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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群众路线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制胜法宝，亦贯彻于中国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复兴和开拓之中，指引和启发了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应对和解决各时期富有挑战性的重要课题。回顾历史，树立群众路线在不同时期的大学治理中实践样态，能够更好地回答，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期的任务。
关键词：群众路线;大学治理;高等教育改革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形容为一段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中国社会走向复兴和繁荣的历史亦可以形容为一段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群众路线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制胜法宝，亦贯彻于中国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复兴和开拓之中，指引和启发了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应对和解决各时期富有挑战性的重要课题。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亦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群众路线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解读群众路线在中国大学发展历史之中的表现和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五四及建党初期：大学精神与群众路线的交融
近代以来第一次由工人、学生以及其他群众参加的反对军阀卖国与帝国主义压迫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爆发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也就是五四运动上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五四运动就是思想与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正式成立，在中共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即提出“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这可谓我党群众路线的最初雏形，一年以后，中共二大进一步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更进一步予以阐述。当时，群众运动达到了高潮，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是从来没有过新的局面。已经在开始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广泛的中国共产党深深意识到，“中国革命运动的未来命运，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将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彼时的中国大学，尤以北京大学为代表，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桥头与驿站，与此同时也是是孕育以及催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力量，对群众路线基本思想的构建出世大有助益，后者亦于历史长河之中反作用于大学之政策，二者之功，互为交融，影响深远。
一方面，五四运动之后，广大高等学府进步师生亦在随后的诸如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之中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规模浩大，势不可辱;另一方面，北京大学更有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提倡学术与思想之自由，主张“兼容并包”，广揽人才，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使得北大学术讨论、思想争辩之风盛行，革新空气浓厚——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危险人物”亦得以在大学的舞台上成长起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初期的领军人物。1920年，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一方面以研究马克思著述为目的，一方面持着“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的群众观，意识到开展劳工运动的重要性，他们创办刊物《工人周刊》、《劳动者》等，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向京汉铁路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主张，身体力行，与群众在斗争中同呼吸，共命运。
（二）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群众路线指引根据地大学突破重重困难
革命失败，经土地改革战争、抗战等最艰难的历练，在实践中，党对群众路线的总结和运用逐渐成熟。1928-1929期间，李立三，周恩来在话语中经常使用群众这个词，点明群众路线观点。一九三四年，毛泽东总结过往经验，点明了群众路线思想。将群众的建议收集集中，然后又退回群众里去宣传，成为群众的意见，让群众坚持不懈，看见行动力，并且在群众活动中证实意见到底正不正确。这样无限来回循环，每一次都会比上一次更加正确，生动，丰富。
从那时开始，中共党的群众路线就有了清晰明了的表达——从群众开始，反应到群众中去，也让党的群众路线开始变成成熟的理论形式，这样的理论基础的成熟化，充分的反应在当代的大学发展和高等化教育的策略里。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办学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物质条件简陋、二是没有大学教授、三是专业设置无法与现代大学相比。然而各根据地认真执行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和政策，依靠群众，群力群策，在艰难困苦中兴办大学，为党和国家培育了大量的人才。
