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5年，何烨已在中国的缝纫机行业工作了整整20年。
　　对这个领域，人们更熟悉的是家用缝纫机。在中国缝制机械协会理事长何烨对《瞭望东方周刊》的解释中，“家用机简单，转速非常低。”
　　以一角支撑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工业缝纫机，不仅转速高，“一件衣服，除了缝纫与简单锁边外，其他诸如锁眼、钉扣等一整套程序都需要在工业缝纫机上完成流水线操作。”何烨说。
　　工业缝纫机被广泛应用于服装、皮革、鞋帽、箱包、汽车、室内装饰等行业和领域。而今全球85%的缝制机械都在中国生产，“它们满足全球市场，并支撑着我国服装、皮革等大宗出口创汇行业的发展。”但何烨认为，缝纫机“不是一个简单的家用产品，而是一个先进的装备制造业概念”。
　　只是在“新常态”之下，中国缝制机械行业已经不可能再依靠市场自然增长实现发展。于是有了一份叫做《中国缝制机械行业强国发展战略》的文件。
　　缝纫机，不是中国唯一想解决“强大”问题的行业。

　　第一缝纫机大国生产不了的螺丝钉
　　20世纪初，中国最早的缝纫机修理店在上海出现。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并不具备自主生产缝制机械的能力。直到1949年，这个市场仍然被国外品牌垄断。
　　但在隔海相望的日本，二战后迅速建立起缝纫机产业的技术、零件配套体系，并以低于欧美国家一半或三分之一的价格，令欧美缝制机械企业纷纷开始调整、转产，甚至关闭，日本成为世界缝纫机霸主。
　　直至1975年前后，中国国内才开始少量生产工业缝纫机。
　　1977年，如今的飞跃集团董事长、浙江台州人邱继宝刚上了3天高中，就因“交不起学费”辍学。
　　邱继宝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回忆，恰逢改革开放启幕，补鞋为生的他觉得补鞋机与缝纫机有很多共通点，于是向农村信用社贷款300元，借姐姐家的猪圈办起了家庭作坊，“起早摸黑”生产缝纫机零件。
　　其实到1982年，随着来料加工模式的快速扩展，中国缝纫机年产量达到1286万台，成为世界家用缝纫机生产第一大国，以至于很多军工企业都争相上马缝纫机项目。何烨说“创造财富的内生动力，促进了中国缝纫机工业的发展”。
　　同时，中国家庭选择成衣的比率越来越高，家用缝纫机衰落了。
　　在台州，邱继宝通过“带领四五个工人经过上百次零件的拆卸、装配”，掌握了缝纫机构造和零件的组装及制造程序。但他回忆，那时高档产品市场被外企占领了。一度，上海缝纫机研究所的专家说：“飞跃的设备是死人里面挑活人。”
　　为了打市场，1989年广交会上，因为企业弱小而被拒之门外的邱继宝爬墙进去，结果被保安抓住罚站半小时，“罚了50元”。
　　不甘心的他跑到深圳罗湖口岸，“花500元托一位老太太买到了一本香港黄页电话号码簿”，给全香港所有经营缝纫机的店铺逐个邮寄产品样本、照片，还向省外办借了一名外语翻译去拉美推销产品——两万美元销售额成为他的第一桶金。
　　虽然缝纫机被列进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重点出口机电产品目录，但随着外企大举进军中国，刚刚起步的中国本土产业面临极大压力，行业短板也迅速凸显。何烨说，某种高速机上的某型螺丝钉“就是因为基础工业不行”，只能进口。
　　生不如死的恶性循环
　　1999年，中国终于结束了缝纫机自日本“入超”的情况。邱继宝记得，那一年，飞跃多功能家用缝纫机首批出口日本4.7万台。
　　彼时，行业主角也从国营企业转为像飞跃集团一样的民营企业。哪怕是关键零部件，中国企业也开始与国际著名厂商合作生产。
　　1988年度全国缝制设备展样订货会参展企业仅70家，2004年已经更名为“中国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的“订货会”迎来近千家厂商参展，“这事实上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缝制机械生产国家和最重要的市场。”何烨评价。
　　与此同时，仅在飞跃集团所在的浙江台州就有超过百家缝纫机企业，如今经过几轮淘汰仍有2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
　　2006年开始，沿海地区服装产业开始向内地转移。两年后的金融危机中，以出口为主的飞跃集团，资金链严重紧张。
