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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某个夜晚，正和家人在乡间度周末的我，步出小木屋，站在门廊上，仰望夜空。当晚的天空就像卡兹奇山的寻常夏夜般清朗，熟悉的北极星、小熊星座以及苍穹中央的银河看来格外明亮。此情此景就像华兹华斯在作品《不朽颂》中所描述的，整座大地仿佛“披着天堂之光”。阳台前，几百只萤火虫的亮光在不远处忽明忽灭。倚着栏杆，我可以听见小屋内传来出奇平和的呼吸声，它们来自我的太太和两个孩子。我搜寻夜空，希望能看到流星。我心里甚至已经备妥要许的愿望了。
虽然那晚一直没有看见流星，但是我想，在此透露我的心愿，应该没有违背流星许愿的规则，况且这个心愿再容易猜测不过了。我祈求全家人都能活得丰富、健康而且长寿，尤其是我的孩子。我知道，许这个愿是出于亘古以来人类对老天爷的欲求，是一股历久不衰的强烈生物本能：保护自身的血脉。事实上，这种欲望是这么的古老，不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已经成为人类天性的一部分。至少对于地球上唯一能意识到生命大限的物种来说，是如此。
另外，身为老化科学的业余学生，我也知道，我那份达尔文演化保障已经快要用完了。用比较精确的演化名词来说，就人类这个物种而言，我已经老了，不再具有生物上的效能；而且我也将无法再享用太久的遗传保护伞，那是世世代代的天择为我们保留在基因中的。没错，我终将死亡。屋中沉睡的那两个小天使，便是我身后的代理人。演化只保护我(及我的妻子)成长到能够生儿育女，但是等我们达到某个年岁，演化对我们就开始展露生物学上的(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致命的)冷漠。
从草履虫到灵长类，从池塘表层的单细胞浮游生物到桂冠诗人，一旦寿命超过生育年龄，天择就不再投以关爱的眼神。就这个角度来看，演化好比一艘奇怪的船：它在恶水中乘风破浪，保护各物种的香火持续传递；但在同时，却又沿途将各物种的个体一一抛出船外。
我在这个盛夏夜晚所许的愿，去掉外表上互相冲突的谦虚与伪善，显现出骨子里赤裸裸的自我中心。因为，我当时真正祈求的是：让我们全部都活得长命，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我就是没法说出“死亡”那个字眼，即使是自言自语。仰望星光闪烁的黑暗夜空，对着冷漠的神祗。我一心一意地重复祈求着那个古老的愿望。
同样的，我也觉得我们这一代的所有人，也就是刚刚体会到生命大限将至的这一代人，已经准备提起集体诉讼，我们要抗议大自然帮我们设定好的定律。我们当中许多人可能都曾像我这样，在迈入中年之际，为父母、子女，当然还包括我们自己，热切地祈求同样的愿望。我这里所指的部分是美国的婴儿潮时代，单单在美国这个人数就超过7500万人。另外，我也将其他已开发国家中同样出生于二次大战后的人群囊括进来。不用说，这个年代的人认为自己的心愿就是与众不同；而且这个年代的人，也更坚信自己的心愿应该有求必应。
这一点看起来很肤浅。你几乎很难相信，婴儿潮一代对生命大限的关注程度会超出上一代的人，或是古代人。比起一万年前靠狩猎采食的原始人，他们能不能活命，全靠下一顿饭有没有着落，我们所体验到的情绪难道会更原始、狂野吗?比起古罗马时代，平均只能活到20岁或25岁的人，现代都市人的烦恼难道会超过他们吗?扪心自问，我们敢说，比起“最伟大的一代”(也就是二次大战期间，响应美国政府号召，慷慨从军，而窝在散兵坑、闪躲枪林弹雨的士兵)，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会比他们的更高贵吗?怎么想，我都很难说服自己。
不过，这些古老的心愿，此时此刻之所以显得如此不寻常，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心愿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伴随现在无法预料的后果，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得到响应。那天晚上，我搜寻许愿流星恐怕是找错地方了，因为真正能许我这些愿望的，恐怕不在天文学，而是在生物学——掌管我们长命百岁的大祭司，也就是分子生物学家，已经开始讨论生命的大限。他们所讨论的内容，是之前任何团体、任何一代或是任何社群，做梦都想不到的。
当然，它们不见得会实现。而本书的目的，也不在于想将这个被看好的热门科学，与整个人群的梦想，硬绑到一块。然而，最近这十年来，世界上最能干、最具野心，同时也最自大的科学家，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以医学上前所未见、完全不同的角度与方式，来处理老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问题”，却也够引人瞩目的了。