物质条件的艰苦——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以及侵华日军对根据地的疯狂扫荡，未能消磨根据地人民民主建国的理想和共产主义的信仰，用抗日文化和民族精神凝聚起人民群众、有志青年结成了强大的革命队伍和文化力量，在艰难困苦中自强不息：学员们虽然生活艰困，但是享受着集体的温暖和革命的欢乐，入学之后更是边学习边从事各项实习作业，挖窑洞、修道路、盖房子到参加大生产运动，为根据地的保卫和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教师们则甘冒严冬酷暑，常常露天上课，参加行军宿营，但以苦为乐，工作积极，教育学生的同时也进行自我教育，不断增强自己的业务能力;
在解决各根据地高校师资建设的问题上，群众路线的思维路径和工作方式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办学之初，专任教师人数极少，以抗大为例开始时只有专任教师3人，职员14人，陕北公学的情况也是如此。介于这样的情况，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经常来校讲课或作报告，党政军中负有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和一些早年参加革命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也尽可能地承担起各种教学任务。一些边远根据地的情况更加困难的，依然坚持办学，“院长、主任甚至教员并不是什么出名的教育家或者是知名教授。而是从工作中调来的优秀干部。有的做过抗日县长或者科长以及区长，也有民众工作者、子弟兵团的干部”他们能者为师，用个人的实践经验，竭尽所能地培养出一批批时局迫切需要的人才，受到群众的赞扬。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多的高校老师都是从他们的培训的教师学院和年轻的知识分子产生。最具代表性的教师政策高级研讨会，从普通学生，通过考试录取文化理论水平较高的学生方可参加，学习的课程多，内容深化。时间长，（比如田取笑，徐威力、胡锦涛花，等等），应当专门培养未来教师标准;另一种方法是组织实验室，新老，学习教学，培训工作。外国学者在边境地区工作在他的回忆录中，“评论说：“在敌后解放区，中国拥有一批国内一流的知名学者、教授，在艰难的条件下做大学，一起战斗的人，这也是历史的奇迹。”
在专业设置上，智慧的边区教育者和群众，将大学教育置于战争的宏大背景下，予教育以特殊的革命使命，致力于造就一批“充满斗争、具有政治远见以及牺牲精神，胸怀坦白的、积极的、忠诚的、不谋私立、正直的，唯一为着民族与社会解放的”革命先锋队。特殊的战争环境和战争的紧迫需要，难以开展四年制或三年制的正规学制，于是实行新制度、新课程;本着各校的教育目的不同，课程设置并不强求一律，各校还可根据任务的需要以及形势的发展，对所设课程进行适当的增减，课程设置以抗战建国为中心，注重理论性和实用性的结合;教学方法灵活，要求更适合于“理论与实际联系”、“学用一致”的原则。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地各高等学校，在治校、治学的过程中正确地运用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学员与教程的积极性也大大的提升了，养成了民主的好习惯。抗日战争时期，虽然绝大部分高校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建的，但是在政治思想方面，绝不搞专制，对于一切革命政党的意见，学校都非常诚恳地聆听和商榷，学习方法、教育计划、直到日常生活、课外活动都是经过民主讨论来执行。例如延安大学吴玉章校长就经常聆听教师的意见作为改进教育教学的参考，鼓励他们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广泛讨论，相互促进。在这种民主自由的空气下，根据地大学内新型的民主平等逐渐成型。
（三）改革开放时期：群众路线推动大学的复兴与重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党内部的拨乱反正，群众路线也开始重新步入正轨。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详细指出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编写进党的群众路线的表述，这对于群众路线理论是一个重要发展。这一阶段邓小平经常提到：党的各种工作和政策，必须全面贯穿要以人民是否赞同，是否拥护、是否同意、是否高兴等作为处理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还必须把“是否有益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做判断改革与各方面工作内容和要求作为是非得失的三个要求之一。
将此延伸到教育领域，邓小平很重视大学的发展，他谈论到不仅仅是要以北大为策源地发起的五四运动诞生中国共产党，并且1978年发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事，其发源地也是在大学这样一个机构。通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精神和求实客观，坚持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实际和要求出发，详尽探讨证明我党在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知识、人才等问题的公正立场和正确处理方法，而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和有效观点，推进我们党有关知识分子存在问题一些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落实，在全党内及全社会共同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与决策。也是自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的大学才终于回归到正轨再次焕发出生命力。
至1978年开始，各个高校陆陆续续撤掉革命委员会组织，并且教育部也重新修订并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之后简称‘高教六十条’），也是初次明确的规定高校需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种体制，内部管理混乱局面的克服，对于高教战线的拨乱反正，起到了决定性的积极作用。
同时在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高校战线平反冤假错案，主张并支持逐步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为了调动和有效提高教师专研业务和工作的积极性，在1978年国务院转批予以实行的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的请示报告》中，各高等教育学院根据“保证质量、坚持标准，择优提升，全面考核”的基本原则，进行分批分期地确定以及提升教师的评职称相关的工作，教师的社会所处地位和经济上的待遇得到非常普遍的完善与提高。介时，整个社会掀起了浓浓的“尊师重教”气氛，各高等学府的教育工作者积极投身于教学与科研的激情以及积极性也都重新点燃了。