　　邱继宝变卖了自己的艺术品筹资。最困难时，他每天晚上拼命抽烟，“那段时间，我感觉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真是生不如死，体重从140斤瘦到100斤”。
　　之后的数年，邱继宝看到，大环境虽然在努力求稳、求变，行业也不断强调“转型”，但轻工行业原料贵、人工贵、融资难的问题短时间恐难解决。
　　更何况，很多服装产业已经转移到中国周边。
　　7年来“持续在转型”，并开展多样化经营“多条腿走路”的飞跃集团，面临的是工人待遇的不断调升。这背后的冷酷事实是，曾备受依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
　　缝纫机所支持的服装、制鞋、玩具等行业纷纷步入同一个泥潭。
　　改变并不容易，缝制机械行业很难享受各类官方政策支持。人才也是个问题，高校少见缝制机械专业配置，新入行的毕业生不得不从头了解“什么是缝纫机”。
　　干了一辈子缝纫机的邱继宝觉得，长期以来技术含量小的产品价格低，企业没有效益，“无心创新”的恶性循环也在持续。 　　缝纫机如何强国
　　金融泡沫破碎后，美、德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工业升级计划。中国的应对是《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其中提出，2020年中国要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作为庞大工业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中国缝纫机行业也觉得，是时候变化了。
　　在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副理事长林建龙对《瞭望东方周刊》的回忆中，这个想法被他们的上级单位——国资委管理的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所支持。
　　开始是在2014年4月，一些行业骨干人员被召集座谈，专业的科技顾问们则集中在上海研讨技术领域问题。总人数近40人的5个专家组从本国、他国缝制机械行业发展状况，到行业强国路径，乃至企业现状都摸了底。
　　有企业抱怨，在国外参展时多是单打独斗，还有人批评售后服务，专家组则特别注重“质量和品牌”，“我们的产品为什么用几年就不行了？”
　　林健龙还记得，靠仿制起家的中国缝制机械行业长期以来对德国缝纫机“XY的驱动方式及驱动结构”“直接拿过来模仿”，结果经常发生专利纠纷。
　　虽然这样的纠纷在逐年减少，但林建龙还是在很多中国大型服装加工企业发现：“哎哟，它那个设备大部分是日本品牌‘兄弟’的。”
　　何烨和林建龙们每天追着企业喊：创新！创新！
　　人们把国外产品与国内产品进行对比研究攻关，发现诸如基于“机器人”技术的缝制机械，国内就没有应用。而在精密缝制领域，国内的一些产品“精度”还需要提升。
　　什么是“缝制机械制造强国”？
　　一定数量世界知名的企业、具备高的创新能力及竞争力、掌握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效率提升与质量安全兼具、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它首先要解决基础的问题：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制造工业基础和技术基础——这在中国历史性的工业升级中，拥有一个特定术语“四基”。
　　在这个相当于缝制机械行业的“5年计划”中，其指标被细化到“国产品牌在一线服装厂的占有率应该是多少？国际前10位行业企业中有几家中国企业？”
　　到2020年，中国缝制机械行业将拥有3个以上的国家级企业中心，要形成3～5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对于当前中国企业的一些品牌，林建龙反问说：“它是不是就有国际影响力？”
　　何烨也觉得，至少在“品牌、商誉、企业公民形象”等关键词构成的软实力上，中国企业还要努力。
　　但机会仍很多。在环保、新能源以及高端制造领域，中国缝纫机还有不小的空间，也可以弱化产业转移为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
　　邱继宝说，他的企业如今“只做高端”。这让何烨等人看到希望——如果全行业都动起来，“真正成为全球化布局行业”的梦想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