而这个时机，恰逢我们这个人数众多的婴儿潮一代开始处理父母的后事，以及开始揽镜拔白发。而会聚成这一潮流的，是一股不容小觑的社会集体欲望以及科学野心；是一股深沉的个人心理需求与恐惧，以及来自生物学者、商人和超级乐观者，对大众所开出的大言不惭的承诺；是终将衰败的人体，加上培养皿里具有再生能力的培养细胞；是现阶段文明所能操控的最高段基础知识，加上人性中亘古长存的贪婪与自私的污点。
站在这个交叉点，就某个角度来看，再没有比局部、甚至全面废除生命大限，更事关重大的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可能会亲眼见识到后现代版的青春之泉神话。它的前景、它的自大、它的失败，都足以让16世纪西班牙探险家庞塞·德·莱昂寻找青春之泉的事迹，像是小剧场的蹩脚戏。
医学，尤其是20世纪的医学，不断在帮我们延长生命(又或者，你也可以说是预防死亡)。结果使得已开发国家的大多数人，寿命都超过有史以来的人类寿命。这是因为我们非常成功地尽量降低各种令人早逝的因素，像是疾病、意外事件、卫生不良以及外伤等，更不用提遭野兽吞噬、饿死或是风餐露宿的风险。结果，我们的命变得这么长，长到老化最近已晋级为医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学科了。
就某方面来说，我们人类是一直等到寿命超越生育年龄(这个年限才是演化真正有意要保护的)之后，才晓得老化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生物现象。现在，我们知道老化是自成一格的退化现象，才开始想了解它。我们自然也很想试试看，能否动手将这个过程修补一番。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而这也是本人打算在此忠实记录下来的：描述某些已经对老化展开划时代医学进攻的人，以及他们所做的科学研究。未能免俗的，我的描述也会带到文化省思层面：探讨如果真的撤销大自然的寿命限制，对于个人及社会究竟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在大部分的历史记载中，人类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20岁(不过这个数据有点偏低，因为古代婴儿及孩童的意外死亡率非常高)。100余年前，1900年左右出生的美国人，平均只能活到49岁左右。当然，其中有些人寿命比较长，但英年早逝的人相当多。文明，借由无菌医学、卫生设备和公共卫生、疫苗，以及其他医疗方法的形式，大大地拉长了我们期盼 逗留在地球上的时限。事实上，研究老化的著名科学家黑弗利克甚至这样形容：“老化是文明的人工产物。”
我们会活得更好、更长命吗?
2000年12月，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我驾着租来的汽车，从旧金山往北走，进行一趟与工作有关的朝圣之旅。我要去访谈黑弗利克，他在生物学界很有名，应该说是大大有名；然而出了生物学圈子，却鲜为人知。
1961年，黑弗利克因为一项研究突破而在学术界暴红，他发现实验室里培养的正常人类细胞所拥有的寿命有限。也就是说，这些细胞能够分裂的次数已经内定了，这个数值现在称为“黑弗利克极限”。超过这个极限之后，细胞就会停止复制，开始衰老。细胞的衰老过程最早先是生物功能的困乏，然后衰败，最后导致细胞死亡。黑弗利克的发现，将诸多吸引人的科学议题，像是老化、生命周期、细胞生物学以及长生不老，都集中到了一块。而且，这也使得老化的生物学，也就是关于生与死的生物学，被直接放置到生物学家的显微镜底下。
黑弗利克事先给我极为详尽的路况指示。当我顺着101号公路往北走，朝着太平洋的方向开去时，一路上触目皆是关于老化及终将一死的征兆，即使是透过车窗来看。快要到葛维尔市时，几株鹤立鸡群的高大红杉，紧挨在柏油路边。这些长命的大家伙，有些已经盘踞在这片土地上好几百年之久。它们本身就像是一堂活生生的课程，向世人展现复杂、矛盾与长寿。俄罗斯河的一片狭长陆地上，我看到几只奇怪的鸟，这些肩膀高耸、怒目而视的“阴间守门人”，在电线上候着。它们的耐性仿佛在昭告世人：它们不必等太久。
就算你并没有真正在寻找这类征兆，有关生与死的象征，还是随处可见、无日不在，融入我们忙碌的日常生活，温和但坚定地一再提醒我们。
而这，也是我那趟朝圣之旅的原因之一。那年我刚满49岁，即将逼近人生旅途的一个关键点。我那七十几岁的父母都还健在，而且健康情况良好。我有一个刚满5岁的女儿，还有一个快要3岁的儿子。一般情况下，这些琐碎小事通常都与科学叙事无关；但在这里，却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主题的背景之一。尤其是我们的子女，这门新兴学科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就算不是一味地只关心自己，我们还是很难不以个人的角度去思考这门科学。