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恢复高等教育院校的招生考试制度，转正了人才培养轨道的工作。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于教育部在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上讨论异常的激烈，各位代表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意见始终不统一，基于高考的招生制度改革举措一度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会议期间参会的《人民日报》记者也及时的向教育部负责人如时反映了各级参会人员的意见与看法，并邀请六位省部级科教负责人召开座来谈讨此事，之后也将座谈会的议论内容撰写成为《内部参考》送交党中央。当邓小平同志看到这份《内部参考》后也快速的作出了批示，并于9月19日邀约相见国家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员，期间进行了严肃的谈话。第二次招生工作座谈会最后终于打破了思想的束缚，决定恢复高等院校统招考试制度。1977年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规定文件，就以此宣布将即时恢复高等学府的统招考试制度。在1977年冬季，全国各地区大约有570万学子报名参加了恢复的高考考试，最后全国共录取了27.3万新生。第二年夏季的高考，也有610万人报名考试，并录取了40.2万人。
（四）二十一世纪：群众路线引领大学深化改革，走向法治
二十一世纪初，党的群众路线逐渐发展，江泽民指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落实“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基本利益”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时，胡惊涛着重指出：“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将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巩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也是目前共产党人对群众路线的发展和延续。 在2013年，习近平也在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特别提到，“我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热爱关心青年、积极督促青年，为青年驰骋思想打开更广阔的天空，为青年实施创新搭建更宽大的舞台，为青年建立人生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青年愿望、扶持青年发展、帮助青年创业，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当青年工作的热心人。”
反映在大学治理政策上，是以98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为基础，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等教育法》响应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呼吁，直接面对新世纪中国教育的各种突出问题，我国高等学校的法人以法律的形式定义了其地位，建立了高等学校的领导体系，规定了内部结构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1999年颁发了《关于当前深化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规定：“高校需依法和依实际情况进行内部管理，政府部门不能对于学校办学自主范围内的事务进行干涉，是高校真正拥有办学、用人和分配等方面的管理权。”教育部在04年2月份又颁布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并在当中提出：“深化学校内部管理的体制改革，完善了学校的法人制度。高等学校需要坚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推进依法办学、民主治校、科学决策，健全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和民主监督机制。”
具体有以下四点：
1、，完善了各个高校领导体制，我国公立大学内部领导的体制经过了几次变化，最后是由《高等教育法》规定为“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度”，党委必须按照党章和相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大部分工作，而校长则单独负责行使职权，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优化，校长的职权在规定学校有重大事项需要党委集体讨论的同时也明确下来了，将个人全面负责以及集体负责两者之间结合起来;
2、大学法人制度的实行不仅明确了大学拥有独立法人的资格，从而确保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人员调配均可由自己进行设置，而且大学自身在改革。发展以及重大事项的管理权也都可自主决定。大学法人治理的实行，也让大学自身的管理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也让大学的自主管理权得到了保障;
3、 为了学术委员会计划经济时代的建立，政府不仅包揽了大学的重要学术事务还将其管理范围深入到大学的行政管理之中， 这也使教师学术上的必要权利丧失了，削弱了他们的积极性和自主性。《高等教育法》当中的第42条规定提到：“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务。”因此，学术委员会才真正发展成为中国大学的一项基本制度。高校学术组织的作用得以发挥，让大学学术领域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了，教师参与学术管理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为专家治校、教授治学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4、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 《高等教育法》第43条规定当中提到：“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直到1998年底，全国普通高校教代会建制率高达百分之白，教代会成为了高校实施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形式。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本文系四川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2013年度课题“群众路线内涵的历史沿革和实践样态比较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ztzx201305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丁卫平《90年历史回眸：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J]，长白学刊，2011（4）：5-8.
