，每10根火腿肠有5根出自漯河；在香港，漯河的鲜冻肉和肉制品占总需求的1/4以上；在离拉萨300公里的小镇，漯河饮料摆上了商店柜台。
然而，在改革过程中取得成绩的同时，改革试验不免有彷徨和迷惑，成为内陆特区的漯河市，在改革中同样如此。“在漯河成为河南内陆特区的第5个年头，也开始对自身反思，通过各种途径就漯河的‘特’字展开讨论。”熊焕业说。
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漯河内陆特区报》上发表的一篇长篇通讯《漯河，如何面对新世纪》。文章指出，沿海特区与漯河内陆特区，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优劣差异，而且在发展速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精神状态等方面，差距也是很大的。因此，文章发问：“漯河，离真正意义上的特区到底有多远？”
“这篇稿子就像一枚炸弹，市领导还批字，让整个漯河市讨论。”熊焕业说。
走入历史难觅踪迹
如今，30年前那些得风气之先的特区城市，政策方面很难再“特”，你有的其他城市也可以有了；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各个地方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点，差别只是经济实力的强与弱、地理位置的优与劣。
“漯河也同样如此，当年省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现在在其他城市都普及了。”熊焕业说。与其他地方相比，漯河没有了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些年漯河的内陆特区称号，市民们渐渐不再提及，报纸上对外宣传，领导们到外介绍漯河的市情，也极少提这四个字。
这种背景下，2005年10月1日，《漯河内陆特区报》更名为《漯河日报》，完成了自己在改革年代中的使命。“那个时代过去了，《漯河内陆特区报》不但用内容记载着那段特殊的历史，还用自己的特色名字印证着历史。”熊焕业说。
据他介绍，现在在漯河市区，“内陆特区”已经成为历史，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很难在街道上看到。在市区的确很难再找到“内陆特区”几个字，只有在漯河报业新闻大厦前停车场的一辆大巴上，才看到艳红的“漯河内陆特区”的字样。
而最让外人感到惊讶的是，作为唯一的内陆特区，在16年的时间里，漯河由三任市委书记主政，分别是王有杰(1991-1995)、程三昌(1995-1999)、刘炳旺(1999-2006)。现在，三个“一把手”相继落马：王有杰被判死缓，程三昌携带一亿元资金外逃新西兰，刘炳旺涉嫌受贿被双规。漯河这个年轻的城市也因此承受了太多的磨难。
漯河市一位退休的政府工作人员分析道：“漯河在改革中落马干部较多，现在分析原因，漯河成了内陆特区之后，领导们权力大了，想怎么就怎么，加上内地领导的工资低，在金钱面前把持不住。”
为此，南方一家著名政经媒体在分析漯河“内陆特区”试验的文中写到：漯河市几年来的变化再次验证：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和艰巨的过程。那些简单的、一刀切的、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和做法往往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它不但无助于改革的顺利进展，反而会扼杀既有的改革成果，并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秩序造成震荡。
虽然漯河“内陆特区”已经走入历史，但在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回望，更能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