接下来的那几天以及往后的数个月里，在与黑弗利克以及其他几位科学家谈话之后，我听到的一些细节，虽然只能算是梗概，却已经令人着迷。这门医学的未来，野心如此之高，可能引发的冲击如此之大，即便最后只能实践十分之一，都将彻底改变我们对生命的看法，以及人之为人的定义。
有人谈到，如果把基因操控得当，可能会大大延长我们的寿命。有人谈到，干细胞疗法这门刚刚窜红的新科技，可望置换老化、失能、生病的器官或是身体的其他部位。我甚至还碰到几名人士，已经拿他们的细胞去复制了，看看能不能创造出寿命较短、以实用为目的的胚胎，以便培养、采收干细胞或是与自体免疫兼容的细胞及器官。此外，几乎每家已成立或是筹备之中的生物科技公司，全都梦想着把能够延长寿命或是让人体组织及细胞再生的科技推向商业化。
事实上，“再生医学”已经成为现代最吸引人的字眼。这个学科不仅有专属的研讨会、专属的研究赞助经费和赞助基金会、自定的宏大目标，甚至还拥有一群专属的生物伦理学家和记者成天绕着打转，想弄清楚这个学科究竟在搞什么名堂。而且这一切都来得很快：在我开车前往黑弗利克家的途中，收音机正在播报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佛罗里达州计票未决的热门新闻。当时我想，在选举结果悬而未决的那几周里，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猜到，未来新上任的总统在诸多议题当中，竟然会选择胚胎干细胞研究作为第一次全国电视演说的主题。
当我四处访谈，听他们叙述这些事情时，我听到脑袋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发问：这些东西对我有什么影响?它们对我的人生有何影响?我会活得更长命，或是活得更好吗?还有我的父母，他们的年龄都已达到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然而可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健康一定会出现某些问题，而这类研究对于他们会有何影响?当然最重要的是，它们对我的子女，以及所有的儿童又有什么意义?等他们到了中年，是否真的有办法得到完全不同的一系列疗法，像是细胞疗法、换一个全新的器官或是注入能使细胞不死的酵素?对我及我的子女来说，寿命到底要延长多少我们才会觉得满足?此外，如果老年人比例严重偏高，对整个社会来说，又意味了什么?
要确切回答这些问题，目前时机还嫌早，但是现在开始发问，却正是时候。而且，正如我很快就发现，对于眼前这片远景，世人有许多强烈且互相冲突的意见。让我们就从起头的这一位开始谈起吧。
虽然那晚一直没有看见流星，但是我想，在此透露我的心愿，应该没有违背流星许愿的规则，况且这个心愿再容易猜测不过了。我祈求全家人都能活得丰富、健康而且长寿，尤其是我的孩子。我知道，许这个愿是出于亘古以来人类对老天爷的欲求，是一股历久不衰的强烈生物本能：保护自身的血脉。事实上，这种欲望是这么的古老，不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已经成为人类天性的一部分。至少对于地球上唯一能意识到生命大限的物种来说，是如此。
另外，身为老化科学的业余学生，我也知道，我那份达尔文演化保障已经快要用完了。用比较精确的演化名词来说，就人类这个物种而言，我已经老了，不再具有生物上的效能；而且我也将无法再享用太久的遗传保护伞，那是世世代代的天择为我们保留在基因中的。没错，我终将死亡。屋中沉睡的那两个小天使，便是我身后的代理人。演化只保护我(及我的妻子)成长到能够生儿育女，但是等我们达到某个年岁，演化对我们就开始展露生物学上的(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致命的)冷漠。
从草履虫到灵长类，从池塘表层的单细胞浮游生物到桂冠诗人，一旦寿命超过生育年龄，天择就不再投以关爱的眼神。就这个角度来看，演化好比一艘奇怪的船：它在恶水中乘风破浪，保护各物种的香火持续传递；但在同时，却又沿途将各物种的个体一一抛出船外。
我在这个盛夏夜晚所许的愿，去掉外表上互相冲突的谦虚与伪善，显现出骨子里赤裸裸的自我中心。因为，我当时真正祈求的是：让我们全部都活得长命，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我就是没法说出“死亡”那个字眼，即使是自言自语。仰望星光闪烁的黑暗夜空，对着冷漠的神祗。我一心一意地重复祈求着那个古老的愿望。
同样的，我也觉得我们这一代的所有人，也就是刚刚体会到生命大限将至的这一代人，已经准备提起集体诉讼，我们要抗议大自然帮我们设定好的定律。我们当中许多人可能都曾像我这样，在迈入中年之际，为父母、子女，当然还包括我们自己，热切地祈求同样的愿望。我这里所指的部分是美国的婴儿潮时代，单单在美国这个人数就超过7500万人。另外，我也将其他已开发国家中同样出生于二次大战后的人群囊括进来。不用说，这个年代的人认为自己的心愿就是与众不同；而且这个年代的人，也更坚信自己的心愿应该有求必应。