[3]《毛泽东选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4]曲士培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高等教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5]李公朴 《华北敌后——晋察冀》[M]，上海：三联书店，1979。
[6]申绥改 《论抗日民主根据地高等教育的特点和地位》[D]，华东师范大学
[7]成仿吾 《战火中的大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8]陈至立：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我国教育[EB/OL]，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90/200408/3161.html
[9]《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G]，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
关键词：群众路线;大学治理;高等教育改革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形容为一段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中国社会走向复兴和繁荣的历史亦可以形容为一段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群众路线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制胜法宝，亦贯彻于中国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复兴和开拓之中，指引和启发了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应对和解决各时期富有挑战性的重要课题。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亦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群众路线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解读群众路线在中国大学发展历史之中的表现和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五四及建党初期：大学精神与群众路线的交融
近代以来第一次由工人、学生以及其他群众参加的反对军阀卖国与帝国主义压迫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爆发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也就是五四运动上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五四运动就是思想与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正式成立，在中共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即提出“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这可谓我党群众路线的最初雏形，一年以后，中共二大进一步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更进一步予以阐述。当时，群众运动达到了高潮，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是从来没有过新的局面。已经在开始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广泛的中国共产党深深意识到，“中国革命运动的未来命运，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将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彼时的中国大学，尤以北京大学为代表，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桥头与驿站，与此同时也是是孕育以及催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力量，对群众路线基本思想的构建出世大有助益，后者亦于历史长河之中反作用于大学之政策，二者之功，互为交融，影响深远。
一方面，五四运动之后，广大高等学府进步师生亦在随后的诸如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之中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规模浩大，势不可辱;另一方面，北京大学更有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提倡学术与思想之自由，主张“兼容并包”，广揽人才，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使得北大学术讨论、思想争辩之风盛行，革新空气浓厚——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危险人物”亦得以在大学的舞台上成长起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初期的领军人物。1920年，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一方面以研究马克思著述为目的，一方面持着“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的群众观，意识到开展劳工运动的重要性，他们创办刊物《工人周刊》、《劳动者》等，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向京汉铁路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主张，身体力行，与群众在斗争中同呼吸，共命运。
（二）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群众路线指引根据地大学突破重重困难
革命失败，经土地改革战争、抗战等最艰难的历练，在实践中，党对群众路线的总结和运用逐渐成熟。1928-1929期间，李立三，周恩来在话语中经常使用群众这个词，点明群众路线观点。一九三四年，毛泽东总结过往经验，点明了群众路线思想。将群众的建议收集集中，然后又退回群众里去宣传，成为群众的意见，让群众坚持不懈，看见行动力，并且在群众活动中证实意见到底正不正确。这样无限来回循环，每一次都会比上一次更加正确，生动，丰富。
从那时开始，中共党的群众路线就有了清晰明了的表达——从群众开始，反应到群众中去，也让党的群众路线开始变成成熟的理论形式，这样的理论基础的成熟化，充分的反应在当代的大学发展和高等化教育的策略里。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办学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物质条件简陋、二是没有大学教授、三是专业设置无法与现代大学相比。然而各根据地认真执行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和政策，依靠群众，群力群策，在艰难困苦中兴办大学，为党和国家培育了大量的人才。