这一点看起来很肤浅。你几乎很难相信，婴儿潮一代对生命大限的关注程度会超出上一代的人，或是古代人。比起一万年前靠狩猎采食的原始人，他们能不能活命，全靠下一顿饭有没有着落，我们所体验到的情绪难道会更原始、狂野吗?比起古罗马时代，平均只能活到20岁或25岁的人，现代都市人的烦恼难道会超过他们吗?扪心自问，我们敢说，比起“最伟大的一代”(也就是二次大战期间，响应美国政府号召，慷慨从军，而窝在散兵坑、闪躲枪林弹雨的士兵)，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会比他们的更高贵吗?怎么想，我都很难说服自己。
不过，这些古老的心愿，此时此刻之所以显得如此不寻常，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心愿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伴随现在无法预料的后果，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得到响应。那天晚上，我搜寻许愿流星恐怕是找错地方了，因为真正能许我这些愿望的，恐怕不在天文学，而是在生物学——掌管我们长命百岁的大祭司，也就是分子生物学家，已经开始讨论生命的大限。他们所讨论的内容，是之前任何团体、任何一代或是任何社群，做梦都想不到的。
当然，它们不见得会实现。而本书的目的，也不在于想将这个被看好的热门科学，与整个人群的梦想，硬绑到一块。然而，最近这十年来，世界上最能干、最具野心，同时也最自大的科学家，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以医学上前所未见、完全不同的角度与方式，来处理老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问题”，却也够引人瞩目的了。
而这个时机，恰逢我们这个人数众多的婴儿潮一代开始处理父母的后事，以及开始揽镜拔白发。而会聚成这一潮流的，是一股不容小觑的社会集体欲望以及科学野心；是一股深沉的个人心理需求与恐惧，以及来自生物学者、商人和超级乐观者，对大众所开出的大言不惭的承诺；是终将衰败的人体，加上培养皿里具有再生能力的培养细胞；是现阶段文明所能操控的最高段基础知识，加上人性中亘古长存的贪婪与自私的污点。
站在这个交叉点，就某个角度来看，再没有比局部、甚至全面废除生命大限，更事关重大的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可能会亲眼见识到后现代版的青春之泉神话。它的前景、它的自大、它的失败，都足以让16世纪西班牙探险家庞塞·德·莱昂寻找青春之泉的事迹，像是小剧场的蹩脚戏。
医学，尤其是20世纪的医学，不断在帮我们延长生命(又或者，你也可以说是预防死亡)。结果使得已开发国家的大多数人，寿命都超过有史以来的人类寿命。这是因为我们非常成功地尽量降低各种令人早逝的因素，像是疾病、意外事件、卫生不良以及外伤等，更不用提遭野兽吞噬、饿死或是风餐露宿的风险。结果，我们的命变得这么长，长到老化最近已晋级为医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学科了。
就某方面来说，我们人类是一直等到寿命超越生育年龄(这个年限才是演化真正有意要保护的)之后，才晓得老化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生物现象。现在，我们知道老化是自成一格的退化现象，才开始想了解它。我们自然也很想试试看，能否动手将这个过程修补一番。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而这也是本人打算在此忠实记录下来的：描述某些已经对老化展开划时代医学进攻的人，以及他们所做的科学研究。未能免俗的，我的描述也会带到文化省思层面：探讨如果真的撤销大自然的寿命限制，对于个人及社会究竟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在大部分的历史记载中，人类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20岁(不过这个数据有点偏低，因为古代婴儿及孩童的意外死亡率非常高)。100余年前，1900年左右出生的美国人，平均只能活到49岁左右。当然，其中有些人寿命比较长，但英年早逝的人相当多。文明，借由无菌医学、卫生设备和公共卫生、疫苗，以及其他医疗方法的形式，大大地拉长了我们期盼 逗留在地球上的时限。事实上，研究老化的著名科学家黑弗利克甚至这样形容：“老化是文明的人工产物。”
我们会活得更好、更长命吗?