物质条件的艰苦——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以及侵华日军对根据地的疯狂扫荡，未能消磨根据地人民民主建国的理想和共产主义的信仰，用抗日文化和民族精神凝聚起人民群众、有志青年结成了强大的革命队伍和文化力量，在艰难困苦中自强不息：学员们虽然生活艰困，但是享受着集体的温暖和革命的欢乐，入学之后更是边学习边从事各项实习作业，挖窑洞、修道路、盖房子到参加大生产运动，为根据地的保卫和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教师们则甘冒严冬酷暑，常常露天上课，参加行军宿营，但以苦为乐，工作积极，教育学生的同时也进行自我教育，不断增强自己的业务能力;
在解决各根据地高校师资建设的问题上，群众路线的思维路径和工作方式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办学之初，专任教师人数极少，以抗大为例开始时只有专任教师3人，职员14人，陕北公学的情况也是如此。介于这样的情况，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经常来校讲课或作报告，党政军中负有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和一些早年参加革命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也尽可能地承担起各种教学任务。一些边远根据地的情况更加困难的，依然坚持办学，“院长、主任甚至教员并不是什么出名的教育家或者是知名教授。而是从工作中调来的优秀干部。有的做过抗日县长或者科长以及区长，也有民众工作者、子弟兵团的干部”他们能者为师，用个人的实践经验，竭尽所能地培养出一批批时局迫切需要的人才，受到群众的赞扬。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多的高校老师都是从他们的培训的教师学院和年轻的知识分子产生。最具代表性的教师政策高级研讨会，从普通学生，通过考试录取文化理论水平较高的学生方可参加，学习的课程多，内容深化。时间长，（比如田取笑，徐威力、胡锦涛花，等等），应当专门培养未来教师标准;另一种方法是组织实验室，新老，学习教学，培训工作。外国学者在边境地区工作在他的回忆录中，“评论说：“在敌后解放区，中国拥有一批国内一流的知名学者、教授，在艰难的条件下做大学，一起战斗的人，这也是历史的奇迹。”
在专业设置上，智慧的边区教育者和群众，将大学教育置于战争的宏大背景下，予教育以特殊的革命使命，致力于造就一批“充满斗争、具有政治远见以及牺牲精神，胸怀坦白的、积极的、忠诚的、不谋私立、正直的，唯一为着民族与社会解放的”革命先锋队。特殊的战争环境和战争的紧迫需要，难以开展四年制或三年制的正规学制，于是实行新制度、新课程;本着各校的教育目的不同，课程设置并不强求一律，各校还可根据任务的需要以及形势的发展，对所设课程进行适当的增减，课程设置以抗战建国为中心，注重理论性和实用性的结合;教学方法灵活，要求更适合于“理论与实际联系”、“学用一致”的原则。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地各高等学校，在治校、治学的过程中正确地运用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学员与教程的积极性也大大的提升了，养成了民主的好习惯。抗日战争时期，虽然绝大部分高校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建的，但是在政治思想方面，绝不搞专制，对于一切革命政党的意见，学校都非常诚恳地聆听和商榷，学习方法、教育计划、直到日常生活、课外活动都是经过民主讨论来执行。例如延安大学吴玉章校长就经常聆听教师的意见作为改进教育教学的参考，鼓励他们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广泛讨论，相互促进。在这种民主自由的空气下，根据地大学内新型的民主平等逐渐成型。
（三）改革开放时期：群众路线推动大学的复兴与重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党内部的拨乱反正，群众路线也开始重新步入正轨。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详细指出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编写进党的群众路线的表述，这对于群众路线理论是一个重要发展。这一阶段邓小平经常提到：党的各种工作和政策，必须全面贯穿要以人民是否赞同，是否拥护、是否同意、是否高兴等作为处理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还必须把“是否有益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做判断改革与各方面工作内容和要求作为是非得失的三个要求之一。
将此延伸到教育领域，邓小平很重视大学的发展，他谈论到不仅仅是要以北大为策源地发起的五四运动诞生中国共产党，并且1978年发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事，其发源地也是在大学这样一个机构。通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精神和求实客观，坚持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实际和要求出发，详尽探讨证明我党在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知识、人才等问题的公正立场和正确处理方法，而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和有效观点，推进我们党有关知识分子存在问题一些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落实，在全党内及全社会共同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与决策。也是自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的大学才终于回归到正轨再次焕发出生命力。
至1978年开始，各个高校陆陆续续撤掉革命委员会组织，并且教育部也重新修订并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之后简称‘高教六十条’），也是初次明确的规定高校需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种体制，内部管理混乱局面的克服，对于高教战线的拨乱反正，起到了决定性的积极作用。
同时在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高校战线平反冤假错案，主张并支持逐步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为了调动和有效提高教师专研业务和工作的积极性，在1978年国务院转批予以实行的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的请示报告》中，各高等教育学院根据“保证质量、坚持标准，择优提升，全面考核”的基本原则，进行分批分期地确定以及提升教师的评职称相关的工作，教师的社会所处地位和经济上的待遇得到非常普遍的完善与提高。介时，整个社会掀起了浓浓的“尊师重教”气氛，各高等学府的教育工作者积极投身于教学与科研的激情以及积极性也都重新点燃了。
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恢复高等教育院校的招生考试制度，转正了人才培养轨道的工作。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于教育部在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上讨论异常的激烈，各位代表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意见始终不统一，基于高考的招生制度改革举措一度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会议期间参会的《人民日报》记者也及时的向教育部负责人如时反映了各级参会人员的意见与看法，并邀请六位省部级科教负责人召开座来谈讨此事，之后也将座谈会的议论内容撰写成为《内部参考》送交党中央。当邓小平同志看到这份《内部参考》后也快速的作出了批示，并于9月19日邀约相见国家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员，期间进行了严肃的谈话。第二次招生工作座谈会最后终于打破了思想的束缚，决定恢复高等院校统招考试制度。1977年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规定文件，就以此宣布将即时恢复高等学府的统招考试制度。在1977年冬季，全国各地区大约有570万学子报名参加了恢复的高考考试，最后全国共录取了27.3万新生。第二年夏季的高考，也有610万人报名考试，并录取了40.2万人。
（四）二十一世纪：群众路线引领大学深化改革，走向法治
二十一世纪初，党的群众路线逐渐发展，江泽民指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落实“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基本利益”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时，胡惊涛着重指出：“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将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巩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也是目前共产党人对群众路线的发展和延续。 在2013年，习近平也在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特别提到，“我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热爱关心青年、积极督促青年，为青年驰骋思想打开更广阔的天空，为青年实施创新搭建更宽大的舞台，为青年建立人生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青年愿望、扶持青年发展、帮助青年创业，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当青年工作的热心人。”
反映在大学治理政策上，是以98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为基础，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等教育法》响应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呼吁，直接面对新世纪中国教育的各种突出问题，我国高等学校的法人以法律的形式定义了其地位，建立了高等学校的领导体系，规定了内部结构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1999年颁发了《关于当前深化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规定：“高校需依法和依实际情况进行内部管理，政府部门不能对于学校办学自主范围内的事务进行干涉，是高校真正拥有办学、用人和分配等方面的管理权。”教育部在04年2月份又颁布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并在当中提出：“深化学校内部管理的体制改革，完善了学校的法人制度。高等学校需要坚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推进依法办学、民主治校、科学决策，健全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和民主监督机制。”
具体有以下四点：
1、，完善了各个高校领导体制，我国公立大学内部领导的体制经过了几次变化，最后是由《高等教育法》规定为“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度”，党委必须按照党章和相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大部分工作，而校长则单独负责行使职权，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优化，校长的职权在规定学校有重大事项需要党委集体讨论的同时也明确下来了，将个人全面负责以及集体负责两者之间结合起来;
2、大学法人制度的实行不仅明确了大学拥有独立法人的资格，从而确保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人员调配均可由自己进行设置，而且大学自身在改革。发展以及重大事项的管理权也都可自主决定。大学法人治理的实行，也让大学自身的管理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也让大学的自主管理权得到了保障;
3、 为了学术委员会计划经济时代的建立，政府不仅包揽了大学的重要学术事务还将其管理范围深入到大学的行政管理之中， 这也使教师学术上的必要权利丧失了，削弱了他们的积极性和自主性。《高等教育法》当中的第42条规定提到：“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务。”因此，学术委员会才真正发展成为中国大学的一项基本制度。高校学术组织的作用得以发挥，让大学学术领域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了，教师参与学术管理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为专家治校、教授治学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4、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 《高等教育法》第43条规定当中提到：“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直到1998年底，全国普通高校教代会建制率高达百分之白，教代会成为了高校实施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形式。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本文系四川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2013年度课题“群众路线内涵的历史沿革和实践样态比较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ztzx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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