2000年12月，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我驾着租来的汽车，从旧金山往北走，进行一趟与工作有关的朝圣之旅。我要去访谈黑弗利克，他在生物学界很有名，应该说是大大有名；然而出了生物学圈子，却鲜为人知。
1961年，黑弗利克因为一项研究突破而在学术界暴红，他发现实验室里培养的正常人类细胞所拥有的寿命有限。也就是说，这些细胞能够分裂的次数已经内定了，这个数值现在称为“黑弗利克极限”。超过这个极限之后，细胞就会停止复制，开始衰老。细胞的衰老过程最早先是生物功能的困乏，然后衰败，最后导致细胞死亡。黑弗利克的发现，将诸多吸引人的科学议题，像是老化、生命周期、细胞生物学以及长生不老，都集中到了一块。而且，这也使得老化的生物学，也就是关于生与死的生物学，被直接放置到生物学家的显微镜底下。
黑弗利克事先给我极为详尽的路况指示。当我顺着101号公路往北走，朝着太平洋的方向开去时，一路上触目皆是关于老化及终将一死的征兆，即使是透过车窗来看。快要到葛维尔市时，几株鹤立鸡群的高大红杉，紧挨在柏油路边。这些长命的大家伙，有些已经盘踞在这片土地上好几百年之久。它们本身就像是一堂活生生的课程，向世人展现复杂、矛盾与长寿。俄罗斯河的一片狭长陆地上，我看到几只奇怪的鸟，这些肩膀高耸、怒目而视的“阴间守门人”，在电线上候着。它们的耐性仿佛在昭告世人：它们不必等太久。
就算你并没有真正在寻找这类征兆，有关生与死的象征，还是随处可见、无日不在，融入我们忙碌的日常生活，温和但坚定地一再提醒我们。
而这，也是我那趟朝圣之旅的原因之一。那年我刚满49岁，即将逼近人生旅途的一个关键点。我那七十几岁的父母都还健在，而且健康情况良好。我有一个刚满5岁的女儿，还有一个快要3岁的儿子。一般情况下，这些琐碎小事通常都与科学叙事无关；但在这里，却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主题的背景之一。尤其是我们的子女，这门新兴学科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就算不是一味地只关心自己，我们还是很难不以个人的角度去思考这门科学。
接下来的那几天以及往后的数个月里，在与黑弗利克以及其他几位科学家谈话之后，我听到的一些细节，虽然只能算是梗概，却已经令人着迷。这门医学的未来，野心如此之高，可能引发的冲击如此之大，即便最后只能实践十分之一，都将彻底改变我们对生命的看法，以及人之为人的定义。
有人谈到，如果把基因操控得当，可能会大大延长我们的寿命。有人谈到，干细胞疗法这门刚刚窜红的新科技，可望置换老化、失能、生病的器官或是身体的其他部位。我甚至还碰到几名人士，已经拿他们的细胞去复制了，看看能不能创造出寿命较短、以实用为目的的胚胎，以便培养、采收干细胞或是与自体免疫兼容的细胞及器官。此外，几乎每家已成立或是筹备之中的生物科技公司，全都梦想着把能够延长寿命或是让人体组织及细胞再生的科技推向商业化。
事实上，“再生医学”已经成为现代最吸引人的字眼。这个学科不仅有专属的研讨会、专属的研究赞助经费和赞助基金会、自定的宏大目标，甚至还拥有一群专属的生物伦理学家和记者成天绕着打转，想弄清楚这个学科究竟在搞什么名堂。而且这一切都来得很快：在我开车前往黑弗利克家的途中，收音机正在播报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佛罗里达州计票未决的热门新闻。当时我想，在选举结果悬而未决的那几周里，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猜到，未来新上任的总统在诸多议题当中，竟然会选择胚胎干细胞研究作为第一次全国电视演说的主题。
当我四处访谈，听他们叙述这些事情时，我听到脑袋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发问：这些东西对我有什么影响?它们对我的人生有何影响?我会活得更长命，或是活得更好吗?还有我的父母，他们的年龄都已达到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然而可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健康一定会出现某些问题，而这类研究对于他们会有何影响?当然最重要的是，它们对我的子女，以及所有的儿童又有什么意义?等他们到了中年，是否真的有办法得到完全不同的一系列疗法，像是细胞疗法、换一个全新的器官或是注入能使细胞不死的酵素?对我及我的子女来说，寿命到底要延长多少我们才会觉得满足?此外，如果老年人比例严重偏高，对整个社会来说，又意味了什么?
要确切回答这些问题，目前时机还嫌早，但是现在开始发问，却正是时候。而且，正如我很快就发现，对于眼前这片远景，世人有许多强烈且互相冲突的意见。让我们就从起头的这一位开始谈起吧。